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們說了管子的法家。
說起法家，我們當然不能漏了商鞅變法。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陶三哥的精彩點評，沒有知識的積累，是寫不出這樣的點評的。
我總結一下陶三哥的兩個重要觀點：
第一，《管子》可謂中國經濟學開山之作，如果真是出自管仲手筆的話。說是法家，其實更多是以道家為根本哲學，以楊朱那套義利觀為倫理（沒有明說），重點講述，如何通過農業、商業、貿易、貨幣、稅賦、公共財政、鹽鐵專賣等的《國富論》。
第二，秦國專製、重農這個模式，在打天下時，戰勝了齊國無為、商業這個模式，但很快秦朝瓦解，劉邦、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薄姬、劉恒這些基本都是道家人物，重新繼承了齊國那套“國富”模式，而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直到漢武帝又來玩秦國那一套，用“獨尊儒術”，借屍還魂，重農、專製那一套。
《管子》確實是中國經濟學的開山之作。
中國的資本主義啟蒙，就是從齊國開始的。管仲兄，可以說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
《管子》這本書，是不是管仲兄自己寫的，曆來有爭議。但就是是後人寫的，記載的也是他的思想與實踐。所以，誰寫的並不重要。比如說，大乘佛教的佛經，都不是釋迦摩尼寫的。哈哈。
個人以為，道家是一個以出世法為主的宗教。
道家並不熱衷於什麽治國平天下，更多的是本身的修行，成就大羅金仙。道家的入世法並不強，基本上就是無為。當然，也可以說是讓看不見的市場之手自己去調節。
從哪些方麵可以看出道家的入世法不強呢？
與上層關係帝王家不行，除了提供金丹以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朝政。外來的佛教就厲害多了。比如密宗，就一直走的上層路線。佛教在中土和日本也是如此，各種皇家寺院。所以雖然晚來上千年，但普及程度遠勝本土的道教。
佛教的這種文化從釋迦摩尼以降就是如此。
釋迦摩尼本身就是太子出家，弟子中也有許多王子貴公子。
其實，我說佛家的入世法比較強，並不代表我喜歡。
事實上，我常對這種走帝王路線的入世法持批評態度，我更欣賞道家的這種遠離的態度。在佛家，有窮禪富密之說。我，本質上更喜歡處江湖之遠的窮禪。
再則，說法家以道家的為根本哲學，在世間線上說不通。
管子，生於公元前770年。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
老子，生於公元前571年。
所以，管子是不可能去借鑒道家的思想的，而應該是反過來。管子比老子早生了199 年。
任何的一個宗派或者學派，都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開山的祖師再牛逼，也不可能麵麵俱到，所以，開山祖師的言論著作中，必然有瑕疵。佛經如此，聖經如此，古蘭經如此，哲學的不同學派亦如此。
你如果以平常心，以正常的邏輯思維去讀佛經，聖經，古蘭經。你就會發現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當然，其信眾，其後人為了粉飾，會想盡辦法硬拗給兜回來，漸漸把教主神化。
而有智慧的人，就會揚棄。更不會去粉飾。
比方說，我是佛弟子，但我會常常批評釋迦摩尼。我常說他是一個糟糕透頂的老師，應該去上個師範學院，考個教師證再來上崗。
但這不妨礙我成為佛弟子，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敬。
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 ，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他比管仲兄晚生了380年。世間距離相當於明末的史可法與小弟我。
所以，他的思想與實踐，如果和管仲兄有出入，我一點也不會奇怪。
商鞅兄著有《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6篇。
第一篇《更法》。
這一篇主要是講秦孝公變法的由始。他想通過變法來讓秦國發奮圖強，於是，問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公孫鞅就是商鞅。
其他兩位大夫都是持反對意見的，認為應該效法古賢舊曆。唯有商鞅兄力主變法。
“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不管什麽人， 社會，團體，都分成兩派。
哪兩派呢？保守派和改革派。
佛教在釋迦摩尼圓寂後，就分成上座部和大眾部。上座部就是保守派，要遵循佛製，不得改變，後來南傳。大眾部是改革派，後來北傳來了中土。秦孝公的朝堂，一樣有朝臣反對變法。兩千年後的戊戌變法，也是如此。如今的美麗國，還是如此。
而如今的厲害國呢？依然如此。
上至國家，下至公司，莫不如此。變革，會遇到極大的阻力。
為什麽？
因為人在某一個約定俗成的環境中呆久了，就習慣了，就舒服了。你要一個人去改變習慣，搬去一個不熟悉的環境，去重新學習適應一個新的環境，肯定會有壓力，會害怕失去。
所以，有一句俗語：“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這句話當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說的是不要太頻繁地變動。但是，就算現有的係統沒有完全不適用，不需要大修，但一定要不斷地改進。
一個立誌要做領袖的人，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unpopular decisions because leadership isn’t popularity contest。但有時，也需要妥協。強力高壓，往往適得其反。
第二篇，《肯令》。
這一篇高度概括了商鞅兄的思想。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
商鞅兄後來被車裂，下場極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讓同僚們官不聊生。既要讓他們996， 當天的工作必須當天完成，不得拖到隔日，又不給厚祿。
就算又要讓牛產奶，又不給牛吃草。
你說，他在朝中會有幾個朋友？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別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
《肯令》中出現得最多得句子，就是“則草必墾矣。”
想必當時西北的秦人口不足，有許多的荒地。
若如此，則商鞅兄的重農政策算是切中時弊。他的目的就是要讓農民安心務農，去開墾荒地。而他的策略是愚民輕商。這裏有幾個重點。
第一，讓民不貴學，不賤農。
其實，現代的西方社會，也沒有貴學而輕農，或者輕其他藍領工人。從收入和社會地位的角度，農和工，一點也不比有學位的人差。從這個角度來說，商鞅兄的思想非常前衛。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則草必墾矣”，而不是什麽人人平等，真正的不賤農。
不可否認，這個政策完全改變了社會的價值觀。
這個很像紅朝太祖爺的工農兵學商。極大地提高了工農兵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對商鞅兄的這個政策是持肯定態度的。
“聲服無通於百縣”。
“使民無得擅徙“。
這個，再加上“不貴學“，就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了。
這讓我想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外加戶口政策，出門要介紹信，否則旅店都不讓住。把人們困在本鄉本土。全國人民都是青色的中山裝，沒有奇裝異服，沒有其他的享受，免得受到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腐蝕。
最後，再配以“重刑而連其罪”。
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鐵拳。
毛潤之兄學通古今，現在看來，他的治國手段受商鞅兄的影響極大。
從農業學大寨，開梯田，墾荒地，查戶口，打到臭老九，再到連坐，重刑，打到一大批士大夫，無一不是商鞅兄的影子。
它的好處是真的能做到全國一盤棋，民心收於一處。
它的壞處呢，就是無法持久。
為什麽？
因為它反人性。
它在某一個特定的世間和環境中能成功，但絕對無法持久。
秦軍可以橫掃六國，但一撒出去，看到了外麵的花花世界，就像長期處於隔離狀態的人麵對新冠病毒，戰鬥力瞬間崩盤。類似的還有滿洲八旗，在關外時打遍天下無敵手，入關六十年，便再無可戰之兵。
““使商無得糴。”
商鞅兄主張限製商業。
但是，這麽大的秦國，沒有商業流通渠道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國家統籌，杜絕私人流通。
嗬嗬嗬，如果說，管仲兄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那麽，商鞅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之父。
這是妥妥的國進民退計劃經濟啊。
你能想象，那時的秦國，到處都是朝廷辦的供銷社，哈哈哈。
第三篇，《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商鞅兄也認識到，要給普通百姓一個上升的通道。
現代企業的管理，就有這個career path的概念，就是要給所有的員工提供上升的空間。如果這個通道沒了，階層固化，呆在高位的都是官二代，那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者說普通基層員工就會躺平，因為沒有了動力。
而激勵普通員工拚死拚活地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升職全看工作表現。
無需請客送禮拍馬屁，表現好就升職，表現不好就降級乃至開除。
我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現代西方的企業，至少我工作過的公司，做得非常好。
非常簡單有效的方法，獎罰分明。我想關於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有異議。
在商鞅兄看來，國之重器就是農業和備戰。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確實是抓住了要點。農業好，能保證沒有災荒，社會穩定。打仗時也糧草充足。吃得飽就營養充足身體好，農業做好了還能升官。
打仗呢，就看軍功。
所以，秦軍的迅速崛起，和商鞅兄的變法是有直接關聯的。
當然，這有個條件，就是當時戰國七雄的科技上沒有代差。否則，以商鞅兄的“不貴學”，如果其他六國中有哪一國有了技術革命，秦軍的身體素質再棒，再賣命，也沒有希望。僧格林沁的騎兵對八國聯軍的戰例已經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第四篇，《去強》。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嗬嗬，商鞅兄這是要打到孔老二。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商曰，這些都是禍國殃民。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話題。曆史上，常常有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
宋，亡於元。
明，亡於清。
西羅馬，也是亡於蠻族。
商子認為，孔子孟子的儒家學說，隻會讓人軟弱，讓國家衰敗。
清心寡欲，思想淳樸，吃得飽，重賞軍功，嚴刑峻法，才會使得國家強大。
商子說的，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當然有。
為什麽？
秦國打贏了啊。
隻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把自己的子民關在籠子裏這樣搞，沒有問題。把籠子拆了，就玩不下去了。
“強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這個絕對是對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商鞅兄已經有了統計學的概念。
第五篇，《說民》。
“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如果說，管子是法家的鼻祖，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
那麽，380年後的商子，就是法家的龍樹尊者，法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中國的社會主義之父。雖然二者的政策完全相反，但本質依然一樣，就是法治。
這應該很好理解。
比如說，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都是共產黨，都是共產主義。這是他們的共性。但他們的思想和國策，則完全不同，對吧？
商鞅兄認為，法最大，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奸民來治理。
用無罪推理，假設所有人都是良民是不行的。
儒家的仁，其實有一個前提，就是性本善。
嗬嗬，商子的“以奸民治”，其實就是說，性本惡。
那麽，到底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禪宗六祖慧能說，“不思善，不思惡。”。 我認可慧能。當然，慧能說的是出世法。從入世的角度來說，我更認可儒家的性本善。如果性本惡的話，這個人間，還有什麽值得待下去的？
如果一天到晚防人之心不可無，活得太累了吧。
“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
這一句說的是放權。
如果什麽都要事必躬親，靠君王來決斷，國必然弱。
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問題，潤之兄熟讀《商君書》，也一直在借鑒商鞅的治國理念，在建國前以一直是充分放權，為什麽後來就變了呢？
當然，建國前放權也是隻能如此。自己住在延安的窯洞裏，驕兵悍將分散在各個根據地。建國後有消藩的需要。但消完藩以後，不需要獨斷專行到死啊。
慶豐帝的做法，更是印證了商鞅兄的“斷君弱“。
啥都要去指導一下，結果就是從官到民全部躺平。
我以前講過，以後的史家會寫，紅朝盛世，就是鄧江胡的三十年。從慶豐帝開始，有盛變衰。
管理一個企業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潤之兄年輕的時候確實還是非常英明的，他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是反對黨八股的，提倡“到什麽山唱什麽歌。” 因地製宜非常重要。
什麽樣的管理方法最好呢？
其實沒有最好，隻有最合適，需要根據情況不斷修正。
比方說，在危機來臨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獨裁，乾綱獨斷。
比方說，當自己的團隊比較弱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強力介入指導。
比方說，當團隊很強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放權，充分讓部下去發揮，自己以輔助為主。
用一副藥去治百樣病，一定會把人治死。
一個領袖的主要工作，應該是確立正確的長期願景，然後搭建合適的結構，最好，找到合適的人才，把他們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去。Vis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Team Building。這就是leader和manager的區別。沒有這些概念的人，最多是個manager。
那麽，商鞅兄是不是的leader呢？
絕對是。
從願景，到架構，到實施，一應俱全。
先秦諸子中，法家的管子商子，都是當之無愧的leader。
其它諸子，目前看來，還處於空想烏托邦的狀態。他們有自己的理論體係，但僅僅是哥德巴赫猜想，既沒有組織架構，也沒有實施舞台。他們有的是宗教領袖，有的是哲學家。而法家的管仲兄和商鞅兄，則是哲學家兼政治家。
一個leader，必須具備manage up, manage peers, manage reports的能力。
否則，縱使你滿腹經綸，也必然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你的思想，理論，如果連君王都說服不了，又如何去說服朝臣，去造福天下的百姓？在那個王權至上的年代，要想施展抱負，隻能走上層路線，貨賣帝王家。
“重輕，刑去。常官，則治。”
用重刑，民眾心生懼怕，不敢違法，反而就不需要用到刑。
通過法治來選撥官員，則天下大治。
在一定的範圍內，重刑確實能讓社會治安變好。所以，紅朝以前常有從重從快。刑太輕，會失去威懾作用，反而會鼓勵犯罪。比如，一千塊以下不立案，於是零元購就常常發生。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
過重的刑罰，會變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商鞅兄大概沒有料到，他以嚴刑峻法一手扶植起來的大秦，正是毀於他一手創建的嚴刑峻法。那天夜裏，大澤鄉的那群人，如果還有一絲的活路，隻怕也不會揭竿而起。
商鞅兄於秦孝公三年和九年先後進行了兩次變法。
第一次是重農抑商，頒布各種法令，並設立郡縣製。中央，郡，縣的組織架構成立，由秦王直接派官吏管理。第二次是廢井田，開阡陌。也就是大搞基建，修高速公路。
激進的改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對。
史上有人說，商鞅兄刻薄寡恩。
這個我倒是不認可，治亂世用重典。
但他確是一位酷吏。
他的法治思想是沒有錯的，錯的是立法過程沒有充分考慮到大家的承受程度。許多人懼怕他，懼怕他的嚴刑峻法，懼怕秦孝公對他的寵信有加。
怕，不等於服，不等於敬。
怕，往往是忍，是等待機會猛烈的還擊。
君恩似流水。
商鞅變法，讓秦國強大起來。秦孝公也沒有負他。秦孝公隻是死了。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即位，即秦惠王。
公子虔等人借機告商鞅謀反，秦惠文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店主見他未帶任何通文，便告訴他，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連坐治罪的。
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曆。
無奈，商鞅兄便潛回到封地商邑，起兵北出。秦惠王發兵討之，商鞅兵敗。其屍身被帶回鹹陽，秦惠王又下令處以“車裂之刑”。至於他的家族，在他的“連坐”法下，可想而知。
《商君書》共有26篇。
我們無需每一篇都講到。他的思想，在前麵五篇中已經非常清楚了。
商鞅兄是一個非常渴望建功立業的人。
這其實是任何一個男人，或者雄性動物的本能，特麽刻在基因裏，沒辦法的事。另外一個刻在基因裏的就是多霍霍幾個女人，或者雌性動物。
想歸想，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上下五千年，建功立業的男人不在少數。
什麽武聖關二爺，冠軍侯霍去病。
那為什麽那些人不是我眼中玉樹臨風的男人呢？因為他們不夠格。
他們不是不夠優秀，但像他們那樣優秀的人太多。
看一個男人，要看他的思想的深度。
商鞅兄繼承了管仲兄的法治思想，但根據秦國的國情，揚棄了管子的資本主義重商富民思想，創造性地實踐了社會主義重農重兵抑商。朝鮮金家的先軍主體思想，整個就是剽竊，嗬嗬。
同時，世人多以為是始皇帝設郡縣，車同軌。
錯，這些皆始於商鞅兄。
郡縣製，完全是商鞅兄的設計。
這個設計，徹底終結了中國的封建社會。沒有了分封，自然就不再是封建社會。從此，中國進入了皇權專製社會。
車同軌，始於廢井田，開阡陌。
始皇帝統一六國後，加入了“書同文，行同倫”。
商鞅兄的思想是創造性的。
他的社會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的慘死，更像是一個為了自己的信仰去死的殉道者。
他是一位燦爛的思想家，哲學家。
他是一位悲劇性的改革家。
他的國家結構設計，恩澤以後的兩千年。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是郡縣製。
在中國的曆史上，他絕對是一個玉樹臨風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