農民工暴力凸顯社會危機因素

農民工暴力凸顯社會危機因素

                               2005年9月11日

何必

王斌餘……數次討要工錢無果後，憤怒之下連殺4人，重傷1人（略）。

這則新聞一出，網上沸騰了，對王斌餘表示同情的同時，有的網民將王斌餘揮刀殺人的犯罪行為“浪漫化和悲壯化”，稱其為“英雄”。然而，實際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餘殺的並不是備受詬病的包工頭，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並幫助過他的工友及其無辜的親屬。悲劇讓人沉痛，更令人沉思，當其不能推諉於命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有著社會的製度的發生背景時尤其如此。（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報》）

不肖說，農民工是這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遭受著太多的不公，承載著大量本不該由他們承受的歧視、負擔、責任、艱辛與困境。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迎來了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勢如破竹，作為排頭兵，農民工就成為與城市接軌融合的焦點。

但無論如何，像王斌餘這樣殺人的行為，也是不可饒恕的。即使是在社會製度有著太多欠缺、製度漏洞比比皆是的情況下，在自己的目的達不到時就拔刀相向，用暴力手段來作為終極解決方式，在法製化倡導背景裏是必須要對此嗤之以鼻並予以最嚴厲的聲討的，畢竟，這是對生命的殘害，是對法律與人間最低行為底限的蔑視，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容許的殘忍行為。

說“最恨”的不是凶手而是包工頭，這種說辭很難讓人理解。麵對荼毒自己親人的殺人犯，卻能冷靜地將矛頭指向社會製度及其受益者，別說農民工，即使是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恐怕也做不到如此理智勝過感情。而王斌餘所謂農民工權利達不到保障的理由，當然也是再怎麽著也不能構成殺人的依據。

農民工討薪未果連殺4人，在網上獲得了廣泛的同情與聲源，顯示出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注目。雖然說，網上的民意往往以偏激極端一邊倒著稱，而且太多平素裏斯文的人一到了網上就凶相畢露汙言穢語，但畢竟還是表現出了對農民工這個特殊的群體的普遍支持。

事實上，不僅僅是網上，即使是在傳統媒體裏，凡是涉及到農民工的話題也都出現如此一邊倒的景象。前兩天，南方一個城市社區裏建了一個農民工子弟學校，引發了居民的不滿，有居住在社區裏的私營企業主甚至說出了感覺很沒麵子之類的話，結果引得媒體口誅筆伐，認為農民工子女也照樣有受教育權，他們的父母為城市建設做出了貢獻，應該享受平等的待遇，不能夠按照身份與地位將人、特別是尚處於身心發育階段的孩子分作三六九等。一時間，這種評論被到處轉載，形成了話語優勢乃至霸權，如同現在誰都不敢提與日本交好或者對日本稍加讚頌的話，否則就會立即被浩蕩民意所散發出來的口水湮沒一樣，對於農民工，也是媒體乃至輿論千篇一律的區域，特別是新一屆政府親政以來，以熊德明向溫家寶討薪並得到重視開始，社會輿論不約而同都把農民工當作可歌可泣的倒黴蛋來吹捧。

而筆者聽到如此的評論，卻很是不以為然。如今那些香車寶馬燈紅酒綠的新聞人，在酒足飯飽之後儼然以弱勢群體代言人的形象出現在自己把持話語權的媒體上，雲山霧罩著什麽平等博愛之類的說辭，可實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最簡單的問題就是，還別說遭遇農民工的暴力，即使把那農民工子弟學校開到這些新聞人的小區裏，看看他們會是什麽反應？葉公好龍罷了。

所謂弱勢群體，隻不過是個相對的概念，是有具體的時空限製的。拿北京來說，乘坐公交車（尤其是月票有效的那種）的人群應該是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了，而這些乘客中再區分弱勢群體的話，則是那些老年人、婦女和兒童。相形之下，年輕力壯的農民工就是十足的強者了。但隨便到哪輛公交車上去看看，現在還能有先下後上的約定俗成？哪次不是我們可愛的要上車的農民工兄弟一窩蜂地勇往直前把下車的乘客擠回到車廂裏麵去？再看看，一旦有坐著的乘客起立準備下車，農民工誰會禮貌讓給老弱病殘？一個個一往無前。這種狀況，對於天天坐公交車出行的筆者來說是太熟悉不過的事情了，經常能看到兩個農民工為了搶一個坐位比試著誰更迅雷不及掩耳，而就在本周筆者就看到兩個人同時擠到一個坐位上誰也不肯相讓，旁邊的同伴惡語頻頻，鬧得筆者趕緊往後退以免動起手來不管不顧傷及自身；而如果剛剛看到這一幕的人，沒準以為那是同性戀在大庭廣眾之下親密無間呢。就在前兩天，媒體報道農民工在車上為了爭搶坐位動手而把眼睛打瞎了的事。這時，誰是弱勢群體？誰更應該得到關懷與嗬護？

應該看到，隨著農民工大量湧向城市，出現的社會問題愈演愈烈。每年動輒上億的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建國後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綿延不絕浩浩10載，城市治安狀況日益惡劣，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經驗數據稱，當城市人口中外來人口超過20％時，外來文化就會對本地文化形成衝擊，使得本地文化帶有外來色彩。如此以來，目前北京市農民工數量400多萬，那麽按照此理，北京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帶有農民工色彩。想想也是，公交車先上後下，街道上垃圾遍地，城鄉接合部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成為北京人的禁區，這也都是為媒體噤若寒蟬的領域。

現實情況是，農民工進入城市，最多隻是強調對其進行技能培訓，使得其在城市能夠就業，而對其綜合素質的評定與培訓卻是太大的空白。隻要想進城，抗起背包拖上子女走就是了，比那些大學生去留要便捷得多（盡管大學生綜合素質評定與培訓也不怎麽樣）。但農民工素質方麵的欠缺已經成為日漸突出而且可能引發更大社會矛盾的問題。從王斌餘殺人案來看，媒體導向上似乎有著包工頭為非作歹死有餘辜的言外之意，這顯然是有悖社會正義與法製進程的；而這種暴力到極致的惡性事件能夠引起如此廣泛的民意支持，也算是法製化的光輝；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這種導向、民意以及農民工素質所引發社會問題的廣泛深入，社會整體將會爆發更加激烈的矛盾與衝突，那時，人們很可能就不會如此隔岸觀火高談闊論，也許會很痛切思忖，在國民素質全麵低劣的情況下，農民工到底是社會動蕩的導火索，還是推波助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