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中國各地區的概況之八：其餘地區及總結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來都相對周邊貧窮。兩地的民風都相對保守野蠻（尤其和鄰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義和底層暴力都較嚴重。這很大程度在於其地理環境不佳，以及地理與經濟和人文的惡性循環。雖然兩地也人才輩出，如安徽合肥、江西吉安和臨川，皆是“才子之鄉”，但對皖贛整體人文風貌和社會發展影響有限，人才流失嚴重。而多次戰亂和民變讓這裏的環境更加糟糕。中共這個單一製政權，沒有努力去促進安徽和江西的發展以彌合區域差距，而是以嚴酷壓迫讓兩地安於貧窮，為其他地區輸送廉價勞動力、農產品和礦產資源。江西省還是中共的革命老區，但中共並不怎麽照顧江西，曾經的革命老區仍然高度貧窮。相對於國民政府和土豪劣紳，中共對江西農民的強製征糧征稅更加野蠻無忌。這也反映了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叛賣。相對於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蠻無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滬對皖贛兩省經濟社會發展有所促進，兩省許多民眾也通過在江浙滬務工經商得以溫飽乃至發家致富（當然江浙滬也利用和剝削了皖贛的廉價勞動力，也對其人才及其他資源有虹吸並造成一定負麵影響）。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曆史文化、戰略價值，相對獨立於周邊地區，各自自成一體。中共對這四地的態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資源、湖北的地理優勢和水文資源、福建的戰略位置及與台海的連接、海南的獨特地理環境與位置。在利用的同時也有建設，但建設少於索取。

    雲南省、貴州省、廣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但一般也視為漢地），則是被忽視和邊緣化的。相對於中共在東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對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麵典型。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話語權，很難影響政權的決策和執行。雖然近年來三省也有很大發展，但自力更生所得遠多於中央的賜予。中共的確在這些地區進行了扶貧開發，但人均每月實際得到的資源和補助，恐怕還不如京滬一般公務員下館子的一頓普通餐費。相對於平民的貧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數民族精英，則被中共扶植和“統戰”，獲得了各種製度和政策的紅利，協助中共政權維持著西南的寧定。

    甘肅和青海兩省，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交界和混居區、長江、黃河、瀾滄江等河流的源頭）、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為人口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資源較多，但有限的資源主要被權貴和體製內人士所得，平民大眾還是生活在貧窮中，文化教育和社會風貌也長期落後。

    總結

    總之，在中共的單一製國家結構及中央地方關係模式下，整體普遍受益的地區隻有北京、天津、上海、東北四地，陝西、山東、湖南雖受偏袒，但隻有省內部分區域的部分人受益，其餘地區整體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決於中央的政策導向及各地的話語權。還有，全國所有地區得到的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和資源配給，其利益的大多數皆是被權貴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則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隻不過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細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與損害程度有所區別）。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將全國各地以省級行政單位分割，一切管理與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區域故意實行差別待遇，以加劇地域衝突對立、避免各地方團結，以鞏固專製極權。而戶籍製度則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後的許多年，不僅城鄉之間的戶口遷移非常困難，跨省的戶口變動也被政權緊密控製。雖然現在跨省遷移戶口的政策有所鬆動，但戶籍製度仍然在阻礙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尤其京滬津三地的戶籍很難取得。雖然不遷移戶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難以享受在地的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也會在辦事過程中麵臨更多麻煩。正常的單一製國家，國民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在哪裏就是哪裏人。而中共中國則一方麵通過單一製強化中央集權、號令全國，卻又設置了比各聯邦製國家還嚴格許多倍的區域壁壘，並將人民用戶口綁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體的市縣鄉村。中國這種畸形的單一製國家結構，世間除朝鮮外再無他例。

    此外，中共政權雖然嚴格限製地方黨政機構和官員的權力，對地方嚴密管控，打壓地方及地方官自主性，不過這種中央集權主要是用於維護中共政權統治及統治集團利益，對於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公務員、地方強人、農村宗族勢力、底層流氓惡霸，以及這些機構、群體、個人的依附者的各種惡行，包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內的最高層卻是默許、放任、鼓勵的。例如中國自80年代起至今人口販賣問題極為嚴重，電影《盲山》中的情節迄今還在發生，如2022年還曝出如“徐州八孩”事件這樣的醜聞，但中央政府卻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購買婦女和兒童的買家往往根本不予處罰或量刑畸輕。這顯然是出於穩住頗具暴力能力的農村男性和宗族勢力考慮，而不惜犧牲女性和兒童的權利自由乃至起碼做人的尊嚴。對於各地方其他同樣普遍的惡行如貪汙腐敗、製假販假、濫砍亂伐，中央也是放任或選擇性執法。

    對於中央統治者而言，放縱地方官員和黑惡勢力作惡，對底層種種醜惡不聞不問或有意偏袒強勢一方，雖然損害人民利益、影響政權形象、招致民眾不滿，但卻能夠變相收買和控製各地官員和強人，既可以通過包庇縱容官員和強人的違法犯罪、滿足其各種欲望與利益需求，以拉攏其效忠，又可以借助對他們作惡違法的選擇性執法來懾服他們，令其不得不依附與忠誠於中央和最高層的特權者。而各地弱勢的民眾，則成了中央權貴和地方既得利益者拉攏對方和利用對方的“禮物”和“棋子”。顯然，這樣的中央集權不僅沒有發揮以集權打擊地方邪惡腐朽勢力的作用，還助長和加劇了各地強人惡人的為非作歹。

    因此，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有著極大的弊害。它既剝奪了地方的自主權，又設置了區域壁壘“分而治之”，還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和競爭中“拉偏架”、製造地域矛盾，抑製可以挑戰中央權威的地區發展，並且通過戶籍製度迫使國民依附於政權。而且中共的中央集權體製下，中央反而放任地方官員和惡霸胡作非為、魚肉百姓，集權成為維護統治的工具，而非保護人民的後盾。這對於中國各區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發展、中國全境的革新進步、中國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都是極大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