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太子宮被毀的啟示

南京明太子宮被毀的啟示

                                   2004年11月9日

何必

（略。）

這就是這兩天發生的又一幕活生生的事件。

也就在前兩天，媒體上披露，也是在南京，紫金山上兩萬棵古樹中大部分被砍伐，而這些樹曾經被周恩來命令禁止砍伐，在文革時，如果要砍了這樣的樹也許要判15年刑。

日下流行的說法是，中國（China）的別名是“拆哪”！大規模損毀到了失控的地步。按照中國曆史名城保護研究所所長趙燕菁的說法，中國的曆史名城已經到了唱國歌（“最危急的時刻”）的時候，拿北京的胡同來說，想要保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隻能像三峽消失時那樣，搞個告別遊，一方麵似乎是發國難財，但總比默默無聞地聽任其消失要好；另一方麵，還可以讓現在的人很幸運地看上最後一眼。

北京的胡同被拆得已經差不多了，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間孤零零殘存的四合院以孱弱而灰色無力地向市場化和現代化發出著自己的悲鳴。但比起這兩天南京明太子宮來，命數還是要好得多——畢竟，胡同存留在世人麵前已經有了幾百年工夫，人們在把它從地球上徹底鏟除前還是留下了類似照片影像等資料；而這明太子宮，卻在重返光天化日的同時也就徹底被毀於一旦，重見天日之時就是溘然作古之際，其全部價值不過是堆“亂石頭”。

像那位南京博物館考古部主任有關文物價值的說辭，大概也都是些了無新意的老生常談。相形之下，他的這番振振有辭還不如那位民工憤憤地指著剝奪了自己飯碗的石頭稱沒有任何價值的慷慨激昂來得發聾振聵。說什麽文物一旦被毀損失無法估量的叫囂，在發展這個硬道理麵前，連個狗屁都不是。

現場考古人員對被破壞的文物進行了取證，並要追究野蠻施工單位的責任。那施工單位也顯得很冤枉，誰也沒告訴說這是文物，而且就算是考古人員來了並確認這是文物需要保護，但卻沒有履行什麽手續，而施工進度是內部嚴格掌握了的，如果耽誤則可能導致手下施工人員工錢被克扣，再度出現農民工工資拖欠這種舉國公認的大事，自己被炒魷魚不說，鬧不好還可能成為眾矢之的和替罪羊傾家蕩產萬劫不複。

這種現實的考量並非突如其來，那麽在紫金山古樹被砍、南京一個牌樓被毀原址重建的情況下，考古人員對此一無所知？既然發現了重要古跡，僅僅是與施工單位取得聯係並得到承諾就算萬事大吉了？說要等到周一再上報，在一日千裏的大幹快上局麵裏，還用漫漫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古跡存續時光進度來度量工作效率，這不是天方夜潭？考古單位該對這種損毀承擔什麽樣的責任？

想來，經曆過文革，給國人的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對於文明的概念幾乎都與現場那位民工差不多。革文化的命，破四舊，敢於把所有人拉下馬再踏上一萬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將所能見到的一切文物都當成是封建迷信而暴虐地毀滅掉。可即使是在那時，周恩來還是保護了紫金山的古樹。也許，砍伐古樹要判15年刑這種法律責任太過分了，可在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能夠有這種文化保護意識也還算是難能可貴了。

從文革到現在，我們經曆了人治到法治的變遷，而按照香港學者李南雄的觀點，中國製度變遷中的腐敗，並不在於公共權力的存在本身，“部分原因在於黨－國家組織結構內部功能的衰變趨勢、部分原因在於國家幹預的全麵減少以及社會範圍內新的協作模式發展的停滯所造成的製度真空”。（《關於中國腐敗現象的研究》，1993中國經濟出版社）

從人治到法治演變的過程中留下的製度真空，以中華文明的再一次被根除為代價；而比起文革期間更甚的是，如今的反文明並不具有政治上的熱情與動力，代之以赤裸裸的短期物質利益追求，並且利用越來越先進的人類文明所產生的生產工具（很多是在現代化、國際化、市場化進程中從國外舶來的），使得這種破壞更加肆無忌憚並無可挽回；換言之，有了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現在的文化浩劫比起文革來毫不遜色。

如此，也不能認為那位現場民工曆史感的逼仄，我們不都在齊心協力埋葬這個文明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