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中國各地區的概況之五：廣東

 廣東

    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沿革和地位，則是中共治下中國的又一種中央與地方關係形態。廣東所在的嶺南地區，一直都有著相對漢族其他地區強烈很多的獨立性與獨特性。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的，也是廣東曆代人民主動抗爭與堅持的結果。不同於漢族其他地區已大致“同音同文”，廣東一直保持著獨特的語言--粵語，以及基於獨特語言的獨特文化。獨特的語言，是強化族群認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憑借這一點，廣東在曆朝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雲貴川地區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廣東與香港、南洋的特殊關係和連接，也讓這裏有著對外開放的條件與風氣。還有，相對於江浙相對溫婉的文化特征，廣東的民風粗獷甚至野蠻，既可為公作戰前赴後繼，也會因私械鬥血流成河；既講求貿易自由社會契約，也五毒皆興治安混亂。而且，廣東隻有珠江（西江北江東江合流後那段）沿岸地帶較為富有，其他地區貧窮程度不亞於中國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這樣的相對貧窮和很大的域內貧富差距，也讓許多廣東人有強烈的名利動機和冒險精神，並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這樣的特色條件下，廣東成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國南北對峙時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營。不過，不同於緊鄰北方、與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時而有問鼎中原之誌的江浙，廣東相對更加傾向於割據一方，保衛自身的文化特色與獨特利益。而從廣東出兵、誌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其實是相對例外的。而陳炯明、胡漢民、許崇智在廣州的坐鎮稱雄，更能反映廣東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區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後，相對於江浙，廣東在中共治下有相對略多一些的自主權（雖然重大和決定性事務仍然要聽命於中央）。而葉劍英、陶鑄等中共元老的坐鎮，一方麵保證中共對廣東的控製，另一方麵也讓廣東有了更多話語權與自主性。大饑荒期間廣東餓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樣被大規模強征糧食有關。在“前三十年”，廣東一方麵與其他省份一樣處於專製和閉關鎖國之下，但另一方麵卻有當時全國絕無僅有的對外開放窗口，即“廣交會”，以及與香港的特殊關係及聯係通道。廣交會的前身可追溯到滿清乾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國閉關鎖國下唯一的對外經貿窗口（這又是一處中共與滿清相似乃至相同之處）。除了公開的廣交會，還有在廣東和香港邊界私下進行的各種交易。中共政權利用廣東與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關係和曆史淵源，在閉關鎖國時留下縫隙，以為中共特權階層謀取利益。例如當時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都從廣東和香港的聯係通道獲得各種西方新式產品（例如淋浴設備），包括他們看的西方影片也是這樣進口的。正是出於中共特權階層的私利，中共才給了廣東一定的自主權，這實在是一件諷刺的事。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決定在廣東和福建等地進行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試點，在廣東設立了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機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權。隨著經濟的騰飛，以及廣東與香港聯係的日益緊密（尤其香港回歸後），廣東及整個嶺南地區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複和發展，其在輿論上的話語權也明顯增強。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南方係媒體，成為中國輿論界放言百弊、監督政府、關懷民生的領軍者。而廣東的公民社會及街頭運動也一度有聲有色。這與同樣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卻在輿論方麵沉悶低調、幾乎毫無聲色的江浙，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廣東在文化和輿論上的相對獨立和富於特色。

    相對於經濟上的相對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對自由，廣東在政治上卻仍然高度受製於中央。雖然廣東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高於江浙，但這隻是比較而言。隨著2013年習近平的上台和中國政治的極速收緊，廣東政治、經濟、文化、輿論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剝奪的所剩無幾。而2020年中共挫敗香港反修例運動和頒布《國安法》，則讓作為廣東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內地化，廣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廣東現在變得越來越像江浙，成為供給中共權貴集團和其他財政虧損地域的“肉雞”。

    廣東的各領域自主權之所以長期受限乃至最終被剝奪，當然同樣是由於中共中國的單一製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在這種體製下，即便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隨時可以剝奪的。對中共中央來說，讓廣東保有一些自主性，隻不過為了發展經濟，以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和利益。當地方的發展變革威脅到政權安全，那當然就會改弦更張，收回下放的權力。而廣東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不需要顧及的。

    北京、上海、東北、江浙、廣東，是對中共來說最為重要的五個地區。首崇北京、拉攏上海、供養東北、打壓江浙、利用廣東，就是中共政權對這五個地區的基本政策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