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I與GDP之差

GNI與GDP之差

                                          2005年1月31日

何必

外資帶來了經濟繁榮，但是中國的GNI（國民總收入）並沒有取得與GDP同樣快速發展……（略。）

同日《北京青年報》更是指名道姓地援引發布該報告的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誌樂的日前表示，中國有可能出現“增產而不增收”、“繁榮而不富裕”的後果。

在改革開放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國民”概念終於以官方報告的形式公諸於眾。喜乎悲乎？

至2004年9月，我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5500億美元。目前，我國每年利用外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1／10左右。外資企業的出口與進口均占全國總量的50％以上。

外商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於假設中國有個風吹草動，引發外商大規模撤離，將會對中國經濟形成毀滅性的打擊。中國經濟過高的對外依存度，早就引起坊間的關注和擔憂，認為這將危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同時，表麵上繁花似錦的經濟形勢，更多地隻是形成了外資在中國聲色犬馬的場所，如果去除掉外資的進出口，中國宏觀經濟三架馬車中的對外貿易將毀於一旦，由此形成的傳遞效應還將連累中國的固定資產之中的大部分。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GNI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終結果”，即國民總收入。（GNI不包括外國企業在我國取得的收入，包括我國企業本國以外的收入）。

在統計上，一國領土上生產數量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GDP），而一國居民的總收入則表現為國民生產總值（GNP），二者之差是所謂“淨要素海外收益”。過去20多年特別是最近10多年中，中國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日本卻陷於停滯甚至負增長的泥潭。麵對中國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趨勢，某些人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一個“幻覺”：中國即將超越日本。經濟學行當中，甚至也出現了高看中國輕看日本的傾向，北京盛傳著一個笑話，說將來全球隻要有三個經濟學家就夠了，一個懂美國經濟，一個懂歐洲經濟，還有一個懂中國經濟的。至於日本則幹脆不用理睬。可冷靜看去，中國近年來以引進外資多多為傲，然而日本卻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達到 3.2萬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中國全部GDP的2.3倍，其製造業在海外的銷售總額為1.3萬多億美元，與中國的GDP相當（唐淳風，2001）。

事實上，經濟學家左大培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提出，判斷外商外資是否有害，根本標準不是它能否增長生產，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國人民的收入。這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正相關，也就是說，外商外資所帶來的生產增長並不意味著本國人民收入的增長。如果外商外資隻是增加了一國的生產，卻減少了這個國家人民的收入，這樣的外商外資就是有害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外商所增加的利潤一定高於其增加的產量。其中，外資企業的高效率恰恰形成了對中國人收入的剝奪，減少了其就業並取得收入的機會。他甚至頗有些危言聳聽地說，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副毒藥；保護幼稚產業恰恰是解決效率問題的，自由貿易從長期看，並不具有高效率；在中國目前流行的所謂“主流派經濟學”在中國有極大的危害。（楊帆主編《以人為本關注民生》，石油工業出版社）

開篇報告裏最先拿出中國汽車業舉例。其實，按照溫鐵軍在任時《中國改革》的觀點，中國汽車產業也就是處於猿猴狀態，距離自主生產（人的狀態）和自主研發（神的狀態）相去甚遠。在引進外資實行國產化的同時，將幾乎全部資源投放其中，而自主部分簡直就是後娘養的無人問津。據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調查，彩電、計算機、DVD和手機是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主要產品，這4種產品的關鍵技術的知識產權多數不在我國企業手中。例如，在DVD57項關鍵技術中，我國企業掌握的隻有9項，還都是非核心技術；在個人計算機114項關鍵技術中，我國企業掌握專利的有69項；在彩電114項關鍵技術中，我國企業掌握專利的72項，其中包括10項非核心技術；在手機65項關鍵技術中，我國企業掌握專利的有33項。

改革遠遠落後於開放，懷著一種全民性的殖民心態，血脈奮張裏流淌著從鴉片戰爭後義和團前輩們麵對洋槍洋炮刀槍不入失靈後的恐懼症留下的崇洋媚外，才會有這等增產不增收、繁榮不富裕的奇觀。

2003年10月日產總裁卡洛斯•戈恩可謂一語中地：“合資企業的中方合資夥伴對實際經營和管理的貢獻幾乎為零。”

在中國企業熱衷於給自己起個什麽“格林柯爾”、“萊斯曼”、“lenovo”、“TCL”之類的咩咩稱呼時，在地方政府熱衷於連個中文名字都沒有的CBD、或者歐美社區時，在央視《天下足球》裏徹底消失中文名稱的TOP TEN時，外資卻幹著“看誰更中國”的勾當掏空著中國人的錢袋。“杏仁送給幸福的人”。這是美國加州杏仁商會做的策劃。道瓊斯為“道”字付出405684元代價。肯德雞快餐推出咕嚕肉卷廣告引發爭議最終不得不撤掉。富士曾經占有中國市場80%份額，但始終堅持不轉讓技術隻提供產品，被柯達搶奪地盤，而其在汕頭的工廠隻懸掛中國國旗。佳能、柯達、銳步、奔馳、寶馬、保時捷、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惠普、家樂福、宜家……比誰更土更能迎合有些跑偏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懷。

開篇報告所描述的更多的是生產領域。實質上，經濟學對於價值構成則更全麵地瞄準整個產業鏈。而從所謂“微笑曲線”上看，組裝隻是整個鏈條中最低級的部分，左嘴角是研發，接下來是配件，然後是低級的組裝，再上去是銷售，右嘴角則是售後服務。而在零售業和售後服務領域，國內企業更是一敗塗地潰不成軍。還與“一衣帶水”鄰邦日本相比，1999年，日本的三個產業結構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顯的“後工業社會”。1975年，日本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比率首次超過 50%，標誌著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進入了服務業為中心的“後工業化”時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國的三次產業結構是14.7:53:32.3，中國甚至沒有完成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而中國服務業裏坑蒙拐騙恣意妄為無法無天的狀況，更令人不寒而栗。

如此，中國目前隻占據著那個勞什子“微笑曲線”當中下嘴唇部分，就像一個傻乎乎看著什麽都樂得饞涎欲滴的懶鬼，而稍微靠上的部分全都拱手讓給了外國人。而與我們相鄰發誓要在本世紀成為世界強國的印度，在引進外資方麵的不少政策思路與企業模式確實值得我們借鑒。在印度，一方麵，法製化程度比中國健全得多，在高端特別是資本市場，規章製度不像中國這般文牘主義但卻行之有效；另一方麵，保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占據國際產業戰略製高點，是其政策性主張，並形成了統籌協調發展之勢。中國為什麽在對外貿易中麵對如此之多的反傾銷訴訟？因為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一旦麵對外國人調查就聞風喪膽大門洞開一副媚骨，佐證出中國人一盤散沙好欺負的世界性共識；而印度企業在麵對如此情形時則不卑不亢軟磨硬泡最後死活不讓調查人員進入廠區一步。這樣，在多次調查無疾而終的情況下，貿易保護調查對於印度來說，幾乎是無稽之談或寸步難行，所涉及的訴訟自然寥寥無幾。

國內，在行政維權狀況裏，GDP政績訴求長盛不衰，自然也就給招商引資提供了政府動力，而作為一項國策，對外開放吸引外資，也給各地政府不計代價動用各種資源將招商引資作為考量地方經濟乃至社會發展成效的關鍵尺度。在這種情況下，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形成了內外有別的景象，經濟領域裏的外事無小事，也給本國企業帶來了憋屈歧視的境遇。

而政策的非連續性、官員的浮躁功利貪贓枉法，也形成了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形容各地招商引資“打開大門招商，關起門來打狗”的情形：一旦把錢圈進來，則想方設法設置尋租空間，使得企業運行成本日益高漲，在又“先富起來”一批人後，不得不逃之夭夭。

現在，GNI與GDP差異提出來了，接下來的問題又該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