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偉大的防艾英雄、我的同鄉高耀潔女士

 

    12月10日，95歲高齡的中國艾滋病防治活動家、河南艾滋疫情“吹哨人”高耀潔醫生溘然長逝。對她的報道和評論很多，我在此以自己的一些記憶和視角做些憶述，以緬懷這位偉大的中國中州女性。

 

    我最早聽到她的名字，是2000年代初的收音機裏。在當時輿論較為寬鬆、官媒較開明的時期，包括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內一些媒體，都報道了她的事跡。她與黑箱政府抗爭、為民呼喊的事跡與精神，讓幼時的我心靈頗受震撼，對我價值觀的塑造和人生選擇影響甚深。

 

    高女士出生於山東省，不過她自12歲起直到2009年的約70年間，都是在河南省上學、工作、生活、抗爭。我也是河南人，與高女士算是同鄉。所以，我對於高女士更有親近感，也對她致力終生的河南艾滋“血禍”事件，很是關注了解。

 

    1990-2000年代的中國，經濟雖然迅速發展，但由於此前數十年戰亂與政治運動的破壞，大多數國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中。而農業大省河南省的農民，更是貧中之貧。我幼時就耳聞目睹家鄉農民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生活仍然捉襟見肘（如一日三餐吃不上肉、連可換洗的衣服都沒有的窘境，農村孩子上不起學也是平常事）。就這樣，當時的農民還需要交農業稅及相關苛捐雜稅，負擔沉重。在貧困與法治缺失下，官員腐敗也很猖獗。

 

  河南“血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一些河南官員勾結醫療機構，慫恿農民賣血掙錢，官醫勾結倒賣血液，拿走絕大多數收益。而那時中國醫療條件同樣差劣，共用輸血器具讓艾滋病毒交叉傳染，大量農民染病。而毒品、性交易等問題也加劇了艾滋泛濫。一些村落男女老少整村染病，如後來被媒體報道而知名全國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

 

   但在艾滋蔓延的當時，河南地方政府卻如中國各級各地政府對待任何當地醜聞一樣，壓製有關艾滋傳染的信息傳播，禁止受害的艾滋感染者維權，乃至將艾滋病人“圈禁”在“艾滋村”令其自生自滅。艾滋病患及其家人得不到起碼的醫療和生活保障，成千上萬的病死和自殺，勉強活著的也生不如死。而這種隱瞞也導致人們缺乏對艾滋病的了解和重視，更不知道如何預防和治療，使得艾滋疫情進一步擴散，更多人染病和死去。

 

   這些身份大多數為河南農村村民的男女老少，可能會像幾十年前因大饑荒死去的父輩們那樣，像幾百上千年曆史上這塊多災多難土地上死於饑荒、洪災旱災、戰亂的祖輩們那樣，屈辱又沉默的死去，埋葬在黃土裏，生死都是塵埃。甚至一些艾滋病人尤其女艾滋病人還背上了“賣淫者”、“得髒病死了”的罵名，遭受二次傷害，生前飽受歧視，死後還被侮辱。而無論政府官員還是醫護人員，普遍對這些熟視無睹，乃至一些人從肮髒的血液交易中賺的盆滿缽滿。即便有一些有良心的官員和醫護，也選擇沉默。

 

    正是在這時，在河南重點醫院當醫生的高耀潔女士，勇敢的站了出來，為那些無權無勢、沒有話語權、因政府腐敗與誘引而賣血患病、卻得不到起碼救治反而飽受歧視打壓的老百姓，四處奔波和發聲。高耀潔女士作為醫生，以其專業知識告知中國中央政府、世衛組織、中外媒體，河南的艾滋疫情有多麽嚴重、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遺孤多麽絕望與無助、傾力投入並公開透明防治艾滋多麽必要和迫在眉睫。

 

   但她遭到的阻力是巨大的。這個黑箱政權不允許有損害政權形象的、負麵的信息傳播，更不願意承擔誘使農民賣血導致染病、艾滋蔓延無法控製的責任。高女士被軟禁、恐嚇、騷擾，受盡不義對待。但她堅持不懈，絕不放棄發聲。即便其家人朋友在壓力下被迫離開她，她孤身一人也堅持抗爭。

 

  高女士的呐喊，終於讓越來越多的人聽到，一些有良知的中外人士開始幫助她，讓她有了更多平台和更大聲音。相對於河南地方政府對艾滋疫情的隱瞞和壓製，當時較為開明的中國中央政府，在高女士不斷努力下，終於逐漸承認了河南艾滋問題的嚴重性及地方政府的瀆職行為，派遣工作組調查艾滋病問題、救助艾滋病患者，並為艾滋病人去汙名化。當時的國務委員、衛生部長吳儀女士，就為防治艾滋貢獻良多。成千上萬艾滋病人得到救治免於死亡，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預防艾滋免於患病。而那些已死去的艾滋病人，也算得到一些告慰。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高女士所救的命難以計數，對中國艾滋防治功莫大焉。但她並沒有得到政府善待，即便在中國政府承認了她所說的艾滋問題後，她仍然被當做“維穩對象”監視和騷擾，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又經曆許多風波後，她不得不離開故土，遠赴大洋彼岸的美國。

 

   關於河南艾滋問題、高女士奔走呼號及受迫害的更具體情況，有許多報道，我不再贅言。

 

   高女士的這些作為，彰顯的是當今中國最為稀缺又急需的幾種品質和精神：求真、勇氣、擔當、同情心。在人們普遍精致利己、遍布謊言、冷漠無情的大環境裏，做到這些正常社會裏不難做到的事，是難上加難。高女士做到了，她像黑暗中的明燈，讓昏黑的世道有了一點希望的光亮。萬馬齊喑的沉默，就是邪惡的幫凶。仗義執言的義人，勝過天使的美麗。

 

   距河南艾滋血禍事件已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大陸、河南中州，廣闊土地上的人們，仍然生活在各種苦難中。無論是新冠疫情及封城隔離政策，還是爛尾樓、水旱災害、教育資源分配不公，都讓人民飽受折磨。如今的中國，可謂千頭萬緒、百弊叢生，亟待變革。

 

   但可悲的是，人民繼續的普遍沉默，國家政治和政策仍然不透明、媒體比血禍事件時更加缺位。麵對不公不義，人們不願意站出來，而是“各掃門前雪”，精致利己。尤其是有較高身份地位、掌握種種資源與話語權的社會精英，對公共事務冷淡、對弱勢群體漠不關心，極大加劇了中國社會環境的犬儒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化。

 

   這令人心痛，但又無奈。而這也更加反映了高耀潔女士的偉大。英雄，就是在逆境中挺身而出者、為眾人不敢為者、為天下蒼生請命者。“大旱望雲霓，國難思良將”，如今的中國更需要高耀潔女士這樣的英雄。

 

  而英雄之外，更需要政治體製的改善、民主法治的健全、社會保障的提升。這些才是實現民族複興、國家興旺發達、人民幸福的根本。但在可見的中短期內，對於中國是否能開啟變革、走出困境，我是很悲觀的。

 

  高耀潔女士最近十多年雖居美國，卻一刻也沒有忘記祖國和和人民。她抵美時已年逾八旬，仍然不知疲倦的著述、演講、與各界人士會談，把呼籲世人關注和解決中國艾滋問題及中國官方各種隱瞞、瀆職、腐敗問題，當做生命中的第一要務。

 

    她家鄉中原地區的億萬人民，這幾十年來，乃至上千年裏，經常被各種統治者和外來者侮辱踐踏，沒有權利與尊嚴，也被同胞鄙視厭棄。而飽經侮辱與損害的中原人民，很多自身也自暴自棄，如行屍走肉，得過且過、任人宰割。而她卻沒有侮辱與厭棄，沒有放棄和“恨國”，反而像對待孩子那樣對待家鄉的人民。僅這一點，高女士就德行比天高、心靈比水淨、愛國愛民之誌比烈火還熱誠。

 

   直到去世前夕，她仍然記掛著家鄉的人民，在給朋友的信中，念念不忘那些因家人感染艾滋去世而成為孤兒的“艾滋病孤兒”，希望他們得到照料和健康成長。她在遺囑中告訴人們，希望把她的骨灰撒入黃河之中。她從沒有忘記祖國和家鄉。

 

  高耀潔女士撰寫的回憶錄，也詳細講述了她曆經民國建設、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中共建政、饑荒、文革、改革開放、鄧江胡溫時代更迭……的人生曆程。她的憶述很珍貴，讓那些或被塵封的或被扭曲的曆史，展露出客觀真實的麵目。無論講述民國文化教育發展與民風之善同時戰亂的侵害，還是大饑荒和文革的慘酷給她及千千萬萬人帶來的刻骨銘心，都讓讀者如在眼前，深受觸動。她的人生，是一個世紀裏國人苦難的紀錄片，是中州兒女風采的活化石、是飽經風雨又堅韌不拔的中國女性的縮影和鑒證。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我為家鄉有這樣一位巾幗英雄而自豪，也自愧不如高女士的勇敢、不及她的學術精深。她的事跡與人格，在我幼時就深深打動了我，我相信也必然感動了千千萬萬的國人世人。高耀潔女士的靈魂是不朽的，她的事跡與精神，將激勵一代代炎黃子孫、中州兒女，為祖國的繁榮進步、大眾的福祉，而奮鬥與獻身。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耀潔女士在防治艾滋的生涯中，整體上一直堅持科學理性精神和專業主義，並明確拒絕“中醫治療艾滋”等反科學/偽科學的醫療迷信行為，頗為值得稱讚。雖然高女士在個別方麵仍然不夠完全專業（如反對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就被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指出其有悖國際醫療共識），但整體上仍然是基於科學和專業，沒有誤入歧途。這在偽科學大行其道、各種官方與民間“治療艾滋病”騙子橫行的中國，是珍貴且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