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八 書生氣

 

女子何流淚？男兒何為怒？卻於花陰下，獨立無人處。

欲問苦不識，行行複回顧。抑是受委屈？抑是臨岐路？

但願皆不是，偶爾兩相誤。即祝早和好，性情莫執固。

 

    上麵這首詩，是史維華與譚學珍遊蘇州勞動公園時寫的。

    那天下午，兩人拿著莎氏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公園的大樹下朗誦，忽見從假山旁轉過一對青年男女，不知因為什麽，男的在發脾氣，女的在哭。

    史維華說：“是不是那男的欺負了女的，我得問問去。”

    譚學珍說：“你傻啊，他會告訴你嗎？不要問，沒事的。兩小時以後，他們就會好的。”

    史維華仍不放心，又對譚學珍說：“你去問問那女的，什麽原因，勸勸她。需要幫忙，我們就去幫下。”

    “你憨啊，人家兩個，有什麽誤會，自會解決，我們不知頭，不知尾，怎麽幫忙。弄不好還會幫倒忙。算了，我們走吧，免得人家看了不好意思。”譚學珍說。

    “我們有什麽不好意思？”史維華不理解。

“你又理解錯了。我是說，我們不住地瞅著人家，他們會不好意思的。我們走了，也許人家過一會就好了。你若去詢問人家，人家好意思說嗎？你太笨，不會換位思考。”譚學珍說完，便拉著史維華走出公園。

但史維華還不放心地回頭望了幾眼。回校後還一時兩時忘不了，便寫下了開頭的這幾句詩。第二天，又拿給譚學珍看了。

    譚學珍說：“老夫子，你比女人還女人，管這些婆婆媽媽的事幹什麽？俗話說，倆口子床頭打架床尾和。你擔心什麽。你這叫看戲淌眼淚，替古人擔憂。”

    被譚學珍一頓批評，史維華有些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太書生氣了。常把書中的事當成生活，或者把生活又當成書中的事。事情拿起了，放不下。放下了，又拿不起。

    譚學珍仔細地看著老夫子，覺得這個人太誠實，太認真，太善良。將來走到社會上，很容易被人欺騙。

    第二天，接到係裏通知，史維華與中文係部分同學到蘇州文聯會議室聽作家茹誌鵑作創作講座。

    一如往常，史維華仍然先要了解一下作家茹誌鵑的簡況。他雖然讀過茹誌鵑的《百合花》，但畢竟知道太少，他想多了解一些，於是便到圖書館翻資料。

    茹誌鵑生於1925年9月，浙江杭州人。幼年喪母失父，家境貧寒，靠祖母做手工換錢生活。11歲以後才斷斷續續在一些教會學校、補習學校念書。初中畢業於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1943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

    1943年發表第一篇作品《生活》。

    1958年發表《百合花》，這是她的成名代表作，歌頌解放軍和人民之間的血肉關係。茅盾稱讚說“這是一篇具有清新、俊逸風格的好作品”。此後又發表了《靜靜的產院》等有影響的作品。

    她常寫抒情性的心理小說，表現戰爭題材，以空靈精致的筆觸展示軍民之間的深情和厚意。在寫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生活時，那柔美纖細的筆觸常遊弋於勞動女性的心靈世界之中，顯示人物內心的熱切和性格的賢淑。

    在會議室，同學們望著坐在講台前這位三十多歲的美麗的女作家，聆聽她講述自己的創作道路和經驗體會。

    她說自己小時喪失父母，靠祖母生活，輾轉上海、浙江之間，勉強度日。後入教會學校，自己拚命讀書。1943年與哥哥一同參加了新四軍，做小學教師，後在部隊文工團做宣傳工作，這時才真正有了家。部隊火熱而殘酷的戰鬥生活磨煉了自己。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她一邊行軍，一邊寫寫快板、歌詞和通訊。隻是為了當時的工作，不過這些軍旅生活和親身體驗到的軍民關係，給她深深的教育和感受，為她積累了寶貴而豐富的素材。對此後的創作有極大的幫助。所以要搞創作，必須先有生活，先有素材。靠想象、靠胡編亂寫是不行的。否則便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寫出的東西也是枝枯葉黃，像癟三。

聽到這裏，史維華想到抗戰時蘇北新四軍中確有一支文工團，內中有不少女戰士，說不定當時茹誌鵑就在其中。

她說：“真正的創作是在解放後，在南京軍區任創作員時。1952年創作了話劇《不拿槍的戰士》獲得了軍區文藝創作獎，這給了自己極大的鼓勵。1958年發表了短篇小說《百合花》，得到了茅盾先生的讚揚和肯定，又給了我極大的推動力。但前兩年，也有不少同誌對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評意見，說筆下缺少高大形象，缺少英雄人物。我也承認這一點。但我卻喜歡寫平常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這時維華又想到解放戰爭時，遊擊隊員董英犧牲時，母親和莊上人捐衣帽，捐棺材為烈士送葬，與《百合花》情景何其相似。

她說：“創作是艱苦的工作，要細心，要擘畫，來不得半點草率。有時寫了改，改了寫，反複幾次，還不一定滿意，這時你就不能急著拿出去。創作必須有生活，但藝術又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不能學西方的自然主義。要選材，要提煉，也就是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例如《百合花》，這是我在戰爭年代見過許多感人的軍民關係中的提煉品，是有現實基礎的。但又不是原原本本的記述。”

    聽著茹誌鵑的述說，同學們想起《百合花》中小戰士槍管上插著的那朵小菊花，想著新媳婦那床美麗的被麵，多麽淒美，多麽感人。

    譚學珍對維華感慨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創作體會。”

    報告結束，同學們紛紛回校，史維華對走在身邊的時文兵、章梅、譚學珍說：“茹誌鵑的講話，令我想起另一個作家陳登科，他也是當年新四軍戰士。小時也隻讀過幾天書，參軍後又繼續學一點文化。當時在部隊中，有小學文化就算知識分子了。他開始給《鹽阜大眾報》寫短小通訊，寫黑板報。越寫越有興趣。後來開始寫小說，有《淮河邊上的女兒》，有《風雷》。他也是憑著有豐富的戰鬥生活而創作的。他說‘隻要你敢把自己所見所想寫出來就是小說’，和茹誌鵑的經曆和體驗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軍旅作家，說不定在新四軍還一起工作過。”

    史維華一邊說，一邊遐想。

誌鵑小說若其人，言語清新趣味淳。

《百合花》開顏色豔，春風明月淨無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