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小議“文化多元主義”和“去西方/去漢族中心化”
中國、俄羅斯、阿拉伯國家的“反西方”、“獨立自主”、“多極主義”：看似追求文明平等、國家/族群平等，實則拒斥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 1
對歐美加澳新的反白人優越主義和平權的反思：不同族群的文明程度和貢獻差異，若族群間相互關係和相對優勢地位倒轉，是否會有如今的平權政策、客觀曆史記述、多元主義？ 2
西方左翼推崇“多元主義”、尊重弱勢族群，卻忽略非西方文明的落後糟粕及內部的殘忍與等級製，以喬姆斯基為紅色高棉辯護為例 6
中國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反大漢族主義”、“漢族為少數民族賠罪”的荒唐與黑白顛倒，中國中部南部漢族追求撥亂反正和“轉型正義”才符合情理 8
總結：應以普世人權標準評議和對待各文明、重視文明內部的殘忍殘酷，對非西方/非漢文明不過貶亦不過褒 11
關於西方盛行的“文化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去（歐美）中心化”，看起來更加包容、多元、自由，但其實從人權和進步角度看，弊遠大於利。
它核心的謬誤，就是強行把所有文化/價值觀/文明，視為沒有良莠程度之分、善惡比例之差、正邪貢獻之別的文明形態。這看似平等、一視同仁，但無視了不同文明下，人權保障和社會進步程度的顯著高下之分、對整個人類和曆史進程的益害多少之別。
中國、俄羅斯、阿拉伯國家的“反西方”、“獨立自主”、“多極主義”：看似追求文明平等、國家/族群平等，實則拒斥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
當今的中國、俄羅斯、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以及南亞、東南亞、非洲、拉美許多國家和族群，都以“反對霸權主義”、“反對西方壟斷話語權”、“清除殖民主義殘餘”等來標榜自身獨立性和非西方性，還倡導“世界多極化”，看似捍衛世界多元，但其實，是借此抵禦普世價值和拒斥現代文明。
如果按照西方部分左翼/進步派的“文化多元主義”觀點，把這些國家依靠宗教洗腦、暴力壓迫、專製鉗製形成的社會習俗和價值觀念，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同樣視之同等尊重（甚至還故意貶低打壓西方自身文明來表示自省、反霸權、謙虛謙讓、為弱勢者“賠不是”），反而不利於這些國家和族群的人權改善。
對歐美加澳新的反白人優越主義和平權的反思：不同族群的文明程度和貢獻差異，若族群間相互關係和相對優勢地位倒轉，是否會有如今的平權政策、客觀曆史記述、多元主義？
像歐美乃至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還都強調對印第安人、毛利人等原住民及思想文化的尊重（這些國家中，澳大利亞白人主義和歧視原住民迄今仍較嚴重，但也有平權）。如果就保護弱勢國民的權利和尊嚴方麵，當然這是對的，對原住民和各種弱勢民族及其文化，應該尊重、理解，以及必要的保護。
但這些族群的文明程度、對人類的貢獻，和歐裔文化主導的相關族群（如英裔法裔）是一樣的嗎？包括其他弱勢族群如拉丁裔、非裔、阿拉伯裔，一方麵反對種族歧視、文化歧視，反對白人/歐裔文化霸權，但移民到美國後，是去了紐約等白人為主的城市生活，還是去印第安保留地過日子了？
近三百年，歐裔文化族群占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優勢和主導權，還曾經殺戮和壓迫了其他族群，然後逐漸醒覺，認為殖民主義、擴張主義有罪，在最近幾十年裏（主要是1960年代之後）推出一係列尊重少數群體的價值概念、社會運動、平權政策。這的確值得讚揚和肯定，也是人類偉大的進步。
但假設一下，如果族群曆史關係反過來，是印第安人、非裔、亞洲人（如二戰中的日本）在軍事上擊敗白人/歐美人，而文化形態還是舊式的野蠻的，他們會給白人/歐裔人道歉、平權嗎？是會尊重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還是以野蠻統領文明的方式壟斷話語權、滅殺多元（或者形成一種各族群相互對立的暴力的多元化）？可以參看蒙古和女真對漢人、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俄羅斯人對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的所作所為，就能得出部分結論。
還有，一些前西方殖民地國家地區，現在看起來較為世俗進步（或者起碼不是太糟糕），一定程度也是受了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影響。例如英國前殖民地印度和香港地區，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馬裏、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柬埔寨），其政治體製、法治係統、經濟模式、國民素養、社會民風，都受到宗主國許多有益影響。雖然殖民主義當然充滿罪惡的，應該批判的，但也不能忽略相對文明國家對相對落後地區都促進。
而且，假如反過來，文明形態和發展狀況不變，是印度人/馬來人/埃及人殖民了英國、馬裏/阿爾及利亞殖民了法國（以及迄今仍是法國統治領土的“法屬圭亞那”變成“圭屬法蘭西”），那如今的英國、法國，又會是什麽模樣？法國大革命和英國憲章運動還會發生嗎？自由平等博愛還會是法國的國家格言嗎？甚至作為統治民族、殖民者的馬裏人、阿爾及利亞人、圭亞那人，其文明水準及的上如今的（前麵接受法國殖民統治，後又實現民族解放，但仍與法國保持密切關係）馬裏人/阿爾及利亞人、現仍屬於法國公民的圭亞那人嗎？這些前法國殖民地，會像現在這樣相對強烈的信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嗎？
而那樣的世界，整體的文明程度，如民主程度、法治水平、大眾自由度、社會福利水準、思想文化繁榮/凋敝的情形，會比現在好還是壞呢？這些同樣可以參看蒙古人、女真人/滿洲人、哥特人殖民了文明較先進民族後的所作所為。
此外，如今的歐美史學、政治學、文化教育領域，都強調族群平等、客觀評議曆史，乃至特別強調白人自身的曆史罪惡。歐美的學術領域，總體上做到了相當程度的客觀公正，以及對自身的自省與懺悔。這是曆史發展、人文科學進步下的必然成果，還是隻有如西方現代文明這樣的、相對開明進步文明社會才能做到？如今的客觀、誠實、包容的史觀與學術，如果沒有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歐洲政治革命、二戰後的一係列革新，及基於此的西方現代文明形態，能做到嗎？如果換成非歐裔主導了歐美各國乃至主宰世界，無論寫史書，還是論政治，以及文化教育的內容形式，會客觀公正嗎？會如此強烈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嗎？還會尊重多元嗎？
關於“新清史”、“內亞史觀”、高抬相對野蠻族群：滿清/蒙古的血腥殺戮（包括其對其他遊牧/漁獵/蠻族的屠殺滅絕）、殘暴統治、等級製度；維藏文明的局限性；古羅馬古希臘的輝煌、西方蠻族入侵與中世紀的黑暗；俄羅斯韃靼化對俄人曆史與現實的影響；匈牙利歐爾班崛起及其國家政策國民價值觀與言行，反映的蠻族的冷酷不包容
近年來興起且越發熱火的、西方的“新清史”和“內亞史學”，非常熱衷吹捧女真、蒙古、匈奴及其他遊牧民族，貶低漢族及漢人王朝，即“去漢族中心主義”史觀。又出於反“西方中心觀”、“去西方中心化”，而貶低近代西方、吹捧清王朝（於是滿清被極大抬高了）。對此，中國著名學者秦暉就頗不以為然，曾在一些訪談中有所批評。但是還有許多中外學者，出於種種原因，對這類史觀和立場頗為讚賞追捧。
他們覺得這樣顛覆了傳統西方/漢人話語霸權，是史學上的創新和進步，乃至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多元化。然而他們忽略了，內亞遊牧/漁獵民族征服農耕/工商/海洋文明過程中，對相對發達和人道的文明的殘酷破壞，及其統治下民族壓迫、殘暴擄掠、等級製度對人權的戕害、對進步的破壞、對弱勢群體的踐踏，以及相較於儒佛道法價值觀主導的、同族帝王和官僚掌權的王朝，其剝削的進一步加深、不公不義的大大加重、社會環境及人際關係暴力化的極度加劇。
而這些，在“新清史”和“內亞史”研究者那裏都是被忽略的、不提的、回避的。更諷刺的是，如“新清史”一邊標榜“內亞史觀”、吹捧滿洲民族，卻對同樣屬於“內亞”的蒙古準格爾人被滿人屠殺一事回避不談，甚至有的人將此移花接木到漢族頭上、認為是漢族所為。而蒙古人同樣以幾乎完全滅絕種族的方式屠殺了西夏人（並幾乎完全蕩毀其物質與非物質文化，滅絕了其語言文字和各種遺產勝跡）、花拉子模人等其他“內亞”族群。其他各內亞族群間也長期處在各種殺戮與被殺戮中，各內亞族群之間關係的暴力程度，遠勝漢地不同政權和聚落之間的衝突烈度。對於這些，“內亞史”學者同樣回避和沉默，偶有提及也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相反漢族沒有如此殘酷和頻密的種族屠殺行為，即便並吞種族也是以文明同化方式為主）
而維族/突厥和藏族，與漢族沒有這樣深的仇怨，或者說從漢族一方沒有太多不平。不過也在此對其價值觀與貢獻做些評論。
維藏民族的文明程度，也頗為值得商榷。這兩個民族曆史上都是尚武還暴力化較強的民族，與北方遊牧/漁獵民族頗為類似，隻是相對暴力程度較低，破壞性有所不及。而其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其民族屬性與宗教屬性緊密捆綁，而宗教主導下的民族價值觀和言行，帶有強烈唯心主義成分和排他性，阻礙了生產力發展，不利於社會進步。他們民族中的婦女、LGBT群體、老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處境，也不如漢文明價值觀中主張的相關群體應得到的保護支持程度。
而由於維藏族群所處地理環境限製、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兩族文明也遠不及漢族那樣博大精深，而是較為貧乏狹隘。無論古代還是近現代乃至當代，維藏民族都較為暴力化封閉化。對於藏族而言，幸虧有了尊者達賴喇嘛這樣一個頗為開明進取者，藏文明才有所革新。但是整體上，它對於群體內成員尤其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和拓展、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貢獻，仍然是有限的，遠不如漢文明的。
而在西方，羅馬帝國衰亡期的“蠻族入侵”，也是曆史上蠻族統治文明造成影響的鑒證。相對於羅馬帝國的文明包容，尤其在文化、科技、法製等方麵的成就，“蠻族”帶來的是黑暗的中世紀，是政治專製的壓抑、宗教禁錮的嚴酷、對人性的種種摧殘。雖然羅馬擴張征服中也有殺戮和壓迫，但中世紀諸“蠻族”之惡顯然勝過了時代更早的羅馬。其不僅對內統治專製黑暗，對外擴張也比羅馬更加殘忍和不容異類，十字軍東征就是例證。而且正是蠻族統治對宗教的負向改造和利用，讓基督教的開明包容成分減低、頑固保守傾向加劇。（這和滿清對儒學的改造頗為類似。蠻族即便進入穩定統治期，也會將各種製度、文化，加以暴力化、等級化、教條化改造利用，以適合其基於暴力底色的統治）
後來結束中世紀的“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就是打著恢複古羅馬和古希臘文明的旗幟，雖然這很大程度是借用古事，主要內容並非恢複古羅馬和古希臘文明，但能反映當時的人對舊日博大溫和開明世俗文明的向往，以及對諸蠻族統治歐洲後帶來的中世紀教權王權專製下的黑暗殘暴社會的厭棄。
而被認為野蠻尚武、喜愛侵略擴張的俄羅斯，曾在13-15世紀被蒙古/韃靼人統治。蒙古人的殘酷統治，對諸羅斯民族的野蠻化的作用力巨大。一句西方俗語說，“一個俄羅斯人，剝開他的皮，裏邊是一個韃靼人”，也能一定程度反映這樣的現實。很多人認為野蠻征服文明後，文明會同化野蠻，但其實文明同樣會被野蠻所影響，族群氣質和行為也會由相對溫和變得相對殘忍。因為這樣才能在野蠻統治下適應（包括現實環境適應和心理適應）、生存、自保、優勝。後來俄羅斯雖然在政治上擺脫了“韃靼的桎梏”、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但其精神卻長久的“韃靼化”了，成為其近幾百年到處擴張入侵的重要曆史因素與精神原因。
許多人尤其西方人和國人經常嘲笑俄羅斯人野蠻落後，這一定程度是事實。但是，首先，如上所述，俄羅斯的野蠻很大程度恰恰是“韃靼的桎梏”帶來的；其次，雖然與西歐乃至部分中東歐相比，的確野蠻落後，但是相較於中亞和北亞的遊牧/漁獵族群、高加索地區的伊斯蘭保守勢力、中國北方混合農業專製與草原蠻族的政權及居民，俄羅斯反而是相對文明開化的。無論工商文教、經濟民生、科學技術、製度法律，皆較其周圍（除西側的歐洲尤其西歐）為優。
假如最近百年的俄國是蒙古人、哈薩克人、車臣/高加索人、通古斯人/滿人、中國薊遼人統治，如今的俄羅斯一定更加野蠻落後。而如今俄羅斯普京政權雖然專製殘忍，但是如果俄國境內各種更加保守野蠻落後的族群和勢力上台，那恐怕還不如普京政權。我們站在人道與平等角度同情那些俄羅斯國內弱勢族群，是基於他們處於弱勢、無國家主導權、被專製和大俄羅斯主義欺淩的情況下，這當然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同時也要明白，如果他們強大的超過了俄羅斯族、普京政權，所作所為必然更為暴虐無恥。這同樣可以以滿人/女真和蒙古統治中國的曆史作為參照。而車臣地區數十年來在本土本族伊斯蘭保守勢力的“自治”下，充滿暴力與腐敗，婦女等弱勢群體更是飽受壓迫欺淩，同樣可以反映這些雖在族群關係中相對弱勢，但對內部成員更加殘忍和缺乏文明的族群文化底色。
而作為遊牧民族後裔為主的國家、可謂匈奴西遷（起碼部分史學者如此認為）和“上帝之鞭”遺存的匈牙利，其民族文化、國民價值觀，及起碼半數匈牙利人選出的歐爾班政權的所作所為，如強烈的民族民粹立場和行為，對女性權利、LGBT群體權利的打壓，對其他少數族裔的排斥，對弱勢群體的蔑視態度，對歐洲和平民主寬容文化的拒斥，也能反映這些頗有“非西方”和“內亞”色彩的族群，其文明形態、族群價值取向的本質如何。它也總是以反對法國德國等“歐盟霸權”來標榜自身的獨立和“正義”，這與中共中國反西方的邏輯也頗為類似。歐洲各國及西歐文明尊重了它，但是它卻並不尊重弱勢群體、也不真正融入歐洲，反而利用歐洲的包容，民族保障了獨立自由，卻去欺壓其他弱者。這樣的“文化多元”、“內亞價值觀”，是好的嗎？（而中亞、西亞的類似於匈牙利族這樣的遊牧民族後裔國家，其在女權、LGBT權利、老弱病殘人士權利等方麵，立場態度也大致類似，且因其遠離歐洲文明區，弱勢群體人權狀況往往更加糟糕）
這方麵，滿清、中共中國，又與匈牙利頗為類似。滿清對於英法德等列強及國民、文化，是頗為拒斥的，剛毅、倭仁、毓賢等滿洲/蒙古貴族也是非常仇視西方、強調“華夷之辨”的。而中共這些年對待西方的態度，同樣如此，閉關鎖國、反美反歐（西方列強）、反西方文化，與滿清一脈相承。它們作為遊牧/蠻族/非漢本位政權，一方麵借口反對漢本位、伸張多元立場，但反而比漢族更加封閉保守，更加敵視西方，甚至不惜閉關鎖國、封鎖思想、禁製科學。他們“以夷變夏”後，卻對同樣是非漢非中國的外部族群更加敵視，價值觀和言行更加狹隘與排他性，並非真正的“多元主義”，而僅僅是選擇性利用“多元主義”以利於其統治和內部殖民。
與匈牙利同樣類似的，如今中國各地域和族群中，反對對弱勢群體平權政策的，往往也是來自於深受滿蒙價值觀影響的中國北方、東北、西北地區。在涉及女權、LGBT群體權利、動物保護等方麵，這些地區的人群普遍抵觸，甚至仇視乃至對弱勢對象施暴。而漢族及漢文化主導的中部和南部，反而沒有如此強烈的反平權和弱勢保護。即便反對也更多是冷漠待之，而不會特別仇視和對弱者施暴。甚至還頗有一些開放包容。例如在漢族占絕大多數、漢民族主義也相對興盛的廣州，就有大量黑人居住，當地人總體對他們還是頗為寬容的。（關於這些，中國雖然沒有“皮尤調查機構”那樣的專業、權威、係統化的統計，但是通過從各地官方政策，到民間態度，尤其IP地址公開後各地域人士在相關議題下的文章、評論、留言，就能驗證前麵的結論）
還有，“新清史/內亞史/蠻族史”及這些蠻族及其後代，在反“西方/漢族中心主義”同時，也往往反對“大一統”，強調和讚揚地理區域內西方/漢族與他們是多元並立（而非正統與割據/偏安/謀逆關係），為自身的獨立性背書。這同樣是一種頗為“時髦”的史觀和立場。但其實，這些遊牧/漁獵民族，僅僅是反對由西方/漢族/其他相對先進文明的“大一統”，而對實現自身內部“大一統”的人物（如冒頓、成吉思汗、努爾哈赤）都頗為讚美、崇拜，程度遠超漢人對本族大一統君主的崇敬，也超過西方對古羅馬帝王的讚譽，且在當代更加突出。而且，如果這些民族有機會主導由他們作為統治民族的“大一統”（如蒙古帝國、清帝國、匈人帝國），他們從不拒斥這種“大一統”，且其後人在其編寫（及並非其直接編寫，但受其情感影響的史書上），會大書特書的讚美之，將統一國家、擴張領土，視為巨大的功績予以高度讚揚（其族群對相關的帝王人物，如忽必烈、康熙、乾隆，更是極高讚譽）。
這些又反映了這些族群及受其影響者（包括“新清史”學者）邏輯的不自洽、雙重標準、選擇性的利用西方/現代的多元包容史觀、思想理念、研究方法。其史圈中，類似的邏輯不自洽、雙重標準，除了以上幾例，還有許多許多。因篇幅原因無法盡舉，但這些已足夠說明類似史觀及研究者/持有者/主張者邏輯的混亂、觀點的悖謬、思想的愚醜、道德的低下。
（以上關於中外非西方/非漢族的少數族裔文明的批判，是就事論事和整體文明程度而言，且強調的都是文化和價值觀，而非種族和血緣，並不是指其是劣等族群，其族群價值觀的形成是曆史、地理、社會變遷、與其他族群互動關係、自身的選擇和主動演化等共同造就，而非基因決定。他們的各種劫掠、入侵、屠殺，也和其生活在艱苦的地理環境和殘酷的人文環境頗有關係，甚至其族群有時值得同情。但這些並不能將其暴行合理化正義化。而對各族群具體成員，也都應該按照具體的情況、根據普世價值來衡量和對待，而不應歧視）
西方左翼推崇“多元主義”、尊重弱勢族群，卻忽略非西方文明的落後糟粕及內部的殘忍與等級製，以喬姆斯基為紅色高棉辯護為例
西方進步派/左翼中的那些主張“文化多元主義”、“去西方中心”者，本心及個人品質大多都是好的，甚至其中一些是頗為善良真誠、很擅於反省西方自身文明中黑暗與不公義一麵的。但是，他們並不了解世界文明“多元化”中，非西方文明體係內部更加複雜黑暗的東西，不考慮那些他們遠觀美妙神秘、值得尊重敬佩的異國文明，其遙遠的曆史與他鄉的現實中，明裏暗裏有多少醜惡，其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了西方殖民擴張與霸權主義的罪惡。
喬姆斯基為紅色高棉辯護就是典型例子。喬姆斯基認為美國欺負柬埔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太壞了，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是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者，是正義的力量。可他低估了波爾布特的殘暴，無意（甚至一度故意無視）紅色高棉對柬埔寨人更加殘暴的具體事實。柬埔寨和紅色高棉在美國麵前的確是弱者，但紅色高棉不等於柬埔寨，紅色高棉在柬埔寨人民麵前反而是強者，是比美國、越南、柬埔寨右翼朗諾軍人政權都殘暴百倍的壓迫者和屠夫。
美國及其扶植的朗諾政權控製柬埔寨期間，還有《紐約時報》記者揭露美軍和朗諾軍暴行，讓作惡的美軍和朗諾軍有所收斂。朗諾政權（“高棉共和國”政權）作為半民族主義政權（既有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但又被美國操控），還將國民當成應該保護的同胞，雖打擊紅色高棉，但還顧惜部分柬埔寨國民尤其精英人士的權利和生命。而波爾布特則是將柬埔寨人都當成共產主義試驗品，對城市中產和精英更是血腥屠殺。越南是柬埔寨的世仇，也是地區霸權主義者，但也比紅色高棉人道許多，越南軍隊占領柬埔寨及撤退時，都被許多柬埔寨人視為解放者歡迎和歡送。
喬姆斯基專注於講美帝的罪惡、國際上的不平等不正義，卻忽略了柬埔寨內部的不平等不正義，強調柬埔寨的整體性，忽視了柬埔寨具體國民的人權。這恰恰與中共的“主權高於人權”主張相巧合。許多西方左派，都陷入類似的巢窠，上了這些東方殘暴統治者的當。
伊斯蘭文明的兩麵性、局限性、對女性的束縛；歐美穆斯林大多並未接受文明同化仍舊保守（但一些過激反對者和叛逆者亦不正確）；西方的介入與先進文化的滲入，才更利於穆斯林女性權利自由、伊斯蘭教現代化；西方非穆斯林國家譴責中共新疆“再教育營”，穆斯林國家卻沉默甚至支持中共新疆政策；信仰伊斯蘭教的族群和國家聲稱的“捍衛傳統”，本身即存在邏輯矛盾，與時俱進才能讓信仰永葆青春
而像伊斯蘭文明這種非西方但仍然頗為博大精深的文明，的確是值得尊重。但是它的輝煌和進步，主要體現在古代。在近現代，它雖然仍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相對於西方基於世俗主義、人權人道、科學理性的文明，顯然是有唯心主義的、教條化的、落伍的、需要改革的。（而伊斯蘭文明從開放、包容、進取，走向衰落、封閉、保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蒙古西征和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時期的歐洲，統治者就是滅亡羅馬帝國的北方還東方諸“蠻族”）對伊斯蘭文明的破壞和扭曲，這再次反映了“蠻族”對文明的破壞）
而它對女性的禁錮和傷害，更是應該革除，並實現穆斯林女性權利的伸張與自由解放的。而西方現代文明，對女權的拓展則是大有助益，甚至說女權就是現代西方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部分西方左派的“文化相對主義”，“反西方霸權”觀念立場，的確是反了西方的話語霸權、政治霸權，尊重了伊斯蘭文明。但是這恰恰不利於信仰伊斯蘭教/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社區的女性的自由解放。
相較於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相對強勢。一些西方人士和穆斯林，以此認為西方的霸權欺淩了伊斯蘭文明和穆斯林族群。但當代西方的文明形態、政治製度、社會文化，反而對包括穆斯林女性在內的女性較為友好寬容。
而穆斯林國家的女性，卻普遍受到專製主義的、教權主義的政權殘酷壓迫（沙特、伊朗、巴林等都是例子，即便是較為開放的阿聯酋、土耳其等國，開放包容也隻是在迪拜、伊斯坦布爾等大城市、中產階級及以上階層，其餘尤其鄉村、內陸、中下層民眾，仍然非常保守、對女性權利自由的壓製很嚴重）。甚至在一些西方的穆斯林社區和家庭，女性仍然受到伊斯蘭教法及宗教價值觀主導的社區頭人/家庭成員的迫害和控製，如強製戴頭巾和強製割禮等。
對這些穆斯林女性而言，無論是西方對其所在的穆斯林國家的幹預，還是西方政府對本地穆斯林社區和家庭的幹預，很多時候恰恰是有利於女性的自由解放。如果西方出於尊重穆斯林國家主權、社區自治權、文化差異，對這些地方的女性處境不加幹預，聽憑宗教頭人和男性家長的各種反人權行徑，那對這些女性才是悲劇。
而那些在西方生活的穆斯林國家民眾，乃至部分已入籍歐美的穆斯林，其政治立場仍然是保守頑固的。2023年土耳其大選，據CNN土耳其語頻道調查，在德國的土耳其人65%把票投給持伊斯蘭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民粹主義立場的埃爾多安，僅35%投票給世俗主義和進步主義代表人物凱末爾。而土耳其國內二人支持率反而是53%：47%，說明在德乃至歐美的土耳其人，整體上比土國國內穆斯林還更加保守。這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西方接納穆斯林和族群融合政策，並未促成穆斯林普遍走向世俗和進步，保守頑固力量仍然是包括西方穆斯林社群在內整個穆斯林世界的主流。（當然，我也同時反對一些出身於伊斯蘭國家、到西方後卻過於極端的反對伊斯蘭教者。如一些使用頗有侮辱性方式褻瀆《古蘭經》者。這樣的人除非遭受過宗教勢力殘酷迫害，否則就是醜惡且不可原諒者。而即便受到傷害，也不宜采取如此極端方式，而應該以更加合理手段表達抗議）
而這很大程度也和西方“退步左派”過於追求多元主義、反對同化傾向的價值觀和政策有關。其強調的對穆斯林群體宗教信仰的尊重，雖然短期或許有利於西方各國國內不同族群之間（尤其歐裔非穆斯林和外來的穆斯林移民之間）的友善和諧，但長期而言隻會助長宗教保守勢力的聲威，讓西方各國內部的族群分化更嚴重，也不利於包括穆斯林婦女在內的弱勢群體權利自由。
另外，在包括保護和關注穆斯林人權方麵，許多伊斯蘭國家還不如非伊斯蘭國家。例如在新疆問題上，美法德英等國都強烈反對中共的“再教育營”政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聯合譴責中共新疆政策的23個國家，大多數都是歐美非穆斯林族群（種群主要為白人、信仰多為基督徒或無神論）為主的國家。反倒是後來中共策動54個國家聯合反駁歐美等23國、為中共新疆政策支持和背書，這其中就包括阿聯酋、巴基斯坦、埃及、伊朗、蘇丹等許多穆斯林國家。而其他未參與聯署支持中共中國的穆斯林國家，也基本都對中共新疆政策表示沉默（隻有土耳其有所提及和反對，但大多數時候土耳其也是表達支持中共在新疆維持統一和穩定的）。
《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穆斯林世界為何對中國的“古拉格”保持沉默》一文，也簡明分析了這一問題，指出許多國家的大多數穆斯林並不關心同教教胞的人權與自由。這樣的現實有多種複雜原因共同造成，如許多穆斯林國家是專製國家、經濟上有求於中國等。而當今穆斯林世界人權狀況差、並不特別在意本國及外國教胞人權，甚至因和中共一樣反西方普世價值而氣味相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麵因素。
另外，如前所述，許多伊斯蘭國家與中國、俄羅斯一樣，將堅守傳統和獨立自主，作為反抗西方“文化入侵”的理由。可其實，這些伊斯蘭國家及穆斯林人群，也並非從古到今一直信仰伊斯蘭教。相反，曆史上他們也是被發源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勢力征服後，才逐漸皈依伊斯蘭教。有些地方，如今日原教旨主義盛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尤其分布在兩國的普什圖人，塔利班成員絕大多數都是普什圖人），他們祖先的信仰是本土原始宗教或類宗教的部落原始信仰，而非伊斯蘭教。相反，他們曾經激烈抵抗試圖迫使他們信奉伊斯蘭教的入侵者，付出巨大代價。而如今，他們卻為自己祖先拚命抵抗的宗教勢力戰鬥犧牲，令人歎息。而進一步追溯，如今伊斯蘭教兩個“聖城”，麥加和麥地那，也是當年穆罕默德征服後，才變成了伊斯蘭教勢力的領土和聖地。
我所說這些，並非否定這些地區族群信仰伊斯蘭教的合理性正當性，而是解構其以“捍衛傳統”和“自古以來”為名、將西方及其他文明視為異物拒斥貶低、拒絕與時俱進和革新發展的非理性和反進步行徑。
我一直認為，伊斯蘭教在曆史上對信仰群體頗有裨益、對人類文明有非常巨大貢獻。但它不能泥古不化，在當今需要積極改革，尤其要強調人權與科學，適應現代社會。在被十字軍和蒙古人的夾擊而長期沉淪之前，伊斯蘭文明頗為開明進取，也尊崇科學。如今的伊斯蘭世界，也應該像14世紀之後的歐洲那樣，進行“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
而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即頗有開拓精神，《古蘭經》和《聖訓》中的箴言，是他根據當時曆史階段所作的規定和囑托，在當時是進步的和有巨大益處的（尤其相對於當時各種愚昧落後的部落性宗教、已長期沒有變革且被入侵羅馬的蠻族工具化的基督教），促進了中東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有利於各不同族群間以宗教信仰為紐帶的交流合作融合，也保護了婦女、老人、其他弱勢群體。他若能知當今，大抵並不樂見各種保守勢力借其名義及著作禁錮天下穆斯林兄弟姐妹，而是希望信仰者能像他那樣，做引領時代進步的先鋒，革除各種違背曆史潮流的陋習，推動文明向前發展。如果如今的穆斯林能夠如此，穆罕默德應是欣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東北非各伊斯蘭教主導的國家中，隻有伊朗這個國家，有著深厚的世俗主義底蘊。雖暫時被教權勢力控製，沙裏亞法條文嚴密，但人民心向世俗、進步、開明。伊朗的文化特性、國民價值取向、曆史經曆，與中國頗有類似。不過因本文主要內容並非討論伊朗和中國，因此就不展開談論了）
中國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反大漢族主義”、“漢族為少數民族賠罪”的荒唐與黑白顛倒，中國中部南部漢族追求撥亂反正和“轉型正義”才符合情理
歐美加澳新等白人主導的西方國家，出於為殖民主義贖罪等原因，反對白人優越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高抬少數族裔和原住民，這在情理上是有道理的，現實中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國，漢族恰恰是被女真/滿族、蒙古等“少數族裔”壓迫、屠殺、迫害一方，顯然沒有必要“贖罪”。
至於漢族在部分曆史階段和局部地區，對中國南方的少數族群的暴力，暴行程度遠低於女真人/滿人和蒙古人對漢族及這些少數族群，且絕大多數已同化為漢族（且不是出於暴力而是服膺道理和道義），在接受漢文明教化洗禮後真誠熱愛漢文明，甚至比北方漢族更加認同漢民族（包括獨立的越南也是以“小中華”自居），對這些曆史當然也就沒有多大必要聲討和“贖罪”。
相反，漢族尤其中國中部和南部的漢族民眾，倒需要像美國黑人那樣，伸張權利、追溯曆史，批判和反擊類似於奴隸製和種族隔離下白人那樣的滿人、蒙古人，以及價值觀、利益、言行方式類似的、“滿蒙化”的部分北京和東北漢人的曆史罪行與現實中的各種傷害利益和感情的行為，實現“轉型正義”和真正的民族平等。
還有，從古到今，漢族都頗有包容性，主要以文化的博大、價值觀的正派、思想的深刻、對農工商學的極大裨益，同化其他族群（漢族本身就是文化認同為主的民族而非血緣為主），而不是像西方基於種族和宗教差異，將異己大肆屠殺甚至滅絕的民族演進形式。凡是漢民族主導的曆史進程，大多數都沒有針對特定民族的屠殺（有的也是被屠殺後的報複行為，且也有節製。而且相較同時期其他族群，殺戮破壞要少的多），戰亂更多是階級衝突和政權之間或內部的權力鬥爭。
在這樣的曆史和現實下，在中國談“反對大漢族主義”、“漢族為少數民族賠罪”、“去漢族中心化”，大多數時候和大多數情況下（除了對部分西南少數民族，及涉及新疆“再教育營”等具體事件，且這些也隻是需要部分參與的漢族人而非全體漢族人道歉贖罪），就很荒唐且完全顛倒了黑白。
漢文明與西方文明：皆是理性主義與人文建設的佼佼者，人類文明的核心貢獻者，史上多番互通互利；漢文明在港台新、韓日大馬越南顯示的成就，中共讓漢文明沉淪並非漢文明本身之錯；當下漢文明沉淪下，更需學習西方和複興好的那部分傳統，共同締造人類文明新輝煌
而西方文明和漢文明二者，現在顯然是西方文明更加優異。漢文明曾經長久興盛，當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羅馬、古希臘紛紛沉淪時，漢民族卻曆經先秦、秦、漢、唐、宋、明，幾度沉淪又幾度複興，即便沉淪時漢文明的傳承也在官方和民間處處存在。但後來，因為各種外患內亂摧殘，尤其滿清近三百年殖民統治、日本入侵和摧殘、中共迄今數十年的統治又尤其毛時代的破壞，暫時沉淪。但屬於中華文化圈或受其輻射影響的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光彩，乃至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越南的繁榮，反映了中華文化和漢文明在未被破壞和負向扭曲下，其在現代和平民主社會中重視勞動與創造、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科教文衛興盛、助力國家治理、構建社會內生秩序、維係人際和諧的巨大優勢。
而且，相對於其他身份和信仰的族群，華人/漢人相對包容弱勢和尊重多元。新加坡和台灣這兩個華人占大多數的國家/地區，皆對少數族裔/原住民頗為寬容優待（尤其和東南亞各國對待華人的政策態度立場相對比）。香港雖然較為排外，但很大程度是地狹人稠、資源緊張下的不得已，且也並未有明確的種族歧視製度和係統性排外暴力（倒是對同文同種的大陸人歧視多一些，也顯示其排外並非基於種族）。
而中國大陸中共政權，則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很強調民族平等的。而其對部分少數民族的殘酷，並不是僅僅針對這些少數民族，漢族中下層也處於被殘酷迫害中（且由於漢族族群意識弱、團結性和凝聚力差，反而“統戰價值（被中共政權在意和安撫的重要性優先性）”低，往往更加受害，得到的各種補助幫扶也少於少數民族）。
而其他身份和信仰的族群的包容度，大都不及華人/漢族。我在另一篇關於新疆問題的文章中就有相關對比說明：
“與其他國家比起來，中國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的相對地位，恰恰是相對平等的。世界上許多多民族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主體民族對弱勢民族的壓迫，都很明顯和嚴重。
在印度，自從印度人民黨的莫迪上台以來，就大力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弘揚印度教至上主義理念，對穆斯林百般打壓欺淩，還限縮克什米爾等穆斯林聚居區的自治權；
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優先”和“伊斯蘭教為國教”被寫入憲法，華人和印度人是二等公民；
在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國，伊斯蘭遜尼派占主導地位，對少數派什葉派百般打壓，什葉派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權力（哪怕占沙特等國人口10%-20%），且不允許後者進行政治活動、對其反抗百般打壓（包括殺害領袖人物）；
在以色列，猶太人也顯然處於支配地位（2018年，內塔尼亞胡主導的以色列政府修憲，明確將以色列稱為“猶太人國家”）、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則是從屬者（更不用說那些居住在以色列但無公民權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公民）；
在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國，也都突出主體民族抑製和同化少數民族，並時常對少數民族進行暴力清洗；
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蘇丹等國，主導民族也通過戰爭、屠殺、政治壓製等方式迫害弱勢族群；
即便在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對少數族群（如黑人、阿依努人、北愛爾蘭天主教徒）也有著係統性歧視和壓迫（雖然如今壓迫程度減輕，但仍然存在嚴重的衝突或爭議）。”
另外，在歐美等國家，華人往往是相對最為遵紀守法、德行良好的群體，勞動勤懇、犯罪率低、生活低調。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如一些華人曾在中共製造的互害社會生活、後來移民至歐美），部分華人/華僑表現出一些精致利己、鄰避、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和言行，但並非主流（起碼暫時不是），也並不始終如此。總體而言，華人在歐美仍然是貢獻大於所得、對所在國家社會的影響正麵大於負麵的。
而漢文明的這些優點、漢民族/華人這些良好的德行，尤其對其他族群的包容忍讓，卻被極大的忽略了。或者說因為中共政權的惡劣、受其影響的中國國民的醜惡，整個漢文明也被連帶拖累了。乃至有一些是滿蒙及其他非漢族群（或血統為漢族，但價值觀和言行滿蒙化）的陰惡和暴行，也被當成漢族所為（例如前麵提到的有學者將屠滅準格爾當成漢族所為），這頗為大謬不公。
而中國傳統文化糟粕確實很多，但是僅僅落後於西方現代文明，而相對於其他傳統文明，還是要好很多。中古的歐洲、千年來的中東北非，長年累月都在宗教專製和血腥的教派仇殺中掙紮；印度被種姓製度束縛，賤民無人格，民眾被宗教束縛且沉浸在虛空或暴力，文明長期停滯；北亞遊牧民族野蠻殘暴，踐踏生命和人權；日本文明狹隘變態、文明進步的表象下極度排斥異類異族；朝韓半島文明多學習自中華，自身創造有限；東南亞、拉美和非洲當時基本處於文明起步階段，因其相對孤立的地理環境，文明落後發展緩慢……
所以縱觀古今中外，在各大文明中，反而恰恰隻有漢文明比較理性包容溫和，也更為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漢文明是相對和平的、建設性的文明，士農工商等各身份和階層皆以不同形式的勞動創造，促進社會繁榮、維係較為和睦的人際關係、實現人的幸福安康。而其他許多文明的建設性弱、破壞性/禁錮性強，遊牧和漁獵文明更是絕大多數為侵略破壞而幾乎無建設，和平時期其統治也更多是枷鎖和束縛，而非繁榮發展的助力。
從先秦至漢唐宋明的漢文明，與近現代西方文明頗多類似，如都強調理性主義、現世主義、人性美德、社會正義等。漢文明也不像許多宗教化文明那樣過於教條，而是不斷改革變化（雖然並非都是進步）。即便高度尊崇儒學和孔子時，儒學也未像宗教及《聖經》那樣被要求完全不渝的遵循，孔子的言行也沒有變成神諭般的金科玉律。歐洲的啟蒙運動中，伏爾泰等啟蒙先賢對中國以理性治國及世俗主義社會頗為讚美（雖然也有孟德斯鳩等人貶斥，但一定程度是因為中國當時是滿清統治，導致社會醜惡人心敗壞。伏爾泰讚美的更多是滿清暴戾之外的中國，包括舊日漢民族的中國、滿清壓迫沒有完全摧毀的那部分中國），漢文明對西方啟蒙運動起到頗大積極作用。
而近代開國後，“西學東漸”，痛感滿清腐敗殘暴的國人，包括一些清廷官員、士大夫、學人，如郭嵩燾、徐繼畬、魏源、容閎等，皆感歎“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認為在中國社會難覓蹤跡的儒家先賢的理想，在西方卻實現了。擔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所著《使西紀程》中對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民主政治體製、福利保障製度、社會民風皆大加讚美。而曆任福建和兩廣等沿海地區要員的徐繼畬，在其代表作《瀛寰誌略》中讚美華盛頓的這段話（被刻在石頭上送給美國，並保留於美國華盛頓紀念館），就能充分反映當時中國開明士大夫對華盛頓這位開拓獨立國家領袖的敬意，以及對西方共和體製的讚美、對民主政治的向往：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嚐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而清末民初一係列革新，無論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三民主義革命（清末民初的一係列革命）、新文化運動，都以學習西方為榮耀。而唯一逆流、反西方反文明的“義和團運動”發生後，西方部分人士反而以德報怨，在中國開辦大學、發展教育，以促使國人擺脫蒙昧文明開化，促進中西交流，功在千秋。而抗戰爆發後，西方各國積極支援中國抗戰，為中國最終戰勝日本起到巨大作用。如賽珍珠等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國際友人，奮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演講募捐，支持中國抗戰。這些都頗能證明中國尤其漢族與西方的共通共情。
如今的中國、漢族人民，應該更多學習西方，尤其在涉及人權、科技、利益分配、人際關係、對待弱勢群體等方麵更應如此。未來，“華夷變態”的中國會撥亂反正，博大溫和文明進步的漢文明，將與西方文明攜手，讓世界廣泛和持久的和平、民主、進步得以充分實現。
總結：應以普世人權標準評議和對待各文明、重視文明內部的殘忍殘酷，對非西方/非漢文明不過貶亦不過褒
當然，“文化相對主義”和“去西方中心化/去漢族中心化”，其視角和研究也有一些價值，並不是一無是處。不同立場和視角的對比，有利於更加全麵客觀反映曆史。傾聽不同的聲音，當然是好的。但是，根本上它是過於抬高“非西方/非漢族”文明的水準和正麵影響，而極大忽視了它們損害人權、摧殘破壞其他文明、阻礙進步、扭曲人類文明的負麵作用。它著眼於“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西方/漢族“霸權”的反叛，卻忽視了“文明”內部的壓迫、野蠻、糟粕，對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的戕害甚至滅絕，以及征服和統治中普遍、長期、極嚴重的殺戮和不公不義。很多時候，這些文明/國家/體製內部的醜惡，是超過了來自外部尤其西方的壓迫和傷害的。很多人數較少、看似弱勢的族群，實際上卻頗為野蠻暴力，所造成的傷害遠超西方和漢族。還有些時候，那些非西方文明和族群的成員，恰恰需要更加先進的文明來“入侵”和解救。
對一切文化、價值觀、文明的評價，既不應該因為它和西方文明/漢文明相異而貶斥，但也不應因此抬高。評價的標準，應是是否有利於人道人權、社會進步、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經濟繁榮、教育文化醫療的進展，以及文明體係內全民受益的均衡普惠程度、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和行為良劣、族群內部成員關係及與其他族群關係的真實和諧程度（而非暴力壓迫下的“和諧”）等。評價曆史上的文明和特定的曆史時期，則既要與同時代其他文明對照比較，又要參照今日普世人權標準，恰如其分的評議論決之。
王慶民
2023年6月18日
共和曆231年牧月運貨馬車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