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在互聯網的各討論平台上，“政治正確”一直是一個高頻詞匯。最近幾年，由於知名“反政治正確”人物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並成功當選引發的爭議，“政治正確”問題更加頻繁的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而“政治正確”問題的爭議背後，涉及到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和利益取向，所以爭議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許多不同立場的輿論派別，許多人甚至因此與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割席絕交、反目成仇。
對如此重要的一個話題，中文輿論圈雖也有不少介紹和評論，但不是言之無物，就是失之片麵，或者過於龐雜散亂。筆者不才，在此談一下關於“政治正確”的種種爭議及自己的觀點立場。
“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和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
首先，何謂“政治正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政治正確”的意涵其實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討論的“政治正確”，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歐美發達國家主流社會所構建和認定的“政治正確”。
這個“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是，禁止使用針對性話語和行為歧視和嘲笑少數族裔/女性/殘疾人/同性戀/變性人/犯罪或災害受害者與家屬等弱勢群體及個人，禁止宣揚對以上群體和個人的仇恨和不滿、禁止否認對以上群體存在係統性結構性歧視壓迫的事實及因此對以上群體做出的補償性優待措施、禁止反對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等。反過來，“政治正確”還主張對曆史和現實中各種統治階層/領袖人物、既得利益群體/個人及其行為如種族主義（如“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壓迫、殖民主義及其罪惡、男權主義、反同性戀與跨性別等行為進行批判，禁止為這些群體及其惡行辯護和粉飾（更禁止讚揚）等。
除了有關弱勢群體問題的內容，“政治正確”還包括在專業領域承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疫苗對防治傳染病有積極作用/進化論正確/相對論正確的科學結論等（也可以反過來說，禁止否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性/否認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對進化論/相對論的否定等）。而氣候問題和疫苗問題因為與現實連接更緊密，所以對遵守其“政治正確”立場的要求也從專業界推向更多領域。
以上這些隻是列舉出的“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幾個代表性立場。具體說來，“政治正確”還有更多內容和細節，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但會在後文有所提及。
而對於違反這些“政治正確”的，不僅會受到支持“政治正確”者的強烈批判，在歐美國家的公共機構、高校、主流媒體、大型企業、科研院所等處，往往還會麵臨集體杯葛與歧視，甚至一些嚴重者會被解雇/開除/退學，喪失幾乎所有榮譽（如已得的獎項和榮譽稱號會被褫奪），名聲盡喪，且未來也難以被其他機構收留和授予榮譽，學業和職業生涯可能毀滅。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者指控，如果試圖在主流媒體、高校、學術機構發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確”的觀點，例如相關學術論文，在發表之前就會被審查和拒絕，“剝奪了言論自由”。他們還指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機構的成員尤其專業人士和媒體人，被要求強製表態支持“政治正確”而不能選擇沉默或“中立”。這更讓他們大呼“連沉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正確”似乎成為歐美主流建製派、政治人物、精英階層、知識分子、高校師生、專業人士遵從的“鐵律”。而反“政治正確”者認為這樣讓“言論自由”嚴重受損，各界人士對敏感問題“噤若寒蟬”，影響了正常的爭議與討論，損害了社會活力，不利於各種問題的討論與解決。
以上這些，就是“政治正確”的內容、對待違背“政治正確”者的態度和方式、“政治正確”造成的某種看起來的確如此的後果。而對於這些“政治正確”是否正確、“政治正確”的“戒律”應不應該存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否應當懲罰及懲罰力度和方式、堅持“政治正確”及實行懲罰措施造成的影響，中外都有著激烈的爭議。
國人對待“政治正確”及懲罰措施的態度
在中國，大多數人對“政治正確”及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行為持消極態度，一部分人還激烈的反對。雖然，無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碼表麵同意）對弱勢群體應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碼不進行歧視，但並不讚同像歐美“政治正確”這樣嚴厲和“教條”。而在涉及對弱勢群體的補償問題上，就更趨保守，一般都反對進行補償，普遍認為“政治正確”要求的補償“過度了”，成為“逆向歧視”，隻讚同“一視同仁”的對待。
而對於違反“政治正確”者的懲罰措施，國人普遍都是反對的、厭惡的。國人往往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確”本身內容的人，也認為懲罰措施是“過度的”、“不必要的”，隻讚同道德上的譴責和要求自律，而反對實質懲罰。還有一些人自己認可“政治正確”的部分內容，但反對要求他人也遵從“政治正確”，認為無論是讚同“政治正確”還是反對“政治正確”，都是一種個人觀點，應該“求同存異”。
國人對“政治正確”及相關懲罰措施是這樣的態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對於“政治正確”所要求的反對冒犯和欺淩弱勢群體的不重視、不在意。他們既忽視了弱勢群體被包括言語侮辱在內各種欺淩存在的普遍性，也輕視了“軟暴力”和“話語權霸淩”對弱勢群體（起碼是某些領域某些方麵某些具體事情上的相對弱勢者）傷害的嚴重性。還有的人知道違反“政治正確”行為製造的欺淩傷害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但是已經習以為常。更進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違反“政治正確”給弱勢群體帶來的巨大傷害，但正是如此才拚命反對“政治正確”、故意觸犯“政治正確”，這樣才能滿足其惡意傷害他人的陰暗目的。
對弱勢處境和身份者的“惡語傷人六月寒”：以“你媽死了”和“蕩婦羞辱”為例
中國有古語“惡語傷人六月寒”、“傷口撒鹽”，這說明國人對言語暴力的傷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人們一方麵覺得他人惡語傷害自己很可惡，但是卻又不覺得這世界上各種言語傷害真有多麽嚴重，哪怕對弱勢群體是比刀割火燒還痛苦的感受。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媽死了”是中國互聯網上一句流行的罵人話，大家罵來罵去也不覺得什麽，平常也沒人太在意別人這樣罵自己，頂多罵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親最近幾天真的死了，還是以比較慘烈的方式而非安詳去世。而且，你和你母親關係很好、母親生前非常愛護你、經常幫助你。這時你聽到“你媽死了”或者看到簡寫“nmsl”，又會是什麽感覺？如果是陌生人無意間說的，你或許會心裏一痛心思一沉，難受一會。而如果是個和你有過節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親剛剛去世，然後對著你挑釁般的說“你媽死了”、“nmsl”、“你媽終於死了我真高興，今天開香檳加菜”，“你媽死的真可惜，我還沒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麽感覺？
“政治正確”所禁止的，正是這樣的傷害。對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謾罵，對弱勢群體就是殘忍的傷害。就像罵盲人是“瞎子”、腿部殘疾的是“瘸子”，並且是帶有嘲諷的態度、挑釁的語氣說，是多大的傷害？對於這樣做的人，譴責、開除、讓其聲名狼藉，難道真的過分嗎？即便過分，難道不是這樣的人先過分的嗎？
弱勢群體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為貶損的對象，即便其經受的事情和對待與強勢身份者一樣。例如講一個男人與很多女性發生關係，就會被當成“風流”的美談，對當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講一個女性與很多男性發生關係，就成了“蕩婦”的“淫名”，對當事女性名譽是毀滅性打擊（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際花”、所處環境開放友好）。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對當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我們需要“政治正確”保護女性。我們還需要用“政治正確”為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保駕護航，矯正男權社會主導的道德與價值評價，不再讓未來人類社會還如此的“雙重標準”。
LGBT群體處境與“跨性別者上廁所”問題
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因為對一部分特殊群體的困窘、苦難缺乏了解，不能切身體會其麵臨的惡劣處境。例如中國很多人對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等LGBT群體的處境缺乏了解，不認為他們有什麽特殊的苦難。而對於修建“跨性別廁所”是反對的，對歐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當事人真實性別認同選擇廁所的主張更是非常厭惡，並將此作為美國民主黨、西方左派/進步派“小題大做”、“心理變態”、“破壞人倫”的例子，當然也將此作為厭惡和批判“政治正確”的理由。
而其實，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的LGBT群體，起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關行為，遭受過比較嚴重的歧視、欺淩與傷害。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涉及同性交友等行為都是低調隱秘的進行，起碼部分生活是在社會的邊緣與暗處。這本身就是一種壓力與痛苦。許多同性戀和跨性別者因家人不理解，與家庭關係惡劣，也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而僅僅上個世紀末，同性戀還被當成流氓行為被官方歧視和公安打擊。同性戀群體不僅因此經常被當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視也讓他們在遇到侵害時難以像正常人那樣求助，處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現在雖然公安機關已不再打擊，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開的所謂“矯正機構”仍然以各種名義收治同性戀及跨性別者，對其進行各種迫害行為，包括毆打、辱罵、捆綁及強製“治療”（如電擊）等。而在美國，上世紀中期警察還普遍對同性戀群體進行勒索和虐待，與黑人一樣是被警方“選擇性執法”的對象。而社會上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迫害也經常發生。而同性戀及跨性別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謀殺和虐待在內的各種傷害，連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雖然進入21世紀以來，同性戀、跨性別者等LGBT群體處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們仍然是相對的弱勢群體，在平均的生活質量、安全度、社會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尤其在互聯網上和LGBT群體線下聚集區，對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各種歧視與騷擾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們處境之所以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抗爭，以及“政治正確”的出現和保護，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斂。這恰恰證明了“政治正確”存在的價值。而社會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視他們的苦難，恰恰是因為各種迫害讓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暗處，而不是他們真的衣食無憂安恬自在。何況，隨著全球民粹保守主義的泛濫，最近幾年LGBT群體處境又趨惡化，例如中國文宣部門就封殺與同性戀有關的文藝作品，不允許在公開場合宣揚同性戀文化。這說明，LGBT群體的實現和維護權利之路，還很漫長和充滿荊棘。
關於“按照自己自認性別上廁所”和建立“跨性別廁所”的問題，一直是許多中國人攻擊西方左派的重要借口，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覺得相關政策主張小題大做，還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廁安全。其實，之所以進步派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這個問題對跨性別者影響的確極大，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會受到嚴重傷害。一些跨性別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時常會受到一些行為不良者的嘲笑欺淩甚至身心虐待，而廁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點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灣“葉永鋕事件”。當事受害者葉永鋕因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問題（生理性別為男，但是個人氣質和心理性別認同為女）長期被同班同學霸淩，包括在男廁所強行脫下褲子圍觀，最終因欺淩行為死於廁所（具體是間接傷害還是直接傷害致死無法確定）。類似的欺淩虐待還有很多，相當一部分就發生在廁所。廁所是最能體現人性別特征的場所之一，性別認同與多數人相異的且表現明顯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視欺淩，在廁所這個封閉的、性別認同要求高的場所當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著被欺淩、性侵甚至殺害的風險。在這樣的風險下，建立“跨性別廁所”或者允許跨性別者按自己意願選擇去一種性別的廁所，就不是“小題大做”和“變態”，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麽，跨性別者自己不要表現或透露出自己異於常人的性別認同，是不是就安全了？這的確是一種方式，也是大多數跨性別者正在做的。但是，這本身就是對跨性別者權利的侵害。跨性別傾向和行為是複雜的生理、心理、環境等多重原因導致的，對當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自己希望認同的那種性別的氣質、打扮、生活方式，就極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殺或自殺未遂。所以想讓他/她們隱瞞性傾向，是侵犯其自由權的，也是很難的、對其極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學校等長期集體生活的熟人環境，很難隱瞞自己的性別認同。如果刻意隱瞞，還會被發現的人要挾勒索。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行為沒有傷害他人，為什麽要像做賊一樣生活呢？
當然，修建“跨性別廁所”的確需要付出額外的經濟代價和占用一定的空間，而“允許按照心理性別認同上廁所”也的確會讓一些試圖窺視和侵害異性的人有機可乘。可如果不這樣做，跨性別者就容易被傷害。這就是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所以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這些背景、原因的情況下，簡單的用“變態”、“小題大做”、“破壞倫理”之類言辭攻擊支持保護跨性別者的進步派，顯然是荒謬愚蠢的行為。何況，對於可能造成的新問題，進步派的政策也有考慮。例如並不是說人人都可以自稱跨性別者而去上“心理認同”的廁所，而是需要以做過變性手術或起碼在法律上變更過性別為前提，並且確定轉換性別後就不能輕易再行改變。
在中國，暫時的確沒有相應的條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別者的權利和安全，我也不認為中國暫時需要廣泛實行西方進步派主張的那樣，建立跨性別廁所和實行允許按心理性別上廁所的政策。但是，我們起碼要理解和尊重發達國家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保護，應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態度，而非惡毒的汙蔑和咒罵。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在實現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會主流群體權利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後，也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采取各種措施，讓少數群體和邊緣人群也能有作為人的各項權利與尊嚴，以及作為特殊群體應得的特別保障。
從“對黑人係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否存在”爭議談“政治正確”的利弊
而“政治正確”另一個受益群體則是黑人，尤其是美國的黑人。對於美國黑人在曆史上曾遭受奴隸製迫害的事實，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承認，在學界和政界也屬於公認的事實。但是，在涉及到當今的或說奴隸製結束以來的美國黑人是否遭受係統性歧視壓迫問題上，美國社會就形成了激烈的爭議。
2020年5月，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頸殺害，引發了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權利者的抗議浪潮。而許多進步派媒體和學者，將弗洛伊德案視為美國警方係統性歧視和暴力對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國整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這樣的說法一直是美國進步派學者（而美國知識界絕大多數都是進步派，也可以視為知識界/學界共同的態度）的老生常談。
但這樣的事實，有很多人拒絕承認。美國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數極右翼白人拒絕承認，是能夠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國人包括中國自由派學者，也否認美國存在對黑人的係統性歧視與壓迫。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即便存在種族歧視，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個人的，而非“係統性”的。
而事實足以證明“係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存在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報道不勝枚舉，在此僅列舉一些顯而易見的數據。根據新京報《10個數據看清美國的係統性種族主義》一文列舉的十個數據，就能看到美國黑人相對其他群體尤其白人的相對弱勢（數據均來源於正規機構如美國政府、公民組織、專業調查機構，但為簡略將信息來源截去，需確認來源者可搜新京報原文）：
1.美國黑人產婦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調查發現，60%的孕婦可以通過更好的醫療措施挽回生命；
2.美國新冠肺炎死者中24%為黑人。美國報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國人，而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為13%；
3.美國黑人學生的高中畢業率為79%。白人學生為89%，亞裔學生為92%。在犯同樣錯誤的情況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前者被停課處分的幾率比後者高出6倍；
4.美國黑人失業率創10年最高，增至16.8%。美國黑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創下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國白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4.2%降至12.4%。從曆史上看，多數黑人在低收入行業工作，他們的失業率更高。經濟學家認為，種族之間之所以存在就業差距，除了勞動力市場上固化的種族歧視外，別無其他解釋；
5.美國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國，白人長期受益於黑人勞動帶來的資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卻一直落後，巨大的種族貧富差距難以彌合。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資是白人的79.2%，2018年這個數值降至73.3%。即便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黑人，他們的財富普遍比高中輟學的白人少；
6.美國黑人擁房率為44%。73.7%的美國白人擁有住房，而美國黑人中隻有44%，是所有種族人群中擁房率最低的。而在買房和購房方麵，美國黑人也受到歧視。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在買房和租房時依然受到“隱性歧視”，因此影響他們搬入好學區、好社區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崗位的地方；
7.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為20.8%，意味著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美國白人的貧困率僅8.1%。此外，22%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貧困線以下的白人兒童隻占12％，黑人兒童的這一比例高達36%；
8.美國500強企業中，黑人CEO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執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麵在於警察對於黑人的刻板印象並未改變，當麵對黑人時，會出現擔憂或輕視的態度。另一方麵，從犯罪率的角度來說，黑人的犯罪率確實高一些。警察群體對待黑人容易過度緊張，擔心他們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國參議院僅有3名黑人參議員。雖然眾議院領導層中黑人的人數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參議院隻有3名黑人參議員。
以上的數據及數據解釋，均可以證明美國存在對黑人係統性的歧視、排擠、壓迫。雖然黑人的弱勢處境有很多原因，但種族歧視和歧視引起的“區別對待”無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來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蘊不高、家庭不和諧、暴力行為較多等，也都與曆史上黑人被當做奴隸和“二等公民”對待，沒有正常的生存發展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非黑人天生就有這些“劣根性”，並不是基因和血統的問題。
即便如此，否認黑人在美國被係統性歧視壓迫的中國自由派（還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國、甚至在美國大學擔任學者的一些人）仍然有辦法辯解。除了將這些黑人與白人的差距歸為黑人“自身原因”外，還有一個說辭。他們說，各種歧視壓迫行為都是個別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對黑人的歧視，但是在國家法律和製度上已經沒有了歧視和壓迫，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歧視，所以不能稱為“係統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國政府、不能怪整體白人、不能怪整個社會（這樣說大概黑人隻能怪自己“長得黑”、“基因不好”了）。
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謂“係統性歧視/剝削/壓迫”並不是說要明文規定的行為才算，任何集體的、大範圍的、長期的、形成習慣乃至潛規則和亞文化的歧視態度和壓迫行為，都屬於“係統性歧視壓迫”。就像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存在係統性的腐敗，中共官方也承認黨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門”存在“塌方性腐敗”。腐敗這個東西當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規定應當和合法，但現實中普遍存在。難道因為沒有把“允許腐敗、鼓勵腐敗”明確寫在黨紀國法裏（倒是寫了嚴禁腐敗），所以中國的腐敗就不是係統性的了嗎？
否認者們還有理由，例如說黑人被歧視欺淩並不是政府行為，起碼官方層麵已經種族平等甚至照顧黑人了。這顯然是忽視了習慣、傳統、文化等因素的極大影響。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國後，就在憲法裏明確寫到禁止基於民族、宗教、種姓等身份的歧視，廢除將人劃為四等（此外還有不被算作有尊嚴權利的人的“達利特”“賤民”）的“種姓製度”，也反對宗教歧視和民族仇恨。但現實中的印度，種姓製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層仍然是婆羅門占主導，絕大多數賤民仍然身居底層從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髒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憲法起草者阿姆倍伽爾、現任總統科溫德這樣身居高位的“達利特”，但並不能改變整體上不同種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國以來，印度教徒對國內穆斯林、錫克教徒的打壓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間的歧視乃至殺戮，也從未止息。
還有，即便沒有公開的政策、明文的規定，美國政府就真的沒有參與對黑人的係統性歧視壓迫嗎？在奴隸製結束之前的美國南方自不必說，即便奴隸製度結束後，美國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視壓迫黑人，否則也就不會有1960年代席卷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權運動。而民權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後，表麵上看沒有了對黑人的製度性歧視壓迫，但其實官方的態度和作為/不作為仍然影響著美國黑人的處境。對於處於弱勢的黑人，即便美國聯邦和各州的三權機關袖手旁觀，那其實就等於助長白人對他們的歧視壓迫。就像裏根執政期間，被視為美國民權的倒退時代。裏根政府當然並沒有直接去製定一些壓迫民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和政策，但其隻要停止前麵如約翰遜、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權政策，就足以讓反歧視反壓迫的抗爭失敗。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執政期間也沒有推行明確寫著“歧視黑人”、“歧視女性”的政策法規，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卻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視與壓迫政策往往孕於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國保守派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六個美國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們的美國保守派三權成員，當然沒有公開講“我們歧視女性”，但禁止墮胎這一政策及引發的對女性權利的各種連帶影響，都在沉重打擊婦女權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種族問題的也一樣，保守派隻要在經濟、文化、曆史遺留問題等各方麵停止種族平權，就是在參與對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壓迫。
以上的事實不僅說明“美國黑人被係統性歧視壓迫”的確存在，更證明要求承認這一事實的“政治正確”是極為必要的。因為隻有在承認這一事實基礎上，才能推動平權工作的進行，才能通過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手段，縮小黑人與白人的各種差距，遏製種族歧視與壓迫對黑人造成的傷害，改善黑人的處境，最終在美國實現種族的平等與和諧、社會的多元與正義。
當然，“政治正確”對黑人平權也的確會有一些負麵作用。例如前麵提到的，黑人貧窮、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為較多等，從遠因是奴隸製和種族隔離等剝削壓迫，但畢竟已經過了很久，現在的歧視壓迫已經輕了，製度上的更是可以說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變。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視家庭教育和家庭責任，許多黑人家長尤其黑人男性父親經常拋棄孩子、不認真教育孩子。這樣的情形很普遍，幾乎成為黑人的一種“亞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變，那即便有很多平權政策，也很難把更多黑人都拯救。還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從小抵觸警察，與警察互不信任、關係惡性循環有關。由於擔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為強”，哪怕更多黑人是無辜的。雖然這不能為警察因歧視傷人殺人脫罪，但警察與黑人的矛盾衝突，的確不完全是單方麵的錯（當然警察錯的更嚴重）。
但因為“政治正確”，這類批評隻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將一切都歸於“歧視與壓迫”，則很“政治正確”。這樣的“政治正確”還容易形成對平權政策、優惠政策的依賴，讓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強。這樣看，“政治正確”的確對黑人自省和奮鬥有一定負麵影響。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確”仍然是利大於弊。就像絕大多數雲貴山區的孩子一定競爭不過絕大多數京滬戶籍孩子一樣，在各種不平等乃至歧視壓迫下，僅僅自力更生是很難成功的，根本上還是要通過製度、政策等方式促進平等。而想促進平等，必須承認不平等的事實，對其批判和改變。因此，“政治正確”要求承認黑人被係統性歧視與壓迫的基本事實，並且要求白人在整體上承擔相應責任，還批判敵視黑人平權的白人至上主義，是非常正確的。
至於“政治正確”的那一點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蓋了黑人一些自身問題，遠遠不抵其積極有益的那一麵。何況，即便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是都是壞處，其實也是保護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責任意識，黑人社區暴力頻繁，這些是事實，也的確需要改變。但是談論這些事實的人，卻未必都出於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層談起這些問題，是出於同情，希望幫助黑人變好。但是對於一些種族歧視者、白人至上主義者，談論這些反而是為了貶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說“黑人往往沒有爸爸”，這話如果從3K黨嘴裏說，那你猜會是好意嗎？而如果輿論說“因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無奈使用暴力”，那就會助長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於歧視而對黑人施暴的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脫罪，也更敢肆無忌憚借執法毆打和殺害無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樣的道理，像中國互聯網上也經常有人談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是為了有個談資、滿足優越感呢（當然也的確有些是出於同情和憐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敘述評論，但惡意的絕對很多，而且無可厚非，因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類似態度對中國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視華人和中國人的）？同樣，日本互聯網上也充滿著關於中國人“素質低”、“劣根性”的談論，你猜他們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充滿種族優越、鄙夷調笑中國人呢（從他們滿嘴“支那”就很清楚了）？當然，不止種族和國家之間，同族不同身份和階層間，上位者對下位者缺點弱點的談論，大多也是嘲諷而非同情。就像城裏人談到鄉下，體製內談體製外，正式工談外包工，名校學生談技校生，幾分是同情幾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這同情在“下位者”感覺是不是本身就像譏諷了？
關於黑人缺點的歧視性言論的流傳，是讓黑人等弱勢群體在現實中得到更多同情幫助呢，還是受到更多懷疑、敵視和疏遠呢？答案顯而易見。所以，還不如“一刀切”的把針對性談黑人缺點的言論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論都在“政治正確”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過合適方式和態度提出。這樣對黑人還是更好的。
“政治正確”約束對於關注和對抗氣候危機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關係到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各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命運與存亡。全球各國本應團結一致積極解決，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陷入很大爭議，且包括一些建立於謊言和陰謀論的、本來毫無必要的懷疑與爭論，嚴重影響了氣候危機的防治。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爭議，我直接節選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和簡單議論：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麵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麵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製氣候變暖，就必須限製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製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係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麵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麵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製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以上就是氣候危機和非科學的“全球暖化否定說”的概況。正如以上所說，氣候變暖且為人為，而且將給人類帶來很大災難，是確鑿無疑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否定、質疑這一被專業人士集體確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認可的基本事實。否認氣候變暖者拿不出足以駁倒事實的證據，其論證也沒有邏輯（很多人幹脆就沒有論證），但卻堅信自己的觀點（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利益，假裝不知真相而否認氣候變暖）。這些氣候變暖否認者與否認“阿波羅登月”、否認“進化論”，卻堅信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民主黨自導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導自演、“希拉裏性侵兒童”者，頗有重合度，非常頑固而無法說服。
不過，相對於以上這五個陰謀論信奉者，否認氣候變暖者人數要多的多，很多不僅是出於信仰，也是出於利益。因為要想防治氣候危機、阻止或起碼延緩氣候變暖，必須減少碳排放。減少碳排放則需要停止或減少許多化石燃料的開采、關停各種工廠、減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減少肉類消費、減少空調使用等，涉及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且很多是需要人們付出很大代價、節製欲望削減需求的。
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彈。不過，人們大都不願承認因為自己的私欲而拒絕減碳和防止氣候變暖，更不願意承認自己成為地球毀滅的參與者。而且，人們想擺脫責任，拒絕履行某些義務，總是要找個借口而非直接拒絕。所以，這些人就傾向於並無科學依據、捕風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說”，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騙的接受了各種拚湊的、偽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氣候變暖是個大騙局”這樣的結論。而這些否認氣候變暖者，又同樣的參與錯誤結論的製造和傳播，傳給更多潛在的“信眾”。
出於類似的動機，更多人加入，人數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觀的數量和影響力。而互聯網的存在，讓謠言和陰謀論變得極易傳播。於是，否定氣候變暖者成為一股極大的勢力，阻礙著氣候危機的防治。
如果僅僅是“烏合之眾”的聚集，那影響或許不大。但否定氣候變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勢力、重要產油國、化石燃料和傳統工業生產企業、一些國家內部因氣候變暖相對得益的地域集團等，有著權力、金錢、信仰、人脈乃至暴力機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國和中國等大國的政治決策、影響世界輿論的導向。而那些“烏合之眾”，就成了他們利用的工具。那些“烏合之眾”對被利用缺乏了解，不過即便知道被利用，也會非常樂意接受，因為畢竟目標一致，都反對采取各種手段（尤其付出各種代價）對抗氣候危機。
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對抗氣候危機、減緩全球暖化的進程，果然被破壞了，或者起碼被部分破壞了。最典型的“成果”，當然還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團的成功問鼎。特朗普政權執政四年，幾乎完全廢止了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不僅停止了國內的新能源投資、恢複了高碳排放的各種化石燃料開采和傳統工業生產，還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放棄了參與氣候危機防治的國際合作。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國，在全球對抗氣候危機的分工合作中有著可謂最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四年沉淪期，也正是氣候危機惡化的關鍵期。
雖然2020年拜登勝選後努力撥亂反正，撥款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環保事業，但一切可能都來不及了。不僅因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還因為否認氣候變暖者的各種行動，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主要是各國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義的興起與得勢），導致曾經得到各國各領域廣泛認可、團結一致的對抗氣候危機的行動，變成現在各方離心離德、三心二意、勾心鬥角。沒有了堅定失去了團結，還如何取得對抗氣候危機的勝利呢？
不過，科學與理性的堅守者們，仍然想方設法推動防治氣候危機的行動，包括堅定人們的意誌和團結更多人參與。而把“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及其人為性和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要求的一部分，正是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經提到，很多人無論如何解釋，就是拒絕相信氣候變暖，或者否定其人為性、不認為現實中那些災害與其有關。還有很多民眾，則因為知識不足、精力有限，很難深入了解氣候問題，往往人雲亦雲，容易聽信謠言。另外，氣候問題的許多來龍去脈和細節，也的確比較專業，很多非專業人士很難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氣預報，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況氣候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氣候變暖為真且是人為且具危害”當成“政治正確”要遵守的“定理”，就把問題簡化了，直接接受結論就是。這當然過於簡單粗暴，好像類似於中國的填鴨教育。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氣候變暖者不斷散播謠言，即便你辟謠，他們還繼續堅持謠言，你不可能對每次造謠的專門去辟謠，沒有人有這樣的精力。何況，相關的證據如學術研究、新聞報道唾手可得，但他們就是不看。而對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觀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認真聽取接受，畢竟每個人的價值觀、知識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個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隻能這樣簡單粗暴的定性和灌輸。而且，還要用“政治正確”的“權杖”，去責罰那些否認氣候變暖的重要人士（當然“政治正確”對沒有身份的平民是無法責罰的，也是不該用“政治正確”責罰的）。
這樣的做法，反“政治正確”和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當然是強烈反對，認為這“侵犯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當然是有邊界的。前述的侮辱誹謗尤其對弱勢群體的侮辱，就不屬於言論自由。同樣不應屬於言論自由的，還有謠言和陰謀論。當然，在美國，謠言和陰謀論暫時也屬於言論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並拿出確鑿證據為謠言，否則謠言和陰謀論不被追責。而關於公眾人物和公共議題，則連這樣的製約都沒有，人們可以肆意發表謠言和陰謀論，就如我前麵提到的“希拉裏性侵兒童”、“阿波羅登月是騙局”、“911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這些謠言頗有現實危害性，但卻都被“言論自由”這一遮羞布阻擋而無法追責。
還有一種謠言和陰謀論，即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否認進化論、反對相對論，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進化論和相對論並非完美無缺的，也不是不可質疑和批判。但問題是迄今大多數關於進化論的批判和幾乎所有對於相對論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民科”言論或宗教說辭。宗教的無稽之談不用多說，“民科”言論本質上也是偏執妄想。例如中國就有許多“反相對論”者，活躍於許多互聯網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數理公式定理，但遠遠得不出證偽相對論的結論。
這樣的涉及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如果僅僅是停留在純粹技術爭議（當然根本上不存在爭議），那就行不成實際危害，真正研究進化論、相對論的學者，也不會受到這些“民科”和宗教說法的影響，他們也不會對現實社會有真正的負麵作用。但如果某些專業問題同時也是公共議題、現實問題，那不僅問題的重要性有了質變，“民科”和宗教對相關問題所發出的謠言和陰謀論的影響更有了質變，從幾乎毫無實際影響變得影響極壞。
氣候變化問題，就是專業問題成為公共議題後，被謠言和陰謀論損害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十分複雜（雖然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現實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氣候問題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參與，所以就成了謠言和陰謀論滲入最嚴重的專業問題。諸如“氣候變冷不是變暖”、“氣候變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為因素”，都是非專業者盲人摸象、張冠李戴的結果（也有一些專業者出於利益往這類觀點上引導）。而沒有知識和足夠判斷力，也沒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實的大多數民眾（還包括許多非相關專業的精英階層乃至知識分子，尤其缺乏科學素養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中國精英和知識分子），就會被一些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據證據的說辭迷惑，然後就產生了錯誤的認識，並讓這些錯誤認識決定了對待氣候問題的態度和行為。而那些製造和傳播謠言和陰謀論者，十分可惡、罪惡滔天。
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個人A生病了，去醫院看病，醫生告訴他是什麽什麽病，應該怎樣怎樣治。而有一些人（假設是當事人A的親密朋友），對醫療問題一竅不通，但卻七嘴八舌的說，他們可以看出A是什麽病、應該怎樣治，並且警告A讓醫生治容易出醫療事故，還說醫生都是為了錢，不會治好A而是會謀財害命。而且他們還能找到醫院和醫生各種瑕疵，例如以前的確發生過醫療事故，醫生對A的病情沒有說“100%一定確診”，以及醫生對病情的看法幾天一變、醫生某句話和某句話聽起來很矛盾、醫生會診時不同醫生意見不一樣……諸如此類，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規醫院讓有資質的醫生看病，甚至直接說現代醫療體係就是謀財害命的工具。那麽A怎麽辦呢？他們中有的說A根本沒病，有的說要殺豬宰羊焚香祈禱，有的說應該吃茯苓草藥……不過共同點就是反對醫院、醫生和現代醫學。A如果不聽醫生而聽他們的，那必死無疑了。
而氣候變化問題中專業意見與各種謠言與陰謀論者的行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這樣。隻是氣候問題導致生病的，是整個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類。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所說的話，也的確是假話裏摻著一些真話，例如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的確未必就能成功，就像醫院治病不一定能治愈一樣。而減少碳排放以減緩氣候變暖，也顯然需要人類付出代價，就像吃藥做手術都有後遺症一樣。而各種高投入大代價的應對氣候危機的計劃失敗，也就相當於醫療事故了。隻是，假如不接受專業人士給出的事實和建議，而是聽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個人類，大抵也會像A死亡一樣全體滅絕吧。如果還要在喻體和本體中找個共同點，A沒有及時治療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體腫脹、器官潰爛，極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後的幾十億人類，也基本會在高溫、洪水、瘟疫、幹旱的輪番侵襲下，成批的死亡，然後為爭奪有限資源拚命的互相殺戮，然後繼續被災害侵襲，自然災害和人類互害同行，最後，人類捎帶著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滅亡。
言歸正傳。將“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的真實性、人為性、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就是試圖把胡說八道的言論摒除在決策力量之外，盡可能團結人民堅定的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可惜的是，“政治正確”其實並沒這樣大的威力，連法律都無法足夠有效約束的人類，靠“取消文化”又怎麽可能？雖然滿嘴謊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認和懷疑氣候變暖、或者對此毫不在意、更不讚同采取各種措施對抗氣候危機的共和黨保守派，仍然在國會、最高法院端坐。他們沒有被解雇，反而可以輕易的“取消”別人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墮胎權。
說到這裏，很多事情都是有聯係的。保守派不僅在美國國內反墮胎，還阻止美國醫療援助機構在亞非拉推動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大幅削減幫助非洲貧困國家女性避孕和墮胎的援助。這會導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資源的非洲，麵臨更大的經濟困難和資源緊張，各種戰亂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將更加慘烈的自相殘殺。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絕人口控製，敵視科學規劃和頂層設計，更反對全球層麵的“宏觀調控”，後果是災難性的。如果美國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製造的汙染再多些，世界將更早迎來末日。即便不談這導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氣候危機的加劇，人口暴增對資源的消耗和更殘酷的利益爭奪，就會讓人類陷入災難。美國的保守派引領著世界反科學的潮流，也帶領世界走向毀滅的快車道。
很多人說“政治正確”太過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確”能如激光槍、火箭炮，將一切謊言者與作惡者摧為齏粉。可惜，現實中並不能。我們隻能看著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敗壞者破壞下越來越壞，最終滅亡。
“政治正確”的“孿生姐妹”--“身份政治”：鋒利好用的雙刃劍（兼論美國2016年大選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與“身份政治”相關的問題）
“政治正確”的一個主要特點，即高度強調支持/反對對象的身份特征，以及對相同身份特征者有促成團結和集體行動的強烈要求，如其強調的保護弱勢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LGBT社群成員等，均具有鮮明的身份獨特性。而他們所反對的“壓迫方”，如男性、主體民族/主導民族、順性別異性戀等，也是有著共同特征的群體，並在其意識形態構建中，將之與弱勢群體設為對立關係。而反“政治正確”的，在對身份認同和自身群體利益的強調上，具有與支持“政治正確”者完全相同的特征，隻不過所支持/反對的對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國反“政治正確”群體就往往是占美國主導優勢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牽涉到不同身份群體內部的認同與對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體（尤其身份與價值觀對立群體）之間的對抗，就是互聯網和現實政治中另一個熱點問題，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與“政治正確”（及反“政治正確”）關係極為密切，二者可謂“孿生姐妹”般的關係。與“政治正確”一樣，“身份政治”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含義。本文會討論多種“身份政治”，但狹義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幾十年歐美國家興起的“身份政治”熱潮。以下對“身份政治”的討論，也以這種“身份政治”為基礎和重點。
在歐美近幾十年的政治變遷中，“身份政治”越來越成為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和特征。而狹義“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戰後歐美各種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及政治新思潮的興起。不同於蘇東陣營和“第三世界”大都處於非民主的狀態，戰後的歐美已建成相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會，並且長期生活在相對和平富足的環境中，即所謂“黃金時代”。
在自由民主這樣的基本民權業已實現的情況下，歐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進步派、左翼力量，開始追求更多的民權與利益。而其追求的重點，一是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處境、不同身份的群體及個人，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實質的平等；二是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邊緣群體能夠實現其作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訴求和利益，起碼要彌補因其相對弱勢條件和處境而落後於既得利益的強勢者的相應損失。對於勞工階層，希望得到作為工人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權、安全保障等；女性則希望有與男性一樣的參政權、工作權、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為女性提供其性別特征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亞洲裔人士等美歐少數族群，也要平權，以及彌補曆史欠賬；同性戀者當然也要追求與異性一樣的婚姻權、法律保障等；身體殘疾和心理殘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權利與對殘疾人必要的照顧與支援。（此外，還有以上多種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殘疾人這樣的多重弱勢者）
這些各具獨特身份的群體，與主流既得利益群體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義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歐二戰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女權運動、黑人及少數族裔民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等。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動的各種運動，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發端。
不過，當年的這些對內同質對外異質的群體，對身份認同的強調還並不十分強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種現實的訴求，而非對自己身份的狂熱尊崇及內部的忠誠。但顯然，那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經有著很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這些身份各異的群體之間，大多是合作關係，共聚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為獲得自己應得的平等、尊嚴和利益而奮勇前進。
在1960-1970年代，經過激烈的抗爭，包括付出各種流血與死亡的代價（如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燒”），他們達成了部分目標，實現了一部分訴求。美國勞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女性參政和工作少了許多阻礙，同性戀、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利益也開始得到重視和保障。那個時代可謂歐美的“偉大時代”，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燈塔。
但好景不算太長。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爾和裏根的上台為標誌，西方進步主義趨向消沉，新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傳統的複興成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掌權後，就軟硬兼施的打擊各種進步色彩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例如撒切爾就野蠻鎮壓了英國的勞工運動及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再後來，蘇東劇變讓西方進步派的某種精神依托垮塌，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繼續得勢。
直到溫和左派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等人的上台，以及他們代表的“第三條道路/新中間路線”的興起，才標誌著歐美進步主義略有複蘇，保守主義有所萎縮。但此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波瀾壯闊，變得相對和風細雨。而各種特別身份的群體的抗爭，也相對更加和平與低調。雖然每年“八國峰會”之類論壇會議時，有些極左勢力會訴諸暴力，但也隻是破壞一些雜物、焚燒若幹輪胎，不再有那麽強烈的革命烈勇。而建製層麵，1995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上，希拉裏代表世界進步女性的呼喊，還是很有震撼力的。此後數十年，歐美各國及世界的政治局勢也有著各種變與不變，各群體的平權運動也隨之浮浮沉沉。
而“身份政治”，無論在進步主義的高峰期還是低潮期，都在逐漸強化。當進步力量得勢，強調自身身份認同是進取和驕傲；當保守派占優，平權進程陷入低潮時，“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強化，原因是為了加強團結、振奮精神、積累力量，以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和壓抑冷漠的外部世界。而外部的敵意更會刺激其身份認同的強化。這時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認同的作用，已經不再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為爭取作為某種身份群體者應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為了區隔“己者”與“他者”的工具，並塑造某種並不必要的身份驕傲感乃至優越感。這顯然代表著“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轉變。
而互聯網的發展和家用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讓世界各國的政治動員、政治參與、政治對抗，包括對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處境和抗爭進程，都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而現下的“身份政治”的內容與形式，表現與影響，也正是在互聯網成熟和普及後形成的。在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它將促進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與融合，世界將因此成為一個大家庭。
但現實卻並不是這樣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聯網的確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交流，也實現了一些以前難以做到的遠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麵，互聯網加劇了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群體的矛盾衝突，並逐漸形成了各種互聯網及現實中的“同溫層”，隔閡與對立乃至衝突，成了互聯網時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於為何這樣，就和互聯網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識碎片化、發表言論方便但缺乏門檻和追溯性導致謠言和仇恨言論泛濫、易放大極端化的聲音等有關，說起來又是很大的話題，在此就不展開了。
總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加劇了不同身份立場者的衝突，自然也強化了“身份政治”。人們根據自身的身份、價值觀、利益訴求，分成不同的陣營相互謾罵、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線下攻擊。互聯網上各陣營的鬥爭，在民主自由的歐美，立即轉化為現實中的政治對立與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歐美和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動，尤其政治的極化與社會的撕裂加劇，讓“身份政治”的價值水漲船高，反過來也又加劇了各種撕裂與對立。而“身份政治”導致的歐美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撕裂與對立，在2016年美國大選及特朗普當選後，達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為美國是歐美各國中國民群體最多元、社會矛盾最尖銳、“身份政治”最明顯的國家，所以以下以談美國的“身份政治”為主為典型）
而作為反建製的“異類人物”特朗普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隨著二戰後歐美社會的發展。2008和2012年，作為黑人的奧巴馬連續當選美國總統，“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雖然說根本上還是因為奧巴馬的政綱和政績得到過半美國民眾認可，但其作為黑人的身份，也成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數族裔投票給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選，分別有95%和93%的黑人將票投給了奧巴馬，而白人隻有43%和39%投給他。顯然，“身份政治”對奧巴馬的當選有著重要推動作用。
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也想複製奧巴馬的成功。她在堅持奧巴馬的種族平權政策同時，還主打女權主義（這當然也與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關），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選票。而對於其他弱勢和少數群體，如LGBT群體、亞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數族群，以及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勞工群體，希拉裏也都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承諾保障他們在既有平權運動中的所得，並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些舉動，都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和承諾，顯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當然，希拉裏競選總統並不隻靠“身份政治”，而是其豐富的從政經驗和成績，以及充分的執政能力。按照大多數美國內外觀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裏幾乎篤定當選。
但選舉結果令世界驚訝。從競選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進入終選後也被認為將是希拉裏大比數勝出的陪襯的特朗普，居然擊敗了希拉裏當選總統，而希拉裏抱憾而敗。雖然從普選票看，仍然是希拉裏得到了更多選票，但因為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製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選情的相對優勢，尤其幾個關鍵州的勝利，得到更多的“選舉人票”，以相對較少的普選票當選總統。但即便普選票少於希拉裏，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參與投票者中46.1%的選民的支持（希拉裏是48.2%），與希拉裏差距不大，足以說明其是有相當民意基礎的。
那麽，這說明希拉裏利用“身份政治”競選的策略失敗了嗎？事情並非這樣簡單。首先，希拉裏仍然得到參與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亞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戀者、84%的“自由主義者（美國政治語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為什麽希拉裏還是失敗了？原因就是，她的對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層的來說，是右翼、保守派、傳統勢力對於進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戰後美國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一係列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極大衝擊了舊秩序和舊有的利益格局。而相關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擊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與保守勢力。而支持和參與“身份政治”者對諸如女權、LGBT權利、少數族裔權利的強調（甚至有時是過度的、令一些人厭煩的強調），以及逐漸衍生的對自己作為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優越感，尤其對相對的男性、白人、異性戀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種偏激的惡語和行為），更是刺激了傳統上占有優勢和話語權的力量。而進步勢力構建“政治正確”，禁止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的侮辱誹謗甚至一般性批評，並對觸犯者進行“取消行動”，迫使各種機構開除觸犯者，當然也觸怒了傳統勢力。
這些幾乎必然的引起傳統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彈。當進步勢力強調弱勢的少數的各群體利益重要性、獨特性時，也自然凸出了對立者的身份。所以，傳統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樣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增強內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異性戀，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覺醒”，並參與到基於身份的對立衝突之中），並且對進步勢力方的對應群體發起反擊，就可謂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國，與那些弱勢、少數、新興群體相對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舊有和傳統的勢力，如男性、白人、異性戀等群體中的激進保守者（立場保守態度激進），就形成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相應的意識形態及行動路線。而其價值觀和行為，幾乎與進步勢力恰恰相反，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進步勢力的“身份政治”強調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被壓迫和歧視的曆史與現實，要求平權和強調作為特殊群體的權利，保守勢力就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強調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和更大貢獻，要反對平權政策的“逆向歧視”；對提倡女權主義者，保守派就強調男性的價值與貢獻，並利用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習慣等為男權主義背書；對倡導LGBT權利者，保守派就發表各種反同性戀反跨性別或變相反同反跨的言論，強調遵守傳統價值和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並同樣利用宗教思想支撐其傳統理念。
保守派的這些價值觀和立場主張，很多都來自於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約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國的“傳統價值”，就約等於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價值觀念。其核心價值觀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種僅僅當成心靈寄托，而是真的認為一定有上帝）、嚴格遵守《聖經》等基督教義、因循守舊、男尊女卑（這個可以從《聖經》找到很多原文）、反對科學（但並不反對日常科學工具使用，隻反對科學觀念不反對具體且日常的技術，可謂“基（基督教）體科用”）、反對同性戀（這當然也是來源於宗教價值）、消極自由（反對大政府、支持持槍權等）等。正是如此，美國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美國男性、白人、異性戀都持如此立場。相反，很多男性、白人、異性戀是支持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體”導向保守派，就足以對弱勢和少數群體形成相對優勢和打擊。因為“主流群體”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或起碼相對多數），更是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很多保守派說“美國已經被左派/少數群體把持”，並不是事實。除了高校在內學術界和主流傳媒界的確是進步勢力占絕對優勢、群體成員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軍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體”占絕對優勢，隻不過其中有些傾向於進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國二戰後這麽多年的民權運動與平權運動中，“主流群體”的態度是複雜的多變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殘暴殺害民權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鎮壓民權運動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國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著的持種族主義立場的白人警察），也有與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奮勇抗爭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數民眾是一種觀望態度，但時而也會參與到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或抵製中。後來的政治變遷中，裏根、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等保守派和進步派交替當權，也反映出美國民眾意識形態的波動變化。整體上看，“主流群體”中傾向進步派、支持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與傾向保守派、反對平權的，可謂不分伯仲，各有消長。
而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反映了保守勢力的得勢。而選前特朗普公開支持者的相對稀少，和開票後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數量，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保守勢力走上前台活躍，都反映了潛在保守的、反進步反平權的力量的強大。而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確”壓製的人群，是進步勢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對抗的對象。
前麵已經提到，“政治正確”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而設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平權。但“政治正確”的高壓下，人們的言論顯然受到了限製。而且，每個人都有通過言語表達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確”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惡和仇恨）的訴求，而“言多必失”，總會有些不恰當言論。尤其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很多人更容易發表冒犯和仇恨言論。而支持“政治正確”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對發表“不政治正確”言論者口誅筆伐，甚至要求政府、學校和公司開除當事人，禁製類似言論出現。這當然會引起仇恨和反彈。
而“身份政治”中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一些訴求，曾經被相當多的“主流群體”所支持。但時日已久，很多人對黑人、女性、同性戀等群體不斷強調自身特殊權益、尊奉自己弱勢者身份的言行，變得厭倦和反感。“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對他者尤其異質群體的苦難，旁觀者更多像魯鎮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慘遭遇一樣，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惡。當這些群體成員喋喋不休的講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實現自身權利和尊嚴，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變成反對。而且，很多人也認為，經過這些年的各種運動和改革，弱勢群體、少數群體早已得到了足夠的平等和補償，現在已經由平權變成要特權了。雖然這並不符合事實（有各種嚴謹詳實的調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種相關調查數據，證實各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仍然處於相對弱勢處境），但弱勢和少數者處境的確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極端惡劣與無助。
同時，有些似乎是“主流群體”的群體及個人，認為進步勢力忽視了他們才是“弱勢者”。這以美國“鏽帶州”大量失業破產的工人階層、美國內陸和南方農村居民為典型。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異性戀，但並不覺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覺是被遺忘的群體。因為民主黨的親勞工立場，他們中曾經有很多人投票給民主黨。但從奧巴馬以來，起碼在宣傳和給人的直觀印象上，民主黨更關心那些更明顯屬於“少數派”的群體如黑人、同性戀，而忽視了勞工和農民。而且，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們的妻子孩子，價值觀是比較保守的“大老粗”。他們本來就對民主黨那些進步的、積極自由的政策不感興趣甚至反感。而奧巴馬、希拉裏強調黑人、女性的權利，大談環保、同性戀、全球化，他們就越發厭惡了。他們認為自己淪落到現在，正是因為環保和全球化。隻不過奧巴馬還比較親民、親勞工，支持率還相對較高。而希拉裏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氣，不僅“老白男”們不喜歡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厭惡她。
而這時，保守派對他們伸出了橄欖枝。保守派深知這些“鏽帶州”和內陸白人工農及家庭主婦的好惡，就利用宗教、種族/民族/國族及其他各種民粹主張拉攏他們。例如保守派聲稱，是中國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是中國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侵占了美國市場，而民主黨的全球化政策成為中國“經濟入侵”美國的“幫凶”。而宣傳白人優越和白人至上理論，也暖了這些被民主黨冷落的“勞苦大眾”的心。他們還宣傳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這些知識欠缺的平民白人。這些平民乃至底層的白人，在沉淪中感到了關懷和希望。再看看傾向民主黨的主流媒體反複宣傳的黑人權利、LGBT驕傲遊行，以及他們認為不是福音而是禍害的環保活動、全球化政策，他們中很多人堅定的選擇倒向共和黨。至於民主黨傾斜給他們的各種福利保障，在他們心中抵不過傳統價值尤其宗教信仰。他們也認為這些福利隻是全球化的“殘羹剩飯”，一廂情願的指望打擊中國的工農業、停止進口中國商品，讓他們的工作飯碗和產品更值錢（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果都錯了的）。
而還有很多社會精英，雖然日常公開場合不反對甚至支持“政治正確”，但其實內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戀、女性的，隻是擔心丟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開說出來。即便民調時，也有些人撒謊說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則是秘密的，他們完全可以表達真實立場。而且，正是由於“政治正確”的壓抑，以及對進步勢力要求給予弱勢和少數群體更多權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們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支持特朗普這樣敢於打破“政治正確”、反對給弱勢群體少數群體讓渡更多利益的候選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種特質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確”、反進步“身份政治”同時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幟最合適的承擔者。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屢屢輸給民主黨，就是因為前者在常規的“辯經”中無法戰勝後者。例如奧巴馬就是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人，他自己就是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政綱要求尊重弱勢、維護和平、提倡科學，非常在乎民權和社會正義。而他在總統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麥凱恩、羅姆尼，都是傳統的保守派紳士。他們不會撒謊、謾罵，也承認“政治正確”是正確的（起碼不會公開反對），隻能重複強調家庭倫理、愛國主義、個人自由等傳統價值，難以辯得過奧巴馬，更不討左傾和求變的年輕人喜歡。同樣，如果是他們或彭斯、盧比奧等人對戰希拉裏，大抵也會敗下陣來。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點就是敢於打破各種“政治正確”，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反智反科學等言論幾乎充斥了其所有公開和私下的講話。而且他還敢公開傳播謠言和陰謀論，例如聲稱希拉裏貪汙腐敗、奧巴馬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創始人、氣候變暖是謊言等。據統計，他競選總統和執政期間共發表過超過2萬條謊言，平均每天超過10條。這不僅讓反“政治正確”者覺得出了不能“自由發言”的氣，還可以破壞基於“政治正確”的競選論辯。按照美國建製派的政治規矩，共和黨很難戰勝民主黨，而特朗普則直接扯爛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確”的束縛，表達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說或者說了無法產生影響力的觀點和主張。
特朗普看似荒誕瘋狂的言行背後，是美國數千萬乃至更多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和對進步勢力“身份政治”的反彈。特朗普依靠另一種“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國選舉製度的缺陷，成功當選美國總統。這同樣可以從2016年美國大選選民的取向統計證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黨人（包括90%的共和黨男性和89%的共和黨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獨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異性戀者（48%：47%）、退伍軍人（60%：34%）、高中及以下學曆者（51%：44%）、郊區（49%：45%）和鄉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對更多的選票。尤其在白人（占總投票人數的70%）、基督徒（74%）、異性戀者（95%）這三個占美國選民大多數的群體中，均獲得了多數的支持。這同樣是“身份政治”的勝利。（注：特朗普和希拉裏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為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他們合計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給了特朗普，投票給希拉裏的隻有43%。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衝突的影響。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應該支持女權主義。希拉裏不僅支持女權主義，本人還是女性，但為什麽大多數白人女性反而投給了特朗普（即便在全體女性中，希拉裏支持率也隻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權主義；第二，是多重身份、多個價值取向的人，麵對身份和價值觀的衝突，會選擇某個最看中的價值觀、根據最優先認同的身份來投票。美國是一個保守主義氣氛濃厚的國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婦女、農村女性，往往比男性還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婦熬成婆”後也成為欺壓兒媳的惡婆一樣，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對女權主義。尤其受與“程朱理學”有某種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響的女性，視現代女權主義如洪水猛獸，對像希拉裏這樣拋頭露麵、獨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厭惡甚至仇視。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來就不讚同甚至反對女權主義，所以希拉裏憑女權主義及女性身份，當然不能得到她們的青睞。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並不總是有效。
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對矛盾，多重身份者麵臨何種身份為優先認同的糾結鬥爭。一些白人女性並不在乎相對獨特於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訴求，卻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統和文化。在美國內陸（尤其南方內陸，所謂“深南部”諸州）、鄉村、低學曆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優越主義者。即便不是強烈的種族主義者，但也對少數族裔的種族平等等訴求反感或無感。就像《亂世佳人（飄）》中描繪的那些南方白人婦女，很多都是親近“3K黨”的種族主義者或附和者。包括《亂世佳人》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本人，也起碼是同情種族主義的（當然她自己或許不覺得如此）。這從《亂世佳人》的內容和感情傾向就可看出。這樣的女性在當今美國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對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權主義，但她們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們寧可投票給侮辱女性、反對女權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給女權主義者希拉裏。
總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並極大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現實社會與曆史行程。而保守勢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勝利，恰恰是由於進步勢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響和刺激。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對美國政治變動尤其特朗普當選問題進行的評論，就分析過“身份政治”的影響。後來，他還寫了《身份政治：對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一書，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即是認為進步勢力對“身份政治”的強調和運用，刺激出了保守勢力對其相對身份的認同、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及廣泛的動員，最終導致特朗普的崛起和執政。我對此觀點是非常讚同的。
無論是進步勢力為強調少數群體認同和利益訴求的“身份政治”，還是保守勢力為維護既得利益和舊有地位與尊嚴的“身份政治”，都將社會裂解為一個個基於其相對獨特身份、內部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並根據“進步”和“保守”分化組合為兩個陣營，“認人不認理”的站隊、“黨同伐異”式的爭鬥、“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將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信仰間設下高牆和堡壘，令世界進入更加分裂、對立和動蕩的新的曆史階段。
不僅在美國，全球都出現了基於“身份政治”（或與“身份政治”類似的基於種族、文化、信仰、地域、價值觀等形成的“對內高度認同”和“對外強烈排異”）的群體及相關的運動、行動。在印度，自從納倫德拉·莫迪成為總理後，印度教民族主義聲勢日盛，並將反伊斯蘭、對抗中國作為其主要的政治信條，並根據反伊反中的信條做了不少實際行動；在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以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為旗幟凝聚人心，打擊世俗的凱末爾主義者和試圖分離出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以圖恢複“奧斯曼帝國”的舊日威風；在俄羅斯，普京也強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東正教傳統，以此團結國內和對抗西方；而台灣地區的“藍綠惡鬥”，以及涉及“本省人”與“外省人”、“軍公教”與普羅大眾、“獨派”和“統派”的爭議衝突，也都有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國大陸，基於階級、性別、地域、民族和宗教的爭議也很激烈，隻是由於中國的專製體製及維穩與輿論控製，更多停留在“鍵政”這種口頭層麵，對線下影響有限（但對現實仍然有一定影響，起碼是政府重視的民意，並可以影響一些具體事件，發言者也時有被舉報被學校和單位開除者）。
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種群體的動向，與美國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強調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且樹立向外敵視仇視的對象，以強化團結、對抗“敵人”和達成目標。而從現狀看，不談這些“身份政治”是非對錯而隻看效用，他們團結“自己人”和實現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目的，還是頗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為它在很多方麵符合人性的特點和現實的需求。“身份政治”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為不同身份的人的衝突，並且默認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場一致，就符合人抱團結黨的特性。而且，同質群體確實有更多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而人不僅愛“黨同”，還熱衷“伐異”。人們對於體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習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產生隔閡。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觸，尤其涉及到利益衝突，就很容易產生歧視和仇恨。而因為人的“黨同伐異”，所以往往會環護同類、鄙夷異類，因此各種個體衝突往往上升到群體間的對抗。然後雙方的每個個體都被裹挾進衝突，被對方群體所惡待，然後引起反彈，雙方你來我往，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下，大多數人很難跳脫，反而被深深的裹挾和進一步的參與。這不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產生的動力。相對於愛與和平，衝突和仇恨其實更能激發人們參與某些行動的動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計血本的參與。“身份政治”下的惡鬥，的確會“勸退”一些旁觀者，但對於相關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經付出代價者，反而會更加堅定的參與。這又是“身份政治”對人性的利用和誘導。
還有，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由於其知識水平、思維能力、日常精力、所處環境的限製，對於很多複雜艱深的政治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論，是難以充分了解和正確認識的，有些人幹脆對政治就沒有興趣。即便是發達國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難搞懂一般隻有專業人士、學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張。人們也都忙於掙錢養家，閑暇也都主要在放鬆娛樂，對政治的關心有限，沒有空閑去認真詳細了解各黨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場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們也會認為，既然政治是要為自己爭取利益，當然要站在自己人一邊，是非不重要（頭腦更簡單的，會不加思考下覺得自己立場就是對的，自己“是”別人“非”），重要的是立場。還有，以前很多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根本就不去參與政治，連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響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有了作為某種身份者的責任感自豪感，就踴躍參與政治活動、積極為“代表自己”的個人和政黨投票了。這就讓“身份政治”風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義者、個體主義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認為將個體與群體身份捆綁，本來就是一種愚昧的行為，有損個人自由，也不利於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維護。這是有道理的，但卻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現實。普世的訴求雖然人人向往，但是卻也難以形成凝聚力，起碼難以單獨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
這有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對縹緲的東西，雖然也會實實在在影響現實，但卻不是那麽立竿見影。除了少數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數人追求自由民主，是為了更具體的、特定的訴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實現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達成想通過自由民主達成的目標。而人們對寬泛的自由民主缺乏興趣，更希望達成其具體目的。人們還需要即時的回饋和刺激。自由民主卻需要人遵守規則和克製、尊重他者的自由和利益，反而是要壓抑人性欲望的。隻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確目標、營造的對內“同溫層”和對外“黨同伐異”，才能滿足人們特定的、短促的、激進的目的。第二，正因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爭取它的人太多太龐雜，異質性太強，所以追求者難以團結，往往因為其他分歧而分道揚鑣。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體同質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內鬥，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與目標。第三，群體和大眾需要明確的、強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組織，以形成共識、相互合作、集體行動。而純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對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強調個體意誌和自由選擇。這就導致某種“自由散漫”，不利於團結和行動。追求自由民主的一個重要障礙，恰恰是自由主義本身的特點暨弱點。
回顧曆史，許多推動自由民主、結束極權的運動，都是以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作為動員方式的。例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普遍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勝利。但真正對二者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動員了更多力量參與變革的，恰恰是各國民族主義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東歐各國尤其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的反俄主義情緒，更勝於反專製的熱情。例如第一個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立陶宛，優先訴求的是民族獨立而非實現民主化。而波蘭的劇變，也是波蘭人強烈的反俄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結果。而俄羅斯人反抗蘇聯，很大程度也是因為蘇聯為國內團結而壓製主體民族和最大成員國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比蘇東劇變早數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波茲南事件”，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反抗專製極權，但也都有著強烈的反蘇反俄民族主義成分。
美國一直被自由主義者視為世界燈塔，並將美國二戰以來戰勝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蘇聯紅色極權等各種邪惡暴政，視作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不符合事實或者說隻是部分真相。自由主義的確是凝聚美國人心、讓世界許多國家知識分子和人民傾心的思想旗幟。但是，在戰爭及冷戰的具體組織和動員中，使用的思想武器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二戰期間，美國正是將保衛自由民主融於愛國主義之中，強調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才激勵了上千萬美國男女參軍作戰。硫磺島上飄揚的美國國旗，當然可以被認為代表著自由民主，但其實它還是更代表美利堅合眾國。後來的對蘇冷戰，美國也始終最在意國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則就不會扶植那麽多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還與高度極權和極左意識形態的紅色中國握手言和。後冷戰時代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對立與競爭，也更多是文明的衝突而非自由與專製的博弈。自由民主當然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號召工具，但隻有借助更有集體一致性的身份認同，才能發揮其抵禦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與“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經常是後者勝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本來是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合作推翻專製的巴列維王朝，但三方在巴列維王朝倒台後很快決裂。伊斯蘭主義者輕鬆擊敗了自由主義者，擊敗社會主義者也沒費太大功夫。這顯然體現了伊斯蘭宗教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對穆斯林的強大凝聚力。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種劣勢處境下堅持戰鬥二十年，擊敗了美國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爾。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強大。還有“阿拉伯之春”後各種政治勢力在中東爭競，同樣是“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勢力斬獲豐厚，隻有軍人集團和王權貴族可以與之抗衡，左翼社會主義者隻在突尼斯等國有所收獲，世俗自由主義者在變革中則被完全邊緣化。以上這些例子均是伊斯蘭教/穆斯林群體勝出，其實也是因為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高度信仰和對自身穆斯林身份的強烈認同。
當然身份認同感強烈的不止有穆斯林。1927-1949年國共爭霸，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也是依靠強調“階級鬥爭”的“身份政治”，廣泛動員農民和工人，擊敗了相對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黨政權。其實國民黨政權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漢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團結漢族公民。但後來，“中華民族主義”也被中共利用包裝自己，再加上對“階級”的強調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鼓吹，獲取了更多支持，最終贏取了決定中國百年命運的兩黨搏鬥的勝利。
最近幾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強大威力，尤其其鼓動、團結、破壞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在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關於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一直在進行，但一直是以相對溫和平靜的方式進行的。即便2014年聲勢浩大以要求“真普選”為目標的“占中”運動，整體上也相當平和。後來數年，因為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受到限縮，但香港大多數民眾都很平靜，並沒有多大的現實反應。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民眾雖心向自由民主，但卻並不熱衷政治，主要還是想的掙錢養家，在物價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會為了一些恩惠，投票給建製派。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裏，在政治色彩較淡的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能夠得到超過五成選票，泛民隻有四成，還有不到一成是中間派（當然2019年區議會選舉除外，這次選舉情況特殊）。在政治色彩較濃的立法會選舉的普選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製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率都隻有五成左右。這說明香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是那麽強烈，起碼有一半選民對政治非常冷淡，隻想拿選票換一些現實利益。
與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義勢力逐漸抬頭。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強調“香港人優先”的本土主義立場。還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進，鼓吹“香港城邦論”及“香港獨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於香港本土居民與大陸人的隔閡與衝突。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語言、文化、價值觀、習慣的差異，以及對香港有限的資源和機會的競爭，香港人與大陸人經常發生衝突，雖大多是個體之間的矛盾，但日積月累，也成了兩個群體普遍都有強烈感受的問題。而媒體的報道甚至炒作，雙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澆油（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資刊登“蝗蟲廣告”事件），加劇了雙方衝突。隨著陸港兩地交流的加深，衝突越來越頻繁。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大陸與香港在製度上的差異，也讓港人對大陸缺乏好感，並恨屋及烏，對整體大陸人也逐漸有了敵意（當然這也有部分大陸人的責任，例如為專製辯護和攻擊港人親英戀殖，然後引起很多本來是大中華主義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崛起。這些人不僅在思想層麵構建“香港城邦論”等港獨理論，還在現實中發動一些行動騷擾和攻擊大陸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發起“光複上水站”行動，抗議大陸“水貨客”的走私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很多，主要針對的是在香港將非自需購買商品進行“人肉走私”的大陸“水貨客”。不過，由於香港法律對群己權界的限製，大多數歧視和衝突行為停留在口頭、私下，或在公開場所以相對克製的方式表達，很少釀成大規模衝突。但這僅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願”，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仇恨在不斷積累，排外和獨立傾向越來越強。
終於，在2019年，借著對香港政府擬推出的《逃犯條例》的不滿，香港本土主義勢力將反中國（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一部分）、反大陸人、追求自決和港獨的長期蓄勢轉為現實行動。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參與了這場運動。運動一開始還較為和平，主要訴求也隻是“撤回《逃犯條例》”。但因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應，尤其林鄭月娥等人的處置失當，抗議越發激烈，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與到示威遊行之中。在遊行示威中，“反《逃犯條例》”被稱為“反送中”，已經體現出其反大陸的本土主義色彩。這些香港市民所厭惡的，不僅是大陸的執政黨和統治集團，也包括整個中國、幾乎所有的大陸人。這場行動也不僅是為反對《逃犯條例》，而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潮下，本土自決行動和反大陸/反中國情緒和行為的總爆發。
6月，雙方衝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為界限，和平示威逐漸變為暴力衝突。而後來的7.21元朗襲擊事件和8.31太子站襲擊事件，是建製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製派。從6月開始，示威者開始襲擊大陸人、衝擊中資機構、襲擊親建製派人士和店鋪，打砸搶燒無一不為並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陸人身份的人，無論是記者、遊客、學生、職員，都遭到了暴力攻擊，連在港大宿舍回避衝突的大陸學生也遭到騷擾。此外，其主要口號也變成了“光複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時常出現，並打出相應旗幟。後來，衝突還演變為街壘戰，以本土派為主的反建製派堅持“武裝鬥爭”了數月之久。而相對和平的主流抗議者，也不顧辛勞的在街頭日複一日的抗議和掩護暴力者。直到後來，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黑天鵝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種軟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種運動也逐漸停止。
而能夠支撐超過百萬港人前前後後超過一年（其中激烈衝突期約半年）的高強度示威遊行、製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義所構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念與相關利益訴求。其認同、價值觀及訴求的核心內容是（以下內容僅為代其表述而非認同，相反我並不認同還強烈反對）：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不同於中國人更不同於大陸人的、有著自己獨特曆史、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與中國人、大陸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對立，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入侵”和“毒害”，要拒絕和排斥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大陸人，實行“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並以香港與中國高度切割、“民族”自決乃至獨立為最終目標。而反修例運動的大部分時段（除了最開始幾個月），反建製派港人基本都是以這樣的認同、價值觀和訴求為動力和目標參與運動的。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將反修例運動視為捍衛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專製極權的運動。這當然也有道理。具體道理許多人都說過，我在此就不重複了。隻說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見。雖然整個運動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製成分，但這隻是其價值和訴求的一部分，且起碼在2019年下半年衝突最激烈時是相對次要的緣由。而反修例運動最主要的價值觀仍然是香港本土主義為基調，最具代表性的口號還是那句極具港獨色彩的“光複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說運動的性質和主打價值觀還有爭議，但動員百萬港人參與，尤其其中至少上萬人參與暴力的動力，主要當然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既包括對作為香港人的驕傲自豪及港人優先權的維護，更有對中國的厭惡與對大陸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愛與和平，才是讓人們舍生忘死投入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雖然向往，但很少有願意為此死難者。“占中”的相對平靜，更能展現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態度。而像反修例運動這樣激進暴力，隻有被侵犯了具體的利益，有了明確仇恨對象，才能做到。而各種激進行動和持久抗爭，也需要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團結，以明晰目標和分工協作。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無法完全提供的。隻有強調香港人認同並強烈排斥大陸及大陸人的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才能讓部分港人為之舍生忘死、不顧一切。反修例期間的暴力行動中，流行的“香港人報仇”的口號，就非常可以體現以上的分析和猜測。
有人會拿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執著紀念反駁，認為港人也完全可以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堅持。其實，港人力挺八九民運、長期紀念六四，同樣有身份認同的因素。隻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而是大中華主義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許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運、營救學生，既有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更在於作為中華兒女的血緣與文化認同。否則，為什麽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這些國家及民眾，沒有如此傾心投入八九民運和紀念六四？原因非常簡單，他們並不是中國人。而六四血案後，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都不同程度表達對中共譴責，還收留了很多中國學生和難民（“六四綠卡”），但關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樣是因為他們和中國是異國異族，香港是同文同種。港人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包含著強烈的家國意識，港人的“民主之夢”是從“中國心”萌發的。
而隨著近些年香港大中華主義的消退和本土主義的崛起，參與紀念的六四的人數逐漸減少，關注力度也不斷下降。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和一係列鎮壓行動，對六四事件的紀念在香港也會越來越淡。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當部分港人不再認為是中國人，就會認為六四是“外人”的事，於是不再關心或至少不那麽熱衷。這也更加證明了身份認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喚和動員相關人群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
當然，從更深的層次、更根本的原因來說，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陸、仇視大陸人、厭惡與中國有關的幾乎一切，確實是因為大陸缺乏民主自由，沒有法治和公平。對《逃犯條例》的抗拒，也是對大陸專製極權的恐懼。但是，引起香港人憤怒和對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與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價值觀和利益衝突。港人所攻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代表中國大陸和中國人（而非僅僅代表中共和統治集團）的人和物。他們不關心中國大陸是否會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陸同意香港實現普選和更多民主，隻是希望和大陸早日切割、和中國斷絕關係。
甚至，這些港人在運動中一方麵猛烈攻擊代表中國和大陸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麵卻有意避開對中共重要人物和執政集團敏感點和象征的攻擊。例如他們極少提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大陸的“黑曆史”提及也很少，也沒有特地的刻意的攻擊過中共。這不像是無意間的忽略，而應是故意而為。至於原因，我個人估計，一是為強化其反中色彩、與中國大陸民主問題切割（以抵製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二是試圖以此減少中共對其的打壓，讓中共放過他們，他們不反對中共搞獨裁，換取中共允許他們搞“香港人優先”和港獨，互不幹涉。他們在各種文宣和演講中，都是強調反對“中國”而非“中共”，強調“自決”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聲勢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於其發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並不讚同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張（隻讚同“雙普選”等純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對港獨和本土排外內容），更反對主動的、針對相對弱勢和落單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純粹從動員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看，香港本土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反修例運動的結果還很難說。相反，如果隻強調自由民主和反專製，就難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參與，更難動員人們參與暴力行動。
不僅是香港，很多國家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製的運動，往往都是以強調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進行動員的。例如發生在烏克蘭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廣場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及衝突）”，都帶有一定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並以反俄羅斯滲透幹預為重要訴求。今年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的入侵，也是在捍衛自由民主的烏克蘭，但主要動員理由還是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而近二十年泰國發生的多次政治抗爭，如反王權和反軍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係、具體訴求的，而非簡單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國的“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主要由泰國農民組成，強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種政治活動與其說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如說是表達對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擁護，以圖維護農民階層的利益；“黃衫軍”則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是反他信、親王室的政治力量，名義上也支持民主，但卻相對親近王室和讚同軍方對他信陣營的鎮壓（因為中產階級人數少於農民，在普選中總是失敗，所以聯合軍方鎮壓農民，以維持城市中產的政治地位）。
還有一些頗有規模的政治運動，就與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沒有關係，“身份政治”起到壓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蘇格蘭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和英國均屬於自由民主國家，其國內各地區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沒有差別。但是像加泰羅尼亞、蘇格蘭、北愛爾蘭，還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脫離現在所屬的國家而獨立。這裏邊當然有現實利益原因，但還有身份認同、價值觀念等非物質原因。其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長期接受英國政府的“轉移支付（主要來自於英格蘭地區的稅收）”和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並受益於作為英國這個老牌世界強國一部分的各種好處（例如優良的國內市場、強大的軍力、世界第一梯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如果獨立，這些好處都沒有了，但他們還是要獨立。所以他們並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獨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認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義者、港獨分子，就或公開或私下的將香港與北愛爾蘭相比。他們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擬成暴力組織“愛爾蘭共和軍”，稱讚後者武裝反抗英國政府、謀求北愛獨立的態度和行為。而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一係列暴力，也的確與北愛反英分子所作所為類似。很多本土主義者也公開聲稱，即便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化，他們也不願意香港與大陸融合，仍然會追求自決和獨立。他們這樣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國安法》頒布前幾年的多個關於港人身份認同的獨立民調中，認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港人達五成五，認同是“中國人（而非香港人）”的僅一成，其他三成五認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
雖然民意總在變化，更久的未來中國大陸和香港如何變遷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確已形成了相對獨特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陸人也有很多隔閡衝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陸人對資源、生存空間等現實利益的爭奪，更是難以調和的矛盾。未來即便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難和中國大陸完全融合。相反，民主體製的中國，更難壓製部分港人的獨立傾向和行為，畢竟民主政權不方便像專製政權那樣不擇手段的鎮壓。那時香港若仍有大規模的對抗大陸行為，就完全無法用現在許多人認為的“民主自由與專製極權的對抗”來解釋了。
同理，中國的新疆、西藏問題，也並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決，相反那時維藏兩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強大，各種衝突會更加頻繁激烈且難以收拾。這早已有了蘇聯、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鑒。而共和國建國數十年來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各種反抗對抗，同樣是基於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為紐帶，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識非常淡化的文革時期和80年代，維藏兩族仍然有著較為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他時期就更如此了。無論現在的專製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想要解決好新疆和西藏問題，首要的考慮還是如何解決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雖然我認為大抵無法有效解決，想結束流血可能隻有分家（雖然分家之後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漢少聚居區人口置換），而非認為改善民生或實現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試圖淡化問題，更是相當於掩耳盜鈴，除了騙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我在文中講這麽多，尤其詳細談香港反修例運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動員力，對中國和世界政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麽，“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如果不談“身份政治”及其影響的性質（正邪），隻論純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從對進步與落後、正義與邪惡較量的影響上，那可謂正負參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個工具，類似於互聯網、槍支，好人可以用，壞人也能用。它也與“黨爭”頗相似，義士可以組黨為國為民，小人自然用它營私舞弊。對於“身份政治”，我讚同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特殊群體利用其維護合情合理的、正當的、適當的利益；我反對既得利益者、優勢群體、邪惡群體利用其維護不當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損人利己獲得的利益。
因此，我當然反對如美國保守勢力那種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甚至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讚同如美國進步勢力為維護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殘疾人權利等而進行的“身份政治”動員。但是，我也反對進步勢力和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過度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過於戰鬥性的對待異質群體、在言語上和行動中做出各種反向的歧視與優越行為。還有，無論持怎樣的立場，都應該尊重基本的事實，據理力爭、保持誠實，而不能否認客觀事實、認人不認理、胡攪蠻纏、撒謊與欺詐。
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是人為將所有公民拆解為不同的群體，並且鼓勵一部分群體索要“特權”，破壞了平等性和個體自由。他們主張，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適所有人的法律與製度對待之。這樣的說法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當然，中國體製內精英也基本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他們還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權）。
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本文在前麵已經列舉了大量事實和證據，清楚的說明了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的各種非個人努力因素的差異，恰恰要保障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特定的權利、特別的需求，才能真正實現平等。
就像對於女性而言，且不談社會文化和曆史遺留問題對女性的不利影響，僅僅由於其與男性在生理基礎上的差異，就需要有諸如女性生育權利和自由、女性就業的機會及必要的工作條件保障、保護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後得到救助權利等。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她們即便再努力，整體和平均上的社會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遠遠落後於男性。（當然，對於男性因性別歧視和客觀條件導致的相對損害，也需要有平權措施予以補償。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項權利包括特殊權益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做出與所得匹配的貢獻。不同性別者應該多體諒對方的難處尤其獨特的難處，而非僅僅談自己的需求和權利）
同樣，對於殘疾人，其由於種種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導致的傷殘，就讓他們無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樣程度的就學、就業、出行、辦事，甚至穿衣吃飯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們試圖自立自強的學習和工作，仍然會遭遇大多數普通學校和一般單位的拒絕和歧視。哪怕一些殘疾人有相當於甚至高於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很多學校、企業也會出於各種顧慮（乃至僅僅是出於對殘疾人的厭惡）而拒絕其入學和入職。麵對這樣的現實，如果國家和公共機構對其與健全人“一視同仁”，就等於對他們的遺棄。這對於文明的社會，是反人道的野蠻行徑。何況，有很多殘疾人的殘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會各環節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傷、交通事故、戰爭），全社會尤其造成傷殘者傷殘的受益方，是有強烈責任做出補償的。隻有通過積極的介入和平權，提供衡平救濟，才能接近相對的平等。
還有一些特殊群體，其實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數一般人那樣過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體那樣的一般性權利。例如對於同性戀者，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們這個要求過分嗎？他們僅僅是希望能像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婚姻而已。當然，你說“同性戀和異性戀並不一樣”，那不就是歧視嗎？說好的“一視同仁”呢？除了少數激進的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大多數LGBT群體的訴求，僅僅是希望像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有一樣的權利和機會罷了。他們隻是希望不被歧視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為了並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性取向和性傾向而活在暗處。（當然我個人是傾向於立專法而非修改民法、先采用“民事結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戀婚姻權等權利的，並不讚同激進的、影響傳統秩序和倫理的法律與政策大修。台灣的同婚專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借鑒）
起碼在中國，老人這一群體也是遭受歧視、排擠、欺淩、虐待的對象。在中國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相對年輕的人（尤其90後、00後）對老年人各種“耍賴”、“撒潑”、“碰瓷”行為的譴責，以及對老一代人各種陳腐觀念和落後言行的嘲諷。看起來似乎中國年輕人很有素養，而老年人則素質低下、醜陋不堪。輿論之所以如此，其實僅僅是由於年輕人普遍擅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而老年人普遍不會上網或使用社交媒體不熟練，所以導致的話語權差異而已。而年輕人指責老人“撒潑”、“耍賴”，而年輕人似乎不這麽做，其實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輕人體格及反應能力的差異。對年輕人而言，不需要撒潑打滾，隻需要正常說話就能解決衝突。如果是身體健壯的青年男性，僅僅站在那裏一言不發都能讓對方恭恭敬敬。而對於身體相對柔弱的老人，在衝突中往往隻有做些撒潑的動作，才能爭取權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權益），才能在和年輕人博弈中有一些勝算。年輕人隻看到老人撒潑，而忽視了自己的身心優勢可以占很多便宜。
而像一些老人的各種訛詐行為，的確是犯法並應該被懲罰，但深層次原因是中國社會保障條件的低下，讓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不得不以此糊口。警方在依法打擊此類行為、保障遵紀守法老百姓利益和安寧的同時，也應該增加對老人養老、醫療、住房及日常生活的保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同樣，老人和年輕人爭奪公園、廣場的活動空間，以及其活動對居民的滋擾，也是由於公共空間和資源的不足。想要解決問題，既要依法處置相關糾紛、阻止製造噪音和滋擾他人的行為，更要拓展公共空間、提供更多健身娛樂的場地和設施。
僅僅對這類老人施以謾罵羞辱，並不能阻遏這些現象的發生，隻會導致各種戾氣的增加和人與人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那些試圖使用暴力攻擊老年人的年輕人，他們自己的父母乃至年老後的自己，都會在這種互害社會中遭殃（有些人說自己老了肯定不會這麽沒素質，其實等他們老了擠不上公交車、排隊被加塞、因為口齒不清反應慢被冷漠鄙夷，就幾乎必然會變成他們曾經厭惡的撒潑老人。即便現在還沒變老，隻要生一場大病尤其慢性病，就能感受到老人一大半的痛苦與不便）。
至於老年人思想比較陳舊、言行落伍，也更多是曆史環境問題，及老人因視聽和學習等能力退化難以跟上時代，應該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辦法促進老人對現代信息社會的適應，而不是嘲諷指責乃至現實中的欺淩虐待。至於老人中的壞人，比例未必高於年輕人，隻不過不像年輕人相對精致利己的懂得偽裝、其醜惡看起來更加明顯罷了。一般來說，老人中好人和起碼不壞的應占大多數，壞人隻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國年輕人普遍對老年人不友善，起碼在互聯網上表現的是非常厭老，老人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缺乏應有份額的話語權。這樣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需要保護老年人權益的“身份政治”，爭取讓老年人能夠用文明合理的方式爭取平等的獲取各種公共資源和利益的權利與機會，並且能夠有相當的話語權。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對另一些“身份政治”，並不是雙重標準，反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於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的“身份政治”，我們也完全可以就事論事談論具體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體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過有一點，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參與者與支持者，必須明白他們必定會麵臨保守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所組織的相對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撲。前麵我舉的2016年美國大選的例子就是證明。而在中國，女權主義也遭到男權勢力的反撲，殘疾人及艾滋病人維權，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擊。“身份政治”的參與者在享受“抱團取暖”的益處同時，也需要共同承受對立陣營對己方的無差別打擊。這種身份對立顯然也會惡化社會生態、網絡生態，導致社會衝突加劇、動蕩不安。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雖然我個人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於弊且的確必要，但參與者也應明晰代價和副作用，對此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和現實準備。
對“身份政治”，自由主義者還有一種指責，即認為將個人歸為某類集體成員，將其標簽化，是抹殺了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他們更反對通過一個人的身份（尤其與生俱來的身份）來判斷一個人的立場、價值觀、言行乃至是非對錯本身。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體現了其對個體意誌和選擇的尊重，有利於個體的獨立自由。但這不意味者自由主義就是對的、集體主義或“身份政治”者是錯的。相反，在現實中，人們的價值觀、立場、行為性質和傾向，與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關，用句俗話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文革時毛澤東說過：“親不親，階級分”。這樣的話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還加劇了文革中殘酷的且不必要的“階級鬥爭”，並被自由主義者強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對其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現實裏，相同階層和身份的人，的確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場的。就像中共統治階層的成員們，雖然各種內鬥，但絕大多數人在涉及到其作為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如政權存亡時，態度就會驚人的一致。公務員、公檢法、醫療人員、教職工，也會站在他們各自身份及相關利益的角度看待問題和對待他人。工人、農民被欺壓的相對一盤散沙，但在很多時候也有驚人的團結。當然，也有一些自身階級和圈子的“反叛者”，但無論中外都是少數，在中國更是異類。知識分子相對特殊，似乎相對獨立自由，但其實也都受製於各種主觀客觀的影響與約束，也在各種議題和事務上因個人身份、價值觀、經曆經驗、利益訴求等，有著相應的立場和選擇。所以，“親不親，階級分”在現實判斷中正確的概率遠大於錯誤。這也證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現實中的根深蒂固。
每個個人超脫一切環境的束縛、打破所有身份的限製，實現完全的自主，隻是一種理想下的“應然”；而絕大多數個人不得不適應環境的塑造、依托身份依附集體，無時不在外在的約束和內心的枷鎖下求存，才是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永久的“實然”。而廣義的“身份政治”，也將以各種形式持久的伴隨著人類的曆史與前程。
“政治正確”麵具下的虛偽與真實
回到對“政治正確”的討論上來。反對“政治正確”者除了對“政治正確”內容本身的反對，還會從“政治正確”的現實影響來否定其價值。反對“政治正確”的人聲稱，強行要人們遵循“政治正確”，就導致人變得虛偽，擅長撒謊，嘴上一套心裏一套、表麵一套背後一套。他們據此還攻擊各種讚成和遵守“政治正確”者是“假正經”、“假慈悲”、“裝樣子”。例如中國互聯網平台就常常聲討西方“白左”的“虛偽”和“慷他人之慨”，認為這些看起來同情弱勢、鼓吹“政治正確”的進步派是“聖母婊”。
那麽，“政治正確”的確造成或助長了人們的虛偽和謊言嗎？首先，這無法一概而論。具體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對於有些人，“政治正確”所要求的東西本來就是其發自內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準則，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的約束，其都會保持對包括弱勢群體在內各種人士的尊重，並對弱者有著真摯的同情；2.另一些人則對“政治正確”內容無感、沒有強烈的讚同或反對，對“政治正確”的要求一般選擇遵從，循規蹈矩的過日子；3.而還有一些人，的確是表麵上不得不遵從“政治正確”的要求，但內心裏對女性、黑人、同性戀等十分厭惡，對犯罪和災難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內心幸災樂禍。不過，因為“政治正確”的束縛，不能表達出來。他們將歧視和鄙夷藏在心裏，或者以其他隱蔽的方式表達，如在比較私密的場合或匿名環境下發表歧視和仇恨言論。4.更惡一些的，表麵遵守“政治正確”，暗中卻想方設法欺騙弱者、坑害他人。
對於第一種，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影響他們對待弱者和他人的態度、行為。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沒有法律約束也不會做損害他人和社會的事。對這樣的人，“政治正確”沒有多少實際影響。但“政治正確”的樹立，是對這樣的人自覺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於對當事人還是有正麵意義的。
對於第二種，“政治正確”就像學校裏教的文明禮貌的學生守則，起到一種對言行的規範和引導，有利於這些一般情況下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習慣。而對這些人的價值觀和內心，即便他們不那麽熱衷“政治正確”，也不至於逆反，僅僅是相對無感罷了。
對於第三種，的確算得上是虛偽的、兩麵派的人。反“政治正確”者批評“政治正確”，也正是以這樣的人為例。這種人的確品質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誠實和口是心非。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政治正確”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確”對各種言辭惡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陰暗者的約束。
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政治正確”造就了這樣的“偽君子”。但是，如果沒有“政治正確”，這些人就會成為“真小人”。關於“偽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壞，也是一個長久的爭議話題。“偽君子”的危害主要在於口是心非，擅於偽裝和欺騙。但是，如果他並沒有什麽實際方式坑害、傷害你，尤其你加強防範的話，他們並不能對你產生多大負麵影響。而“真小人”則不僅可以當麵惡心你，背後當然也不會對你做什麽好事。這樣的人的確比較容易發現。但其實，他們之所以敢對你“小人”，大抵還是你相對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過其青麵獠牙的舉動了解其惡，也未必有什麽辦法阻擋。如果你強大，他一開始也就不敢對你耍小人行徑。相比而言，起碼我個人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加惡心。
其實，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偽君子”的一麵。畢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歡也難真正相通，在人際關係中也普遍是“近則不遜遠之則怨”。一個人不公開的對他人的痛苦幸災樂禍，不因一些仇怨當麵辱罵斥責結怨者，已經是一種克製與尊重。至於內心如何，是沒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肮髒齷齪的世界受傷受辱後，也會萌發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對著仇人乃至無辜的弱者說一些肮髒醜陋的話以發泄憤怒。歧視、偏見、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並因人在社會中的遭遇和衝突而誘發與放大，很難從內心徹底拔除。隻要這些歧視和仇恨沒有付諸言語和行為的實踐，沒有公開對著想傷害的當事人進行侮辱威脅騷擾，那就隻能當做沒有發生。所謂“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確”正是這樣起到這種約束，讓人們在衝突和憤怒中多些克製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確”雖然讓人相對虛偽，但也減少了許多衝突和仇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因為各種口角而誘發。尤其是“罵人揭短，打人打臉”，就可能結下天大怨仇。麵對相對弱勢的人和群體，攻擊其傷疤、指斥其短處，攻擊者一時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發反彈，然後互揭傷疤互擊軟肋，社會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氣吞聲，轉移傷害給更弱者，社會更醜陋黑暗了。這都不是什麽好的狀況。而“政治正確”正是明確禁止類似行為，以減少社會戾氣和仇恨，保持社會和諧。人們不說的確會憋在心裏，但也比充斥於社會中更好。對於憋在心裏者似乎不能出氣，但其實也是在保護他/她不被更強者同樣攻擊。
而第四種人很是可怕。他們不能當麵講出來，就轉而暗箭傷人。對於這樣的人，“政治正確”似乎是起到負麵作用，也的確是有些負麵作用。但如果一個人或者群體惡毒至此，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會幹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壓下，一些人通過陰暗隱蔽方式規避法律去損人利己。但如果沒有法律，這樣的人就老實本分了嗎？顯然不太可能。他們的陰暗敗壞，不能怪到“政治正確”頭上。
因此，“政治正確”的確可能讓一部分人變得虛偽、兩麵派，但整體上利大於弊，更多起到了對人們尤其社會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約束。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確”的人們，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虛偽、雙重標準、兩麵派的“聖母婊”嗎？
這同樣無法一概而論。歐美、港台、日韓、中國大陸，乃至歐亞非拉其他各國各地，都有許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確”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較符合“白左”、“聖母/聖母婊”特征的。總體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確”，這些人身份、價值觀、言行都非常多樣，品性也各有特點。我自己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人。
這些人當中的確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麵不是虛偽，而是雙重標準。一些支持“政治正確”、價值觀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麵對一些進步價值觀和立場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屬群體利益時，就放棄同情弱勢、主持正義，甚至把作為相對強勢的自己群體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勢的價值觀來掩飾其群體及祖輩之惡，維護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還有一些港台自由派進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麵大談進步思想，一方麵對仇視和攻擊大陸人的行為網開一麵，以及表現一些表裏不一的行為，例如某媒體的創辦者zxx。雖然有些事如果換位思考也無可厚非，但並不是無可非議。
而如果說“虛偽”，這個涉及的範圍就很大，定義也不那麽準確。何為虛偽？口頭宣揚正義實際當鍵盤俠是不是虛偽？某種程度的確是。但如果這樣算，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虛偽的。而且如果幹脆連口頭的發言和討論都不參與，豈不更加犬儒？在言語上支持而沒有實際幫助是不是虛偽？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頭的聲援乃至一個聯署，在充滿各種風險壓力的世界，已屬不易。何況有時人與人遠隔重洋，本來也不可能在現實裏幫上什麽。隻偶爾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質、金錢和精力，象征性的幫助他人，是不是虛偽？很多人也認為算。但其實能做到這樣的人，起碼在中國人中，相對芸芸眾生已非常稀少。如果這還嫌不夠，豈不是“升米恩鬥米仇”？
以上說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港台的。那麽歐美各國的進步派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們是不是虛偽的“聖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麵提到的這些中國陸港台的，在歐美支持“政治正確”和價值觀為左傾進步的人中也能有許多對應者。雙重標準者、有所虛偽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歐美真誠的、不雙標的、付出更大代價的進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他們的進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實際付出。從宏觀上看，因為他們收入都較高，所以他們在進步派掌權時都需要繳納不菲的稅金，正是這些稅金成為幫助弱勢群體的經濟來源。可以說，除了極貧困者，歐美的進步人士，無論是政治家、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都是選舉了對其征收高額稅收的進步派大政府，以個人收入來支持進步政策的。其稅負還很高，每個人交的稅占收入的20%-50%（最高的還有75%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支持和幫助弱勢群體。這可算是真金白銀的付出了。而他們本來是可以選擇支持低稅收的小政府的。（當然，也有人批評他們，認為他們所支持的措施，讓那些並不願意支持弱勢群體平權的也付出了稅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這些進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會每個共同體都需要遵守“社會契約”，包括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何況，保守派也往往推動各種印錢和減稅政策，讓全民為大企業的虧損和破產買單。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這些還算某種程度的強製，還有個人額外的自願捐款。美國進步人士在各種人道主義災難救助和日常對貧困群體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會有捐款。而傾向進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國人說他們為了避稅，或許部分比較吝嗇的富豪（如貝佐斯）是這樣，但還有很多如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為例如非洲饑荒、南亞洪災等積極捐助，拯救了無數生命。
而難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歐美進步人士的真誠。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歐美累計接納了數千萬來自戰亂和貧窮地區的難民和移民。除了少數因曾為美國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營救和安置，絕大多數難民都是被左翼進步派或傾向進步陣營的中右立場的人士接納。就像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高峰期，僅德國就接納了超過100萬難民。而對難民的住房安置、資助、生活幫助等，絕大多數都是進步人士在付出。許多家庭將自己家的房間騰給素不相識的難民居住，表現了真正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而歐美各國進步人士對本國弱勢群體的支持幫助，更是長期持續的。最典型即關於殘疾人的各種設施、服務與協助。在歐美國家，很多公共場所都有完整實用的無障礙設施，如殘疾人停車場、殘疾人專用樓梯、殘疾人助聽係統等。包括許多公交車都有專門方便殘疾人上下車的工具。這些都不是擺設而是一直有人維護。在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殘疾人都可以暢行無阻。而這些設施及服務需要的資金、人力等非常龐大，需要巨額的資源投入建設和維護。而殘疾人自身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大多數當然是從健全人的稅金中獲取。另外，修建這麽多關於殘疾人的設施及配置服務人員，也會占用健全人的資源和空間。但歐美大多數國民並無怨言，進步人士更是強烈支持。這些都是他們付出的實實在在的代價。
即便如此，一些國人仍然會找出各種理由來證明西方“白左”的虛偽。例如他們認為以上的行為隻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奪的基礎上，現在又利用專利和貿易紅利獲取豐厚利潤，所以才拿出殘羹剩飯支持弱勢群體。這種施舍隻是改良，“政治正確”也是遮羞布，並不能改變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現實。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其實西方一些進步人士尤其極左勢力自己也是這麽認為的。但顯然，他們做的已經很好了。換成中國既得利益者，可是不僅一毛不拔，還想更多從弱者那裏撈取利益。
至於更加“徹底”的革命，無論蘇聯還是曾經的中國，都進行過，結果不僅沒實現平等，還導致更惡劣的腐敗和特權。雖然有一部分“勞苦大眾”做到了徹底“翻身”，但無非像古代農民起義勝利者一樣，搖身一變成了新的統治階層，且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更加殘酷和肆無忌憚。而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後一係列改革，卻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權尤其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還大幅縮小了貧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遠超各種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些國人口口聲聲支持“徹底革命”，讚揚西方激進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齊澤克，卻反對溫和進步派的希拉裏、拜登，看似是更激進，其實他們知道越激進越不能實現，也難以在中國複製，他們才支持。對於主張現實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國推行）、真正能夠威脅到他們既得利益的溫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懼。這也反映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陰險內心。
不過，西方發達國家也並不是天堂，“政治正確”也不是靈丹妙藥。一些支持或標榜“政治正確”的歐美政客和民眾，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會利用“政治正確”來搬弄是非、謀取私利。例如旅加華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經寫過多篇關於加拿大“政治正確”的文章，有時事評論，也有親身見聞。這些評論和見聞讓人窺視到發達國家“政治正確”的複雜性和一定的虛偽性。例如一些人對華人種族歧視，但是如果你反擊他，他反而會攻擊你種族歧視他。一些族裔還利用“政治正確”護身符紀念一些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沒猜錯應該是日裔紀念所謂“終戰日”和“廣島/長崎原爆（核爆炸）悼念日”）。還有“政治正確”在不同場合的標準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對宗教宣傳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內容和層級的“政治正確”還會相互衝突，想搞清何者優先何者靠後，也需要一番功夫（雖然我認為那些“政治正確”的先後次序是很有道理的）。而加拿大政府包括進步勢力在原住民處境等問題上的表現，也反映了發達國家“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虛偽和局限。而在歐洲、澳新，估計也是差不多的。
誠然，西方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政治正確”也不是那麽美好，很多進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誠熱情的人也隻是相對少數，且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整體上，西方進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許多實際的代價，如金錢、精力、生活空間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知行合一”。這已經遠遠好於中國陸港台的絕大多數人了。這也說明，他們支持“政治正確”，並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而是將所稱的理想付諸實踐。
“政治正確”問題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