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20、2024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與民主黨候選人得票對比及變動分析

2016、2020、2024年特朗普與民主黨對手在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族群、宗教信仰、受教育情況、收入、性別認同和性取向、城鄉、兵役情況的得票比例情況及對比    2

投票從分散到集聚、民主共和兩黨競爭的白熱化、進步與保守的鮮明對立    13

性別：特朗普在男女選民中支持率穩定上升、在男性中獲優勢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兩性支持率波動起伏、民主黨女性身份牌的失敗    13

婚姻狀況：特朗普在已婚未婚群體中支持率均有提升、在已婚者中支持率明顯具優勢，民主黨在未婚者中占優    14

族裔：特朗普在白人群體中獲穩定支持、在非白人群體中支持率穩步上升；民主黨在少數族裔中仍有優勢，但支持率明顯下滑；亞裔和拉丁裔的“右轉”、阿拉伯裔的“棄權”和轉向    15

宗教：特朗普在基督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的穩步提升、民主黨的日趨下滑，雙方在其他宗教和無神論信仰者中支持率的搖擺、無神論者多數支持民主黨，宗教群體整體的保守和厭女傾向    16

受教育程度：特朗普支持率和受教育水平顯著的反比；技術與理工類出身者顯著偏向特朗普的重要特殊情況；草根與進步潮流的脫節、精英與草根的脫節    17

性別認同與性取向：LGBT群體是特朗普最大短板、民主黨女性政治家支持率最高群體    18

收入：特朗普在中偏低收入群體中支持率的日益上升、在高收入群體中支持率有所下滑、在中間及中偏下收入群體中領先，特朗普“草根”優勢日增，民主黨在“精英”所獲難以彌補    19

居住地：特朗普在鄉村、中部南部、內陸地區占優，民主黨在城市、東部西部、海岸地區占優，在郊區等地雙方膠著，三次大選得票變化與整體一致；美國城鄉、區域間撕裂有加劇趨勢    20

服役情況：特朗普在有服役經曆者中優勢明顯，民主黨女候選人在有服役經曆者中顯著落後，特朗普獲服役者多數支持對其當權的潛在益處    21

其他：省略的更細分群體的民調、對差異與變動性的側重、投票前預先民調的偏差及“羞澀的托利黨”效應    22

綜述：特朗普在多數派群體中支持穩定，又獲極右和民粹加持；民主黨基本盤不穩，在若幹少數派群體中遭遇“跑票”嚴重；三次大選反映美國民意右移，草根與精英對壘、美國撕裂、保守民粹興起，改變美國社會、衝擊世界秩序    23

 

 

   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落幕，特朗普重返白宮。自2016年以來，特朗普已三度以共和黨人身份參與總統決選，兩次獲勝（其中一次獲普選票勝利、選舉人團勝利；另一次隻獲選舉人團多數，普選票第二名）、一次失敗。而其三次選舉中的主要對手，希拉裏、拜登、哈裏斯，都是民主黨人，希拉裏和哈裏斯負於特朗普（雖然希拉裏贏了普選票，但不僅選舉人團落後，在普選票中也並沒有得票過半），拜登擊敗了特朗普。

 

    對於三場大選勝負及差異，有不少文章進行了分析，但中文平台鮮有通過投票數據對比分析方式，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本文就通過對三次選舉中不同性別、年齡、族群、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群體投票的差異，來探析三次總統選舉及結果不同的原因、各群體政治立場和傾向的變動和影響。

 

   由於美國總統選舉實行匿名投票，投票時也不需注明所屬身份群體，自然無法直接獲取不同身份群體投票結果。所以，隻能通過“出口民調（投票後接受調查機構詢問得出的樣本數據）”來估測各群體投票結果。根據出口民調各候選人在所有群體中得票數據，與選舉委員會公布的各候選人得票結果對比，可以看到出口民調是可信的、高度接近實際結果的（也比投票前若幹次的預先民調更接近實際結果）。雖然仍然不能確證各群體投票給各候選人的真確情況，但可以視為真確。這也是不得已的、各媒體和民調機構通行的估算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三次總統選舉中，除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外，都有第三勢力參與，如綠黨、自由意誌黨皆推出了自身的總統候選人。本文僅列舉民主黨候選人及共和黨的特朗普得票率，對參與總統初選、決選的其他候選人得票不再列舉。但為方便和反映數據原貌，仍使用包括所有參與總統決選的數據比例。所以，表格和文章的數據中民主黨候選人和共和黨候選人得票之和，不足100%。

 

   另外，美國三次大選投票率都在60-70%這個範圍，這意味著還有許多符合投票資格的美國人未參與投票。另有許多美國公民和住民，因年齡和身份原因沒有投票資格（或者有投票資格沒有投票能力）。嚴格說來，參與投票者對各候選人的支持情況，並不能反映全體美國選民、美國人民的政治立場和傾向。但對未投票選民和人民政治立場的調查更加困難，所以隻能忽略有投票資格而未投票者和無資格投票者，而將參與投票選民的選擇視為所有美國選民、美國人民的政治立場。

 

    本文以美國“愛迪生研究（Edison Research）”聯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福克斯新聞（FOX）、美聯社（AP）等媒體共同組成的民調聯盟的出口民調數據為來源，對比三次總統選舉中各群體投票傾向的比例及差異。本文中三次選舉出口民調數據，均為該民調聯盟以相同方式調查得出的數據。三次選舉民調中的每次樣本數量分別為24537、15590、22966。

2016、2020、2024年特朗普與民主黨對手在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族群、宗教信仰、受教育情況、收入、性別認同和性取向、城鄉、兵役情況的得票比例情況及對比

圖表如下：

總比例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6%	47%	50%
民主黨候選	48%	51%	48%

 

男性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2%	53%	55%
民主黨候選	41%	45%	43%

 

女性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1%	42%	45%
民主黨候選	54%	57%	53%

 

已婚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2%	53%	56%
民主黨候選	44%	45%	42%

 

未婚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7%	42%	42%
民主黨候選	55%	57%	55%

 

18-24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5%	31%	43%
民主黨候選	56%	65%	54%

 

24-29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9%	43%	45%
民主黨候選	53%	54%	53%

 

30-39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0%	46%	45%
民主黨候選	51%	51%	51%

 

40-49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9%	44%	49%
民主黨候選	46%	54%	49%

 

50-64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3%	52%	56%
民主黨候選	44%	47%	43%

 

65及以上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3%	52%	50%
民主黨候選	45%	47%	49%

 

白人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7%	58%	57%
民主黨候選	37%	41%	42%

 

非白人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1%	30%	33%
民主黨候選	74%	67%	64%

 

非裔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8%	12%	13%
民主黨候選	88%	87%	86%

 

亞裔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9%	36%	40%
民主黨候選	65%	63%	55%

 

拉丁裔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9%	33%	46%
民主黨候選	65%	65%	51%

 

其他族群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7%	41%	52%
民主黨候選	56%	55%	44%

 

新教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6%	60%	63%
民主黨候選	39%	39%	36%

 

天主教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0%	47%	59%
民主黨候選	46%	52%	39%

 

猶太教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3%	22%	22%
民主黨候選	71%	76%	78%

 

其他宗教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9%	29%	34%
民主黨候選	62%	68%	61%

 

無宗教信仰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25%	31%	27%
民主黨候選	67%	65%	71%

 

高中以下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1%	54%	62%
民主黨候選	44%	46%	36%

 

有大學經曆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1%	47%	51%
民主黨候選	43%	51%	47%

 

大學畢業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5%	47%	45%
民主黨候選	49%	51%	53%

 

技術學位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50%	57%
民主黨候選		47%	41%

 

研究生教育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6%	37%	38%
民主黨候選	58%	62%	59%

 

LGBT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14%	23%	12%
民主黨候選	77%	75%	86%

 

非LGBT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8%	48%	53%
民主黨候選	47%	51%	45%

 

3萬美元下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1%	46%	46%
民主黨候選	53%	54%	50%

 

3萬至5萬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2%	44%	52%
民主黨候選	51%	56%	46%

 

5萬至10萬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6%	42%	52%
民主黨候選	48%	56%	46%

 

10萬至20萬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8%	57%	46%
民主黨候選	47%	41%	51%

 

20萬以上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8%	48%	46%
民主黨候選	46%	48%	52%

 

城市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35%	38%	38%
民主黨候選	59%	60%	60%

 

郊區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9%	48%	51%
民主黨候選	45%	50%	47%

 

鄉村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62%	57%	62%
民主黨候選	32%	42%	34%

 

服兵役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60%	54%	65%
民主黨候選	34%	44%	34%

 

未服兵役	2016	2020	2024
特朗普	44%	45%	48%
民主黨候選	50%	53%	50%

注：2016年大選出口民調，技術類學位對各候選人支持率空缺；最高收入一欄為25萬美元以上，而另多20萬至25萬美元一檔

  投票從分散到集聚、民主共和兩黨競爭的白熱化、進步與保守的鮮明對立

  觀察以上表格，首先可以發現，相較於2016年大選，2020年和2024年大選，民主黨和共和黨得票相加的比例明顯提高。2016年大選，投票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占總投票比例的94%，而2020年和2024年則都是98%。當然，各身份群體的投票也都集中向民主黨與共和黨。而三屆選舉投票率分別為60.1%、66.6%、63.9%，也反映投票熱情總體上是提高的（2024年投票率降低有特殊原因，下麵會再提）。

 

  顯然，美國選民最近兩次大選都更加積極“選邊站隊”，而避免分散投票給第三黨，以免投票浪費。這反映了美國選民政治觀點的極化、投票更加功利化。而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代表進步派和保守派，且各自都分別比以前更加左傾和右傾，美國選民分別投給這兩黨，也反映了美國進步與保守的鮮明對立。

 

 性別：特朗普在男女選民中支持率穩定上升、在男性中獲優勢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兩性支持率波動起伏、民主黨女性身份牌的失敗

   2016、2020、2024三次大選，特朗普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支持者數量和支持率都小幅上升，在男性選民中一直保持一定優勢，在女性選民中雖處劣勢，但其在男性中的優勢基本可以彌補差距。而且特朗普在男女選民中的支持都是穩中略升狀態。

  而民主黨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支持率都較不穩定。2016年大選中，希拉裏在男性中得票率比特朗普低了11%，成為其敗選的重要原因。2020年拜登在男性和女性中得票比例與得票數，都明顯高於希拉裏。

   2024年，哈裏斯在男性和女性中得票又均較2020年拜登出馬時有所下滑。雖其在男性中支持者高於希拉裏2%，但又在女性中低於希拉裏1%。考慮到2024年投票集聚性高於2016，哈裏斯的表現還不如希拉裏。哈裏斯既在男性選民中明顯落後於特朗普（落後12%），又沒有得到女性壓倒性支持（僅領先8%）。

   民主黨推出的希拉裏和哈裏斯這兩位女性候選人，從功利性角度，可以說是失敗的。女性作為弱勢身份群體，本應像少數族裔一樣凝聚起來，投票給支持女權和進步的民主黨人尤其女性候選人。這也正是民主黨所期望達成的結果。

   但現實中，兩位女性候選人雖獲得各族群女性選民的合共多數支持，但並未喚起壓倒性的、足以取勝的支持。甚至各族群中女性選民數量最多的白人女性選民，在三次選舉中多數人都投給了特朗普（分別是53%、55%、53%）。而許多厭女的男性，反而受到女候選人女性身份刺激，倒向特朗普。其中白人男性更是在三次選舉中均超過60%支持特朗普。或者說，民主黨支持的女性“身份政治”，敗給了特朗普和共和黨的男性“身份政治”。

   發表過許多次歧視和侮辱女性言論、政策也顯然不利於女性權利的特朗普，不僅得到多數男性支持，在女性中也一直有超過40%支持率，且在白人女性中還獲過半支持。這樣的情況令人深思。無論原因如何，都反映了即便美國女性，也有超過四成並不積極支持女性候選人、不支持女權主義。

   可以說，民主黨這些年來一直宣傳的“選出美國第一個女總統”口號，以及女權主義理念與女性政治議程，沒有得到多數美國人的青睞、共鳴，還適得其反。在最近三次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兩位女性均失敗（雖然希拉裏贏了普選票，但領先也不多，且並未超過50%），而男性的拜登勝利，三人性別身份與勝選與否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美國社會根深蒂固、半公開半潛伏的厭女氛圍、對女性當選總統抵觸的多數國民心態下的結果和表現。

  婚姻狀況：特朗普在已婚未婚群體中支持率均有提升、在已婚者中支持率明顯具優勢，民主黨在未婚者中占優

  三次大選中，特朗普均在已婚者中獲得多數選票，且三次選舉支持率都有攀升。已婚者對民主黨的支持有所下降。而未婚者中多數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但支持率沒有明顯提升，倒是特朗普在未婚者中得票有所增加（尤其比較2020年和2016年）。

  這樣的得票分野，原因在於已婚人士相對保守，其中多數人更認同特朗普及共和黨主張的“傳統價值觀”、“家庭價值”，如女性做家庭婦女、多生育、反墮胎、反LGBT等。而未婚者更在乎個人自由、女性權利、支持捍衛墮胎權、支持LGBT等。或者反過來，支持特朗普的較願意結婚，而反對特朗普的更多願意選擇單身生活。

  根據三次大選的得票變動，特朗普顯然在已婚較保守群體中鞏固和提高了支持率。這說明共和黨的政治理念、特朗普的政策，得到了已婚保守群體中多數人的認可。民主黨雖也勉強保住了在未婚群體中的相對優勢，但並沒有將優勢擴大。

   當然，已婚人士中也有超過40%支持民主黨，未婚者中特朗普支持率也有40%。不同婚姻狀況對支持某個黨派及候選人的影響，並不是一邊倒的。但婚姻情況確實是影響政治立場的一個重要因素。

   年齡：特朗普在年輕選民中支持率的增加、年輕人保守化極右化的憂患

   三次大選，特朗普在4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有著顯著的、整體性的提高。其雖然在40歲以下選民中支持率仍低於民主黨候選人，但差距在迅速縮小，且18-24歲年齡段對其支持率提升最快。2024年大選，30歲以下青年人已有約四成五支持特朗普，是很驚人的。

  以往，年輕人多數是左翼進步派、傾向支持民主黨及更左傾的黨派與人物，並對右翼較為厭惡。近年，美國年輕人雖仍然有許多左翼甚至極左翼，如一些人支持桑德斯、AOC等社會主義者。但同時，也有不少年輕人向右轉，擁抱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右翼民粹主義、新納粹等。

  這不是一個好的征兆。以前很多人覺得支持特朗普及右翼勢力的，都是那些“老古董”、“老頑固”、“老右翼”，而年輕人不會被其蠱惑，等老一代去世、年輕人長大，美國將越來越進步、左傾，特朗普及右翼保守勢力將越發式微。而這幾次大選年輕人中特朗普支持者反而越來越多，打破了這種幻想。

  年輕人“右轉”不僅發生在美國。在歐洲、韓國、日本、印度、中東等國等地，都普遍出現。年輕人對建製有強烈反叛心態，曾經普遍選擇極左意識形態反叛秩序。而在如今建製派普遍較左傾情況下，年輕人又選擇右翼。而且這些年輕人很大一部分並不是轉向溫和中右，而是民粹和極端化的右翼至極右翼。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這些頗有煽動性的意識形態，對年輕人頗有吸引力。在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下，部分年輕人“右轉”就發生了。這是很令人擔憂的。

   而美國民主黨人，並沒有有效鞏固和擴大年輕人的支持度。雖然民主黨在年輕人中支持度仍然略高於共和黨，但升降趨勢不容樂觀。作為進步政黨，不能得到年輕人壓倒性支持，本身就反映了政黨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存在問題。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民主黨在中老年人（尤其40-49歲、65歲以上）群體中支持率有所上升。 共和黨則在65歲以上群體中支持率連續略降。這或許是因為共和黨偏向激進右翼民粹的政策，讓較為理性的中老年群體中部分人感到擔憂，選擇支持較溫和的民主黨。當然，中老年人整體上還是較保守的，對共和黨的支持率略高於民主黨。

  族裔：特朗普在白人群體中獲穩定支持、在非白人群體中支持率穩步上升；民主黨在少數族裔中仍有優勢，但支持率明顯下滑；亞裔和拉丁裔的“右轉”、阿拉伯裔的“棄權”和轉向

   三次大選中，特朗普都得到57%的白人（不包括拉丁裔）選民支持，可謂相當穩定。而美國非拉丁裔白人（包括盎格魯–薩克遜人（英裔）、愛爾蘭裔、德裔、法裔、意大利裔、波蘭裔、俄裔等），占到美國總選民的71%，可謂美國社會的“基本盤”。特朗普長期獲得過半白人的支持，成為其勝選的最重要選票來源。特朗普及共和黨堅持白人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白人優先主義的基本立場，在選舉中得到了明顯回報。雖然持較極端的白人至上和種族主義立場的共和黨人及支持者是少數，但其他多數共和黨人也選擇了默認、合流，而非反對和杯葛。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非白人（有色人種）群體中支持率大幅提高。2016年大選，特朗普在所有非白人中僅獲21%支持；2020年，上升至30%，2024年進一步提高到33%。而同時，民主黨在非白人中支持率一路下滑，分別是74%、67%、64%。

   在具體的各非白人族裔中，非裔是支持民主黨及其候選人最堅定的群體，投給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比例也最低。但從趨勢看，非裔投票給特朗普的比例也從8%上升到13%（哪怕2024年民主黨哈裏斯算半個非裔），投給民主黨的從88%降低到86%。

   非裔是種族壓迫與種族歧視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美國種族平權和進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非裔自1960年代以來，長期是支持平權的民主黨的鐵票倉。但近年也發生了分化，出現不少支持特朗普、支持“MAGA”的右翼非裔。甚至還有一些極端的黑人身份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類似於中國的“精日”、“支黑”）。非裔占美國人口13%，而美國總統選舉向來膠著，部分非裔的轉向，也助推了特朗普在2024年的勝利。

   而亞裔、拉丁裔對特朗普及共和黨的支持率提高的更是非常明顯，亞裔從29%升至40%，拉丁裔從29%升至46%。相反，民主黨在亞裔中的支持率從65%降至55%、在拉丁裔中的支持率從65%降至51%。

   亞裔和拉丁裔同樣受益於種族平權，也是盎撒及法德等歐裔白人族群霸權的受害者，曾經也是大多數都支持民主黨。但許多亞裔和拉丁裔在價值觀上偏向保守，例如重視家庭、傾向個人奮鬥、小政府、低稅收，一些亞裔和拉丁裔因母國左翼革命及造成的損害等原因，還有強烈反共反左情緒（這在越南裔和古巴裔中表現最突出，部分華人也有類似情緒）。特朗普及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反共主義，頗得較右傾的那些亞裔和拉丁裔歡心。

   而亞裔和拉丁裔雖受益於民主黨寬鬆的移民政策，但卻傾向“上車就關門”，反而反對繼續接納移民和平權。相對於非裔等群體，亞裔和拉丁裔內部團結性和凝聚力差，還存在嚴重分化和內訌，且往往不在乎整個族群利益，而更在乎個人訴求。所以投票也就分散甚至相互對立。

   而在占美國選民人數4%的“其他族群”，包括阿拉伯人、穆斯林、原住民等群體中，特朗普支持率從2016年的37%升至2020年的41%，2024年更是達52%，壓倒了民主黨。而民主黨在2016年和2020年選舉中，在這些“其他族群”中還有55%支持率，2024年則暴跌到44%。

   特朗普和共和黨在阿拉伯穆斯林等族群中得票率猛增，民主黨則大跌，雙方支持率逆轉，關鍵事件是2023年底開啟的加沙戰爭、以色列對加沙的血腥屠戮。而民主黨一直支持以色列，雖也曾勸告以色列在軍事行動中避免平民傷亡、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但更多的是給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在外交上力挺以色列。拜登和哈裏斯都會見被國際法院通緝的以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對後者及以色列的支持。

  這當然惹惱了美國穆斯林尤其阿拉伯裔人士。雖然特朗普和共和黨在巴以衝突中更加傾向以色列，但此時畢竟在野。而且麵對加沙人巨大的苦難、民主黨的虛偽，很多美國阿拉伯裔、穆斯林、支持加沙的極左人士，也就破罐破摔，不再“顧全大局”支持向來親近的民主黨，有些放棄投票，另一些人寧願投票給特朗普。雖然這些人加起來隻有美國不到3%選民，但卻在膠著的選情中起到關鍵作用。2024年大選投票率相較2020年有明顯下降（從66.6%下降到63.9%），就和部分阿拉伯人、穆斯林、極左人士棄權有關。

   自約翰·肯尼迪推動美國南方非裔平權至今的約60年，美國民主黨一直以支持多元社會、種族平權、反白人種族主義作為黨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同時，共和黨一直對種族平權較為冷淡，還頗有異議。所以，美國非白人（有色人種）長期傾向於支持民主黨。2016年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表現出的白人種族主義立場，更是讓非白人（除了越南裔等特殊情況）更壓倒性支持民主黨。

  但最近幾年，包括2020年和2024年大選，美國非白人表現出更加複雜的投票選擇，各有色人種之間及族群內部的政治立場更多樣。雖然整體比例上，有色人種仍然更多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但從趨勢上，更多有色人種投給特朗普及共和黨，對民主黨的支持度則明顯下降。

   民主黨無法穩固有色人種這個“基本盤”，無法有效處理有色人種各族群之間（如穆斯林和猶太人、印度人和錫克人）及各族群內部（如左翼亞裔/拉丁裔與右翼亞裔/拉丁裔）的矛盾，不能團結和難以足夠有力動員有色人種。尤其在選情膠著情況下，民主黨的動員力似乎總是“差了一口氣”。

   而且，由於民主黨建製派希望團結美國不同族群和階層，如希拉裏、拜登、哈裏斯都向中間靠攏，所以許多激進的少數族裔和極左人士拒絕投票給民主黨以示抗議。雖然民主黨倒是從高學曆白人那裏得到一些“補償”得票，但不足以彌補從非白人及白人中下層流失的選票。民主黨候選人的“向中間靠攏”的策略，從投票結果看，隻有拜登取得成功，希拉裏和哈裏斯都失敗了。

    當然，最根本的是非白人（有色人種）自身的分化和立場轉變。經曆2016年民主黨失敗、特朗普勝利的打擊，有色人種的“身份政治”不敵右翼白人、宗教保守派的“身份政治”。現實的失敗動搖了其種族平權的信心，一些人轉投勝利的特朗普、崛起的右翼民粹。特朗普及其團隊的民粹觀點也吸引了有色人種中的反建製者，哪怕長遠對後者及整個有色人種並不利。

   如果民主黨找不到重新團結有色人種、爭取各非白人族裔（尤其占比較大、右傾日益嚴重的拉丁裔和亞裔）的新辦法、好辦法，又無法爭取近半數白人支持，未來很可能還會再輸掉若幹次總統選舉及議員選舉。

   宗教：特朗普在基督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的穩步提升、民主黨的日趨下滑，雙方在其他宗教和無神論信仰者中支持率的搖擺、無神論者多數支持民主黨，宗教群體整體的保守和厭女傾向

   美國天主教徒、基督新教教徒、其他基督教分支群體信徒，占美國選民68%，是按宗教信仰區分的美國各群體中的多數群體。與占族群人口和選民多數的白人一樣，宗教多數派的基督教徒多數支持特朗普，是特朗普兩次勝選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在新教信徒中，三次大選平均支持率在60%左右，在天主教徒中則是55%左右。而民主黨在新教中支持度一直低於40%，在天主教徒中則隻有2020年拜登參選時過半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而希拉裏和哈裏斯兩位女性參選時，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得票率都明顯偏低（尤其和天主教徒在2020年過半投給拜登縱向對比），反映了基督教徒整體保守、抵製各項進步主義議題、反女權、不願女性成為美國總統的特點和政治立場。

 

  而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中得票在80%以上，是其最穩定的支持群體。而特朗普在白人基督徒中也整體獲得70%以上支持率。這些支持者的支持是非常穩固、不因特朗普具體內政外交政策而動搖的。而民主黨除了非裔群體、猶太人群體、LGBT群體尚有此支持比例，在其他各身份群體中都得不到如此壓倒性和穩定的支持。而非裔和猶太人群體人口及選民占比卻顯著不及白人基督徒，意味著民主黨堅定的基本盤規模弱於特朗普及共和黨。

   在其他宗教中，猶太人是被民調單獨列出的。美國猶太人在三次選舉中，70%以上支持民主黨，且在2024年大選中78%投票給民主黨。猶太人雖然隻占到美國選民約2%，卻對美國經濟、金融、貿易、媒體等領域及美國政府內政外交政策有極為巨大的影響。猶太人也可以通過其龐大影響力，對大選及總統候選人產生超過其人口比例的影響。雖然在巴以問題、以色列安全問題上，共和黨更親以色列，但美國猶太人更多受民主黨族群平權、“政治正確”、反對反猶主義的好處，以及美國猶太人普遍左傾進步。而且民主黨也是力挺以色列的（隻是程度遜色於共和黨）。

   但在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等“其他宗教”信徒中，特朗普支持率呈上升趨勢，2024年更為明顯，34%其他宗教信徒投票給特朗普。而民主黨隻在2020年拜登執政時拿到68%的顯著優勢，另兩次隻得到62%和61%支持。雖然這些少數派宗教群體多數仍然投票給民主黨，但趨勢上更利於特朗普。

   之所以如此，有多種原因。首先，穆斯林群體與之前所屬阿拉伯人等族裔類似，因為民主黨在2023年至今的以哈戰爭（伴隨著以軍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殺戮）中力挺以色列，引發了反彈。而無論穆斯林還是其他宗教信徒，與基督教徒一樣，在2016和2024年支持民主黨比率都比2020年明顯較低，顯然是他們中很多人不喜歡女性成為美國總統。雖然“其他宗教”信徒仍然有60%投給了希拉裏和哈裏斯，但與拜登得票的對比仍能看到宗教保守主義的顯著影響。

   而在無宗教信仰者/無神論者中，投票趨勢正相反。2016年希拉裏、2024年哈裏斯，都得到比拜登更大比例支持，特朗普得到的支持則相應減少。顯然無神論者更支持進步主義、更青睞女性成為美國總統。而美國無宗教信仰/無神論者比例在最近幾年有明顯提高，約占美國選民20%，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政治的力量。而這一群體對民主黨的支持一直保持在65%及以上，是民主黨的重大助力。

   不過由於無宗教信仰/無神論者缺乏宗教那種組織和動員能力，又會使其影響力相對削弱，相同人數情況下往往不及宗教信徒的影響力。無神論者明顯倒向民主黨同時，宗教人士尤其保守派基督徒明顯倒向共和黨，所以無神論者對民主黨的支持作用是有限的。

    受教育程度：特朗普支持率和受教育水平顯著的反比；技術與理工類出身者顯著偏向特朗普的重要特殊情況；草根與進步潮流的脫節、精英與草根的脫節

    在各維度群體支持率中，隻有在受教育程度這一維度，特朗普支持率顯著的、規律性的呈反比例趨勢，民主黨則成正比趨勢。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體，對特朗普支持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特朗普支持率越低。民主黨則相反。

  而從縱向對比，在“高中及以下”和“研究生及以上”群體中，特朗普三次選舉支持率都是提升狀態，且“高中及以下”群體支持率從2016年的51%，升至2024年的62%。

  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者，因為缺乏足夠的知識和分辨能力、依賴不可靠的信息渠道，容易被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勢力利用和煽動，尤其容易被各種謠言和陰謀論欺騙，對於“奧巴馬出生在外國”、“希拉裏性侵兒童”、“氣候變暖是謊言”等謊言易於聽信。他們也易被右翼民粹的“狗哨言論（模棱兩可的、具煽動性的、帶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性質的言論）”所吸引，成為特朗普及其他民粹政治人物的狂熱擁躉。

  “研究生及以上”學曆，是各學曆區間中對特朗普支持率最低的。但也有36%-38%的支持率，且連續小幅上升。這既說明大多數高學曆者不支持特朗普，也同時說明一部分高學曆者處於精致利己的利益訴求及價值觀因素支持特朗普。

   而在“接受過一些大學教育”和“大學畢業”群體中，三次大選中特朗普支持率分別呈U型和倒U型變動（雖然變動幅度很小），也反映了未完整完成大學學業者對女性政治家較不歡迎、完成大學學業者較歡迎女性政治家的微妙差別。而是否完成大學學業，也可算是支持/反對特朗普占多數者的分水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副學士學位（美國技術類學校/綜合性學校技術類專業畢業生所獲專科學位）”獲得者中得到較高支持率（2020年和2024年分別為50%和61%，拜登和哈裏斯則分別獲47%和41%，2016年數據缺失，但合理推測支持特朗普比例會顯著高於希拉裏），反映了技術類高校學生和畢業生普遍傾向特朗普的重要現象。2016年出口民調聯盟未納入此數據、之後納入和單列，也反映了媒體對這一群體較獨特政治傾向從忽視到重視。

   這些技術類學校/專業及學生，主要集中於理工領域，人文社科學習及相關知識較少，更加認同特朗普及共和黨的保守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混合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價值觀，也較青睞特朗普這樣“不拘一格”的民粹人物，而排斥民主黨的平等、博愛、平權、多元化等進步主義觀念，較不認同民主黨建製派政治家和建製體係。而縱向對比，哈裏斯得票顯著低於拜登，也反映技術類尤其理工係選民對女性政治家的排斥。而專科學校出身者占選民16%，是不容小覷的群體，為特朗普兩次當選助力甚大，未來也會繼續成為特朗普及共和黨的重要支持者。（不僅美國，中國和許多國家地區都存在這種情形，即理工係/技術類學科學生“川粉（特朗普支持者”較多）

  美國不同程度和類型學曆群體，對特朗普與共和黨支持度的迥然不同，也反映了美國社會精英與草根大眾的之間的隔閡與撕裂。草根大眾與時代進步潮流脫節，精英與草根脫節。這種脫節不是單向的，而是雙方、多方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促成的。“脫節”體現在知識、價值觀、利益取向、立場、對國家發展方向和內外政策等諸多方麵。相互的脫節意味著相互的不理解，社會的不和諧，以及必然發生的衝突、劇烈的動蕩。

   性別認同與性取向：LGBT群體是特朗普最大短板、民主黨女性政治家支持率最高群體

    三次選舉中，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群體都壓倒性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投票給特朗普的較少。但三次選舉投票支持比例也有差異。2016和2024年，特朗普得票率分別為14%和12%，希拉裏和哈裏斯得票是77%和86%。而2020年大選，特朗普在LGBT群體中得票率達23%，拜登得到了75%。顯然，LGBT群體更傾向女性政治家、厭惡男性政治家。在拜登和特朗普這兩個男性對決時，LGBT對民主黨的支持明顯降低、對特朗普的相對厭惡感也降低。當然，拜登也是LGBT權利的支持者，但少了女性這一更易被LGBT群體接受的個人身份。

  LGBT作為典型的少數群體，長期遭受歧視和邊緣化。雖然自2010年左右，美國在內全球LGBT運動風起雲湧、LGBT權利也得到一定保障，但仍然是脆弱的、易被歧視欺淩的。他們當然不希望排斥甚至迫害他們的右翼至極右翼勢力執政，而與支持LGBT權利的左翼和極左翼親近。LGBT群體是相對較穩定支持民主黨的群體。但民主黨派出較中間派的男性參選，其在LGBT群體中支持度也會有所下滑。

  反過來，三次大選中，特朗普在非LGBT群體（順性別異性戀）中兩次領先，隻有與拜登對決中沒有拿下多數。可以說，整體上，非LGBT群體傾向支持特朗普，雖然領先優勢不大，但卻占美國選民93%。特朗普在順性別異性戀、白人、基督徒等占美國多數的群體中取得多數支持，反映了美國“基本盤”較右傾保守的事實。特朗普哪怕在“基本盤”領先不超過5%，也足以戰勝在少數派群體中領先超過20%的民主黨候選人。

  收入：特朗普在中偏低收入群體中支持率的日益上升、在高收入群體中支持率有所下滑、在中間及中偏下收入群體中領先，特朗普“草根”優勢日增，民主黨在“精英”所獲難以彌補

    三次大選中，特朗普在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下選民中支持率整體呈上升趨勢。其中，在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群體中支持率增幅最大是在2020年大選，而在3萬至10萬美元群體中支持率增幅最大是在2024年大選。而在10萬至20萬、20萬美元以上群體中，特朗普支持率則整體略有下滑。不過，特朗普在10萬至20萬美元收入群體中，獲得了三次選舉中各收入群體中最高支持率（57%），有些耐人尋味。

 

    2016年大選，各收入群體投票傾向，與傳統的民主黨共和黨得票分布較吻合，即中低收入者傾向高稅收高福利的民主黨，中高收入者傾向低稅收低福利的共和黨。

 

  但到了2020年，中低收入者對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支持率略有增加。2024年大選，除低於3萬美元收入的群體仍多數支持代表民主黨的哈裏斯（哈裏斯領先4個百分點），收入在3萬至10萬範圍內的群體（占選民的48%）支持特朗普的已過半數，領先民主黨哈裏斯6個百分點。

 

    而在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高收入群體中，特朗普支持率略有下滑，而支持民主黨的比例則明顯上升。這側麵說明曾經棄權或投給其他第三勢力的高收入群體，普遍選擇支持民主黨。另外，年收入10萬至20萬的較高收入群體，在2020年大幅靠攏特朗普和共和黨後，2024年又明顯倒向民主黨。

 

   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依靠的是中高收入者的相對支持（雖然支持很微弱，但考慮到當時特朗普知名度、克裏斯馬化還不嚴重，卻仍然能超過希拉裏，已算表現優秀）。而2024年，則是依靠收入在全美排15%-50%這一中間偏下（但又不墊底）收入群體的支持獲勝。當然，特朗普與民主黨候選人整體上在各收入群體中支持率相差並不懸殊，在三次選舉多個收入段還呈膠著狀態。

 

   而收入和階層、學曆，有著顯著的相關關係。整體而言，收入較高的，學曆也相對較高。結合前麵展示和分析的、特朗普在不同學曆群體中支持率對比，可以看到特朗普在高中及以下學曆者、接受大學教育但並未完全完成大學教育者中得票領先。這也和其在中等偏下收入者中領先相一致，兩個群體有很大重合。低學曆者、低階層人士，往往更容易聽信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反智反科學觀點、陰謀論、反精英、反全球化等論調。即便在社會福利方麵民主黨政策更有利於其，但在價值觀等方麵與特朗普及民粹共和黨人合拍，於是整體“向右轉”，從支持民主黨居多到支持共和黨占優。

 

    相反，普遍高學曆的高收入者，就比較不信和反對特朗普的反智反科學、陰謀論、反精英、反全球化等言行，其中原來立場右傾、支持共和黨的，麵對特朗普和MAGA“美國優先論”民粹力量，部分人轉向支持全球化和建製派主導的民主黨，投票給拜登等傳統政客。但年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上的最高收入區間群體隻占美國選民7%，顯著少於支持特朗普者占多數的年收入5萬至10萬美元區間的群體（占美國選民32%）。

 

   可以說，不同收入群體對特朗普及其對手支持率的差別，很大程度是受不同學曆的影響。當然，收入本身既收入反映的階層及經濟處境的影響也很重要。但近年兩黨支持者都更看重價值觀，而非經濟政策對自己的直接損益。隻有年收入在3萬美元以下（最低收入群體）明顯較支持民主黨，顯著的與經濟狀況及兩黨福利製度有關。不過這一群體在2020和2024年大選中，也都有46%投給特朗普，反映右翼民粹在最低階層和最低收入區間者也有強勁影響力。

 

   不同收入群體投票傾向的變化，並不隻是學曆問題。美國中下層民眾的價值觀本就偏向保守，之前更多看重社會福利而較多投給民主黨。但如今更加重視價值觀，寧可放棄福利也要白人、基督徒的身份認同，保守主義和反全球化價值觀。而對身份認同和人生價值滿足感的需求，並不是金錢可以替代的。而高收入者中也有很多人，支持民主黨進步政策，以及考慮國家長遠利益、人類永續發展，寧願接受更高稅率，而反對經濟和稅收政策有利於己的特朗普。

 

     根據不同收入、學曆中特朗普及其民主黨對手得票率的消長，也可以說，特朗普在“草根”中支持率日益提高，在”精英”中支持率有所下滑。這與長期以來“草根”更支持民主黨、”精英”更支持共和黨，形成顯著的反差。

 

  當然，中低收入者中也仍有45%支持民主黨、高收入者中也有超過46%支持特朗普。三次大選，除個別次選舉中極少數區間，雙方在各收入群體中的差距都小於10%，也說明收入對於政治傾向的影響整體看是較小的，比族裔、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等對投票傾向的影響都要小一些。

  居住地：特朗普在鄉村、中部南部、內陸地區占優，民主黨在城市、東部西部、海岸地區占優，在郊區等地雙方膠著，三次大選得票變化與整體一致；美國城鄉、區域間撕裂有加劇趨勢

 

   根據選民居住區域劃分的得票比例，可以看出特朗普在鄉村一直保持60%左右的得票率，民主黨則平均不足40%。而城市正相反，特朗普支持率一直不超過40%，民主黨則維持在60%左右。

 

   而位於城鄉之間、占選民近50%的郊區，雙方選情非常膠著，三次大選都是在郊區贏得多數的候選人勝出。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普選票不及希拉裏，但在郊區也贏得49%得票，壓倒了希拉裏的45%。拜登則在郊區選民中擊敗特朗普（雖然僅領先2%，比在全國普選票中領先3.5%的優勢小很多）。2024年大選，特朗普拿到了51%的郊區絕對多數選票。

 

   而根據三次大選趨勢，民主黨三位候選人和共和黨的特朗普，在城市、鄉村、郊區得票整體是穩定的，這三類區域在2016-2020-2024三次大選中，特朗普與民主黨候選人得票消長及對比，與特朗普及民主黨候選人在三次大選整體上的得票消長相一致，沒有顯著的擴大和萎縮。民主黨在城市大優、特朗普在鄉村大優，雙方在郊區膠著（特朗普略有優勢）。

 

  自工業革命以來，無論歐美還是亞非拉各國，城市都是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核心地帶。幾乎決定著各國及全人類發展方向、引領世界的潮流。而廣大鄉村和農民則被相對忽視。在很長時間內，鄉村很多民眾也追隨城市政治風潮和做出政治選擇，雖然偏向保守，但並不根本性的與城市對立。

 

   但自從右翼民粹主義在各國興起，鄉村就成了支持右翼保守民粹力量的大本營。從印度、土耳其，到匈牙利、法國、德國、波蘭，以及美國，持民族保守主義的各右翼民粹政黨都在鄉村得到顯著支持。而鄉村地區巨量的人口和廣袤的土地，其對選舉的作用不亞於甚至超過了大城市。於是，許多保守民粹政黨在首都在內大城市處於少數，但憑借“農村包圍城市”成功上位。匈牙利的歐爾班政權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幾乎每次選舉都在首都布達佩斯失敗，但匈牙利多數鄉村選民都投票給他的“青年民主主義者同盟（青民盟）”及其盟友，連續多屆皆能執政。

 

   在民主社會，每個人當然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每個鄉村民眾與城市民眾一樣擁有同等權利。但許多支持保守民粹的選民投票往往並不是理性的，是易被利用、常常不顧長遠和全局、“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但反過來，也是城市精英、政客、知識分子忽略和輕視（甚至歧視）鄉村民眾的情感和訴求、與鄉村地區及這裏的廣大人民脫節，導致的反噬。而在未來很長時間裏，鄉村選民投票傾向保守、對各國政治民粹化的影響，仍然會持續。

 

   而不同方位區域的支持率，則是既有固定性，也略有變化。民主黨三位候選人都在東部（2016年民調為結果為“東北部”）和西部以54%-56%明顯領先，特朗普支持率約40%；而在中部和南部，特朗普以約51%-53%領先民主黨的45%-46%。

 

   根據美國國內自然和人文地理劃分，也可以說，民主黨在東海岸和西海岸等人口稠密的沿海狹長地區，尤其東北部以紐約為中心、西南部以加州西部為中心的地區，顯著領先；特朗普則在麵積更廣大、但地均人口較稀少的中部內陸（包括日益衰落的傳統工業區、“鏽帶州”）、地理和文化與東西海岸相異的南方內陸（田納西州及以南）與沿海地區（如德克薩斯州、佛羅裏達州），有著較大優勢。民主黨領先的東、西兩大區域，占美國選民41%，共和黨領先的中、南區域，占美國選民59%。

 

   根據幾年來各區域支持特朗普及民主黨的選票比例變化，可以看到，特朗普在中部內陸和南部的支持率都有擴大趨勢，民主黨在南部的支持略有萎縮；民主黨在西部支持率則略有擴大，尤其在2024年民主黨輸掉普選票情況下，哈裏斯在西部得票比例仍然略高於贏得普選票的希拉裏。而特朗普在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傳統較濃厚的美國南部（大致在肯塔基州-北卡羅來納州–佛羅裏達州–德克薩斯州為四邊角、及邊角之內不規則四邊形區域）最具優勢（當然這裏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多數時候都支持共和黨），且優勢日益擴大。而特朗普在中部“鏽帶州”優勢雖相對較小，但這塊曾經多數支持民主黨的地帶轉向共和黨，本就是特朗普勝選的關鍵。

 

  根據不同居住地選民投票情況及趨勢，美國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之間、不同區域公民之間，政治傾向的差異明顯且固化，各區域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持率差距還略有擴大趨勢。較為進步、多元化、現代化、發達的城市、沿海，多數人支持民主黨；較保守、白人為主、傳統、經濟不景氣的鄉村、內陸，以及美國特殊的、白人至上主義氣氛濃厚的“南方地區”，更多人支持特朗普及共和黨。

   

   這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及撕裂的日益加劇。而且相較於不同收入、宗教信仰、性別認同等混居同一地理區域的不同群體間的差別，不同區域（尤其不同方位地域）的居民之間的差異與撕裂，更可能促成美國國家共同體的崩潰。去年美國電影《內戰》就反映了人們對於美國各州因政治立場差別，導致美國分裂和內戰的擔憂和假想。

 

   而美國總統選舉和國會議員選舉，均實行按區域劃分選區、選區內“勝者全得”的選舉製度，更容易讓各選區、各地域“紅者越紅，藍者越藍”，對內壓製少數、向外與異己區域對立，還影響選民尤其少數派的投票熱情。而美國本就是聯邦製國家，各州權力巨大，又有南北戰爭這一國家一度分裂和內戰的前例。而美國左翼右翼、民主共和兩黨，又高度對立，且特朗普及共和黨民粹政治主張和執政政策頗為極端。所以，人們擔心未來美國將分裂甚至內戰，並不是杞人憂天。

   服役情況：特朗普在有服役經曆者中優勢明顯，民主黨女候選人在有服役經曆者中顯著落後，特朗普獲服役者多數支持對其當權的潛在益處

 

    三次選舉中，特朗普在有服役經曆（正在美國軍隊或國民警衛隊服役，或曾服兵役現在退役）的美國選民中，都得到了明顯多數支持。其中，對陣希拉裏和哈裏斯的兩次大選中，特朗普在有服役經曆者中獲得60%和65%支持率，而希拉裏和哈裏斯都僅獲34%支持率。而2020年大選，特朗普也獲得服役者54%得票率，勝過拜登的44%，但差距明顯收窄。而在未服兵役者中，特朗普三次都處於劣勢，但劣勢並不大。

 

   這不僅與特朗普三次大選整體得票趨勢有關，也和特朗普對手性別有關。有服役經曆的美國選民，男性占多數（美國軍隊男女比例為6：1，將軍中男女比例為11：1），較保守，強調紀律和男性氣質，較不樂見女性成為美國總統和三軍統帥。在美國各職業中，軍人、警察等強力機構都偏向保守和男性化，有一定的性別歧視甚至厭女傾向。

 

   有服役經曆者雖隻占到美國選民13%-15%，但也屬於頗為重要的力量，足以抵消希拉裏等民主黨候選人在一些少數群體中所占優勢。而且，軍人作為美國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鍵參與者，其政治立場對於美國政治和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美國軍人普遍傾向支持特朗普及共和黨、較少投票給民主黨，反映了多數軍人對民主黨政策的不讚成甚至反感，而對頗為民粹的特朗普的認同、對其一些出位言行並不在乎甚至支持。

 

   這也意味著，即便特朗普做了很多“離譜”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安全和穩定，軍隊也不太可能發動或支持推翻特朗普的政變。即便部分軍方高層反對特朗普一些損害美國利益的軍事、內政、外交政策而試圖抗命、政變，不僅違反美國憲法，還會遭到更多軍人抵製而難以成功。特朗普及共和黨民粹勢力的統治地位也更無後顧之憂。

    其他：省略的更細分群體的民調、對差異與變動性的側重、投票前預先民調的偏差及“羞澀的托利黨”效應

 

    三次大選的出口民調，除涉及對以上身份群體的劃分和調查，還有若幹其他身份群體劃分和調查，如將宗教信仰、種族、年齡等多身份重合，調查“白人基督徒”、“非裔基督徒”、“18-29歲白人男性”、“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等。這些更複雜、更細分的身份群體及投票傾向也很重要，但過於龐雜，本文除做一些特別引用外，不再一一列舉和詳細對比。

 

   本文對於各身份群體投票數據的評析，以講述分析不同群體間對特朗普及民主黨支持率差異、三次大選變動為主，所以相對突出了這些“差異”和“變動”，而對各群體中對特朗普或民主黨一方支持率相對少數或變動不明顯的占比者情況，著墨相對較少。這並非是相關群體不存在、不重要，隻是本文主要談差異和變動，無法將各身份群體所有傾向及三次大選有無變動者都同等關注度的列舉分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本文引用的選後出口民調數據，美國各媒體和調查機構在大選前的若幹預先民調數據，普遍高估了民主黨候選人、低估了特朗普。如2024年大選，選前民調結果大多數都是哈裏斯領先，但最終特朗普贏得勝利及普選票相對多數。2020年大選時，許多媒體和民調機構也過高估計了拜登的領先優勢。而2016年希拉裏更是在普遍預測勝利下輸掉選舉，雖然普選票多於特朗普，但領先也並不明顯。尤其對於決定選舉勝負的幾個州選舉人票歸屬的民調，顯然是嚴重失誤了。

 

   這反映了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民調及日常隱藏了對特朗普的支持傾向，或姿態上反對特朗普但內心支持特朗普、在最終投票時遵從內心深處的想法。因為特朗普許多主張“不政治正確”，支持者傾向向他人（包括民調人員）隱瞞真實想法。而且在“羞澀的托利黨”效應下，保守派往往不如進步派積極表達政治立場。雖然大多數人在民調中還是說了真話，但哪怕一小部分隱藏真實觀點，就會導致嚴重誤差。而對特朗普潛在支持者的輕視，也是民主黨兩次敗選的重要原因。

    綜述：特朗普在多數派群體中支持穩定，又獲極右和民粹加持；民主黨基本盤不穩，在若幹少數派群體中遭遇“跑票”嚴重；三次大選反映美國民意右移，草根與精英對壘、美國撕裂、保守民粹興起，改變美國社會、衝擊世界秩序

 

   根據以上信息，可以看到，在不同群體中，代表共和黨參選的特朗普和三位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率，有著明顯的差異。特朗普在白人、基督徒、異性戀者、非LGBT等占美國公民/選民多數的“主流”/“多數派”群體中有顯著優勢。而民主黨候選人則在非裔、猶太裔、非基督徒、LGBT等“少數族裔”/“少數派”群體中壓倒性領先。但少數群體占總選民人數較少，民主黨即便有壓倒性優勢，也難以顯著領先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雙方在各群體的總支持率/平均支持率呈膠著狀態。

 

   而在涉及多數派和少數派之外的各性別、年齡、收入為區分標準的群體中，民主黨候選人和特朗普各有勝負。特朗普在男性、中年人、中等及中等略偏下群體、鄉村居民中有優勢，民主黨在女性、青年人、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城市居民中領先。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其中一方在某群體中有優勢，往往就在於此群體有明顯差異（或身份對立）的另外群體中落後於另一方，反之亦然。

 

   而從橫向看，三次選舉，特朗普在大多數群體中支持率都呈曲折上升趨勢。尤其2024年大選，在絕大多數身份群體中得票比例都高於2016年和2020年。這也和特朗普整體得票比例上升一致。

 

   而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在男性、基督徒、服役軍人等群體中得票率顯著高於2020年，而民主黨候選人這兩次得票率顯著低於2020年，不僅在於整體選情/得票率的起伏變化，還顯然和這兩次選舉候選人為女性，美國一些群體有突出的性別歧視和厭女思想有關。而整體得票率的波動，也與候選人性別有一定關聯。多數美國人並沒有打算選出一位女性領導人（希拉裏得票也不過半）。

 

   在三次選舉中，特朗普在多數派群體中的優勢支持率都較穩固，而民主黨在一些少數派群體中的壓倒性優勢卻有萎縮趨勢。如民主黨在非裔、亞裔、拉丁裔等少數族群中的支持率，以及在中間偏下收入群體等“草根”群體的支持率，都顯著下降，而失去的支持基本都倒向特朗普。民主黨的“基本盤”不再堅定，讓民主黨變得脆弱。而特朗普在多數派群體中得到的雖非壓倒性、但約六成的支持，足以在與民主黨的競爭中占優、以逸待勞。

 

   相對於特朗普及共和黨在多數派群體中支持率的穩定性，民主黨依靠的部分少數族群對其支持是很不穩定的。2016年希拉裏的敗選，就和極左勢力反對她在女權、LGBT、種族平權、財產再分配等議題上不夠激進而拒絕投票（甚至投給特朗普以示對希拉裏和民主黨的抗議）有關。而2024年，極左翼、阿拉伯裔、穆斯林又因為巴以問題拒絕支持哈裏斯，一些人放棄投票，還有部分人投票給特朗普。這對選情膠著、雙方支持率不相上下的2024年大選有著非常關鍵的影響。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色列攻擊加沙的“蝴蝶效應”，成為影響美國大選的“黑天鵝”，令各方尤其民主黨人始料未及。

 

   多年以來，民主黨一直試圖建立一個包括中左、中間派、極左在內的多元化支持體係，甚至也在拉攏中右勢力，既擴大基本盤，又打造包容性的政團、多元的美國社會。這樣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這些年民主黨折中調和政策的實際推行，並沒有得到多少中間派的青睞，又讓激進左翼反感，支持率反而下降。民主黨三位總統競選人，隻有拜登成功爭取了中間派支持擊敗特朗普，希拉裏和哈裏斯同樣的策略卻都失敗。

 

   直接原因是，拜登有成熟政治家的高超手段、個人魅力，處理衝突和協調多方的能力很強，能夠吸引中間選民、本來立場不同的選民支持，從極左到中間立場甚至溫和共和黨人都有不少支持拜登。而希拉裏和哈裏斯即便努力拉攏各方，總是過於生硬，難以吸引政治光譜上更廣泛力量的支持，而隻局限於民主黨基本盤、中間偏左人士，極左和中間派都不支持她們。當然，也和拜登為男性，希拉裏和哈裏斯為女性，而多數美國國民還是傾向男性成為總統有關。而民主黨失去不少中間派選票，也是美國政治日益極化，中間派數量和影響力萎縮的某種必然結果。

 

   而特朗普、共和黨高層中的激進右翼、民粹派，則選擇近乎無限度取悅極右勢力，包括白人至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極端保守主義者、極端自由放任主義者、陰謀論者、排外主義者等，並成功獲得了美國極右和民粹分子的大力支持。許多曾經不參與政治、選舉不投票的極右人士和其他泛保守派人士，紛紛出來投票支持特朗普。而且不像極左動輒“杯葛”未達到自身要求的民主黨人，多數極右人士往往隻要在部分議題（如放開槍支管控、取消種族平權、打擊非法移民等議題）上得到滿意結果，即支持特朗普與共和黨。

 

   而同時，特朗普及共和黨並沒有失去中間偏右的溫和右翼選民的支持。大多數中間偏右和溫和右翼，雖也並不很喜歡極右與民粹，但更反感激進左翼、更反對民主黨進步政策，對美國日益左傾非常警惕和不滿，寧可和極右站在一起支持特朗普。雖也有一些中右立場選民倒向民主黨或棄權，但隻是少數。而共和黨高層也隻有個別人（如已去世的參議員麥凱恩、國會眾議員利茲·切尼等）明確反對特朗普。

 

   大多數共和黨溫和派和建製派骨幹分子、中右翼的普通美國人，都選擇無視特朗普和極右民粹的各種“越位”，選擇投票給特朗普及共和黨，起碼基本盤沒有動搖。這從特朗普三次選舉得票數一直上升（包括輸給拜登那次），就可側麵看出。而從副總統等特朗普內閣成員，到參眾兩院的共和黨人，以及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對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大多數政策都選擇了支持和配合（而沒有抵製）。建製右翼和民粹右翼、精英右翼和草根右翼，為反對民主黨及進步主義，充分的團結了起來，而沒有因內部分歧相互杯葛。

 

   兩廂對比，共和黨在穩固基本盤同時，支持者範圍和數量還有擴大；民主黨則基本盤都不穩，時常發生“跑票”，又難以在本就不占優的選民群體中拓展新的支持力量。

 

   而三次總統選舉，特朗普及共和黨贏得兩次、民主黨僅贏一次，而2016年以來共和黨掌控參眾兩院時間及勝選次數也略多於民主黨，反映了美國政治鍾擺明顯右移的趨勢。共和黨在2024年總統選舉獲勝同時又拿下參眾兩院主導權，反映了右翼的支持並非隻因特朗普個人，而是對共和黨代表的右翼保守價值觀的認同。

 

   17年前的2008年，民主黨奧巴馬當選總統，布什和共和黨八年執政結束，美國政治鍾擺左移。而2016年，希拉裏雖然贏得普選票多數，但被特朗普以普選票較小差距、選舉人團優勢獲勝，已反映了美國右翼（尤其反建製、民粹主義的、區別於建製右翼的“另類右翼”）崛起的事實。拜登依靠團結中間派選民擊敗特朗普，也並不能扭轉這一現實。而2024年大選特朗普拿下普選票多數，更反映了美國右翼支持率已超過左翼的基本事實。這同時意味著進步主義的連續受挫。

 

   麵對特朗普強大的影響力、遭遇挫折（2020年大選）後又卷土重來的強勁勢頭，民主黨始終沒有可以爭取美國多數人支持的有效策略，更沒有長期穩定的優勢支持率。民主黨不斷重複特朗普及共和黨人右翼民粹主義的危害，人們已經聽的疲乏、如人體產生“耐藥性”一樣在不斷警示下反而日漸麻木。政治極化下擺事實、講道理，已不能說服多數選民。甚至一些美國人在民主黨“陳詞濫調（哪怕是正確的重複性言論）”下，逆反的投給特朗普和共和黨。

 

   而少數派族群和極左人士，因為處於脆弱且時常遭受侮辱與損害狀態，容易因訴求不被接納等原因而杯葛建製派主導的民主黨（這種杯葛行為，從理智上不利於進步大局和這些弱勢者自身利益，但是從情感上細思、尤其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也讓民主黨所獲支持很不穩定，時常“後院失火（雖然嚴格說，極左勢力並不是民主黨‘後院’，但確實容易讓民主黨在被右翼反對時，又遭極左從另一側攻擊）”。

 

   美國這三次大選，也反映“身份政治”的無處不在。雖然各身份群體投票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整體仍然是按照不同族群、信仰、階層投票，且有些群體政治立場更加固化，內部趨同而與異質群體對立。這顯然是不良的政治現象，隻會讓美國社會更多撕裂和衝突。

 

   而這三次大選和最近十年的美國政治動態，也在反映美國“草根”和“精英”、鄉村與城市、民粹與建製的對壘，越發顯著和激烈，將世界最強大民主國家為人忽視的巨大內部差異暴露無疑。而這樣的“草根”與“精英”的撕裂與對立，又和種族、性別、宗教等問題交織，對立衝突更嚴重和複雜化。雖然這樣的差異早已有之，但並沒有被足夠重視，也沒有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才讓美國社會矛盾激化到今日的地步、美國政治變成現在難以收拾的模樣。對此，無論是催化矛盾的野心家和民粹頭目，還是精致利己、與基層脫節的建製精英，都要承擔罪責。

 

   2016年至今的三次美國大選，特朗普及容納了極右民粹的共和黨兩次勝出，極大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國家發展方向，顛覆了舊的由建製派政治家主導的美國政治體係和社會狀態。美國作為世界最強大國家、觸角伸及全球的霸權，其政治變動也波延世界。特朗普與美國極右勢力強烈衝擊了數十年來基於和平、多元、包容性的世界秩序（並且未來可能徹底顛覆這樣的秩序），讓全球保守民粹回潮、叢林主義還魂，如促成歐洲及亞非拉右翼民粹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全球基督教保守派、白人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複興，及不同族群和信仰者的相互對立衝突。未來的美國和世界，將更多動蕩不安。而弱勢族群和少數派群體、因先天條件或後天環境而身心較脆弱的個體，是動蕩中的主要受害者。

 

參考來源：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it poll results 

 

http://2016.elections.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demographics (exit polling)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it poll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