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勝利：西班牙和平轉型之路中的點點滴滴

               

     幾年前，我偶然讀到英國曆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教授所著《民主的勝利》一書。我讀後不勝感慨。我既感歎於普雷斯頓教授紮實的史學功底和高超的寫作能力，更對西班牙實現和平轉型過程讚歎不已。本書讀後我至今難忘，就寫一篇遲來的評論吧。

     本書重點描述了佛朗哥統治末期至1982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期間，西班牙由右翼軍事獨裁轉向多元民主政治的過程。

     1939年4月，持續了兩年零八個月有餘的西班牙內戰告終，左翼“人民陣線”建立的共和政府被擊敗，大批左翼人士遭長槍黨血腥屠殺，從此開始了佛朗哥軍人政權長達36年的獨裁統治。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長槍黨為國內唯一合法政黨，禁止一切獨立政治團體的存在，禁絕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對異見人士進行血腥的鎮壓。政府各部門由佛朗哥的親信把持，腐敗和官商勾結無處不在，社會死氣沉沉。

    但佛朗哥政權也大力發展經濟，推動私有化進程，吸引外國投資，並積極發展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1950-1970年間，西班牙經濟迅速發展，被國際社會稱為“西班牙奇跡”。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則是忠於佛朗哥的權貴階級，同時也培養了規模可觀的中產階層。這些中產階層大多對政治較為冷淡，但其中也有些人在物質豐富後，在內心產生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1973年，因第四次中東戰爭，全球性的石油危機爆發，歐美各國均受到衝擊，西班牙也不例外。連續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就此告一段落，而因經濟衰退導致的民生困境也日益凸顯。這時，對政治冷淡的西班牙中產階級，有不少人暗中投身到民主革命及準備工作之中。

    同時，佛朗哥也年事已高，他開始為尋找接班人、將“藍色江山（佛朗哥政權以藍色為代表色）”永遠傳下去做準備。他選擇了原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孫胡安·卡洛斯王子為國家元首的繼任者，以海軍上將卡雷羅·布蘭科為他的實權繼承者。

    就在這經濟衰微、權力輪替的動蕩時期，西班牙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以“埃塔”為代表的左翼極端主義勢力，用暴力和暗殺手段對抗佛朗哥獨裁政權；而以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西班牙共產黨兩股力量為主軸的左翼溫和勢力，則通過民主啟蒙與公民運動的方式，進行和平鬥爭。

   佛朗哥政權內部對民主運動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以佛朗哥本人和其指定繼承者卡雷羅·布蘭科為代表，主張繼續專製獨裁，鎮壓民主運動，反對政治多元化和開放黨禁報禁，並獲得長槍黨核心成員和部分死硬頑固派軍人的堅定支持；另一種聲音以胡安·卡洛斯王子和阿裏亞斯·納瓦羅、阿道夫·蘇亞雷斯等人為代表，傾向於通過和平的方式，逐步實現西班牙的民主化，他們得到了執政集團中較為溫和的“天主事工會”和大部分技術官僚的支持。

    正當執政集團為未來發展路徑爭執不下時，保守死硬分子卡雷羅·布蘭科遭“埃塔”武裝人員暗殺，被炸死於赴官邸的路上。這使得頑固派遭受重創，佛朗哥此前安排的接班計劃也告吹。此後，主張變革的勢力在執政集團內逐漸取得優勢。

    1975年，佛朗哥終於死去。很快，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全國各地都爆發了要求結束長槍黨軍事獨裁、實現民主政治和社會自由的示威遊行。左翼進步勢力通過大規模的、和平的公民運動方式，表達了西班牙人民的願望。

    但以“埃塔”為代表的極左恐怖主義勢力，試圖使用暴力手段打擊政權。而長槍黨和軍警中的保守分子，也動用私刑和使用武力，試圖破壞正在進行的民主轉型。極左和極右勢力之間的暴力也日益升溫，一時間到處是暗殺和互相報複的血腥。

   這時，可貴的行動出現了。左翼的工人社會黨和共產黨旗幟鮮明的反對“埃塔”及其他極左恐怖組織的暴力行為，並與後者“切割”；右翼的、原屬佛朗哥政權執政集團成員組成的、政治傾向為中間偏右的“中央民主聯盟”，也拒絕被極右暴力分子拉下水，普遍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權利，尊重溫和左翼的政治信仰，傾向於推動國家走向民主。

    在發生一係列暴力事件後，中左和中右曾經很對立的這兩派民眾一起走上街頭，聲言反對暴力、支持民主。他們還共同驅逐了試圖挑撥離間、在遊行中進行挑釁的極端分子，並公開與屬於本陣營的暴力分子“割席”。

    在占人口大多數的溫和左翼和溫和右翼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各地的暴力行為減少，安全形勢好轉。這為和平與穩定的實現民主轉型，創造了重要的先決條件。

     1977年舉行了民主轉型開啟後的第一次大選。右翼的“中央民主聯盟”以34.61%排名第一，工人社會黨以29.27%排名第二，而已恢複合法身份的西班牙共產黨得到近10%的選票。這意味著民主進程已進入正軌，不同意識形態的勢力可以通過議會這樣的平台和平的處理爭議，而不在像內戰和獨裁時代那樣，靠暴力壓服對方、摧毀對方。

    在民主轉型中，已是國王的胡安·卡洛斯一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國王的身份和個人魅力，力主實行民主製度，說服了試圖維護專製存續的許多保守派骨幹分子，還促成了左右兩翼中溫和派的溝通對話。他傾心民主的態度，也讓許多對政治冷淡的民眾，變得積極歡迎民主的到來、捍衛民主的成果。

    胡安·卡洛斯的貢獻不止於此。1981年和1982年，西班牙發生了兩次試圖顛覆民主政權的軍事政變。在一次政變中，軍人已攻入議會，劫持了內閣成員。但兩次政變均因支持者有限、被支持政府的軍隊鎮壓告終。而說服大多數軍方要員支持民主政權的，正是胡安·卡洛斯。他利用國王這個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前述民主轉型中積累的巨大感召力，以及對和平與民主的真誠渴望，打動了各方人士，促使原本觀望的軍方高層采取行動平息政變。

    1982年大選，工人社會黨獲得議會相對多數，取代右翼成為執政黨，也實現了民主化開啟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此後，再無軍事政變發生，極左和極右勢力也隨之衰落，暴力事件僅有零星發生並趨近於無。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轉型不可逆的完成了。

    回望那段曆史，給中國、世界啟發頗多，其中的各種經驗和教訓，都值得我們去了解、參考。

    第一，大眾參與革命的重要性。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大批普通市民勇於走上街頭，甚至更深層次參與革命運動（如創辦地下刊物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對於民主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正是在佛朗哥死後廣大民眾此起彼伏的抗爭，尤其中產階級普遍表露出的求變心態，讓執政者看到民主化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讓革命者得到支持和受到鼓舞，最終促成了民主革命的來臨和勝利。民主，離不開廣大人民自己的奮鬥與創造。

    第二，關鍵人物順應了曆史潮流，站在了正義的一邊。如胡安·卡洛斯、阿裏亞斯·納瓦羅、阿道夫·蘇亞雷斯等人，本屬於舊政權的權貴，是佛朗哥一手扶植和提拔的，卻沒有遵從佛朗哥繼續搞獨裁的遺願，而是選擇順應大勢、尊重民意，推動國家走向民主化。這些身居高位者主動推動民主而非死命捍衛獨裁，讓國家快速而和平的實現了民主轉型，可謂功德圓滿。

    第三，仁人誌士勇於投身革命、身體力行、堅守理想。在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工人社會黨和西班牙共產黨的成員功勞甚大。在佛朗哥還活著的時候，他們雖遭殘酷鎮壓，但仍然從事革命活動，在國內外深耕細織，致力於將西班牙帶向民主。在獨裁統治末期和民主轉型初期，他們冒著被捕、被暗殺的危險，堅韌不拔，英勇的與保守頑固勢力鬥爭，並可貴的采取了非暴力的抗爭方式。而民主轉型後，沒有像某些國家名義上的左翼政黨那樣，變成新的、更可怖的獨裁者，而是承認政治多元化與和平的議會鬥爭路線，保障了民主政治的長存。

    第四，主流政治力量與極端分子和暴力行為“割席”，堅持和平與對話。在西班牙轉型過渡期，政治暴力一度猖獗，極左和極右武裝組織都在破壞著和平談判與多方對話，分別試圖將主流左翼和主流右翼“拉下水”，建立左翼或右翼的“專政”，並清洗政敵。而主流的左翼與右翼都不為他們所動，相反明確與極端分子“割席”並譴責各自陣營中的暴力行為，麵對對方陣營極端分子的挑釁保持了克製。雙方都堅持與對方主流力量對話與協商，沒有讓國家再次陷入內戰的深淵，也避免了發生大規模和成功的軍事政變，建立了多元化的文人政府，將西班牙拉回了和平轉型的軌道。

   第五，曆史也需要一些偶然和血氣。雖然針對平民和雙方低級成員的暴力是不利於和平民主轉型的，但對於卡雷羅·布蘭科等獨裁政權高層的刺殺，卻清除了民主轉型路上巨大的障礙、極大加速了民主轉型的進程。有人認為，如果卡雷羅·布蘭科這樣既有威望和能力，又堅持專製體製的死硬分子成功接替佛朗哥，那麽西班牙實現民主可能要推遲十年甚至更久。對阻礙革命的高層死硬分子，有時肉體消滅是最後的但也是最快的解決方式。如辛亥革命中彭家珍刺殺良弼，就加速了清廷的覆滅。此外，佛朗哥的逝世也成為民主轉型的契機，這從他去世前後西班牙的政治形勢演變就可以看出。他一日活著，西班牙就一日沒有民主。

    普雷斯頓教授這部《民主的勝利》，所述內容、所表達的思想當然不止於此。我在此隻是摘取一些印象較深、最值得探究的內容，加以簡略分析，供讀者參考。其中關於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的諸多背景和經驗，都值得國人比照和效仿。曆史的、他處的，值得我們學習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