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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玉樹臨風的男人們】先秦-商鞅-變

(2024-01-28 23:31:28) 下一個

上一篇我們說了管子的法家。

說起法家,我們當然不能漏了商鞅變法。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陶三哥的精彩點評,沒有知識的積累,是寫不出這樣的點評的。

我總結一下陶三哥的兩個重要觀點:

第一,《管子》可謂中國經濟學開山之作,如果真是出自管仲手筆的話。說是法家,其實更多是以道家為根本哲學,以楊朱那套義利觀為倫理(沒有明說),重點講述,如何通過農業、商業、貿易、貨幣、稅賦、公共財政、鹽鐵專賣等的《國富論》。

第二,秦國專製、重農這個模式,在打天下時,戰勝了齊國無為、商業這個模式,但很快秦朝瓦解,劉邦、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薄姬、劉恒這些基本都是道家人物,重新繼承了齊國那套“國富”模式,而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直到漢武帝又來玩秦國那一套,用“獨尊儒術”,借屍還魂,重農、專製那一套。

 

《管子》確實是中國經濟學的開山之作。

中國的資本主義啟蒙,就是從齊國開始的。管仲兄,可以說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

《管子》這本書,是不是管仲兄自己寫的,曆來有爭議。但就是是後人寫的,記載的也是他的思想與實踐。所以,誰寫的並不重要。比如說,大乘佛教的佛經,都不是釋迦摩尼寫的。哈哈。

個人以為,道家是一個以出世法為主的宗教。

道家並不熱衷於什麽治國平天下,更多的是本身的修行,成就大羅金仙。道家的入世法並不強,基本上就是無為。當然,也可以說是讓看不見的市場之手自己去調節。

從哪些方麵可以看出道家的入世法不強呢?

與上層關係帝王家不行,除了提供金丹以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朝政。外來的佛教就厲害多了。比如密宗,就一直走的上層路線。佛教在中土和日本也是如此,各種皇家寺院。所以雖然晚來上千年,但普及程度遠勝本土的道教。

佛教的這種文化從釋迦摩尼以降就是如此。

釋迦摩尼本身就是太子出家,弟子中也有許多王子貴公子。

其實,我說佛家的入世法比較強,並不代表我喜歡。

事實上,我常對這種走帝王路線的入世法持批評態度,我更欣賞道家的這種遠離的態度。在佛家,有窮禪富密之說。我,本質上更喜歡處江湖之遠的窮禪。

 

再則,說法家以道家的為根本哲學,在世間線上說不通。

管子,生於公元前770年。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

老子,生於公元前571年。

所以,管子是不可能去借鑒道家的思想的,而應該是反過來。管子比老子早生了199 年。

 

任何的一個宗派或者學派,都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開山的祖師再牛逼,也不可能麵麵俱到,所以,開山祖師的言論著作中,必然有瑕疵。佛經如此,聖經如此,古蘭經如此,哲學的不同學派亦如此。

你如果以平常心,以正常的邏輯思維去讀佛經,聖經,古蘭經。你就會發現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當然,其信眾,其後人為了粉飾,會想盡辦法硬拗給兜回來,漸漸把教主神化。

而有智慧的人,就會揚棄。更不會去粉飾。

比方說,我是佛弟子,但我會常常批評釋迦摩尼。我常說他是一個糟糕透頂的老師,應該去上個師範學院,考個教師證再來上崗。

但這不妨礙我成為佛弟子,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敬。

 

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 ,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他比管仲兄晚生了380年。世間距離相當於明末的史可法與小弟我。

所以,他的思想與實踐,如果和管仲兄有出入,我一點也不會奇怪。

 

商鞅兄著有《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6篇。

第一篇《更法》。

這一篇主要是講秦孝公變法的由始。他想通過變法來讓秦國發奮圖強,於是,問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公孫鞅就是商鞅。

其他兩位大夫都是持反對意見的,認為應該效法古賢舊曆。唯有商鞅兄力主變法。

“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不管什麽人, 社會,團體,都分成兩派。

哪兩派呢?保守派和改革派。

佛教在釋迦摩尼圓寂後,就分成上座部和大眾部。上座部就是保守派,要遵循佛製,不得改變,後來南傳。大眾部是改革派,後來北傳來了中土。秦孝公的朝堂,一樣有朝臣反對變法。兩千年後的戊戌變法,也是如此。如今的美麗國,還是如此。

而如今的厲害國呢?依然如此。

上至國家,下至公司,莫不如此。變革,會遇到極大的阻力。

為什麽?

因為人在某一個約定俗成的環境中呆久了,就習慣了,就舒服了。你要一個人去改變習慣,搬去一個不熟悉的環境,去重新學習適應一個新的環境,肯定會有壓力,會害怕失去。

所以,有一句俗語:“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這句話當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說的是不要太頻繁地變動。但是,就算現有的係統沒有完全不適用,不需要大修,但一定要不斷地改進。

一個立誌要做領袖的人,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unpopular decisions because leadership isn’t popularity contest。但有時,也需要妥協。強力高壓,往往適得其反。

 

第二篇,《肯令》。

這一篇高度概括了商鞅兄的思想。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

商鞅兄後來被車裂,下場極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讓同僚們官不聊生。既要讓他們996, 當天的工作必須當天完成,不得拖到隔日,又不給厚祿。

就算又要讓牛產奶,又不給牛吃草。

你說,他在朝中會有幾個朋友?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別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

 

《肯令》中出現得最多得句子,就是“則草必墾矣。”

想必當時西北的秦人口不足,有許多的荒地。

若如此,則商鞅兄的重農政策算是切中時弊。他的目的就是要讓農民安心務農,去開墾荒地。而他的策略是愚民輕商。這裏有幾個重點。

第一,讓民不貴學,不賤農。

其實,現代的西方社會,也沒有貴學而輕農,或者輕其他藍領工人。從收入和社會地位的角度,農和工,一點也不比有學位的人差。從這個角度來說,商鞅兄的思想非常前衛。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則草必墾矣”,而不是什麽人人平等,真正的不賤農。

不可否認,這個政策完全改變了社會的價值觀。

這個很像紅朝太祖爺的工農兵學商。極大地提高了工農兵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對商鞅兄的這個政策是持肯定態度的。

 

“聲服無通於百縣”。

“使民無得擅徙“。

這個,再加上“不貴學“,就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了。

這讓我想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外加戶口政策,出門要介紹信,否則旅店都不讓住。把人們困在本鄉本土。全國人民都是青色的中山裝,沒有奇裝異服,沒有其他的享受,免得受到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腐蝕。

最後,再配以“重刑而連其罪”。

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鐵拳。

 

毛潤之兄學通古今,現在看來,他的治國手段受商鞅兄的影響極大。

從農業學大寨,開梯田,墾荒地,查戶口,打到臭老九,再到連坐,重刑,打到一大批士大夫,無一不是商鞅兄的影子。

它的好處是真的能做到全國一盤棋,民心收於一處。

它的壞處呢,就是無法持久。

為什麽?

因為它反人性。

它在某一個特定的世間和環境中能成功,但絕對無法持久。

秦軍可以橫掃六國,但一撒出去,看到了外麵的花花世界,就像長期處於隔離狀態的人麵對新冠病毒,戰鬥力瞬間崩盤。類似的還有滿洲八旗,在關外時打遍天下無敵手,入關六十年,便再無可戰之兵。

 

““使商無得糴。”

商鞅兄主張限製商業。

但是,這麽大的秦國,沒有商業流通渠道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國家統籌,杜絕私人流通。

嗬嗬嗬,如果說,管仲兄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那麽,商鞅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之父。

這是妥妥的國進民退計劃經濟啊。

你能想象,那時的秦國,到處都是朝廷辦的供銷社,哈哈哈。

 

第三篇,《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商鞅兄也認識到,要給普通百姓一個上升的通道。

現代企業的管理,就有這個career path的概念,就是要給所有的員工提供上升的空間。如果這個通道沒了,階層固化,呆在高位的都是官二代,那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者說普通基層員工就會躺平,因為沒有了動力。

而激勵普通員工拚死拚活地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升職全看工作表現。

無需請客送禮拍馬屁,表現好就升職,表現不好就降級乃至開除。

我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現代西方的企業,至少我工作過的公司,做得非常好。

非常簡單有效的方法,獎罰分明。我想關於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有異議。

 

在商鞅兄看來,國之重器就是農業和備戰。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確實是抓住了要點。農業好,能保證沒有災荒,社會穩定。打仗時也糧草充足。吃得飽就營養充足身體好,農業做好了還能升官。

打仗呢,就看軍功。

所以,秦軍的迅速崛起,和商鞅兄的變法是有直接關聯的。

當然,這有個條件,就是當時戰國七雄的科技上沒有代差。否則,以商鞅兄的“不貴學”,如果其他六國中有哪一國有了技術革命,秦軍的身體素質再棒,再賣命,也沒有希望。僧格林沁的騎兵對八國聯軍的戰例已經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第四篇,《去強》。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嗬嗬,商鞅兄這是要打到孔老二。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商曰,這些都是禍國殃民。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話題。曆史上,常常有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

宋,亡於元。

明,亡於清。

西羅馬,也是亡於蠻族。

商子認為,孔子孟子的儒家學說,隻會讓人軟弱,讓國家衰敗。

清心寡欲,思想淳樸,吃得飽,重賞軍功,嚴刑峻法,才會使得國家強大。

商子說的,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當然有。

為什麽?

秦國打贏了啊。

隻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把自己的子民關在籠子裏這樣搞,沒有問題。把籠子拆了,就玩不下去了。

 

“強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這個絕對是對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商鞅兄已經有了統計學的概念。

 

第五篇,《說民》。

“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如果說,管子是法家的鼻祖,是中國資本主義之父。

那麽,380年後的商子,就是法家的龍樹尊者,法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中國的社會主義之父。雖然二者的政策完全相反,但本質依然一樣,就是法治。

這應該很好理解。

比如說,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都是共產黨,都是共產主義。這是他們的共性。但他們的思想和國策,則完全不同,對吧?

商鞅兄認為,法最大,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奸民來治理。

用無罪推理,假設所有人都是良民是不行的。

儒家的仁,其實有一個前提,就是性本善。

嗬嗬,商子的“以奸民治”,其實就是說,性本惡。

那麽,到底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禪宗六祖慧能說,“不思善,不思惡。”。 我認可慧能。當然,慧能說的是出世法。從入世的角度來說,我更認可儒家的性本善。如果性本惡的話,這個人間,還有什麽值得待下去的?

如果一天到晚防人之心不可無,活得太累了吧。

 

“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

這一句說的是放權。

如果什麽都要事必躬親,靠君王來決斷,國必然弱。

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問題,潤之兄熟讀《商君書》,也一直在借鑒商鞅的治國理念,在建國前以一直是充分放權,為什麽後來就變了呢?

當然,建國前放權也是隻能如此。自己住在延安的窯洞裏,驕兵悍將分散在各個根據地。建國後有消藩的需要。但消完藩以後,不需要獨斷專行到死啊。

慶豐帝的做法,更是印證了商鞅兄的“斷君弱“。

啥都要去指導一下,結果就是從官到民全部躺平。

我以前講過,以後的史家會寫,紅朝盛世,就是鄧江胡的三十年。從慶豐帝開始,有盛變衰。

 

管理一個企業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潤之兄年輕的時候確實還是非常英明的,他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是反對黨八股的,提倡“到什麽山唱什麽歌。” 因地製宜非常重要。

什麽樣的管理方法最好呢?

其實沒有最好,隻有最合適,需要根據情況不斷修正。

比方說,在危機來臨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獨裁,乾綱獨斷。

比方說,當自己的團隊比較弱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強力介入指導。

比方說,當團隊很強的時候,最好的可能就是放權,充分讓部下去發揮,自己以輔助為主。

用一副藥去治百樣病,一定會把人治死。

一個領袖的主要工作,應該是確立正確的長期願景,然後搭建合適的結構,最好,找到合適的人才,把他們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去。Vis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Team Building。這就是leader和manager的區別。沒有這些概念的人,最多是個manager。

 

那麽,商鞅兄是不是的leader呢?

絕對是。

從願景,到架構,到實施,一應俱全。

先秦諸子中,法家的管子商子,都是當之無愧的leader。

其它諸子,目前看來,還處於空想烏托邦的狀態。他們有自己的理論體係,但僅僅是哥德巴赫猜想,既沒有組織架構,也沒有實施舞台。他們有的是宗教領袖,有的是哲學家。而法家的管仲兄和商鞅兄,則是哲學家兼政治家。

一個leader,必須具備manage up, manage peers, manage reports的能力。

否則,縱使你滿腹經綸,也必然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你的思想,理論,如果連君王都說服不了,又如何去說服朝臣,去造福天下的百姓?在那個王權至上的年代,要想施展抱負,隻能走上層路線,貨賣帝王家。

 

“重輕,刑去。常官,則治。”

用重刑,民眾心生懼怕,不敢違法,反而就不需要用到刑。

通過法治來選撥官員,則天下大治。

在一定的範圍內,重刑確實能讓社會治安變好。所以,紅朝以前常有從重從快。刑太輕,會失去威懾作用,反而會鼓勵犯罪。比如,一千塊以下不立案,於是零元購就常常發生。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

過重的刑罰,會變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商鞅兄大概沒有料到,他以嚴刑峻法一手扶植起來的大秦,正是毀於他一手創建的嚴刑峻法。那天夜裏,大澤鄉的那群人,如果還有一絲的活路,隻怕也不會揭竿而起。

 

商鞅兄於秦孝公三年和九年先後進行了兩次變法。

第一次是重農抑商,頒布各種法令,並設立郡縣製。中央,郡,縣的組織架構成立,由秦王直接派官吏管理。第二次是廢井田,開阡陌。也就是大搞基建,修高速公路。

激進的改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對。

史上有人說,商鞅兄刻薄寡恩。

這個我倒是不認可,治亂世用重典。

但他確是一位酷吏。

他的法治思想是沒有錯的,錯的是立法過程沒有充分考慮到大家的承受程度。許多人懼怕他,懼怕他的嚴刑峻法,懼怕秦孝公對他的寵信有加。

怕,不等於服,不等於敬。

怕,往往是忍,是等待機會猛烈的還擊。

 

君恩似流水。

商鞅變法,讓秦國強大起來。秦孝公也沒有負他。秦孝公隻是死了。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即位,即秦惠王。

公子虔等人借機告商鞅謀反,秦惠文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店主見他未帶任何通文,便告訴他,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連坐治罪的。

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曆。

無奈,商鞅兄便潛回到封地商邑,起兵北出。秦惠王發兵討之,商鞅兵敗。其屍身被帶回鹹陽,秦惠王又下令處以“車裂之刑”。至於他的家族,在他的“連坐”法下,可想而知。

 

《商君書》共有26篇。

我們無需每一篇都講到。他的思想,在前麵五篇中已經非常清楚了。

商鞅兄是一個非常渴望建功立業的人。

這其實是任何一個男人,或者雄性動物的本能,特麽刻在基因裏,沒辦法的事。另外一個刻在基因裏的就是多霍霍幾個女人,或者雌性動物。

想歸想,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上下五千年,建功立業的男人不在少數。

什麽武聖關二爺,冠軍侯霍去病。

那為什麽那些人不是我眼中玉樹臨風的男人呢?因為他們不夠格。

他們不是不夠優秀,但像他們那樣優秀的人太多。

看一個男人,要看他的思想的深度。

 

商鞅兄繼承了管仲兄的法治思想,但根據秦國的國情,揚棄了管子的資本主義重商富民思想,創造性地實踐了社會主義重農重兵抑商。朝鮮金家的先軍主體思想,整個就是剽竊,嗬嗬。

同時,世人多以為是始皇帝設郡縣,車同軌。

錯,這些皆始於商鞅兄。

郡縣製,完全是商鞅兄的設計。

這個設計,徹底終結了中國的封建社會。沒有了分封,自然就不再是封建社會。從此,中國進入了皇權專製社會。

車同軌,始於廢井田,開阡陌。

始皇帝統一六國後,加入了“書同文,行同倫”。

 

商鞅兄的思想是創造性的。

他的社會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的慘死,更像是一個為了自己的信仰去死的殉道者。

他是一位燦爛的思想家,哲學家。

他是一位悲劇性的改革家。

他的國家結構設計,恩澤以後的兩千年。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是郡縣製。

在中國的曆史上,他絕對是一個玉樹臨風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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