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長期執政屹立不倒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從組織性、對傳統的繼承、經濟建設、社會治理、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既得利益階層狀況、

本文節選自我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時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當下與未來》

 

中共政權長期執政屹立不倒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從組織性、對傳統的繼承、經濟建設、社會治理、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既得利益階層狀況、青年學生處境等方麵分析）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曆史痕跡和當下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曆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行事沉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著罕見的務實性、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掌控著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蕩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鬥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麵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上一黨專製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成功頂住衝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跡，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互配合，以維穩體製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製一切不滿與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曆史中，中國長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係的社會係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係。專製主義及維係專製的相關製度、配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卷入全球化後，各方麵都受到來自外部的很大衝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係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仿中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係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製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凋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著力發展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著改開的基本方向。隻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麽中國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係數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麵，從純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麵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麵是維穩體製的鐵拳，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麵、不自由。人既欲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製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卜”，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隻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麵。社會治理能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係到民眾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製）無線性關係，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製政體並存。僅從效率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麵，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麵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麵，它的管製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係統治的手段，當然包含著具體的社會管製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者與弱者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信息技術時代，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係統顛覆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係。強者、掌權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鬆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著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係統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監視係統、通訊係統、交通係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麵對強者、受壓者麵對壓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遊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程度上對專製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麽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覆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製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係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著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據著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衝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製而生存和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捆綁、與現行體製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絕不隻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係、話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淩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製，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隻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麽作用。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著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後才出現，毛澤東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隻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會。它既依靠又受製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製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製，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製的效仿。這樣的體係和製度對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製完善和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製、危及政權存亡的方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益得以維係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就要去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曆次變革和自強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不僅大規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學力量，更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係，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製國家對高校的管製嚴酷，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隻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係一度喪失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複了嚴酷的管製體係，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裏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隻能自我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麵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製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製的關鍵一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沉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麵的道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吸納入體製，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製者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麽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麵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麵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製統治，保持著對體製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麽的過分，隻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中共政權就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台，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蕩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