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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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博樹老師商榷有關曆史問題(兼論滿清對中華的影響)

(2022-07-08 17:18:35) 下一個

 

尊敬的張博樹老師:

    前些天,我和您及鄧老師、李老師在討論民族主義問題時,您發給我一份PDF文件,是您的作品《從五四到六四》第二卷第七章“規範的特殊:晚清-民國曆史的邏輯定位”。因為最近在寫其他文章,加之發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沒有第一時間讀您的文章。最近一些日子我才拜讀了該章節。我在此冒昧的發表我的個人評論。

    因為您發來的章節篇幅較長,而涉及的史實與問題更是闊大而具體,如果全麵而具體的闡述我對這些史實和問題的觀點,基本需要同樣甚至更長的篇幅。而且,其中很多觀點我與您完全一致。完全一致的我就更一筆帶過了。總之,因個人水平、條件和時間所限,我隻簡短的、部分的說些個人看法。

    此外,我還想說許多“半題外話”,也就是由您的文章引出的一些問題、曆史與現實。我認為有些問題非常重要,也是我的心裏話,因此想做重點的論述,並供您參考。當然這會導致我的評論很大程度偏離您文章的主軸,很是抱歉。但我覺得有些話非常必要說。

    首先我就您這一章節的本體內容略做評論。您所寫的這一章節高屋建瓴、價值進步、史實詳盡、梳理細致、論析深刻,我非常敬佩。我相信您著的這整部書也是如此。而這樣理性而深刻的作品,如今非常稀缺、彌足珍貴。然後我就具體內容說些我的個人看法。

    第一,關於中國皇權專製、農耕文明、大一統及對外閉鎖性等問題,我很讚同您的觀點。

    關於中國的專製主義(尤其是皇權專製),官方的說法一直都是認為自秦至清,“君主專製的不斷加強”,例如皇權與相權的此消彼長、三公九卿製到三省六部製的演變,乃至明代廠衛機構和滿清軍機處等帝王直屬力量的建立與相權的虛化等。這些也是我曾經在中學背誦和做習題時無數次接觸到的史實。

    當然,正如您所說,其實中國的皇權並非直線的強化,專製和集權也非始終如一。相反,在某些朝代的某些階段,例如漢末乃至三國和南北朝的部分政權部分時期,及明代中後期,皇權恰恰有被削弱和旁落的情形。我非常同意您的中國古代皇權專製“在不同時期有極其不同的亞形態”的看法。我在課內外學習時也是這樣的感覺。官方史學將曆史過於刻板化,而民間又過於碎片化,您所述的,恰恰是更為合理與符合事實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的。

    而關於農耕文明的特點,以及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關係,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相對於其他許多文明和社會,中國封建社會(雖然它最早指分封製,但是我覺得現在指代中國秦至清時期,還是這個詞相對合適)的突出特點就是穩定、高度秩序化、內斂化,有一套幾乎世界上最完善、最細致的專製製度及其衍生的次級製度與係統。當然,它也有與其他地區古代相同的特質,如保守化、腐敗化,就與歐洲中世紀、同時期的阿拉伯世界乃至南美諸文明多有類似。

    而中國的農耕文明明顯是防禦性質的,在古代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自衛反擊”,從秦至明修建的長城就是巨大而無聲的證明。即便像漢武帝對匈奴、唐太宗對突厥和吐蕃、明太祖和明成祖對蒙古的用兵,都是防禦性的。至於如宋代,更幾乎完全處於被動防禦(準確說是被動挨打)狀態。這就說明,無論是曆史史實,還是它反映的文明形態,以及對當今中國官方與民間、朝野上下在這種曆史和文化的影響下的心態、決策、言行,都是一種非侵略性的、自守的、相對內循環(哪怕經濟全球化,在其他許多領域依舊是一個自轉體,而且不止因為中共的封閉,還有曆史和文化原因)的。這對於評析中國曆史與當今,及對未來中國發展的預測,都很重要。

    而關於“偽道德”的大行其道和“道統的迷失”,自然是專製體製下統治集團為穩固統治,而對思想文化的壓製、將價值觀向特定目標的塑造所致。“寧道孔孟誤,諱說程朱非”,即是儒學官方化、工具化、選擇性使用的反映。如您所說,它在清代(準確說是康雍乾時期)達到了最高峰。我認為,清代的專製空前強化與大興文字獄,不僅是皇權專製的問題,甚至它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占人口極少數卻全族居於統治和食利階層的滿族,維持特權的需要和對於漢人可能反抗的恐懼,進行的一種“文化奴隸化”政策造成的。關於這一點,我稍後再較詳細評論。

    關於“大一統”問題,您提到的大一統的一個原因是為了抵抗來自遊牧民族的入侵,不得不團結統一起來。形成大一統有多種因素,而這個原因往往被許多人所忽略。我是非常讚同您的觀點的。麵對遊牧民族在軍事方麵局部乃至整體上的絕對優勢,作為孱弱而力量分散的農耕民族漢族,不統一和集中軍力,隻會成為吞並的目標(雖然統一後還是數次被吞並,而不統一則恐怕中華文化都被摧毀殆盡了)。

    第二,關於西方入侵對於中國的衝擊及其他衍生的影響與變動。您在文中所述,我是深表讚同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內容,我曾經在課內外許多書籍中都多次閱讀、記憶、理解,對那段曆史也算是略知一二。

    您在文中所述的西方殖民入侵對於中國的影響,也就是曆史學中的“衝擊-反應”模式,我是了解和理解的。而滿清王朝對於西方文明入侵反應的遲滯、對變革的拖延、對政治變革的回避,都導致中國成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失敗者之一。尤其和鄰國日本相比,清廷的改革是被動的(日本是主動的)、遲緩和一波三折的(從器物、技術、外圍製度、核心製度,以及民國才全麵發生的文化層麵的反思,且中間幾經反複;而日本則是迅速實現了政治、文化與習俗、教育、科技、軍事等多領域的全麵變革,並且中間極少有波折,幾乎沒有停滯),最終導致中國長期落後於西方,積貧積弱,內無民主自由,外無躋身列強,最終幾乎亡國,與奧斯曼土耳其殊途同歸,也比原本就先進於中國的俄國更加落後。而清廷自上而下改革的緩慢與失敗,也為後來國民黨、共產黨的崛起和暴力政治、專製政治的屢次出現種下了遠因。

    清王朝在內亂外患、風雨飄搖中走向覆滅,也是必然的。它的覆亡毫不可惜,可惜的是它留下巨量的負麵遺產,為民國乃至中共政權積累下了太多的重負,而惡果則不時的、長期的、嚴重的顯現出來。

    第三,關於清末民初的轉型問題。關於滿清種族政治的問題,我會在後麵細述,現在隻略講和細講其他的。由於滿清種族政治和對漢族的壓迫,它為維護滿人利益,是不可能向漢人讓渡更多權力,也不會賦予漢回維藏等諸民族與滿族平等的權利。這是它難以以君主立憲實現國家政治的近/現代化的關鍵。

    雖然作為晚清實際統治者的慈禧,大多數時候站在了相對進步的改革派一邊(這一點我和張老師看法略有不同。慈禧洋務派和頑固派交鋒時支持了洋務派,維新派和守舊派較量時她一開始也是支持了維新派,哪怕她的支持是有限製的),但其視野狹隘、因私廢公,改革立場也不堅定,集滿人保衛其少數種族的特權統治和受儒家綱常禮教雙重影響的慈禧,沒有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那樣的成就霸業的雄心與能力,一切都為了自保、自守,試圖“量中華(主要是漢人)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結果卻是如《時局圖》所描繪的那樣,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國內民變四起,滿清政權最終覆亡。

    但我與張老師有一點分歧。您提到“對這位晚清女強人來說,個人權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滿人政權,再次才是國家。”我認為,其他任何一個滿族掌權者也都一定會如此選擇的。即便不是慈禧,如果沒有“那拉氏政變”,而是如肅順等滿族大臣執政,或者一個強勢的滿洲皇帝親政,其在麵對外部衝擊時,未必就做的更好,而且對於中華民族、對於漢族,恐怕會更加殘酷暴力(可以參考良弼的行為)。而相對昏庸、無知、價值觀複雜的慈禧,反而促成或說加速了滿清的滅亡。而這種滅亡,恰恰是一種相對的好事。否則“披毛戴角的滿洲種”還要把中華兒女奴役下去。

    而張老師所講的關於滿清“天朝上國”心態與西方“殖民主義”思想及雙方在各自思想指導下的實踐碰撞,我深表讚同。如今學界尤其傾向於自由派的,普遍過度讚美西方的殖民主義,並將不平等的貿易與國際關係粉飾為“通商”和“國際交流”、“符合國際法”等,而把造成衝 突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中方,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更有甚者,把西方現已普遍承認的不道德的鴉片貿易美化,聲稱林則徐的沒收和銷煙是“侵犯私有財產”。張老師在文中理性的敘述了列強對華的殖民入侵,將西方殖民主義客觀上帶來的“進步的輻射”與主觀目的上的殖民侵略區分開來,並全麵講述了西方殖民主義影響的兩麵性,這很可貴。您在文中對於19至20世紀民族之間關係的論述也很深刻,叢林、利益,就是那時的主旋律、關鍵詞,而不是“傳播文明(至少英國和德國意大利等國不是,法國比較特殊)”。

    至於張老師提到的,如英國對華和對其他地區殖民方式的不同,大抵和各國的國力及社會環境有關吧。當時的中國雖然貧弱,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並且有統一的國家、軍隊,完整的政治和社會體係,英國很難通過如完全征服的手段,複製在印度、東南亞、非洲的一些更加露骨、殘忍的殖民方式。

    而張老師提到的“20世紀的美國人創造了另外一種全然不同的國際關係準則”,我不是完全同意。例如您在文中所舉的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十四點”,並非美國外交的主流思想。您也提到了,威爾遜的希望成立國聯等主張,連美國國內都不同意。而再往後看,二戰後,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的準則發生了巨變,而且是倒退式的變化,由追求和推動國際和平與國家間的權利平等,變為了追求霸權主義、實行強權政治、為本國利益實行排他性的競爭、掠奪、侵占,連早期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文明式殖民”都拋掉了。不過這些展開來講太長,我在此就不多說了。

    關於進入民國之後,中國民主政治的失敗,您的分析也很有道理。張老師將民初民主憲政失敗的重點歸結為製度設計缺陷和權力鬥爭。這的確是當時中國民主立憲流產的關鍵因素。但我更傾向於從當時中國自上而下整體國民的政治素養、建立民主的政治環境來評析。

    您在文中也引用了古德諾、楊度等人的看法,認為“國民素質低者不適用於共和政體”。我的看法是,國民素質的影響的確非常重要,但是並非實行他們所說的君主立憲製就可以有效解決(哪怕一定程度解決)問題。因為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都隻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形式(政體),並不是有了君主這個“神聖”的權威,人民就會變得聽話、社會就有秩序了。相反,這不僅不能發展民主,還會保留大量封建殘餘,讓民主更難實現。例如如今親英美自由派動輒以“光榮革命”來吹噓英國當年的“民主”,其實1689年“光榮革命”後,民主政治並未實現,相反君主仍然有比議會更大的權力。後來過了100多年,直到1815年《王位繼承法》和1832年議會改革,民主才有限的在部分階級實現。但那時君主和貴族及資本新貴依舊把持政權,所謂“民主”隻是貴族和地主資本家內部的“民主”罷了,平民依舊沒有享受到什麽“民主”。所以才有了1836-1848年的“憲章運動”,且“憲章運動”中普選、公民權、勞工權利等直到一戰前後才得以實現(至於那些親英美派吹捧的《大憲章》就更虛浮朽爛了)。而英國的君主製不僅沒能促進民主,還導致封建殘餘大量存在並維持至今。

    因此,我認為民初的政治失敗不在於實行共和製(其實,共和製反而在客觀上阻止了封建主義更凶殘的反撲、讓從上麵的遺老遺少到下麵的如《風波》中的“趙七爺”之流們不再能以封建道統維護等級觀念,畢竟“民國了”、“大清亡了”,毛澤東習近平也不敢公然稱帝和培養“皇太子”),而是中國嚴重缺乏民主基礎,以及滿清乃至中國更早的專製王朝遺留的各種反民主、反平等的負麵遺產。而這些在民國初年不可能一下子清理幹淨。而那時的軍閥割據互相攻伐、國民政治素質和政治參與效率的低下(例如魯迅說的鄉下人把“自由黨”說成“柿油黨”),以及外敵的覬覦、滲透、入侵,導致內憂外患下的民國,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這所有危及民國統治穩定和阻礙民主政治推進的種種問題。我也同意您所說的,“共和框架內的權威主義轉型之路”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道路選擇。

    但現實則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沒有如土耳其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那樣的可以一呼百應、有能力一並平定內亂外患、定海神針式的進步威權主義人物。相反,孫中山、袁世凱、宋教仁、黃興等民國幾位核心人物之間,或為政治理想或為個人私利(更可能是兼而有之),相互激鬥互不相讓,甚至上升到暗殺和戰爭;從北洋到廣東、從東北到西南的軍閥割據又導致政令難以統一,國家四分五裂,民國、民國政府本身就是內鬥不斷,更不可能解決中國當時的內憂外患。在這樣的情形下,民國的分裂、北洋政府的蛻化、列寧式政黨化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崛起,就成為了必然。

    而在器物與技術上的學習、經濟與實業的“救國”、變法與革命的政治鬥爭都失敗後,麵對風雨飄搖的政權,人們往更深的思想文化、曆史與國民性等領域探索,並且試圖尋找更新更好更快捷的路徑,也就成了必然的事。隻可惜,“新文化運動”的呐喊之後,主流知識分子普遍再次陷入彷徨,而文化革新也被新一輪的政治和軍事鬥爭取代,加上日寇的入侵,讓中華民族又陷入數十年冤抑滔天的殘酷磨難。

    但正如您所說的,民國肇始,雖然弱不禁風、多災多難,但辛亥革命的方向是正確的,民國時代也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一次劇烈但必要的試驗(雖然以失敗告終且起到嚴重副作用)。它也推翻了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也摧毀了滿人建立的種族主義政權,把漢人從滿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朝著民族平等的道路前進。

    我想重點闡述的,則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滿清的一係列問題;二是如今中華民族尤其漢族,以及中國大陸,麵臨怎樣的危機(尤其外患,“內憂”我在其他文章已經說過很多了),以及如何應對。

    我知道您在文中重點講述的是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專製與民主的問題,其中的史實性內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讚同您的觀點。我想重點說的,是您提及的問題的支線問題,也就是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維回藏、西南諸民族的關係,以及滿清政府的種族壓迫、其侵占關內後一係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政策方向與原則、製定和執行的種族根源。

    首先,無論體製內外、中國大陸內外,普遍回避或極大的淡化對滿清對漢族(一些時期還包括對回族、苗族、維族、壯族)的血腥屠殺,以及滿族對漢族實行的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滿清的種族政治已經是比較多了(雖然以我的立場認為比重還是不夠大)。而其他絕大多數漢族(或者非滿族)學者,因各種原因,如體製內的擔心觸及民族敏感問題、體製外的自由派反對民族主義等,以及國內外滿族和親滿人士在學術和輿論上咄咄逼人的行徑,還有隱秘但浸入大腦與內心的滿清遺存的奴才思想影響,普遍拒絕大量的、全麵的、本質性的揭示清代滿族對漢族等其他民族實行的種族屠殺與壓迫。

    甚至,還有一些曆史界、文學界、文藝界的漢族人(漢奸)在為滿清的血腥殘暴的種族政治塗脂抹粉。例如90年代開始盛行的以讚頌滿清“盛世”為主的“辮子戲(包括歪曲變造、選擇性乃至製造謊言描述曆史的所謂‘正劇(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戲謔化方式淡化滿清罪行曆史劇的“戲說劇(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訪記》)’;為殘虐統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難的‘穿越劇(如《甄嬛傳》’)”、如閻崇年、二月河(淩解放)等人對曆史的歪曲與選擇性記述,將滿清血腥、專橫、鉗製自由的高度專製和野蠻政權刻畫的愛國親民(與描寫中共領導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視劇頗為類似),且一概回避滿族對漢人實行種族性質的屠殺壓迫、清代的漢族人被歧視性對待的基本史實。甚至這種歪曲還影響到國外史學界和漢學界,例如孔飛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滿清史觀影響,美化乾隆和滿族親貴、貶低江南知識分子階層。據我所知,這並非孤例,相反國外史學界、漢學界尤其清史界嚴重受滿清餘孽影響。

    90年代以來滿清餘孽的日益得勢,也反映了滿遺很擅於利用漢民族虛弱之時興風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鎮壓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際,滿遺卻趁機建立所謂“頒金節”,公然慶賀其在皇太極建政、確立滿族的曆史事件,以此倡導滿洲主義。歌頌滿清尤其所謂“康乾盛世”的史學研究、書籍和影視劇大量出現,也正是發生在六四之後、中華的民主歌聲戛然而止、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時。每當漢族沉淪、衰頹、內部矛盾劇烈、處於黑暗中、前途迷惘時,滿遺及漢奸就會趁機興風作浪、耀武揚威。例如同樣在民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寇入侵等國難之時,滿人和親滿漢奸都乘機逃脫了本應接受的曆史審判和合理清算,還從中漁利。他們從來不老實,不甘心做中華民族的平等一員,而是千方百計趁漢之危,勾結狡詐惡佞的漢奸施展淫威、逞凶為惡,占盡漢人的便宜。

    滿清入關之後,其對官民不分清濁良賤,一概殺戮,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即便是橫掃歐亞的蒙古人,也在攻擊襄陽、杭州等時沒有大行屠戮,對漢人的抵抗還有些許敬意。而滿清以及他們的祖先金國時期的女真,則是對漢族極盡侮辱淩虐,從對宋代徽欽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淩辱,到揚州十日時“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滿人用屠殺任何敢於反抗的漢人和奸淫漢人女性,來從肉體和精神上摧垮漢人的抵抗意誌,讓漢人如奴隸般屈服。

    滿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餘年,不僅大肆屠殺和奴役漢人男性、奸淫和占有漢族女性,還將數百萬滿人全部變成剝削和食利者。滿人常年僅為漢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卻占據了國家中樞和地方大員中的半數以上,且在核心決策職位(如軍機處)和關鍵職務(如重要督撫、將軍、欽差)上占絕對優勢且比同級漢臣有權力優先。而八旗軍隊從軍官到士兵的俸祿和供給同樣遠高於漢軍為主的綠營。

    而這些滿人官員與軍人的家屬同樣依靠對漢族的剝削壓迫,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滿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種手段占有漢人女子(就不包括戰時的搶掠,隻論和平時期),包括二月河這樣為滿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認滿洲旗人在四處“風流”,乃至始亂終棄並留下子女(而這當然同樣是建立在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之上的,沒有滿清暴力機器對漢人女性和她們親屬帶來的恐懼,以及八旗子弟金錢的利誘,他們怎麽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為低微的、沒有權勢的旗人,也可以不當差不納糧,領著各旗的祿米和錢款,過著悠哉悠哉的日子。而這些錢糧都是從漢族老百姓那裏征收和擄掠的。雖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過讓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後來無果而終不說,政策本身也是將大量肥沃土地免費劃給旗人耕種(然後許多旗人並不耕種,而是雇傭漢人當起地主繼續不勞而獲),而漢族農民在康雍乾“盛世”時也經常遭受饑荒,其他年代更是餓殍遍地,“人相食”時有發生。

    因此,從滿清皇帝到“底層”滿族人,均作為統治民族成員享受著各種特權和優待。他們時常表現出所謂“豪爽”、“漢子”的一麵並以此為榮。但這些都建立在他們的花銷全部來自於漢人的勞動、他們得到的服侍無不浸著漢人的血淚(例如“旗下家奴”製度下,比農奴還要悲慘和沒有自由的漢人奴隸要服侍他/她們的滿族“主人”)的基礎上。他們當然可以利用這些掠奪的人口和資財揮霍,贈送他人財貨甚至女人以顯示其“義氣”的一麵。這是比殖民統治更加殘酷和直接的全麵的民族壓迫。但這一切,都被中共政權和體製內外的“精神奴才”忽視甚至美化。

    而滿清統治對中華更深層次的傷害,則是在思想文化與民族氣質上。如果說西方殖民統治在帶來罪惡的同時,也輻射了文明進步,而滿清對中國的統治,則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給士農工商都帶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鎖。雖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滿清更徹底的進行了文化專製,在“康乾盛世”之時恰恰也是滿清撲滅一切鮮活思想之日。雖然有個別殘存的士大夫階層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隻能通過隱晦的方式發表言論,並且無法得到有效傳播。

    如您文章所述,滿清的文字獄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地步(尤其其統治穩固時期)。這在現代極權主義以前,哪個政權都難以企及滿清的思想控製。“文字獄”的背後是“思想獄”、“靈魂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唐氣象、魏晉風骨、明代忠臣諫諍與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則全部成了辮子奴。文字獄不僅殘殺“反清複明”和疑似反清分子,連尊奉清朝、在順治哭廟前為民請命的金聖歎等文人,也慘遭殺害。隻有如方苞那樣奴顏婢膝侍奉滿清帝王、曾靜那樣自我閹割,才能苟活於世(曾靜在乾隆朝最終還是被淩遲處死)。還有如紀曉嵐那樣的表麵狂放本質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為參與篡改曆史、為皇帝插科打諢(這不是電視劇而是曆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魯迅所說“滿清之於中國,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

    當然,不止是文化專製,還有讓漢族胡化、野蠻化、厚黑殘虐化。例如中國北方尤其東北,社會風氣、民眾習氣,普遍是野蠻暴力、奸滑頑劣、冷漠殘忍、欺軟怕硬、媚上欺下……而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滿人惡毒暴戾的民族習性和治理方式,在這些地區實現了普遍的傳染,並將這些奸詐、野蠻等惡劣習性傳染給了附近地區的漢人,並遺禍至今。在中國,東北人的各種惡習尤其暴力行為眾所周知。事實上,滿人及其影響的東北漢人,不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陰毒更是冠絕全國。還有,政治犯和維權人士在東北也飽受殘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說體製性的暴力,東北同樣領全國之先。雖然勞教所曾在全國都有,但論暴力、陰惡,東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維權律師被打斷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師被強迫按手印、蒙頭暴打;記者被各種跟蹤威脅……馬三家事件,勞教所男女管教人員對女犯的各種毆打、欺淩自不必說,還有普遍性的性虐行為。據作家王藏的采訪,女性維權者朱桂芹說,“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種種暴虐不勝枚舉。

    在滿人所謂“龍興之地(準確說是最為肆虐之地、蠱毒的源頭)”,強橫野蠻是通行證,正直善良是墓誌銘。而東北人一舉一動中都充滿著野蠻和強橫,言行舉止把“暴力”和“侵犯”體現的淋漓盡致。還有許多滿族“知識分子”也將其野蠻狡詐帶入社會、汙染中華,例如滿族的“公知”“五嶽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愛好約架、暴力威脅、撒謊、辱罵,將滿人的胡虜言行展現的淋漓盡致。如一個網名叫“馬前卒”的滿族媒體人任衝昊,則是那種表麵客觀中立,實則暗暗為滿人種族壓迫洗地、尊奉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知理工社達工業黨。任衝昊這類東西,比“五嶽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為代表的滿清餘孽長期控製著中國北方輿論、惡塑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品性,並侵淩著中國南方溫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專門霸淩弱勢替強權洗地的記者張洋(“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另一洗地記者王誌安、騙子企業家羅永浩、不要臉公知徐誌戎(肉唐僧)等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流氓、陰毒惡佞的漢奸國奸,也是東北出身的。這些都是因野蠻殘暴無恥的滿人野蠻文化未被清除造成的災禍。

    滿清作為一個異族政權,為了控製有其百倍人口的漢人,采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麵,滿清以暴力屠盡有反抗骨氣的漢人,尤其摧毀有獨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讓漢人喪失了啟蒙者、先驅者、領導者,將反抗扼殺在萌芽中,並精巧的使用類似於商鞅的“弱民之術”和“剿撫並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漢人平民分散而難以團結,漢人在一盤散沙、任其欺淩與愚化;另一方麵,如魯迅所言,“他們(滿清皇帝)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即以榨取漢人的文化成果為他們自己所用,並選擇性的方式利用漢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張順從的禮教綱常,並拉攏願意與滿清王朝合作的漢族士人,讓他們居於滿人之下、其他漢民之上,以滿治漢、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經過加工、歪曲、篩選的“漢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統。這與中共將馬克思主義乃至列寧主義加以徹底改動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曲同工。滿清入關後的屠殺與征服,及一係列的製度化奴役措施,摧毀了漢人的驕傲與骨氣,切斷了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扼殺了漢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漢人普遍喪失民族精神、大規模死心塌地充當漢奸的開端(蒙元時期不僅短暫,而且也沒有進行精神上的全麵征服,而滿清卻摧毀了漢人的民族特質與國風民骨),並如浸入骨髓的毒藥一樣,為禍至今。

    滿清還打斷了明朝中後期中國文明開放的風氣、文化、政策和傾向。在明代中後期,中國已經出現了類似於西方啟蒙運動中的人文主義思想,例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本、”工商皆本”、”經世致用”、“天下為主君為客”等進步主張。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取得驚人進步,宋應星、徐光啟都是世界級的科學家。當時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也在朝海洋發展,正成為一個外向型的開放包容、經濟發達、人文興盛的國家文明。然而這一切都被滿清入關所打斷,滿清為維護其統治開始了嚴厲的思想控製和閉關鎖國,以及壓製資本主義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並將科學技術稱為“奇技淫巧”加以禁製,實行殘酷嚴厲的皇權專製統治,讓中國倒退到一個封閉落後、高度專製高壓的封建主義國家。

    同樣,滿清對於曆史的篡改、文獻的破壞也是驚人的,同樣引用魯迅先生的話“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權湮滅和篡改漢人的史籍書目,毀掉任何批判滿族入侵、屠殺和實行種族統治的著作。因此,像揚州十日等屠殺才沒有非常正規的當時史書流傳,而這反而成了今日滿清餘孽否認曆史罪行的借口。他們隻說“沒有正史記載(其實是有正史性質的側記的,例如外國人的見聞《韃靼戰記》)”,而回避當時滿清高壓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書寫和流傳記載屠殺的正史。在這方麵,中共又與滿清異曲同工,拚命淡化和抹殺曆史,禁止對曆史罪行的調查和記錄。隻是由於當代文化普及與印刷業、傳媒業的發達,尤其影像時代的到來,中共難以像當年滿清那樣完全控製主流輿論和曆史典籍、不能徹底抹除罪惡罷了。滿人和中共都希望讓人們忘記他們的曆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壓製對真相的探索並試圖以時間淡化罪惡(某種程度他們的確已經得逞了),避免激發憤怒與反抗、被清算或報複,以維護既得利益。而他們製造的累累罪惡,屠戮的億萬生靈,則都沉冤於地下了。

(而民國建立後,尤其民國初期,中國思想文化“井噴”、“百家爭鳴”重現,更從另一麵體現了滿清專製壓迫之嚴酷。試想,如果沒有滿清二百多年的文化專製、思想禁錮、篡毀曆史,中國還會承受數百年的外敵屈辱嗎?還會被列強的科技、政治、經濟、文化全麵打敗而沒落嗎?甚至如今的中國,都會因17至19世紀很可能的文化再興,早已處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對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麵就是成功的鏡鑒。而中國卻因蒙昧自私殘暴的異族統治,失去了更早文明開化的機會。)

    陳寅恪曾經說過,“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擔雙重義務。”滿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國之前通過血腥屠殺和瘋狂掠奪獲得了特權和進行了壓迫,又在民國時期和當今利用近現代文明社會反對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寬容和解式道德,躲過了原本應該經受的劇烈懲罰。滿人給漢人帶來了極大傷害和屈辱,卻並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還利用其“少數民族”身份博取國內利益和國際同情。

    滿清的“奴才文化”不僅在其統治華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漢人人心,還遺禍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滿清的民國,滿清遺老遺少還通過篡改曆史,編撰了美化滿清專製、淡化曆史罪行的《清史稿》,為禍甚大。而中共建政後,更是連同盟會和國民黨當年主張的反滿思想都進行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時代殺人如麻,無論知識分子、進步學生、前國民政府人士、黨內反對派……都遭遇血腥殺戮,對維、藏、蒙各族也肆意鎮壓,但對於與漢族有“屠祖之仇、奪女之恨”的女真和滿清,包括當時還活著的滿清原當權派和貴族,卻驚訝的寬大,從末代皇帝溥儀到載濤等遺老遺少,都在政治動亂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嶽飛墓袁崇煥墓,以及徐錫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滿抗清誌士的墓葬都遭受嚴重破壞,萬曆皇帝遺骨被拉出示眾,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如清東陵清西陵乃至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等人的陵墓卻均未被破壞(起碼沒有被嚴重破壞),甚至建國前參與盜挖清陵的人還被中共政權處決。毛澤東甚至還自稱曾是滿清和溥儀的臣子,讚譽滿族“了不起”,言辭間對成為滿人政權的臣民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血腥的文革中,從民國知識分子到中共黨員紛紛遭受迫害,滿清遺老遺少卻以最幸運者的身份躲過了運動打擊(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勞動,在當時已經屬於非常幸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被批鬥致死,滿清的皇帝卻得到善終,何其諷刺。(此外,中共政權迫害國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國時代漢族優秀知識分子,客觀上也是替滿清做了報複,並一定程度接續了滿清的衣缽,切斷了打倒滿清、恢複中華的民國的國脈)

    而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來(至少在晚年)就對滿清那套專製製度和“奴才文化”很認同有關。而其後的鄧江胡習時代,均默許甚至鼓勵歌頌滿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關於反映滿人對漢人及其他民族屠殺暴行的題材上映,除了“維穩”、“民族團結”的現實政治需要,還在於中共統治集團,與滿清及滿族遺老遺少“心靈相通”、“相互諒解”、“惺惺相惜”,有著共同的統治形態和內質的高度共通。(當然,還有就是,滿人和東北漢奸在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東北的經營和遼沈戰役的勝利,以及後來大批幹部“南下”,都有滿人和東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個叫“關山複”的滿人後來當上了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從其名字就可以看出來複辟之誌)

    具體說來,中共和滿清二者,都視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民眾生命為草芥,崇拜暴力與強權、統治專橫而野蠻、手段殘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凶狠、為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不惜一切殘酷手段、對最具骨氣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猶豫的剝奪生命與肉體摧毀、建立係統化製度化且軟硬兼施的以奴化國民為首要特征的社會管製體係、製造不平等和劃分尊卑等級(例如滿清的滿漢之分、八旗體製、“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與中共的戶籍製度、城鄉二元體製、官民(乃至“官”內部和“民”內部)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懸殊的福利待遇差別)、形成龐大的剝削與食利者(滿人和中共特權階層;八旗子弟與當今“紅二代”、官二代”)、摧毀人性尊嚴和建立臣民和等級社會、以經濟發展掩蓋戕害人權、對民眾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統治階層總體“鬥而不裂”且關鍵時刻一致對“外(被統治者)”、縱容貪腐和壓榨以拉攏官紳階層鞏固統治、禁錮思想扼殺自由、全麵篡改曆史扭曲真相、嚴密控製輿論和封鎖負麵信息、大興文字獄毀滅事實與罪證、戕害獨立知識分子、培養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眾、“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對外出賣國家利益以維護統治階層利益……中共與滿清有太多相似,不勝枚舉。(雖然以上問題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沒有滿清和中共突出、惡劣)

    習近平時代,體製內對於滿清的吹捧再度達到新高。由包括閻崇年、李治亭在內專一為滿清種族屠殺和壓迫洗地者主編的《清史》,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政權都大力撥款和提供人才支持,習近平時代更是達到高潮,將修撰《清史》當成政治任務,習還親自為《清史》的編撰做批示。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還公開發表高度讚頌滿清統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編撰話語權”的文章。還有遊離於體製內外的如以“戰爭史研究”自稱的滿人包衣餘孽閻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維護其滿族特權、為滿清統治塗脂抹粉,又歧視穆斯林、貶低黑人的典型的滿清餘孽。中共還縱容為滿族洗地的滿人和漢奸學者肆意篡改曆史,如李治亭將滿人通過血腥屠殺實現的“剃發變服”是“滿漢融合的成果”、“剃發留辮”恰好證明清朝滿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種種無恥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開宣揚。滿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團結”政策來遮蔽自己的曆史罪行,並半地下半公開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權。滿清王朝都滅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卻還淩駕於漢人之上。一個人口不到中國1%的民族,卻騎在人口百倍的十多億漢人頭上,何其諷刺。(此外,據報道,2017年中國官方教科書廢除了元朝“四等人製”的論述,同樣是中共為了所謂“民族團結”取悅蒙古人和滿人(當時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們將之與現在的戶籍製度比擬,而美化蒙元、歪曲曆史的舉動)

    而自恢複高考以來,滿清餘孽及其盟友仆從附庸人口最多的東三省(尤其遼寧省)的重點院校(一本)錄取率一直僅次於京滬津及西部地廣人稀省份,是人口眾多的省份中高考錄取率最高的。而眾所周知,東北地區民風惡劣、國民素質總體低下,教育出的學生“才”不見得多高,但“德”卻遠低於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長三角地區。而在具體高考錄取和自主招生中的貓膩則遠較其他地區惡劣。但東北地區卻能長期保持非常高的重點院校錄取率,而且滿族普遍得到作為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雖然隻加5分,但是在中國高考過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當然相對於東三省在錄取率上所占的便宜,這個加分的影響的確是相對“小的”)。這很明顯與中央和東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關。而眾所周知,在中國,高考對人生命運有巨大影響乃至決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錄取比例及名額分配關乎各省考生前途命運。

    這種極不合理的錄取政策,一定程度繼承了滿清時代科舉考試民族和區域錄取不公的現象,也延續了滿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權實行的“重北輕南”的錄取方針,尤其極力壓製教育質量極高的江浙地區的錄取比率。而在北方的錄取率中,東三省錄取率遠超陝冀晉魯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轄市省份;滿遺和親滿漢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國最高的一本錄取率。這種對錄取率的規定,顯然是教育部乃至國務院資源分配決策的一部分,東北學生和北京學生獲取的這些不正當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犧牲中部刻苦學習的弱勢學生前途、擠壓江南地區德才兼備的優秀學子權利的基礎上的。這還導致了大量流氓惡棍躋身重點院校,繼而進入黨政和企事業單位高層,權錢皆得並代際傳承其惡;而江浙及中原地區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學生,卻因低錄取率無緣名校。於是,劣幣驅逐良幣,滿人及其傳染的漢族東北和京津野蠻人取得了控製中國的優勢。滿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滿清餘孽、其附庸們的餘孽卻還在繼續剝削曾屠殺過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這一當今中國教育的核心領域擠占錄取名額、危害其他地區每年數百萬累計上億考生的核心利益,這多麽無恥,又多麽諷刺。

    其實,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樞、權力結構、資源配置傾斜方向、財政轉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輕南”、分配不公、設置不平的。滿人並沒有真正融入漢族,也沒有平等的參與進“中華民族”,而是嵌入在漢族人口為大多數的政權之中,保有其相對於漢人的獨立性特異性,鳩占鵲巢式的躋身高層統治集團,謀取滿人及與被其胡化的漢人的利益。滿遺就像入侵正常肌體的癌細胞,如寄生於生產者身上的寄生蟲,極大的影響乃至作為關鍵勢力參與操控中國政治權力的中樞,大批滿人及親滿東北和京津漢人成為大權在握的國家官員和公務員。南方被東北野蠻殘暴者瘋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轉移支付以數千億計,供養的則是如當年八旗子弟那樣的東北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特權階層(其實改開之後還好些,毛時代則是寧可餓死上千萬河南、安徽、四川的農民,也要供養北京、東北的幹部和工人)。看看現在富得流油、大講排場的東北權貴、土豪,就可見一斑。這是一種“國內殖民主義”。而這,自然有利於滿人得到更多特權,且將其陰險狡詐、殘暴惡毒的文化傳染更多地區和個人,如無製約的黑社會對平民的危害那樣,造成更大傷害、更多人成為這種陰險與暴力俱備言行體係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們在獲益的同時,還在不停的謾罵、傷害著為他們“供血”的南方人民。這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這已經不止是曆史問題,還是當前的問題。

    而同時,中共從毛澤東至習近平時代,始終壓製漢民族意識、阻止漢民族的覺醒,以“中華民族”代替、抑製漢族民族主義,封殺、限製關於漢族抵抗滿清等蠻族入侵的學術研究和文學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時卻極力縱容乃至支持滿遺和漢奸編撰美化、讚頌滿清的各種研究),千方百計防止所謂“大漢族主義”思潮並遠遠矯枉過正。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而滿遺也在“悶聲滲透中華”。作為江蘇揚州人的江澤民,卻縱容歪曲曆史、粉飾滿清的“辮子戲”到處上演(雖然他曾經表達過對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現實中並沒阻止滿遺各種類似於複辟的行為)。相對於“辮子戲”的輪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漢人抵抗的影片不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攝出來,也被封殺限縮,如《大英雄鄭成功》等哪怕隻是支線內容帶有反滿、反清複明的電視劇,也被撤檔停播。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涉及到了《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宋應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應星的人卻蓄了辮子。甚至連有的網絡遊戲中的“漢”字旗幟也被“和諧”掉,變成無字的空白旗幟。隻有反映更久遠且為數很少的帶有弘揚漢民族色彩的影視劇才得以幸免(如《漢武大帝》),且鳳毛麟角。在絕大多數場合,作為中國主體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漢族人民,居然不能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覺意識,而是被裹罩在“中華民族”的大而不實的軀殼下喪失民族靈魂,何其不公、何其諷刺。

    總之,中共千方百計抹除漢族的民族意識,躋身中共政權黨政高層的滿人更是通過各種手段抑製漢族人民的蘇醒和複興。一個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沒有自己的獨立民族意識、不能紀念自己民族的英雄與死難者、不能為曆史上受難的民族同胞伸張正義,這是多麽屈辱的事啊。“靖康恥,猶未雪”,而滿清奴役中華近三百年的曆史同樣沒有洗雪,讓漢族被其壓迫而成的奴性沒有祛除,漢族應有的榮光也沒有恢複和發揚、發展,漢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特色因此喪失,這是每個炎黃子孫的恥辱。

    當然,這也不隻是中共的問題。滿清和中共對漢民族的壓迫政策是一方麵,而漢族人民自己缺乏覺醒意識也是一方麵。除了清末民初的漢族覺醒,漢族再無重新凝聚、複興的意欲與信心。而滿清統治後期和中共統治前期,正是民族主義在世界勃興之時,但中國的漢族卻被異族/專製政權壓抑,錯過了提高漢民族凝聚力、團結一心開拓進取的時機,導致漢民族沒有像世界許多民族那樣,爭取民族尊嚴和自由解放,而是繼續一盤散沙、民族認同感低下,甚至出現大批的漢奸、逆向民族主義者。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中共建政後以至今日,漢族中的民族敗類就層出不窮、比例遠高於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戰中中國偽軍不僅數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國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還是在漢族遭受日軍大規模的屠殺、奸淫、搶掠、摧毀,二戰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況下。這可見漢人的軟骨與凝聚力之低下,離心傾向之嚴重。

   (值得說明的是,中共如今對包括維吾爾人、藏人等西部諸民族的鎮壓,更多出於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於維護統治而非民族主義因素,且與當年滿清對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區的政策趨於一致,某種程度是對滿清對維藏回等民族壓迫的繼承。我當然堅決反對對維族和藏族的壓迫,尤其痛恨對新疆的集中營政策。因為維族藏族回族都從未全麵壓迫過漢族,沒有像女真/滿人那樣對漢族進行單方麵的血腥殺戮、奸淫和奴役,漢族和維藏回等民族隻是互相有過衝突而已,不是單方麵的問題。反而當年滿清時,滿族作為統治階級,驅使漢人、利用漢人去鎮壓維藏回等民族,讓漢族和維族/回族雙方死傷枕藉,而滿人自己坐收漁利。而那時也沒有因之產生大漢族主義。如今雖不是滿清掌政,但中共與滿清頗多類似,同樣壓製漢民族主義。因此新疆集中營的建立、對維藏回等民族的壓迫,並沒有代表漢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且,這也是漢民族的恥辱,我們不應該在受滿人壓迫後、現在受滿人遺害和餘毒未消時,同時又做對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針對沒有單方麵曆史血債的民族進行如此殘酷迫害。這是罪行,未來必須對維族道歉、補償、清算(包括對劊子手處以極刑))

    (有人看了我反滿言論後說我是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者,還因此意淫式聯想出我支持中共對維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壓迫。而我恰恰是反種族主義的,既反對滿人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也反對漢人對其他民族的種族壓迫。這些指責我的人還列舉中共對維藏回蒙等民族的鎮壓行動說明中共是大漢族主義者、相關行為是漢族迫害少數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時期,漢族同樣受到殘酷壓迫,許多漢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餓死殺死人數遠遠超過少數民族聚集區。而且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恰恰滿族沒有受到清洗壓迫(甚至輕微少量的殺戮都沒有(老舍之死顯然與其民族屬性無關,相反恰恰是其比較明顯淡化滿族身份、與滿族圈子疏離,才被當成一般知識分子整死,像滿清皇族反而被保護起來了),驚奇吧。隔壁內人黨事件中蒙古族死傷枕藉的時候,吉林延邊朝鮮族地區被大規模破壞(但是沒怎麽殺人)的時候,不遠處的滿人卻毫發無損)。滿族是反右、大饑荒、文革期間受損最小民族(比漢族都小得多),東北是受損最小地區(小於全國幾乎所有其他地區)。以上這些信息及各族各區域受難情況對比都可以很容易通過曆史常識判斷,以及搜索資料查到。

    還有,如前所述,維回藏蒙被血腥壓迫最慘痛的時期,恰恰是滿清掌政時期。無論是清準戰爭後對蒙古準格爾人的種族滅絕(殺死和間接致死了蒙古最強部落準格爾部落約80%人口),還是鎮壓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鎮壓吳八月等人的苗民起義、鎮壓杜文秀的雲南回族穆斯林起義,以及挑動陝甘回漢互相殺戮及鎮壓白彥虎、馬化龍起義,及這些鎮壓中伴隨的帶有種族性質的血腥屠殺,都是滿清所為。而直接指揮、主導這些鎮壓和屠殺的,是滿清皇帝康熙、滿族將軍費揚古、福全、佟國剛、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開下令滅絕準格爾部的是非常強調滿族獨尊地位與滿漢區隔的乾隆。即便為數不多是漢人將領指揮的鎮壓,如左宗棠率軍進軍新疆造成維漢衝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滿天山”,真正決策者不也是滿清皇室嗎?在西藏開始實行高壓統治的也是滿清,派駐了駐藏大臣實行實地控製,並武力鎮壓藏人反叛。滿人統治的清朝是漢蒙回藏苗等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獄。

   相對的,漢人王朝明朝卻對邊疆異民族實行“羈縻政策”,並不實際控製,隻是令其臣屬納貢。隻有在遇到入侵時才反擊,如對蒙古和女真,並且也沒有進行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明朝漢人也對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沒有種族屠殺(當然一定有對平民的傷害包括殺人、強奸,但是規模程度都不能和滿清相比),反而帶來文明教化。而與維藏幾乎沒有軍事衝突。這並不是說明代就多麽偉大文明,但是的確比滿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國和蘇聯都入侵過阿富汗,但是兩者做的事性質和程度都大相徑庭。後來漢民族主導的、帶有強烈漢民族主義色彩的民國也沒有刻意迫害少數民族。

    如今中共對維回蒙藏的鎮壓,起源都是滿清時期的征服,中共也在修史及編寫曆史教科書中公開承認清朝對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貢獻,對以上提及的包括準格爾屠殺(平定準格爾)、鎮壓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麵評價,間接承認民族政策的繼承性,並且以此作為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的法理依據。加上前麵我所敘述的其他方麵中共與滿清的一致性、繼承性,可以說,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延續、借屍還魂。漢族和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包括種族性質的殺戮導致的數百年恩怨,也是滿清時期起源、由滿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滿清/滿族/女真是漢蒙回藏苗等諸民族的共同敵人,不僅過去是,現在那些死不悔改從事政治、思想各種路徑複辟滿清的滿族也還是敵人。即便不管現在滿族人對民族壓迫的參與,即便現在的確存在一定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尤其在新疆),起碼是不是需要論清楚曆史責任、事情淵源乃至起碼的是非對錯?始作俑者是誰,是從哪個年代開始的?那些指責我是“大漢族主義者”、認為中共鎮壓少數民族行為是“大漢族主義”的,應該睜大眼睛仔細看清事實,看看這個賬最需要找誰算。把滿族和維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對待,就相當於二戰中把美英法這些反法西斯盟軍和納粹德國及日本當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維回藏蒙等少數民族,那更應該痛恨滿清,痛恨現在各種為滿清統治粉飾甚至美化辯護,甚至以滿清為榮的滿族及親滿漢奸、東北及薊遼特權漢人。

    還有,那些指責我的人說我這樣的“大漢族主義者”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完全顛倒了黑白。那些滿人和親滿崇清漢奸才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顯然,滿清統治下滿人類似於白人的地位,漢人類似於黑人的處境,而不是相反。強調漢民族主義,是為了反抗滿族的壓迫,就像黑人反對白人壓迫一樣,怎麽可能是相反的關係。滿清時期漢民族雖然是中國的主體,卻並不是主導者。至於現在雖然滿人已沒有清代那樣的絕對主導權,但是卻和親滿漢奸勾結“各取所需”,並且繼續實行類似於滿清的暴政、稱頌滿清的“功績”,並與滿清政權有明顯的繼承關係(這些我前麵都詳細論述過了),執政者不是血統上的滿族卻是精神上的滿族。即便是極端的漢民族主義者,也不過是像黑人中的“黑豹黨”那樣雖然政治不正確甚至破壞穩定和諧,但也情有可原。起碼應該在批評他們同時也要批評三K黨,就像批判“皇漢”也應該批判“滿遺”。

    我以上所說這些全都有據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關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將一般知識分子都了解的一般曆史常識稍微加以對比思考就可以得出來的結論,不知道那些指責我以及反對漢民族主義、反對反滿的人,究竟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

    而在體製外、海外,滿人篡改曆史、粉飾和否定血腥屠殺和種族統治的行為也越發猖獗。例如具有相當重大影響力的中文維基百科(英文的我還沒有去仔細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滿人篡改曆史的跡象),在涉及滿族、滿清屠殺等方麵的條目上,多是由反華反漢主義者編撰,選擇性的、歪曲事實的方式敘述,還刪除包括我在內的漢族編撰者對相關條目的糾正。這將直接影響數億已瀏覽和潛在會瀏覽維基百科者對中國曆史的看法、對滿清曆史的認識。

    此外,還有如台灣的一個叫富察延賀的很知名的滿族書籍出版商,創立了一個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經常性出版歪曲曆史、美化滿清等遊牧民族對漢族的入侵、屠殺的書籍。而這些書籍還成為蔡英文上任後閱讀的書單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張貼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個書單,二十部書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見其之毒害深重、為禍之廣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顯然是滿族人出資出人創建、背後有滿人提供各種支持的,目的就是為了歪曲曆史、分裂國家、解構漢族和中華民族、宣揚滿人在內的各蠻族至上主義。而富察延賀本人也經常在Facebook等平台發表種族主義和蔑視漢人、為女真/滿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論。例如他將冒頓騷擾呂後的行為稱為“文化差異”,還將飽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後代”稱為“滿族人”,為金人奸淫宋王朝嬪妃無恥辯護,還汙蔑化稱漢人為“尼堪”(相當於日本將中國稱為“支那”),字裏行間以其民族曆史的殘暴為榮。

    還有一些滿獨分子在海外到處揮舞滿清和偽滿洲國的旗幟,宣揚種族主義、粉飾滿清屠殺(反而聲稱辛亥革命屠殺滿人。辛亥當然有對滿人的攻擊,但是那是有情可原的報複,絕大多數遺老遺少得以存活乃至被優待,所以他們現在才有機會跳出來篡改曆史)、顛倒黑白,許多其他政治反對派(例如一個叫“古懿”的在美國喬治亞大學留學的滿族學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內的各平台瘋狂攻擊漢族,發表露骨無恥的種族主義言論,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都是惡毒攻擊漢族、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還是在他們Facebook、Twitter等公開貼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開場合又有過多少如此的種族主義和顛倒黑白、汙蔑漢族受難者的言論,可想而知。但這樣的毒瘤,卻得到許多中國大陸自由派和港台“知識分子”的支持、親近,還有如蔡英文這樣的政要、地區領導人欣賞和閱讀其出版的書籍。這是極為可怕的事情。當然,在牆內這種滿清餘孽也普遍存在,橫行於貼吧、QQ、微博及各種論壇平台,肆意發表汙蔑漢族言論,還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維穩體製舉報反清主義者,在辛亥革命過去百年後還如此囂張。這種囂張是有中共政權傾向滿遺、滿遺有組織有團夥合作和支持作為底氣的,這也反映了如今滿人在中國的得勢以及消滅其中極端分子的必要。

    這些滿清遺老遺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謂的“民族和諧”政策和設置“防火長城”與外部網絡隔絕的狀態,大肆篡改曆史、混淆是非、指黑為白,影響億萬世界民眾的認知,在國際上醜化漢族乃至中華民族。其行徑可恥可惡可怕。

    但可惜的是,中國自由派忙於“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斂財)”,對於捍衛曆史真相、維護民族尊嚴根本不關心,甚至還與這些滿清餘孽眉來眼去、有各種不正當關係。海外的華人多於滿族數十倍乃至百倍,卻依舊如滿清統治時那樣懦弱、麻木,沒有幾人肯站出來對抗這些為滿人粉飾罪惡者。而被他們歪曲的曆史、被汙蔑的漢人,在當年被虐殺、強奸、奴役之後,在後世,在當今,卻還要被那些劊子手的後代編排,繼續蒙受冤屈。

    我們一定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我知道,越是站出來的人少,站出來的人風險也就越大。但是我還是希望各路學者尤其知名的社會活動人士,勇敢的站出來,捍衛漢族遭遇的曆史真相、為漢民族的複興、各民族的平等與正義呼喊,在學術和輿論陣地上擊敗那些無恥的否定罪惡、醜化漢人的滿遺惡棍,讓漢族得到理所應當擁有的話語權。

    漢人被女真/滿清、蒙元奴役了共計數百年,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須蕩滌曆史塵汙、還原事實真相,洗雪民族恥辱,告慰祖宗靈魂,再造嶄新中華。

 

 

    其實何止是這些滿清餘孽,我從會“翻牆”後的數年,尤其出境後這一年多時間,我發現港台地區及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國大陸和大陸人民充滿了惡意,而且是極大的敵視和惡意。

    我曾經很天真的認為,香港、台灣以及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國的批評的內容是客觀的、目的是真誠為大陸人好的。但是我這一年多來發現,除了少部分是真心為了大陸人民(例如香港的支聯會)、對大陸友善,大多數反而是對大陸和大陸人民充滿偏見、歧視、惡意。美歐的政界學界媒體界和民眾相對還好,而港台及日本的各種反共勢力(而且他們反共的同時還反華),則和中共一樣冷血惡心,甚至更加陰險惡毒。無恥、下賤是他/她們普遍的典型特征,他們罵中共,並不是同情中國人民,而是幸災樂禍、自恃高人一等;他們講大陸不好,不是愛之深責之切,而就是為了羞辱和自我滿足。

    有句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不見得符合所有事情,但是符合許多事情。就例如陸港、陸台矛盾。我以前覺得主要是大陸小粉紅太惡心、咄咄逼人,還曾經激烈批判“帝吧出征”之類五毛和小粉紅的行徑。但後來越來越多看到一些香港、台灣人的言論,也就明白了,港台許多人的惡心程度不亞於大陸無腦愛國者,嘴髒心髒渾身都髒。

    在我評論紀思道及論述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那篇文章中,我就提到了港台人在互聯網和現實中對大陸人的歧視、攻擊:

    在互聯網上,無論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一些港台媒體的新聞頁麵評論區,充斥著對大陸及大陸人的歧視與謾罵,其中有些極為惡毒。僅僅看許多港台網民對大陸人的稱呼,就很能反映問題。諸如“支那(原本無貶義,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侵華日軍及其他反華者特意使用該詞(而非使用正式稱呼“中國”、“中華”)以表達輕蔑、侮辱之意)、“蝗蟲”、“426(死阿陸)”、“支蛆”、“大劣(陸)人”、“強國人”等諷刺綽號遠比正常稱呼使用普遍,有些明顯比“港燦”、“呆灣”、“台巴子”這些大陸人對台灣人的蔑稱惡毒。當然,大陸有“留島不留人”的極端言論,可台灣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擊三峽大壩”之類同樣反人類的言辭。(我在經常性瀏覽海外網站前,還以為港台人相對文明,但後來越發感覺不對勁。尤其我出國可以自由上網後,看到港台網民的惡毒與陰險更甚。他/她們受教育程度應該總體遠高於大陸人,但是許多港台人把知識都用來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文過飾非了)

    而港台網民字裏行間大陸的敵視和冷嘲熱諷,以及在涉及中國大陸與美日糾紛中“一邊倒”的支持美日而譏諷大陸,更是所有平台都能經常性看見。在一些半封閉的平台和群組(如telegram群),港台人抱團對大陸人士進行攻擊和叫陣同樣普遍。而且港台人對大陸和大陸人的大多數辱罵攻擊中,理由並不充分、抨擊並不合理,而是僅僅由於事情涉及大陸、對象是大陸人,隻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對錯而進行的謾罵攻擊。

    例如在這次香港持續數月的示威和動蕩中,香港人對大陸人及中國的象征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由互聯網上的謾罵和現實中的歧視,轉變為更具攻擊性的行動。在這次動蕩中,香港人不僅多次眾目睽睽之下踩踏、燒毀國旗(中共政權不合法,但是五星紅旗在目前依舊是中國的象征),以及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包括記者、遊客和警察(輔警))被港人圍毆的事件,而大陸遊客被騷擾、強製檢查手機、跟蹤追趕式謾罵,更是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言行如許多“光複XX”行動(“光複”二字帶有強烈的本土、排外主義色彩,參與者類似於歐美反移民的極右勢力)。(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大陸人並未有主動挑釁香港人的行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認為要對他們拍照,有些是被強行搜出身份證件(後被在網上搜索查出為大陸輔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還有些隻是因為他們口音、衣物等被識別出為大陸人,僅僅因為是大陸人,即被示威者攻擊)……

    此外,我也在社交媒體等平台親身遇到過類似的東西、接觸過類似的圈子,例如中文維基百科Telegram交流群,一些港台籍群成員不僅沒有起碼的同理心,還利用相對主場的優勢挑釁、譏諷、攻擊異見者,侮辱大陸人,如發表故意宣稱支持日本對釣魚島即其所謂“尖閣諸島”的主權之類言論。而管理員則偏幫和袒護。而這些我都有截圖存照。在另外的如某些Facebook群組、PTT帖子評論區,類似的甚至更惡毒的各種咒罵,包括對中國大陸人(他們一般都直接以“支那人”、“滯納”代稱,乃至常見以“支那賤畜”惡毒稱謂大陸人)的各種侮辱也都不鮮見。港台沒有網絡封鎖,但同樣有一些和大陸類似的“圈子”、“輿論閉環”,言辭和行徑比“小粉紅”之類明顯更加惡劣。

    類似的,大多數活躍的日本網民也普遍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強征“慰安婦(其實準確說是性奴隸)”等曆史事實,反而大肆侮辱中國和中國人民。在《紐約時報》文章《為什麽日本保守派不願意承認慰安婦問題》一文中,作者提到“他在電影中采訪的保守派人士屬於一個在日本政府最高層具有影響力的群體。他們參與構建了日本兒童所受的教育,決定什麽藝術作品可以展出,或許最重要的是,他們還參與塑造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麵,尤其是對韓國的外交政策……任何涉及這些女性的言論都可能激起保守派的憤怒。上個月,名古屋一場國際藝博會上的一尊象征韓國慰安婦的雕像招致恐怖主義威脅,組織者被迫關閉了一場展覽……圍繞他影片的訴訟表明,民族主義者想要讓所有挑戰他們的人不能發聲……“許多批評慰安婦問題主流觀點的右翼人士都是年紀較大的日本人,但在年輕一代善用社交媒體的日本人中也有一群活動人士,一見到有人稱慰安婦為性奴就會發起抨擊。”

   在紐約時報官方推特發布該文後,就有許多推特使用者在評論區攻擊紐約時報這篇文章,為日本罪行洗地,例如一則評論聲稱“下做的紐約時報媒體!!汙蔑日本!!慰安婦是自願的並且是高薪職位,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強迫朝鮮人當慰安婦,並且還有嚴格的衛生檢查,不存在強迫一說。所謂的慰安婦問題完全是支韓兩畜的顛倒黑白,倒是韓畜在越南戰爭中強奸了無數的越南婦女,至今還否認!!”而這不是個例而是普遍,在諸如《日經新聞》等提及“慰安婦”問題時,評論區的日本網民大多也否定曆史,且得到更多的轉發和點讚,而承認曆史罪行的是少數,而且很少得到點讚支持。

    而如今,無論中共、體製內既得利益者,還是自由派、大陸民眾、海外民運,也都有大量逆向民族主義者乃至曆史虛無主義者(雖然這個詞是中共的官八股,但是我認為還是比較貼切的。我在我的許多文章中也不避諱使用中共經常使用、但是的確有道理的詞匯和語句),沒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利益意識,在國家與民族利益麵前自私冷漠、視野狹隘、因私廢公,沒有民族大義,隻看蠅頭小利。還有許多人甚至拋棄民族身份,以逆向民族主義為榮,這樣的人您應該也通過傳媒互聯網乃至親眼見過許多,我就不具體舉例了。

    其中,許多不乏有身份地位的、體製內外的、中國大陸和大陸出身的親港台、親日美派人士(我與類似的人在網上有過直接接觸(或者準確說是對罵))的種種言行,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比港台和日本人整體上還要下賤、無恥、極端,甚至瘋狂,反華、反人類,思想傾向於乃至就是逆向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而且明顯比他國的種族主義者更惡毒下賤,因為他們仇恨的是自己的種族。(當然,我對於其中的受極嚴重迫害且非常落魄的,不願意痛恨。但是絕大多數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極少是例外)

   (其實,體製內或者說處於現在中共政權下既得利益階層的人的逆向民族主義最有危害和陰深,隻不過他們沒有像海外民運那樣那麽明顯的站出來喊叫,所以不為人注意而已。而從實際危害上,這些有權有錢有勢的,危害更大,他們就是當代的秦檜、洪承疇。而且,即便是政治反對派、海外民運中的逆向民族主義者,很多也都曾是中共體製內人士,飽受中共政權環境的“熏陶”,而基礎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也基本都是在中共體製下完成的。例如傅希秋、富察延賀這些流氓惡棍都曾在中共體製內工作,餘傑也是中國教育的產物,他們是中共的鏡像且更窮凶極惡)

    總之,無論我自身接觸到的,還是耳聞目睹的,都證明中國大陸人遭到外部普遍的歧視、敵視,以及大陸人的麻木以及一些逆向民族主義風氣,比當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看到的日本人對國人的歧視以及國人的麻木還要多、還要普遍。當然這跟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普通人可看到、搜集的信息比百年前的學者都要更多更廣有關,但更與社會現實的變遷有關。如今的國人尤其社會精英和中上階層比“五四”那個年代更加麻木、內訌、利己,在專製政治體製下,中國大陸全麵腐爛,不僅港台與大陸矛盾重重、離心離德,大陸人之間、社會各階層間和各階層內的相互傾軋,導致民族向心力低下,仇視和鬥爭壓倒了互愛與團結;而中共的專製獨裁統治和半“閉關鎖國(尤其互聯網的封鎖)”,導致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難以且也不願理直氣壯爭取利益、國際形象惡化、喪失話語權,然後被日本美國等敵對或競爭國家趁機榨取中華利益、逃避其曆史責任、占盡中國便宜。而中共則為維護統治,不斷讓利;人民不是麻木不知國家利益,就是無意或無力“內懲國賊、外爭主權”,中國在國際上看似聲勢強盛,事實上卻在到處喪失利益、討好外國乃至港台,獲利的隻是中共權貴階層罷了。

    關於以上的一些話,我在其他文章如關於中國“民族主義”那篇中也有陳述,在此就不多重複了。我想說的主要就是,中國麵臨的國際環境非常險惡、國家利益受損嚴重,從領土主權,到經濟利益、地緣政治、軍事競爭、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國民權利保護、曆史問題處置和追責……中共政權全都在退讓、喪失,隻為維護其統治和權貴利益。而無論中國自由派,還是港台日美等國外多數人,不僅不明白(或者假裝不明白)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長期吃虧、中國大陸人民一直受難,反而把中國大陸塑造成一個強勢的、咄咄逼人和侵略性的、具有嚴重威脅的、四處擴張的、需要被防範的國家,並不區分中共為維護統治和權貴利益的行為和真正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的差別,且經常把中共政權及權貴特權集團、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人民幾者混為一談、同等惡待,這何其不明、何其錯謬、何其不公?

    中華自滿清入侵至今,飽受數百年磨難,近代史上遭遇的殖民掠奪、軍閥混戰(許多也是有外國扶植的代理人戰爭)、日軍侵華屠殺與破壞、國共內戰、國家分裂、反右、大饑荒、文革……這些中國和漢族的災難,其中直接或間接(但卻關鍵)由外國、外敵造成的占一半以上。海外華人在數百年間也遭遇了美加的係統性排華,以及墨西哥、菲律賓、印尼等國數十次針對華人的屠殺……而即便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依舊“韜光養晦”,在國際上畏縮不前(和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及印度日本德國比),對海外華人也未盡保護之義。

    日美及現在的港台,與中共權貴集團“不和而謀”的一同剝削和侵淩了中國大陸人民,利用中共的人權軟肋脅迫中共出賣國家利益給他們,卻同時在國際上將中國和中國大陸人民汙名化,通過歪曲和變造事實,“得了便宜還賣乖”式的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讓作為受難最深重的絕大多數漢族人民、中國大陸人民在受害之餘還背負惡名。世界有史以來都罕有如此不公。猶太人曆史上屢遭磨難,又被納粹屠殺近半,畢竟還複了國、報了仇,還以僅數百萬人成為如金剛石般的耀眼強國,在國際上保護所有猶太人權利;而十數億人的泱泱中華卻是受難又沉冤,舊恨難雪新冤又臨,且習近平執政以來人民受壓迫返折沉重,而受國際不合理責難又深。日美等國不僅不願贖罪,反而加緊圍堵中華,與港台人中的敗類等仆從勢力構成反華包圍圈,國家再度麵臨清末民初列強侵淩的危機與創害。

    因此,中國、漢族的民族主義不是太強,而是根本連正常的、基本的民族團結與抵禦外侮的意識和行動都不夠,尤其缺乏組織和行動。而漢族團結起來共同對外、參與國內國際合理競爭、爭取平等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本來就是理所應當的。我曾經在推特上多次講過相關問題。例如我講過,猶太人、突厥人、俄羅斯人、高盧人、愛爾蘭人、日本人、朝鮮/韓民族人、越南人、普什圖人、亞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阿爾巴尼亞人……都勇於維護自己國土內外同族人的權利,但為什麽漢族人卻不願、不敢、不去維護在境內外同族人的權利?這有什麽不合適的嗎?相反,維護本民族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利,是理所應當的。還能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例如泰米爾人、藏人、錫克人、孟加拉人、高棉人、東帝汶人、亞齊人、巴布亞人……怎麽到了華人/漢人這就不行了呢?

    漢人是逆向民族主義最興盛的,這本來就是不正常的現象,是荒謬而可恥的。當然,它同時也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是民族主義傾向許多民族都有,都很強烈,隻有漢族逆向民族主義者比例很高,許多人還自以為榮。

    而更令人心痛的,還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利己麻木的國人。馬丁路德金說過“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而在苦難與黑暗時期,這種沉默為禍尤烈。寫下《現代性與大屠殺》的齊格蒙·鮑曼也在書中講道“奧斯維辛的道路由仇恨築成,但路上鋪滿了冷漠。”麵對內侮外辱,大多數中國大陸人民、漢族人民,沒有發出聲音,更幾乎完全沒有行動去對抗、反擊,甚至許多人是順從了、成了幫凶,作了“平庸之惡”的。而有權、有錢、有知識、有人脈、有地位、有能力……的精英階層的自利與墮落,決定了中國大陸整體的墮落、漢族正義感及民族與公民意識的喪失,是中國內部全麵腐爛、社會不公、弱者不幸、以及對外喪權辱國的關鍵因素。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已經提及多次的問題。就是中國的進步青年人才的培養、準確說是中國大陸漢族進步青年人才的培養,是極為重要的、非常緊迫的。這些男女青年,代表著中國的未來、漢族的未來。“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百年前梁任公所言言猶在耳。

    但我看到的現實是,當今中國青年人普遍的本質是“強健的墮落”、“成功的失敗”、“文明的殘忍”。如錢理群先生所言,中國如今培養的精英,普遍是“精致利己主義者”。錢先生說,“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我們大學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致’指什麽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製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錢先生也說,“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製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製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裏。那些笨拙的、隻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製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製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

    錢理群先生這段話非常精辟、深刻,堪稱這個時代最值得聆聽的震撼的警鍾般的教誨。我對此也完全的、深深的同意。我在這方麵與錢先生的看法幾乎沒有二致。所以我在此就直接大篇幅的引用了。

    這樣的青年,是非常可怕的。如今中國的青年一代,乃至說從90年代到可預見的未來數十年內的幾代人,都比老一代人更加自私自利、虛偽不誠、保守因循、“外寬內忌”、無責任心、無同情心、無公義心、無革新心,實際上也沒有許多外人認為有的愛國心。

    也就是說,無論當今還是未來很長時間內的中國大陸,還是會繼續的腐爛下去,漢族還會一盤散沙、內訌內仇內耗不休、對內不能團結起來清洗國內胡虜和內奸,對外繼續喪失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利益,甚至會進一步沉淪、裂解,十多億漢族人民淪為沒有真正的祖國和歸宿、沒有民族精神和價值係統、喪失尊嚴血性與主權人權意識、隻有物質(哪怕也不均和被剝削)沒有靈魂的動物性臣民。

    中國大陸和漢族目前的狀況、走向如此悲慘的未來,作為漢族的一份子,我是痛心疾首、憂慮至極的。哪怕我們沒有能力力挽狂瀾,也要盡力而為,奮力相擋,將曆史的道閘轉往正確的前路。

    如前所述,您在文中提到,過去漢人的“大一統”是為了生存的選擇。其實,如今為了民族發展和國際競爭,也要堅持“大一統”。您在文中提到1880年代至1900年代,是國際關係領域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叢林法則最盛行的時代,其實現在隻是相對那時輕了,但國際關係依舊是競爭性的、排他性的,有時候甚至是零和性的。而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普京與莫迪的連任、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日韓民族主義的複振,都表明國際關係領域叢林化的還魂、加劇。

    因此,不僅古代的“大一統”是民族生存的需要,當今國家的統一,同樣是國家存亡與發展的關鍵且絕不可缺的一環。一個統一的、領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才能立足於國際叢林。而且我們想要推動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也需要有強大的國力。您的文章中就有例子。如當年英國在是否發動鴉片戰爭的問題上,反戰和揭露鴉片戰爭不義本質的托利黨占據道德優勢,但最終敗給了維多利亞女王(如前所述,那時英國王權仍然較大)和當時風頭更盛、占議會多數的輝格黨。您還提到,美國在20世紀“建立了另外一種全然不同(較英國好的)國際準則”。那同樣也是建立在美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基礎上的。如果美國的領土和暹羅差不多、國力隻有阿富汗的程度,即便其對國際秩序規劃的再有道理,誰肯聽呢?

    如果中國和漢族再次在新一輪的“大爭之世”、“世界變局”中錯失機遇,乃至再次落後、落敗、重複曾經的“百年國恥(我認為是數百年)”,那將是現在和未來累計幾十億中國和漢族人民的悲劇與苦難。我們應該拚盡全力去阻止,哪怕粉身碎骨。爭取民族的真正解放與振興和國家的強大,應與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鬥爭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乃至互為目的、兩相支撐、融為一體。

    因此,必須實現民族的解放和建立強大的國家,形成真正的漢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讓中華兒女不再遭受內部胡虜的侵淩、平定反叛勢力並統一祖國,擊敗外部日美俄印等列強的侵犯並清算其曆史罪行、收複失地和爭得補償,捍衛國家的主權與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才能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實現與發展提供堅強的保障;而必須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實現,才能真正增強中國大陸和漢族人民的公共意識、促成漢民族共同的輝煌曆史記憶與現實權利共同體的形成與凝聚、實現國家和民族內部的平等,減少漢族內部相互間的仇怨、戾氣與衝突,讓中華兒女真心實意的團結友愛,讓人民從專製的桎梏中解脫出來自由的發揮聰明才智、以思想和行動改變社會、集思廣益推動變革與創新,讓漢民族充滿進取心與活力,為民族解放、國家強大、一致抵禦外侮和在國際競爭中取勝強基固本。此外,這也可以讓國際社會看到世界文明真正的燈塔,願意在中國的引領下共建公正世界。

    我還有許許多多的話想說,但是顯然一篇文章哪怕一百篇文章都說不完。最重要的,我們不能把這些思想、言論隻流傳於小圈子、停留在口頭上,而是應該啟蒙更廣大的人民,將思想付諸實踐,用行動實現我們所思所想所言。我並不是說隻停留在言論上完全沒有用,但是如果沒有實踐,它應起的作用就喪失了90%還要多。我們一定要行動。

    當然,行動的確是難的,但是不是做不到的。例如我對於香港此次動蕩中的如黃之鋒、羅冠聰、何韻詩等人的大多數政治觀點及其目的非常不讚同,乃至極為反對。但他/她們的行動力是非常值得學習的。這些人在美歐四處奔波遊說,對於國際社會關注和支持香港起到了相當重大的作用。還有許多普通香港人,也在香港之外的歐美日乃至台灣到處展現強大的組織力和宣傳力。而中國大陸人呢?代表中國大陸人民的海外政治反對派呢?在維護大陸人民的利益、推動大陸自由民主人權和國家利益方麵,做了多少實際的事情呢?難道真的都是因為環境和條件所限嗎?

    還有,像瑞典女孩Greta Thunberg,並沒有什麽非常強大的家庭背景(如果看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在中國這樣的家庭至少以千萬計),喚起運動前也沒有什麽顯赫的身份,但卻推動了全球億萬人民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她充分運用了所學知識、和支持她的朋友們奔波聯絡了各方媒體和國際組織,以及每天執著的坐在瑞典議會外麵,請求那些政要,喚醒人民的氣候危機意識,最終掀起了席卷全球的關注和解決氣候變暖問題的運動,讓危及人類生存的氣候變化得到了數以億計的人們的重視,為解決問題提供了極大的輿論關注和民意支持等社會前提。而這個瑞典女孩能做到的那些基本行動方式所需的知識和物質條件,中國大陸有至少上千萬人多則上億人滿足,海外政治反對派中的許多人同樣有此能力。但是為什麽還是沒有行動呢?(當然我並不讚同她過於激進的主張,認為環境問題不能壓過經濟發展,不能操之過急過火。但是她的執著精神和正義感非常令人欽佩)

    我在那篇關於戰略分析研討會議題的評論文章中就提到了,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中國民主化缺乏國際支持。內容很長我在此就不重複了。我認為我們要改變,一要有正確的方向,二是一定要行動,身體力行。例如歐洲議會750個議員,其中價值觀正派的、願意關注中國人權的,至少也有400多吧?有條件的,完全可以一個個去找他/她們,挨個敲門、堵門、遊說、遞信、呼籲、懇求……難道還會沒有成果嗎?另外,例如馬克龍、默克爾、舒爾茨、容克、桑切斯、羅亞爾、圖斯克……這些歐洲政要,難道中國大陸有識之士、海外政治反對派們,接觸不到他/她們嗎?沒有機會在歐洲議會、歐美各國國會、各種國際人權論壇上慷慨陳詞、為人民奮力呐喊嗎?

    南希·佩洛西曾經為保護移民/難民權利,以77歲高齡在美國眾議院連續演講超過8小時,我們做不到嗎?或者,我們連何韻詩那種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兩分鍾引起強烈反響的演講都實現不了嗎?中國大陸數億受難者比自由派政治反對派苦了不知多少倍,我們就算流血死亡,也不足以報祖國與人民以萬一,難道這些奔波和呼籲還不應該做嗎?

    當然,你們幾位老師所做的,尤其做的實事,已經遠遠多於99%的其他中國大陸和海外反對派了。我所批評的,顯然是那99%以上的,或者準確說是99.9999%以上的精致利己、不幹實事乃至心術不正的國人。

    我作為一介平民,曾經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和教育改革,奔波抗爭近兩年。現在我也在奮力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我藉藉無名,物質極貧乏,所以見不了那些知名人士,無法在舉世矚目的講台上奮力呼喊,但我也會傾盡全力爭取。如果我磕一百個頭能換來一個歐洲議會議員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我會毫不猶豫以頭搶地對幾百議員磕上幾萬個;如果我流幹鮮血能得到歐美進步政要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幹預,我會立即切開動脈把自己的血放光;如果我接受對我最恐懼的事情(如《一九八四》中的“101房間”專門安排人承受每個人內心深處最恐懼的東西折磨)能夠換取國際社會幫助中國弱勢群體,我一定去承受對我個人感知上最難以承受的對我個體的傷害。當然,這些還是太過空洞,我會用行動證明。我也曾用行動包括流血和被關押證明過一部分,但那遠遠不夠。

    而從中國大陸到海外,幾千萬乃至上億有足夠物質條件乃至身份地位的,是不是也要努力去做到自己能夠做到的呢?當然,我沒有權力要求誰強製做什麽,對於中國大陸批量產出的新一代精致利己主義者更是看的很透。我所說的,隻是我說到我該說的。我會為祖國、漢族、華人、中國大陸人民,尤其弱勢群體、受難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呐喊和抗爭到最後一刻,以報效祖國、無愧漢民。

    當然,還有更多的話,在我其他文章中說過,以及還沒有來得及說的,說不完的。我就說這麽多吧,已經很長,你們不見得有耐心看完。

    “無限山河淚,誰言天地寬。”我有生之年無力實現、恐怕也看不到中華兒女完成民族解放、祖國再生、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理想了。但我相信,漢民族絕不會永甘沉淪,祖國人民終將雪恥複強,必會平定內患、殄滅外敵,在抗爭與戰鬥中實現民族的重生。到那時,“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或許會“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在那無名烈士墓的墳頂吧。

                                                               王慶民

                                                    2019年12月2日

                                                    共和曆228年霜月山葵日(初稿)

                                                    2019年12月

                                                    共和曆228年霜月至雪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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