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中國官方與民間的“民族主義”問題

                簡論中國官方與民間的“民族主義”問題

 

    我看到了於2019年10月11日刊登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別等到中國抓捕小熊維尼時再行動》，對作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不能苟同。作為一位在中國生活二十餘年，離開中國僅一年有餘的學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談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毫無疑問，紀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關於中共政權利用美國企業的貪婪，幹預美國企業和個人的言論自由，是明確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關於習近平政權對於新疆穆斯林的鎮壓、對互聯網的控製、及試圖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紀思道先生在批評中國對美國言論自由的幹預時，還提到要秉持謙遜的態度、了解中國的發展成就、考慮事物的兩麵性，這更是難能可貴。我對於這些看法和意見當然是認同的。

    但是……沒錯，我主要想講的的確是“但是”及之後的話。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見為主。

    紀思道先生字裏行間提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警惕。而這也是大多數西方和港台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憂慮。

    在海外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的發展與現狀都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類同於納粹德國和冷戰期間的蘇聯，並對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台和美日的許多人士，不僅普遍存在類似的看法，還大都比紀思道先生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間）有更高的估計、更強烈的警惕與不滿。關於論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膨脹/極端/強大/威脅……”的著作、文章、言論連篇累牘，共鳴之聲不絕於耳。因此，我才寫下這篇拙文，表達我的觀點。本文不僅是為了回應紀思道先生及他的這篇文章，也是希望讓更多人更加全麵客觀的探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問題的是是非非。

    無疑，中共政權的確在推動一些民族主義（中共官方稱為“愛國主義”）議程，試圖通過鼓動國民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以增強政權合法性、鞏固專製統治。

    但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是日益興起、非常強烈且令人擔憂嗎？我並不這麽認為。

    從表麵上看，自習近平以來，“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聲調成為官方宣傳的主旋律，對“愛國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強調，似乎也達到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最高點。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閉和在對外開放領域收窄的跡象某種程度也佐證了“擁抱世界”與“民族複興”的此消彼長。

    同樣，紀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對美國企業施壓的案例，也體現了對“台獨”和西藏自治運動乃至“藏獨”的不容忍、對新疆以維族為主的穆斯林的殘酷鎮壓日益增強。而近日香港發生的一係列示威與衝突，也被視為中共對這塊半自治的英國前殖民地控製的加強。縱觀文章，紀思道先生顯然將這些都歸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的表現。

    這些事例當然是存在的。但這一切是否如表麵顯示的這樣簡單？能否證明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大和進一步增強？紀思道先生當然是對此持肯定態度。如上所述，還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強烈的肯定態度。在對華強硬派人士中，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盛行與威脅的日益增長，更是普遍。

    而事實究竟如何？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並非大多數人（包括部分知名媒體人和學者）看到和感覺到的如此簡單。中國民族主義也並未在實質上足夠強大和具威脅性，更沒有在習近平時代有實質的（而非表麵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強。

   對於中國官方與民間有關於“民族主義（包括真正的民族主義和被誤認為民族主義的，所以使用引號）”的問題，我認為是非常值得細細探究分析和闡述的。這關係到對中國對外政策方向、路徑的判斷，，對中國當下在國際上地位、處境的認識，乃至對中共政權性質的判別，事關重大，牽涉麵廣，很有研究和論述的價值。因此我寫下拙文，在此供關注中國問題的各界人士共同商榷、以為參考。

   （一） 中共建政至習近平執政前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曆史的變遷

    剖析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以時間順序分成不同曆史階段，並從官方和民間兩方麵分析。

    在官方層麵，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體現。從1949年建國至文革結束時，中共政權主要強調的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名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真實的封建“儒法並用”忠君和等級思想的結合體，而民族主義則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為那段曆史變遷中的一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傳“反帝愛國”的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放棄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進一步追究（東京審判僅處決了個位數的戰犯，關押在撫順的戰犯全被高度優待，後來全被赦免），也放棄了索取戰爭賠款，還厚待並相繼釋放了大批日本戰犯。這也意味著中共政權代表中國放棄了對殺害超過兩千萬中華兒女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麵責任追究。而這不僅讓死難者死不瞑目、讓致殘與被侮辱者再無伸張正義可能，還留下了嚴重的曆史隱患，為此後乃至未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探尋、追究，對日本右翼及軍國主義複活可能的警惕，製造了極大障礙。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共又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與原來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對抗。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自朝鮮戰爭後，中共對美一直口頭強硬實際低調，包括美國在越戰期間轟炸中越邊境中方一側，中國也選擇低調處理。1970年代，中國也與被稱為“列強”、“殖民者”並在內部宣傳上口誅筆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國建立外交關係，還加入了聯合國。中共政權在“打倒美帝、打倒蘇修”口號響亮的同時，卻積極靠攏這些發達國家，或明或暗的與他們眉來眼去，以減輕外部壓力、維護專製統治。

    此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對日政策，已經表現出中共為統治存續，在實質上隨時會拋棄涉及民族主義的訴求，乃至不顧國家正當利益和中華民族犧牲者尊嚴等特征。

    換句話說，中共以犧牲乃至出賣國家利益，通過直接手段（以國家主權、人民尊嚴與利益做讓步，換取外國的對中共政權的“不幹涉”甚至友好、半結盟、結盟）和間接手段（同樣是放棄合理合法的國家和人民利益，換取經濟發展和在國際上立足，最終目的是維持中共統治和中共核心集團利益，如放棄對日追責和賠款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經濟開發援助）換取專製統治的存續，在毛時代已打下基調。

    而民間層麵，那時中國處於高度封閉之中，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及造成的動蕩和破壞，民間幾乎完全沒有相對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潮。雖然那時經常舉行動輒十萬乃至百萬人的“反帝反修”和“聲援黎巴嫩/埃及/美國黑人……”等群眾遊行，但無論反對哪國/哪群人或支持哪國/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統治集團決定，參與者毫無自由意誌，不僅不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參與者連所反對或聲援對象的概況都一無所知。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以擁抱世界的姿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及鄰國日本和韓國極為積極的發展關係，並且在聯合國承諾“永遠不稱霸”。甚至，它還盡力壓製民間的民族主義訴求，例如阻止民間侵華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而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一度對蘇強硬，但隨著一係列“葬禮外交”的展開，兩國關係也不再敵對。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相對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國民間，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則在迅速生長。當然，它並不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思潮（那時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隻是開放年代百舸爭流中的破浪一舟。如1984年奧運會中國斬獲頗豐和“女排精神”傳遍大江南北、保釣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民間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的自覺與普遍化、對曆史上北方帝俄/蘇聯對中國侵略的思索與批判，以及對“五四運動”中救亡啟蒙精神的繼承，都是80年代中國民間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覺醒的例證。不過那時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美國在內的西方都較為友好（甚至中美一度是實際上的同盟關係），沒有什麽民族敵對情緒。而且，那個年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雖也有些極端者，但總體上沒有被官方操縱和圖謀私利的，是相對純真和正義的愛國主義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後，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而且，曆經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浩劫的曆史記憶，以及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等製度與社會結構已不可逆變的現實，中共政權自然無法重新以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為維護專製統治，此時的中共才開始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中華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鄧小平統治晚期和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內向國民施行教育灌輸與政治宣傳，對外則更多強調“韜光養晦”的戰略，在維護專製統治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美國在內的各主要國家發生衝突。如在“銀河號事件”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對克製、淡化影響的態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會鼓動民族主義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價值的影響。此外，1996年的台灣海峽導彈危機，是中共政權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一招險棋，也是中共迄今為止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動用的唯一一次實際火力威懾。

    而在民間，經過六四後數年的沉寂，“愛國主義”已經取代了“自由民主”，成為多數有政治抱負與家國情感國民的精神寄托。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還有諸如“圓明園獸首回歸”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間運動，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強化。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中國官方策動與民間自發合力產生的民族主義浪潮席卷了中國主要城市，顯示了中共以“愛國主義”對抗西方的目的和產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後，部分但眾多的國人對美國遭遇恐怖襲擊的幸災樂禍，表現了六四之後中國愛國主義精神的變質和當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濫觴。顯然，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六四之後至今中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其訴求和行動都是集中於“大國崛起”、“民族複興”和對抗西方，而缺乏對民族和國家內部每個成員、具體的國民利益的關心。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共政權推行民族主義有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而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階層固化，讓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因此，胡溫執政時期的中共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更趨強化，且開始對外展現相對強硬和主動出擊的一麵，如在對日、對美政策上都日漸強硬。

    在對日問題上，以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島和修改曆史教科書為主軸，中日兩國形成了“政冷經熱”的複雜關係。而對美政策上，中國相對更加鮮明的提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立場，反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但經濟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漸升溫。而民間的愛國主義則基本與江澤民時代一脈相承。2008年北京奧運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層麵，都達到了建國以來對“愛國主義”宣揚的最高點。在那時，即便是港澳台的許多民眾，也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

   但在奧運之後，由於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重新惡化，維穩體製的日漸強化，中共政權與公民社會的衝突激化，民間自發的愛國主義開始逐步降溫，即便官方依舊在強化“愛國主義”宣傳。而2012年的反日遊行，以及部分參與者的暴力行為，則成為胡溫時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混亂的尾聲。

 

（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殼與絮、形猛與內拙、興勃亡忽

 

（1）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複雜現實

 

     習近平執政不久後，中國的專製開始走向空前強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至《炎黃春秋》雜誌被“整頓”為高潮，新聞自由至今幾乎蕩然無存；兩年後的“709大抓捕”，則重創了中國人權捍衛者的中堅--人權律師群體；又三年，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將已形成的“習核心”鞏固和延續下去，更將專製的青麵獠牙暴露無遺……近七年以來，中國國內人權急劇惡化、公民社會已基本“歸零”。國民的公共空間的萎縮和劣化，不僅使現實中公民政治參與已不可能，連互聯網上的涉政言論也被普遍封殺、管製。

    政治上專製的強化與公民社會的“歸零”，讓中國人民政治民主化的夢想再度破碎，且連溫和、妥協、漸進的政治體製改革、公民政治參與的餘地也不存在。隨之而來的，則是主張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精致利己的犬儒主義的盛行，“社達化”與“犬儒化”下的中國，已經成了披著文明外衣的新時代叢林，是非難存、競爭殘酷、理想破滅、明哲保身、焦頭爛額……

 

    在這樣的情形下，民間還有多少真的關心國家命運、真的願意為國家利益而犧牲的人呢？中共體製內，又會有多少把國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當成首要考量呢？外務是內政的延伸，對國家利益與對外關係的態度與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一部分。當國內人權高度糜爛、價值觀崩壞，且已經陷入弱肉強食與利己犬儒的社會狀態後，國民普遍還有什麽真摯的、持久的、願意有所付出的去“愛國”和參與民族主義大合唱呢？

    當然，僅僅從理論推理是不夠的，還要通過許多實例及其交叉共同點，看現實究竟是如何的。

    從“莫雷事件”回溯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在涉及與美日等西方國家衝突時的表現

    首先，民間的民族主義是浮於表麵的、短暫的、心口不一的。僅僅看10月4日開始、後來一度延燒的“莫雷事件”及後續風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國議員表達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國民也並未真正的抵製NBA。10日晚的NBA中國賽上海站比賽，賽場看台幾乎座無虛席。而僅僅兩天前，美國參議院少數黨主席查克·舒默和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等重量級政要紛紛力挺莫雷涉港言論。連正在發生且正處於衝突高潮時，中國國民都沒有普遍真正參與抵製，更遑論事情淡化之後了。在許多中國國民心裏，“愛國”並沒有球賽乃至幾千塊錢重要。（就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看到了新聞中關於NBA深圳賽（12日晚）的視頻，賽場看台同樣座無虛席，球員入場口更是擠滿了拿著手機和攝像機的球迷和記者。雖然據報道在場外有“愛國人士”舉標語抗議，但從新聞視頻看，隻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數十人），與場內的高朋滿座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而且，他們還遭到了中國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許大規模傳播和正式報道）

    甚至說，即便在口頭上，中國國民的態度也是複雜的。在如新浪微博、百度貼吧、今日頭條等中國幾大熱門社交平台的關於這次事件和NBA話題的評論區，普遍呈現著多樣化的視角，叫囂抵製者有之、主張“理性愛國”者有之，還有將抵製者稱為“愛國賊”的。此外，對抵製還有不少反諷與調侃。

    例如在百度貼吧“NBA吧”，在關於抗議莫雷言論、抵製NBA的號召貼下，許多網友以“建議封（貼）吧”、“那你們（貼）吧接下去討論什麽啊”、“討論足球吧”等反諷言論表達對抵製的反對。還有的說“不僅要抵製NBA，還要抵製阿迪（達斯）、耐克，穿國產XX”，然後得到數百個相當於“不喜歡”的負號，以及“國產的就是差啊”、“用什麽外國貨和愛國是兩碼事”、“我買個蘋果用個索尼就是漢奸了嗎”的反駁，還有“死也不吃美國藥”這種顯然是反諷的話語。同樣，在今日頭條，一篇批評籃球迷去看上海NBA中國賽的文章“上海，你今晚睡得著嗎”的評論區，也普遍是不滿作者的聲音。

    總之，除了一些經常聚集親中共分子（如“自幹五”、“小粉紅”）和網絡水軍（“五毛”）的自媒體（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共青團中央的官微“共青團中央”，及經常被人為置於熱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報”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傳部門操縱下被微博、頭條等平台特意置於搜索熱榜和搜索結果前列的評論與文章，大多數自媒體的帖子和文章評論區，都是多種聲音共存、爭議激烈。甚至，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聲音，乃至同屬中國政法委在澎湃新聞上的官方賬號“長安劍”，還在13日發表了一篇《那些被我們罵了N年的“賣國賊”怎樣了》，用漫畫形式稱讚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間接為“莫雷事件”和NBA問題降溫。

    還有一部分自媒體（大多為傾向於自由派、“公知”類型的）評論區，反對抵製NBA、對抨擊香港示威不以為然的，反而占了明顯的多數。這還是在中國官方封殺了一部分反對抵製聲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台都是公開的開放平台，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證。

    （11月中旬我增補此文時，在中國各自媒體上已幾乎看不到支持“抵製NBA”有關的任何言論（之所以說“幾乎”是角角落落或許還有一點點），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內的關於NBA新聞的評論區，都在熱烈的討論比賽、球員，似乎什麽都沒有發生過。正如貼吧裏一個網民在10月12日評論時預言的“國家沒這麽脆弱，下個月誰還記得這破事”。許多人早就知道這種“民族主義”就是一陣風罷了（而不是像港台歐美那麽拔高其影響），根本不會變成持久行為（具體到這次NBA事件，連短期抵製都幾乎沒有），事實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棄觀賽、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會被認為是“傻X”呢）

   因此，中國國民不僅現實裏對抵製NBA在內的國外品牌的參與相當有限，連言論上也有明顯分歧。而其他企業涉及爭議言論後，公眾的看法和抵製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賽德斯奔馳關於引用達賴喇嘛的名言的爭議，也並沒有因此影響奔馳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輿論波瀾都轉瞬即逝。這樣的現實，與世界各國及港台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對各種企業、品牌爭議的“抵製”，當下的中國民間，在其他涉及民族主義議題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現的呢？

    例如從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熱的“保釣運動”，如今已完全沉寂。2012年還有大陸和香港的記者赴釣魚島附近海域采訪，並明確表達中國擁有該地主權的立場，民間如潮關注。而2019年這一切全都沒有了。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和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縱火”拘捕，至今未有釋放，甚至麵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罰（想象一下猶太人在德國任意一地燒毀希特勒畫像會是怎樣？連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國大陸民間和官方對此基本悄無聲息。而在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時，日本海軍“涼月”號驅逐艦赴華參加慶典，懸掛了代表二戰侵華時日本海軍的軍旗旭日旗，中國民眾普遍沒有反對，反而有許多民眾前去參觀和合影留念（當然了，日本海軍在二戰中確實沒有日本陸軍那樣的戰爭罪行，但是仍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部分。即便中國允許日本海軍懸掛旭日旗不是特別嚴重的事，也起碼是不妥當的）。

    中國國民在對日問題上，一向軟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動領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實效影響現實的言論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實際作用的行動。相對於猶太人在二戰後鍥而不舍的追究納粹戰犯責任、推動德國“去納粹化”，中國人做了什麽？反映日軍侵華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張純如還是美籍華人而非中國國籍。事實上，國人連那些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而複仇，在世界各地刺殺多名大屠殺製造者的亞美尼亞人都不如（當然，我也沒有做到去殺掉那些戰犯和右翼分子。亞美尼亞人殺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沒有保護的屠殺指揮者（而且亞美尼亞人也是有組織的），而以色列則是動用了摩薩德和國防軍。麵對龐大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保護他們的日本軍警，國人想與群敵對抗和搏血，采用實際行動攻擊並成功，也要有組織和團隊。單憑一個人難以做到。而我，在別的方麵也曾經抗爭到割腕血諫的地步。當然，我也會為追究日本侵華責任在內的各種抗爭呼喊和行動，鞠躬盡瘁，為國家和民族利益鬥爭到死）。國人尤其漢族，普遍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一盤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國的問題上，即便如今中美貿易戰激戰正酣，除了少數極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眾並未因此對美國產生仇視心理。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國人也隻是把貿易戰看成一場比以往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非中美生死決鬥。在美國製裁華為後，雖然有少數“抵製蘋果、購買華為”的聲音，中國國民依舊選擇“用腳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蘋果直營店的顧客盈門和同一條街上華為的冷清對比鮮明，哪怕蘋果直營店大門十幾米外的路邊，就豎立著華為的廣告牌。還有，一些視頻中顯示，在某些華為門店與蘋果門店（非官方直營店）相鄰的手機一條街，蘋果門店滾動的霓虹燈字幕上寫著“別買我的，去隔壁買華為”之類，以示愛國、支持國貨。但有幾個顧客把這當真了呢？有哪怕五分之一的人因此改變購機品牌選擇了嗎？包括華為和蘋果店的店主店員們，又有沒有真的把這廣告當回事呢？我想如有心人調查了解，不難得出事實。而在華的外國媒體人和學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樣有能力通過一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間，了解中國大陸表層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樣的巨大差異。

    至於因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係統而出現的“抵製韓貨”、“抵製樂天”，僅僅在中國北方部分地區（主要是東北的遼寧省）出現了一些抗議標語和部分激進人士短暫的抵製。很快，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反彈，最終以韓國“薩德”成功部署、抵製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參與抵製者還遭到了眾多網民的嘲笑。

    而對於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如英法德等西歐發達國家，以及加澳新等國，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就對其無甚惡意。除了2008年的“抵製家樂福”曾掀起一陣短暫的波瀾，數十年間中國幾乎沒有特地針對西歐國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即便在互聯網興起後，國人也沒有什麽“仇歐”情緒。

    當然，如今國人對於西歐接納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頗多不滿、惡語相向，但這是出於國人人文素養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對“政治正確”和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國人在惡劣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與民族主義沒有直接關係。而且，他們主要仇視的是難民而非針對西歐國家和白人民眾（甚至從他們的角度，還為“白人的國家”“被占領”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國互聯網上，充斥著對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稱頌與對今日多種族共存（當然黑人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這種心態）。相對於以前，習近平時代的國人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對待西歐的態度並未有什麽改變，除了在涉及殖民曆史時表達一些並不超乎尋常的憤怒，整體上還是溫和的。

 

中國大陸民間對涉及港台問題的態度和言行的特征、影響，及這些態度和言行產生的原因

 

    在涉及港台的問題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民眾似乎表現出了比以前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周子瑜國旗事件”及引發的“帝吧出征”，就是一個突出案例。而“小粉紅”也成了習時代中國年輕一代民族主義者和類民族主義者活躍的代名詞。

    但中國大陸民眾在港台問題上表現出較高漲的民族主義和類民族主義情緒，是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的，它的實際影響和表麵的聲勢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頭的呼號和現實的行動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談原因。固然，習近平政權強化專製、策動對港台強硬輿論以轉移國內矛盾，是促使國民對港台態度發生變化的一個原因。但如前所述，習近平執政造成的人權極度惡化、社會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義意識。那麽對港台仍舊較以前增強的反感與對抗式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何有明顯增強呢？我認為有以下兩點主要原因：

    第一，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信息技術革新，尤其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和應用，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讓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衝突表麵化、極端化。

    在智能手機普及以前，大陸與港台的普通民眾沒有那麽普遍和直接的言語接觸，自然無從激烈交鋒。而如今兩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幾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機，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參與論辯，都比以前容易了許多倍。而互聯網又很容易放大極端聲音和製造對立，因此無論大陸的民族主義還是港台的本土/國族主義情緒都借助互聯網平台急劇升溫。

    而這並非隻是中國的“專利”。從美國到巴西，從印度到尼日利亞，從印尼到烏克蘭，社交媒體撕裂了太多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也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則是對立衝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一。而中國大陸網民和這些國家比較，並不突出。

    第二，許多大陸民眾對港台民眾的反感與對抗的同時，許多港台民眾對大陸和大陸人也充滿反感與排斥，二者是“惡性互動”的關係，而非單方麵的。

    隨著這些年陸港兩地交流的日漸深入，尤其大量大陸人赴港旅遊、就學、就業，因兩地民眾文化與習俗的差異，以及香港地狹人稠、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現實，導致雙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時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數也是近幾十年來從內地和其他地區遷來的，如果論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貫，那絕大多數都是“非本土人”）認為大陸人擠占了他們的公共資源、破壞了他們的獨特文化環境，以及部分大陸人素質低下、缺乏文明禮貌甚至做下一些醜陋行為，均導致港人對大陸人產生厭惡，繼而發展到對大陸人無差別（除了親港台的大陸人）的歧視乃至仇視。

    而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意，無論從表現還是原因看，都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白人本土居民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與排斥異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視的，是同一種族乃至同一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當然，港人對待南亞、東南亞的傭工、難民同樣歧視，例如根據民調，絕大多數港人均反對給予外傭居港權。有的傳統泛民主派議員因支持外傭居港權，還影響選票，成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一。不過，倒是極少聽說港人歧視白種人尤其來自歐美的人，甚至，對於歐美人，有些港人還以一種“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這種歧視和仇視，由針對來港大陸人，逐步變成對整個中國大陸民眾乃至中國大陸的歧視、仇視、敵對，並出現了本土、自決乃至港獨思潮，試圖將香港從中國的一部分中脫離出去（不僅試圖脫離政治管理，還有文化、社會形態的“去中國化”）。而港人對大陸人這些歧視、仇視、敵對，以及參與或同情港獨（或實質港獨）的分離主義言行，自然也引發了大陸人情緒的反彈，雙方矛盾不斷加深。

    而在互聯網上，無論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一些港台媒體的新聞頁麵評論區，充斥著對大陸及大陸人的歧視與謾罵，其中有些極為惡毒。僅僅看許多港台網民對大陸人的稱呼，就很能反映問題。諸如“支那（原本無貶義，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侵華日軍及其他反華者特意使用該詞（而非使用正式稱呼“中國”、“中華”）以表達輕蔑、侮辱之意）、“蝗蟲”、“426（死阿陸）”、“支蛆”、“大劣（陸）人”、“強國人”等諷刺綽號遠比正常稱呼使用普遍，有些明顯比“港燦”、“呆灣”、“台巴子”這些大陸人對台灣人的蔑稱惡毒。當然，大陸有“留島不留人”的極端言論，可台灣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擊三峽大壩”之類同樣反人類的言辭。（我在經常性瀏覽海外網站前，還以為港台人相對文明，但後來越發感覺不對勁。尤其我出國可以自由上網後，看到港台網民的惡毒與陰險更甚。他/她們受教育水平應該總體遠高於大陸人，但是許多港台人把知識都用來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文過飾非了。他們對大陸人的攻擊謾罵是普遍的、長期的、持續的，而不是個別現象）

    而港台網民字裏行間大陸的敵視和冷嘲熱諷，以及在涉及中國大陸與美日糾紛中“一邊倒”的支持美日而譏諷大陸，更是所有平台都能經常性看見。在一些半封閉的平台和群組（如telegram群），港台人抱團對大陸人士進行攻擊和叫陣同樣普遍。而且港台人對大陸和大陸人的大多數辱罵攻擊中，理由並不充分、抨擊並不合理，而是僅僅由於事情涉及大陸、對象是大陸人，隻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對錯而進行的謾罵攻擊。

    而在這次香港持續數月的示威和動蕩中，香港人對大陸人及中國的象征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由互聯網上的謾罵和現實中的歧視，轉變為更具攻擊性的行動。在這次動蕩中，香港人不僅多次眾目睽睽之下踩踏、燒毀國旗（中共政權不合法，但是五星紅旗在目前依舊是中國的象征），以及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包括記者、遊客和警察（輔警））被港人圍毆的事件，而大陸遊客被騷擾、強製檢查手機、跟蹤追趕式謾罵，更是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言行如許多“光複XX”行動（“光複”二字帶有強烈的本土、排外主義色彩，類似於歐美反移民的極右勢力）。（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大陸人並未有主動挑釁香港人的行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認為要對他們拍照，有些是被強行搜出身份證件（後被在網上搜索查出為大陸輔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還有些隻是因為他們口音、衣物等被識別出為大陸人，僅僅因為是大陸人，即被示威者攻擊）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大陸網民又如何可能單方麵保持理性克製呢？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升級是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單方麵歸結於一方。如果僅僅看“牆外”，明顯港台網民的種族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言辭，比大陸網民的民族主義言辭更強烈和極端。而且，顯然沒有證據表明是大陸網民首先挑起對港台人的大規模仇視（甚至一些跡象如“蝗蟲”廣告的刊登，證明升級點來源方向相反）。

    很明顯，大陸民眾對涉及港台問題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是和互聯網與社交媒體興起、民粹主義在全球迅速泛濫的大環境分不開的，也和許多港台民眾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對情緒的造成的雙方惡性“互動”關係緊密。因此，在這樣複雜的情形下，單方麵指責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談到大陸民眾對在涉及港台問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實質影響，更是相當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發一陣喧囂和爭議外，它產生了什麽作用呢？與NBA莫雷事件後翻牆網民集體刷屏辱罵幾天“NMSL”一樣，沒有什麽持續性和太多實質影響。它造成的實際傷害還不如小圈子裏（尤其相對封閉的圈子）足以逼一個人自殺的侮辱謾罵、謠言誹謗等“微型”網絡暴力。而且，這種刷屏辱罵隻是在海外更加破壞了中國大陸和大陸民眾的形象罷了，沒有人因為這種刷屏被嚇住，也沒有人因此受到實質的利益損傷。而這種民族主義表達也影響不了中共對港對台的決策。

    如前所述，這次香港示威和動蕩中，不僅有國旗被踩踏、燒毀，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被港人圍毆乃至淩虐、被強迫檢查手機、跟蹤和追趕著指罵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集體行動等言行。而這一切，對於大陸民族主義者而言，自然是極具羞辱和挑釁性的。那麽大陸民眾的反應和應對如何呢？

    相對於港人將對大陸人的口頭暴力轉化為肢體和現實中的暴力，且行動高度組織化、協調化，大陸十多億民眾卻連一支線下的赴港“誌願力量”都沒有，在大陸更沒有任何針對港人的暴力行為。同樣，許多大陸網民因鼓動在互聯網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銀行卡餘額在內的幾乎所有個人信息。還有在港在日大陸人因反對示威者、撕毀連儂牆，而被港人人肉搜索、舉報給日本警方並拘捕，還有的遭到現實肢體攻擊。

    而反過來，大陸方麵除了前些天有一個疑似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網站公開了一些示威者的個人資料外，大陸民間幾乎沒有任何對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沒多少大陸人有興趣去看“香港解密”，裏邊內容信息有限，對當事人生活沒什麽影響。而反過來對大陸人和在港反對示威者的起底卻詳盡並影響到線下）。

    與現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國有許多民族主義黑客群體“紅客”，也有一些知名的組織化的“紅客”團體，曾經與西方及海外反華群體（或並非真的反華，隻是被中共定義為“反華”群體和個人）及對方黑客進行過激烈的對抗。而這幾年包括2019年，哪還有“紅客”的影子？兩相對比，現在的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究竟是強了，還是弱了？一目了然。（當然。“紅客”的衰落也和互聯網管製在整體上都收緊有關，但這也在側麵表明中共是實實在在打擊網絡民族主義的）

    雖然大陸各網絡平台充滿了對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為的激烈譴責和謾罵，但大陸的民族主義者中，有幾個人肯花金錢、時間，耗費精力和冒著被人肉和騷擾的危險，去與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陸有相關能力的人，最低估計也有上千萬。不過現在看，願意出錢出力的寥寥無幾（例如有大陸婚慶公司老板去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費辦婚禮，但這種肯付出實際開支的極少），而組織起來去對抗的則哪怕一個都沒有（根據媒體報道，僅有一例大陸人個人自費去香港攻擊示威者的，但是連保釋自己的錢都沒有，動機也很不明確）。大陸即便有民族主義者，不僅人數少，而且都是一盤散沙，更無實際行為，更談不上協調和聯動，遠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樣已至少數十次在線下暴力攻擊大陸人（言語挑釁和強製“檢查”手機更是難以計數，連台灣（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揚）講國語的記者都不能幸免），發起大規模的“本土運動”，而且成群結隊、組織嚴密，儼然如巨大的黑社會團夥。還有香港反對派、本土派人士的“黃色經濟圈”也搞得有聲有色，涉及就業數萬人、收入流水以億計，可見其團結性與實質的參與度。而在美歐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華人（多為台灣籍）的組織性、團結性和行動積極性，同樣遠超大陸人，哪怕大陸出身的海外華人總人數明顯比後者多出許多倍。

    還有例如一群香港激進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萬公裏之外的英國倫敦，成功襲擊了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燁。可見其線下的實際行動力、實際實行暴力的能力之強。相反，中國大陸何曾有民族主義者或者類似民族主義者襲擊過支持港獨台獨、否認日軍侵華屠殺的外國人和中國漢奸？具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國人在海外何止超過港人百倍，然而有幾個為民族主義或其他維護大陸利益而自告奮勇去抗爭呢（當然中共政權官方組織的那些行禮如儀的、隻阻止關於影響中共統治的活動不算在內）？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有一些中國留學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議活動，試圖反製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體。但經過幾天短暫的衝突後，這些留學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國公民依舊繼續進行相關活動。

    這些中國留學生基本一敗塗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這些人雖然已經算是中國社會中的“精英”（哪怕許多是野雞或半野雞大學的），但是依舊不會據理力爭、以理服人，不會更不樂於用國際上被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為論辯基點、不會以西方主流社會尤其進步陣營認可的和聽得懂的言辭方式表達意見；不會將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沒有政治常識和參與政治辯論的經驗；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對具體事件就事論事、分別分析（例如對反《逃犯條例》的和平抗議，與暴力打砸燒的區別，追求普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主張港獨的差別）的能力；不懂得認真細致的傾聽、冷靜與理性的溝通，也不知道哪些問題不可讓步，哪些問題應該接受批評，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崇尚弱肉強食、認權錢不認是非，乃至愛好粗話和拳頭等“硬實力”，覺得“拳頭大道理就大”，對外溝通往往展現出其蠻不講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穢語和謾罵恐嚇的習性本性難移，再加之作惡的“技巧”相對比港台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一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們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許多人乃至大多數本身品質都不好，有一部分甚至稱得上是心術不正、思想惡毒，即便幹正事也帶著無恥的氣息。（當然，就我所看到的，港台人包括許多港台名校學生乃至知識分子，同樣有以上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

    二是他們大多為權貴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稱“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來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幹淨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獨裁政權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氣不壯，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國留學生集體開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豪車對抗香港示威者後，就被“起底”），本來就心虛，因此受挫後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個原因是，這些人同樣是精致利己主義者，沒有真正的愛國心。他們雖然一時虛榮和“愛國心（更多是“愛中共、愛帶給他們富貴榮華的政權之心”）”膨脹，開著豪車帶著國旗去“炫”“愛國”，在大學校園叫罵著“練”“愛國”。但當他們開出法拉利去“愛國”被“起底”後，迅速的就縮了回去，選擇明哲保身。隻要他們能保持榮華富貴，中國分裂成多少塊、香港台灣獨立，他們都不會真的在乎多少，頂多在朋友圈罵幾句而已。他們的父母（包括現在仍在中國的權貴父母）和長輩同樣沒有什麽愛國心，而是想拚命撈錢撈利益，早晚出國或在國內別墅和高幹病房頤養天年。（話說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權貴同樣搖身一變，成了15個新國家的官僚、寡頭，過得一樣滋潤。隻要他們的蛋糕份額還在，他們中有幾個在乎國家的崩潰？）

    因此，連這些最“財大氣粗”的國人都不敢也不願為民族主義付出什麽，遑論其他沒錢沒勢、受剝削壓迫、每天為生計掙紮，乃至蒙冤受屈的國民了。

    相對於互聯網上的攻擊，發展到線下的攻擊和對現實生活的負麵影響，則使危害性有了質變。而大陸人除了在網上與港人有所交鋒且明顯處於下風（而且並不是一方是一方非的黑白分明情況下），完全是一盤散沙，在現實的行動力和團結性方麵，都遠不如人口隻有大陸200分之一的港人。

    這樣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對的還是錯的行動）的民族主義，能有多嚴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義的言論而無民族主義的行動（哪怕有實施一定程度民間行動的實力和條件），中國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有多少虛、幾分實呢？不言而喻。

    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尤其身處既得利益階層的人，經常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打壓異見人士、反體製人士（如“公知”等）。將批評政府、批判中國社會黑暗麵、崇尚歐美的製度與社會的人打成“漢奸”、“美分”、“日雜”、“向國外遞刀子”、“崇洋媚外”、“跪久了站不起來”等等，極盡羞辱、汙蔑、攻訐。例如武漢疫情期間，各路“愛國”人士對寫《方方日記》的方方及其支持者的圍攻謾罵。這似乎表現了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強大。

    但其實，他們的極端和瘋狂僅僅針對處於弱勢地位的本國異見者，傷害範圍僅限於中國人自己，而不會逾越界限將實際傷害施加給外國和外國人。當年的義和團“扶清滅洋”，所殺者99%以上都是中國人。而如今的“新義和團”，連1%的“洋人”都傷害不到，其隻會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來迫害國內同胞。這樣的悲劇，在50多年前的文革時代也發生過。人們義憤填膺的喊“打倒美帝、打倒蘇修”，將知識分子打成“美國特務”、“蘇聯特務”、“英國特務”加以殘酷迫害，但卻碰不到真正的美蘇利益，燒毀英國駐華代辦處已是他們最大的對外“大捷”了。如今的“愛國群眾”也一樣，隻是政權用以打壓國內反政府聲音的工具罷了。而且如前文提到的那樣，他們也並不見得有真正的愛國心和民族觀念，僅僅是一種出於維護個人既得利益或盲從於輿論引導的行為罷了。

    這種特殊的“對內民族主義”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它高揚的的確是“愛國”的旗幟、呼喊的也的確是“民族”的口號，但實際上卻把匕首向同胞刺去。他們以民族主義為名，掩護實行專製和維護既得利益之實。這樣的“民族主義”，外國人不需擔心，受害的是中華民族自身，應恐懼和擔憂的也是中國人自己。這是怪誕的，卻又是現實的。

    中國民間在民族議題上的態度本質

    此外，從多數中國民眾對一些國際衝突的看法，也能窺得國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心態。例如在關於以巴衝突尤其加沙問題上，中國國民普遍對於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擊石式的抗擊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臣服於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實實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發射火箭彈“挑釁”以色列。而他們完全不顧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領土、製造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封鎖加沙地區、肆意攻擊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裝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於生計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控製區，在實際控製線時，會被以色列軍警裸體搜身）、不允許巴勒斯坦有獨立的經濟尤其工業、阻止巴勒斯坦基礎設施建設和電與水等基本供給的獨立。他們也不體諒作為弱勢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殺式襲擊）和“殺敵一個，自損一百（乃至一千）”的頑強，反而主張順從強大的以色列以換取安寧。在他們眼裏，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X”。

    這其實與中國國民麵對中共獨裁政權不敢也不願反抗、漢人麵對滿清屠殺和壓迫後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國人抗戰中為了“混口飯吃”去當“皇協軍（有些人在國民黨軍、八路軍和’皇協軍‘中，選擇投靠‘皇協軍’，僅僅是出於後者比前兩者薪水高。許多人為了一點錢和飯，才不顧什麽民族大義，很坦然的就去當了漢奸）”，如出一轍。如今絕大多數的國人，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生物，隻把生存（或者就是“活著”）和私利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遑論真心實意的民族情感和愛國責任意識了。

    綜上所述，由於專製的強化、社會的糜爛、理想的喪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義的盛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虛浮的、有限的、沒有多少現實影響力的。哪怕它看起來聲勢浩大。對中國大陸的民眾而言，麵對專製的壓迫與社會的殘酷，隻有眼前的利益，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帥、大城市戶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實際”的利益，對他們是第一位的、不顧其他一切（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的。

    至於愛國、國家利益、民族情感，要麽完全無感，要麽隻是當成一種時尚和生活點綴，以及應付國家安排的“愛國”差事，沒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沒有幾個人肯為民族主義訴求付出多少物質損失、做出哪怕一個月工資的犧牲。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什麽可懼怕的呢？我倒是對這種缺乏家國天下意識、沒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感的狀況感到憂慮。

 

（2）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在涉及民族主義問題上的表象與實質及其複雜性

 

    那麽官方呢？習近平時代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行動又是怎樣的？

    事實上，相對於鄧小平、江澤民，乃至胡錦濤，習近平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是更加色厲內荏、虛張聲勢、對內宣傳與對外行動完全兩個套路的。

    在對內關於民族主義的宣傳方麵，習近平時代投入的“量”上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滿大街的“中國夢”壁板畫、以“愛國”打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六字標語，還有從重要會議、紅頭文件到官方媒體，無時無刻不在提及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從政治宣傳的內容看，習近平時代的確比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期間）都更強調“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統文化”，宣揚“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這一切營造了一種在外人看來很濃重的民族主義氛圍。

    從對外戰略看，由於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向世界全麵伸出了它的觸角，對外更具主動性、進攻性。例如習近平執政集團提出的“一帶一路”，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而中美貿易戰，也和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美經濟政治政策的強硬密切相關（雖然它更多是因為美國的主動進攻促成）。龐大的經濟體量、政治上與眾多國家關係的加強、文化領域對外宣傳聲勢的擴大、軍事上軍費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這些的確是事實。它們似乎也都在顯示中國正在走向民族主義、對外擴大影響力和幹預力的路線。許多國內外觀察家和中外國民也以這些作為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中國威脅增強的論據。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觀察家認為，中國如同二戰前夕的納粹德國。

    但另一方麵，習近平政權與毛澤東以來的所有中共執政者一樣，都以維持與鞏固統治作為核心目的，不僅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對外關係同樣把維護中共專製統治作為其根本和最終目的。這不僅是中共，也是所有專製政權乃至沒有充分民主的政權的共性（當然不同專製政權情況不同。例如普京就側重於通過真正的民族主義行動增加支持、維護統治；中共則是對國家尊嚴能讓就讓、國家利益能賣就賣，以討好外國“不幹涉內政”以維護統治）

    因此，中國的外務工作從來不是以維護國家利益和達成民族主義訴求為目的，國家利益隻是中共政權控製下中國外交的相對次要目的。當國家利益與統治集團的利益相悖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出賣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以換取對統治的維護。而民族主義更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當鼓動民族主義有利於維護統治，中共就會鼓動；當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執政發生矛盾，中共同樣會毫不猶豫選擇壓製民族主義思潮和行動。也就是說，在中共治下，民族主義隻是可用可棄的工具、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堅定不移的、真正帶有維護國家利益和強烈民族情感訴求的民族主義。

    那麽，在習近平時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具體的表現和反映的實質是什麽呢？與此前（尤其胡溫時代）相比，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實質上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習近平政權對內民族主義宣傳的內容、方向/目的、功效

 

    如上所述，中國在對內宣傳和對外戰略上，似乎都展現了其民族主義的一麵。但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與表麵現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對內的宣傳。第一，習近平政權所鼓吹的“愛國主義”、“民族偉大複興”，更多是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和相對於普世價值（尤其相對於西方）的“獨特性”，其側重點是為利用傳統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釋版的“中華文化”來對抗發端於西方的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而這些並非是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目的，而是對內加強思想控製的手段，且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是一種類似於民初儒家、玄學派、保皇派等勢力推動的“尊孔複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國”的民族獨尊，更非納粹的“純血主義”和擴張主義。而且，由於滿清入侵破壞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切斷了華夏民族意識的傳承，中共又在數十年間摧殘了中國和漢族的民族精神，導致“中華文化”極度缺乏根底和積累，也讓漢民族的文化獨立性不複存在，致使如今中國真正的民族主義內質嚴重缺失和空朽。

    第二，中共官方對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投入甚巨、聲勢雷人，但並沒有太多實際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於習近平政權一係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國國內人權在嚴重的惡化，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不同階層之間呈現一種“冷戰”式的對抗狀態，人與人之間充滿著不信任、有競爭關係的人和群體間仇恨在不斷滋長。在這樣一個大叢林中，大多數人腦子裏都是怨氣、仇恨、自利、爭鬥、麻木、柴米油鹽和上學看病養老買房……這些都極大的衝淡了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

    民族主義的興盛，是需要以民族內部的相對團結、對外的相對一致性為前提的。一個民族內部互懷仇恨，生活中“自掃門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團結起來，共同追求遙遠而需曠日持久才能達成的民族主義目標呢？即便官方再賣力的宣揚，民眾陽奉陰違，甚至部分人根本不買賬，這樣的鼓動有多大現實影響呢（尤其和兩次世界大戰時德、日、奧、法、俄、英的民族主義比起來。一戰前和戰爭中期及之前，各國民眾爭相參軍作戰，現在中國真打起仗，除了個別狂熱分子，誰肯去冒生命危險）？

    此外，中共在宣揚“愛國主義”時，雖然投入巨大，但是由於官員和公務員普遍腐敗無能、素質低下，導致“‘愛國’宣傳”效率低下、事十功一，宣傳手段死板、內容僵化陳舊，教條式和極不自然的“接地氣”宣傳，都難以讓愛國感情深入人心。而且，一個不能正視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國內災難的政權，如何能夠真正喚起人民對這樣政權統治下國家的熱愛呢？

     除了部分網民在網上發表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且僅停留在口頭，還有更多網民對民族主義話語進行了激烈的反諷與解構。諸如對倪萍、董卿等嘴裏喊著愛國，卻移民/生孩子在美國的上流名人，網上譏諷遠多於祝福。“愛國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經是許多中國網民譏諷假愛國權貴和上流階層的口頭禪。而在華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確多數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輿論引導外，這更多是中國弱肉強食價值觀下對富人和權貴的諂媚、奴才為奴隸主主動辯護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義感情同樣是次要的。例如許多國人對特朗普的崇拜，顯然不是從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對這種強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貧愛富、恃強淩弱，以“我弱我有理”譏諷弱勢者包括正常維權在內的言行，已經是近幾年互聯網上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許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權貴和各色貪官汙吏及其子女都會選擇去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留學、生活，他們的確沒有因此反抗（也無力反抗），但是無論是選擇崇拜強者試圖“變成惡龍”的，還是“不敢言而敢怒”積鬱不滿的，對於中共虛偽的愛國主義宣傳，均是不屑一顧、也根本顧不上的。

    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反抗權貴的剝削壓迫，就會轉向民族主義以發泄生活中的憤懣。這的確是一部分平民包括底層民眾的選擇。但還有一部分民眾則選擇了“這不是我的國家，我不愛”的態度，以抵製民族主義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義（例如許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殺者），或者對包括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在內所有官方價值觀的否定與解構。如果從人數上看，激進民族主義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和對國家政治上幾乎毫無影響力。

    當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人，還是那種最多在各種行禮如儀的活動中“愛國”一下，最多偶爾在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發個國旗表情和“熱愛祖國”的幾個字，平常根本不關心、不了解，更不參與民族主義的一切。這些“沉默的絕大多數”，足以代表當今中國人整體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很明顯，這樣的民族主義比胡溫甚至鄧江時期都弱，那時畢竟還有許多上街遊行的民族主義者）

    當然，有人認為，當年德日兩國的民眾，不也是類似的“平庸之惡”嗎？這顯然是比喻不當的。如果了解那段曆史的都會知道，當時的德日不僅是發動了對外戰爭，民眾也大都支持對外戰爭、更普遍參與了與侵略擴張有關的經濟社會活動，全麵投入了戰爭機器的運轉，許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義目的帶來的利益和對外侵略與掠奪的果實。而如今的中國大陸，並未對外發動侵略，人民也沒有普遍參與實質的民族主義行動及從中獲利（當然，新疆集中營的人權災難、民族悲劇是一個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參與者有限的，不應該由十多億國人共同均攤）。

    此外，二戰中德日法西斯政權下的國民，一戰時乃至一戰前和戰間期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部分民眾，是以一種民族狂熱態度、帶有殺戮“敵人”和自我“犧牲”的想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而如今中國大陸的民眾普遍隻是將“愛國”當成如同“追星”和“打卡”一樣對待的，並沒有身體力行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意願。

    當然，在中國理工/工業黨青年精英階層中，的確有為數不少的民族主義者，且不乏狂熱的主張與美國進行爭霸甚至熱戰。但這種觀點的隻是在高知社達理工精英中流行，並不是社會主流意見，隻是這些人在知乎等社交輿論平台把持著話語權罷了。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以及人文社科領域的青年學生，普遍是不認可這種缺乏理性和嚴重脫離現實的狂熱民族主義思想的。最重要的是，這些人除了口頭上甚是狂妄，並不能真正影響到國家政策，得不到深知中美國力差距的中共當權派支持。即便他們真的鬧出一些風波，也隻是像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那樣，基本隻能坑害國人，被政權利用迫害異見人士尤其知識分子，而夠不到“美帝蘇修”等外國及外國人。此外，真正到了美中衝突、中國與他國衝突時，他們中大多數人恐怕並不願意付出多少實際的代價。到了需要實際行動、需要真金白銀的付出時，他們大多數乃至幾乎全部都會“蔫了”。而除了這些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高知理工精英，其餘的占國民大多數的民眾，如前所述，連思想上對民族主義尤其擴張主義都是缺乏熱情的。

    因此，大多數中國人民不應是“平庸之惡”的背負者。或者準確的說，即便國人的確有著“平庸之惡”，也並非體現在民族主義方麵，而且其他領域（例如對公共事務與漠不關心、對不平等與剝削壓迫聽之任之，對邪惡與不公袖手旁觀……許許多多方麵。這個展開來講就更長了，在此不敘述）。

    綜上所述，中國官方在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麵，成效甚微，成果如紙糊的堡壘，木棍一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牆，大風一吹就倒。

 

習近平時代的港台政策及其動機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在關於港台問題及對外領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現出強烈的、超過以往的民族主義訴求和霸權主義傾向呢？

    首先談香港。隨著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專製的日益強化，他對於幾乎是“半飛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對運動越發不能容忍。香港作為一個極為特殊的地區--既名義和部分實際上處於中共政權的統治與控製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權包括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陸形成了鮮明對比），是極端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對溫和的獨裁者，對香港這樣的地域會有更多放權，也會對當地的民主訴求有更多寬容。而且，像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相對於習近平較開明些的獨裁者，在大陸內部允許有限的公民運動和政治參與，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會讓香港看到大陸可能走向民主與開放、人權改善的希望，對陸港兩地製度與環境正向接近較有信心，港人對大陸的敵意和對融入大陸的恐懼也就不那麽強烈。

    相反，習近平將專製高度強化，使中國大陸民主法治全麵倒退、人權急劇惡化，個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聲調……都導致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各地民眾尤其知識分子的普遍恐慌。無論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對人權律師的抓捕，還是“習核心”的形成、廢除任期限製及個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證明中國大陸不僅在未來數年乃至十數年內民主無望，人權狀況甚至還會進一步倒退。而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越與大陸融合，也就越可能喪失現有的一定的自由與民主（更不用說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進一步拓展了），這自然導致港人的離心傾向越發嚴重。

    而習近平治下管理對港政策的中央機構港澳辦及在港猶如“總督府”的中聯辦，更是加深了對香港政治的幹預。例如強烈主張在特首普選中加入“篩子”，以確保中央的控製權。這就引發了2014年轟轟烈烈的“占中”運動。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較為強硬的方式，完全拒絕了“真普選”的要求。最終，“占中”運動實際上以失敗告終。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跨境綁架案”，則引發了港人對中共向香港更深滲透和直接暴力幹預的嚴重恐懼。2016年的“宣誓風波”及對6位民主派/本土派議員的“DQ（取消資格）”，同樣被視為中共對香港民主的進一步打壓，以及香港親北京勢力的進一步得勢。而2019年《逃犯條例》的修訂，徹底引爆了港人壓抑已久的怒火。

    但這些是否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呢？首先，中國大陸專製強化和人權惡化，與民族主義幾乎毫無關係。專製強化的動機並非是達成諸如“民族偉大複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為了鞏固專製統治，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同樣，大陸人權惡化的後果，同樣是危害了大陸民眾，當然對世界也起到惡劣示範作用，甚至中共專製的手段乃至模式還“傳染”到了其他一些國家。但其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侵略擴張的意圖及其他帶有民族主義目的的訴求。

    而涉及香港的一係列行動，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壓製反對中共政權的力量，而非希望將香港變成與大陸相同的體製，這對於中共及中國的經濟也並無好處。一個安寧的香港遠比一個動蕩和反共浪潮接連不斷的香港更利於中共。而關於主權問題，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除了反對涉及港獨的問題外，中共對香港的各種幹預均沒有民族主義色彩，而是為了中共統治的功利目的。而至於涉及港獨或實質港獨的，無論中共還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反對獨立是無可非議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反對自己的國家分裂。如果說這是一種民族主義，它也是在合理範圍內合情的民族主義。

    值得一提的一個案例是，十一國慶節期間，有幾位港中大的陸生在自己宿舍窗戶上掛起五星紅旗，然而卻被港生騷擾和攻擊，包括在門外謾罵、在門口傾倒垃圾、將汙水滲入宿舍、破壞門鎖、暴力攻擊宿舍門並進行恐嚇等。而港中大則采取姑息放縱的態度，讓陸生不要“惹眾怒”。當宿舍一位女生將事情發到大陸微信平台上，卻被刪除，該事件被壓製下去，中共政府也沒有要求懲辦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學生，反而在輿論上表現出息事寧人的態度。事實上，香港攻擊大陸人的視頻、圖片，在微博等平台普遍被限製，隻有官方媒體和個別影響微小的自媒體有涉及，大多數大V都對港人對大陸人頻繁的暴力攻擊噤聲。這一方麵反映的是國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壓製大陸民族主義輿論的原因在內。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義，還是壓製民族主義，一目了然。

   而在涉及台灣問題上，如前所述，由於互聯網的發達，民間的交鋒日益強烈。那麽官方的層麵呢？我並未看出相對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當今的中共對台有更強硬的政策態度。如對台軍演、爭奪邦交國之戰、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兩岸軍機在海峽發生摩擦，以及建國起至今每個領導人都強調的“統一祖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樣是一以貫之的行為和口號。而蔡英文上台後陸台關係比馬英九時期惡化，其實更多是民進黨傾向於台獨，大陸做出對應反應而已。陳水扁執政時期，大陸與台灣還發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論李登輝時代的1996年海峽導彈危機了。因此，習近平時代在對台問題上並未比以前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更未表現更實質的行動（其實在行動上反而更謹慎乃至退縮了）。

    對習近平而言，台灣問題的確是一個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凝聚人心、爭取其政權合法性的口號。但他大概率（我認為90%以上）不會對台用兵。因為無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中共高層，均是把統治集團及個人與家族利益作為首位。

    即便萬一爆發戰爭，如紀思道先生所言，美國有多種方式反製中共高層。即便直接比武力，腐敗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國大陸軍隊（而且在人心敗壞、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軍隊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也值得懷疑。而上層同樣隻想“保家”而不會“衛國”，如戰爭天平向美台傾斜，部分軍隊拒戰、叛變的可能性不低）難道可能打贏有美軍參與的大規模戰爭嗎？對台戰爭爆發後，哪怕互有50%勝率（其實我並不認為在美軍的大規模幹預下，中共勝率有這麽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台（我認為隻要是大規模戰爭戰敗，中共倒台是非常可能的）。一個戰敗的中共政權，就會如滿清王朝一樣被民眾乃至精英唾棄，甚至下場遠比清王朝遺老遺少悲慘。馬島戰爭導致加爾鐵裏軍政府倒台，也是前車之鑒。我認為習近平不會冒這種風險，做弊遠大於利的戰爭行為。

     還有，海峽兩岸之所以不能統一、台灣民眾之所以離心傾向嚴重，最大的原因恰恰在於中共的獨裁統治，而習近平上台後的倒行逆施更加劇了台灣民眾人心的背離。在1980年代，支持兩岸統一的台灣民眾還是主流，台獨分子是很邊緣化的。但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大陸自由化戛然而止，台灣卻正是在1989年前後大步邁向民主化。民主政權下的國民自然不願意被專製統治。即便如此，1990年代反對台獨、認可自己為中國人的台灣民眾仍然超過半數，隻是更多傾向於維持現狀，在大陸民主化之前拒絕實現統一。這時的兩岸統一大業，起碼還是“有救”的。

    但中共政權在六四後的三十年間，始終拒絕民主改革，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台灣漸行漸遠。一個沒有基本政治自由、沒有法治與憲政、到處是黑暗的大陸，當然不能吸引台灣民眾的加入，隻會導致後者的厭惡和離心。而且，中共政權經常通過貶低民國、國民黨時期來抬高自己，如略去國民政府時期“黃金十年”的成就、貶低國民黨的抗戰成績等，使得兩岸民眾缺乏共同的曆史認同，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虛假的政治宣傳、軍事上的虛聲恫嚇，更讓台灣民眾反感。習近平上台後，則徹底打碎了大陸政治改革的希望。而其對香港自治的日益收緊，讓台灣政府和民眾直觀感到了統一的可怕，從而加快了背離大陸的步伐。

    而這正讓台獨勢力有機可乘。台獨勢力利用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失望、兩岸人心的離散，由邊緣走入主流、由隱蔽走上前台，多番掌握最高權力。然後，他們通過教育、宣傳等方式，培育出了大量“天然獨”的年輕人，讓台獨力量生生不息並越發壯大。因日本曾統治台灣50年而在台灣有很深根基的親日派勢力，也抓住兩岸對立和台灣民眾對前途迷惘的機會，利用民主化條件下的表達自由、宣傳自由，將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厭惡轉化為對大陸的排斥、對大中華主義的厭倦，引導台灣民眾親日疏華。在台灣的台獨、親日派、親美派、反共主義者甚至滿人等互有重疊的多股勢力的影響下，台灣逐漸實現了解構“中華民族”、將自己與大陸漢人中剝離、建立“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建構了獨立於大陸、對立於中華的“台灣曆史”和“台灣文化”。政治上分離還在其次，文化、文明的裂解與對立更難以挽回。

    與台獨崛起同時發生的，是台灣統一派、大中華派、親陸派的衰落。他們原本是台灣的主流，也是兩岸實現統一不可或缺的力量。可是，中共獨裁阻礙了統一之路，還敗壞了主張統一、心係祖國大陸的統派人士的形象（當然也有少數本身就不是好的形象）。統派在主張統一時，麵對著向極權專製投降的指責，背負著將台灣人民帶入火坑的罵名，越發不被多數台灣民眾所支持。如馬英九、洪秀柱等熱愛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台灣政治領袖，被中共的倒行逆施拖累而邊緣化。而且隨著老一代支持統一的人士相繼逝去，後繼無人的統派將更為式微，最終將化為曆史的陳跡。

    到今年，民調中認同自己完全是“台灣人”同時否認自己為中國人的台灣民眾已達近七成（還有二成五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希望“兩岸統一”的僅5.1%。“台灣非中國”、“台灣人非中國人”甚至“非中華”已經成為台灣主流民意。

    顯然，正是由於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專製及各種惡行，使得台獨、反華勢力有機可乘，利用兩岸的相互敵對，在最近30年中以種種手段讓台獨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並且不僅在政治上實現了“實際台獨”，還在思想文化、基本價值觀、身份認同上“去中國化”、“去中華化”，從根本上讓大陸和台灣變成兩個相異的族群，再難聚合。因此，中國大陸的統治集團即中共，才是中華民族分裂的最大罪人，是實現民族主義色彩目標的最大障礙製造者。（香港問題同理，正是中共的倒行逆施，使得大中華主義者銳減，本土主義、“港獨”勢力興起並成為主流，香港人對大陸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由中華民族的堅定分子變為九牛拉不回的“脫中者”。香港也由中國大陸經濟、文化的最強“外掛”，逐步變成反中（而非僅僅反共）裂華的橋頭堡）

    

習近平時代對日關係的前硬後軟、為獨裁統治和中共利益拋棄民族尊嚴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台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台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隻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隻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隻是一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壇壇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淩，哪怕台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一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台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一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曆史的舉動。

    但隨著習在國際上麵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曆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麵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準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注”、“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麵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拚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奸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也有人說，80年代中曾根康弘訪華時北京也掛滿日本國旗。那隻能說明中共的無恥是一以貫之的）。想象一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一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一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

    據一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一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曆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曆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回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係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曆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係”，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製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更惡劣的是，在習近平政權宣傳機構的授意下，大陸的“五毛”和“自幹五”在互聯網上大肆汙蔑香港的保釣人士、反靖國神社人士，聲稱這些人是“為了破壞中日關係”、“受美國指使離間中日關係”等。如此誹謗殊為無恥，更令香港愛國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愛國又支持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一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準衝涼、不準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嚴敏華似乎已獲釋，但郭紹傑迄今未獲釋）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麽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一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一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一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係，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曆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曆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曆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衝突的敵對國家/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一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曆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嚴格而言，對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聲討，不完全算作民族主義訴求，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起碼的、完全正當的行為。我以相關例子舉例，是想說明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連維護基本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都沒有，何談“民族主義興起”、“強烈的民族主義”呢？當然，這隻是一方麵，我不會以偏概全，而是通過習近平時代整體的涉及外務上的表現來評斷）

 

習近平時代對美關係複雜但仍在常軌

 

    而對美關係方麵，習近平政權是多變的、複雜的。在奧巴馬時期，中共對美國批判中國的人權問題非常不滿，也否認如技術剽竊、派遣商業間諜、黑客入侵等行為，經常以強硬措辭回擊。而特朗普上台後，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氣秉性，大多數時候避免直接攻擊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側擊的方式進行批判。自貿易戰打響以來，中國在對內宣傳方麵鼓吹“發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強”，而對美始終保持克製，以防禦性手段為主。反倒是美國（準確說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在不斷強調“美國優先”、“愛國主義”，大打種族/國家牌，甚至有美國高官以“文明衝突”及種族差別來論述中美貿易戰。

    當然，有人會認為，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坦誠，中國官方是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是不公開言說。從某種角度，這的確有道理，因為中共政權是一個沒有誠信和道德的政權，包括外交在內的各種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國總體處於上升勢頭，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論，中國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義道路。

    但細究這次貿易戰從開始醞釀、激烈對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個過程，雙方的動作和言行基本都擺在台麵上，中國方麵沒有出格的民族主義動作。至於中美大國競爭中“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21世紀爆發“熱戰”的可能性極低，而戰爭以外的手段，當然包括鼓動民族主義和民族內部團結。而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全麵回潮之際，如果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不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恥的。隻是這種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應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國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國顯然沒有突破這一底線，而未來也不太可能突破。

    無論是習近平上台之前還是之後，中共在經濟貿易問題上與美國的交鋒都相對理性溫和（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方麵甚至比美國還要溫和理性，比美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聲調更低）。但一旦涉及人權問題，就會猛烈反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麵封鎖消息不許國內報道（或統一口徑譴責）、對國際上的反響也進行積極幹擾與壓製。這更能看出來中共可以喪失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但是不會放棄對統治地位的維護。

 

“一帶一路”及中國其他對外戰略構想與行動的內容與目的

 

    除了對日、對美關係，中國官方的其他對外政策，是否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動機呢？

    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外戰略的最大步驟即為“一帶一路”。關於“一帶一路”，批評之聲紛起，如稱中國“新殖民主義”、“赤色滲透”、“爭奪世界霸權”等等。那麽，實際上是怎麽一回事呢？

    所謂“一帶一路”，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即中原王朝（如漢朝、明朝）和周邊及域外國家進行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明朝，尤其鄭和下西洋）是，周邊國家向中國名義上稱臣、朝貢，而中國贈與其大量財貨，換取對方名義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產，也就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這種以巨額利益換取表麵臣服的行為，與西方同時代的殖民擴張完全不同，中國的王朝並無實際控製、吞並這些朝貢國的意願，更沒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質利益（相反是虧本的），用句俗話就是“賠錢賺吆喝”。這是中原王朝、中國曆史上各王朝與朝貢國的經濟及“外交”關係。

    當然，如今的中共沒有這麽愚蠢，也不至於對幾百年前的朝貢外交抱殘守缺。它的“一帶一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資、貸款、基建等對外經貿活動，經濟利益當然是重要考量。不過，由於中國在國內一向通過“低人權優勢”發展經濟，不顧忌經濟發展中的人權侵害和環境破壞，引發了許多不滿，從緬甸的大壩，到斯裏蘭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國的采礦，普遍出現了各種醜聞。約瑟夫·奈曾評價過“中國正在使用已經被西方普遍拋棄的方式（在欠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和其他活動）”。所謂“被拋棄的方式”就是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早期那種以貸款換取資源、經濟合作中不顧及人權、破壞環境影響當地可持續發展等。但這些隻是經濟利益上的糾葛。進一步說，中共政權對外經貿上的各種算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也是在國際上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尤其特權集團爭取利益，與民族主義沒什麽關係。

    另外，中共還有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即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展第一位”和“穩定壓倒一切/不惜侵犯人權維持安定”為兩大核心特征的“中國模式”--推向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但這種模式的輸出，也隻是中共試圖抵禦西方人權和民主、培植盟友而為，以及為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在海外獲利提供製度依托，並非要將這些效仿“中國模式”的國家變成殖民地或仆從國。這當然包含政治考慮。但這種政治考慮並非是許多人認為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而更多是為了中共自身統治存續的需要。

    因為中共惡劣的人權狀況，麵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抨擊，急需尋找盟友支持。而經濟援助、“拿錢換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選擇。而為了贏得支持，往往又出現了曆史上的“厚往薄來”，虧本換取這些欠發達國家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舞台上為中共專製和各種侵犯人權的行徑辯護。而所付出的物質、人力及折算的財富，自然是中國人民承擔。換句話說，為了中共統治和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中華民族勞動成果換取支持，這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而是賣國謀私。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的“虧本買賣”和援助大多並沒有惠及接受國的平民大眾、弱勢群體，而是進了包括獨裁者、官員、當地資本家和族群頭人等有權有勢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國人的血汗幫助亞非拉的貧民，也還說得過去（哪怕中國國內貧苦的大眾更需要社會保障和救助），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中國通過貿易給予這些國家的收入及無償援助等利益，大都被這些腐敗國家的權貴侵吞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權“量中華之物力，護中共之統治”，在經濟上的讓利最多的，並非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美日等發達國家。相對於對貧困國家“大撒幣（包括無償援助、無息低息貸款、免費招收乃至大額補貼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的顯性收買，對美日等國在經濟、政治、曆史問題、地緣戰略利益、國際關係等方麵出賣的國家利益更多且遠高於前者，隻是相對更隱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問題，就成為特朗普政府要挾中共在貿易戰上讓步的籌碼。而中共為了避免涉及人權問題的製裁、聲討，就不惜通過對美日等國讓步、屈膝，並奉獻出真金白銀的利益與民族尊嚴，來換取美日的綏靖。而這，也正是美日印等許多國家樂於看到並默認中共繼續統治的關鍵原因。因為，隻有獨裁的中共政權，才會給美日印讓利；一個民主中國的政府，沒有人權把柄和專製汙名，怎麽可能也有又什麽必要對美日印等國妥協退讓呢（當然如果是漢奸主導的政權，那的確可能繼續賣國）？

    此外，還有孔子學院的普遍建立、中國對外學術方麵的幹預等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中國留學生組織與中國駐各國使館的聯係。這些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民族主義”。其實，這與中國對外經濟政策一樣，也是為了中共的統治，通過這些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滲透，影響各國學界、政府、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共一黨專製的看法，而非試圖進行文化稱霸。

    例如孔子學院對涉及中國敏感問題的禁止、對西方大學敏感課題和邀請的阻撓，都是涉及中共獨裁專製、侵害人權方麵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義和中國國家利益領域的（即便部分涉及這些，如關於“台獨”、“藏獨”、“疆獨”問題，其阻止的主要目的還是針對對獨裁和人權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義是次要的、附著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勢，即被動阻遏、反駁西方學術與輿論領域對中共獨裁與侵犯人權的批判（當然也輔以中國官方的宣傳辭令和自製的一套偽學術，進行一些看似進攻但實質目的還是防禦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時期宗主國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種進取性的方式。

    大體上說，它重點在於“防”，而不是“攻”；它集中於重點防範和反製西方對中共及中國各敏感問題的揭露與抨擊，而非試圖改變西方的價值觀和更普遍的學術幹預。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國負麵信息，他們會掩飾和歪曲、塗脂抹粉；但無涉中共統治的東西（哪怕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則置之不理。因此，無論從其目的，還是方式，都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

    更進一步說，中華民族、漢族，是世界上的失語者，是發出的民族之聲最虛浮、淺陋的民族。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被獨裁暴政裹挾，民族的聲帶被挪用，民族的心聲被防火長城屏蔽，在國際上不能真正發出捍衛民族利益的聲音，整個民族變成中共特權集團挾製謀私的工具。國人沒有真正的民族文化、民族氣質、民族精神，十多億人成為家國民族層麵上的群魂野鬼、無可真正寄托和依歸者。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回潮的當下，華人、漢人將再度成為殘酷的國族競爭下的犧牲品、受害者。

 

習近平時代中國軍事動向及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毫無疑問，包括軍事實力、軍事目標、軍事行動在內的各種軍事領域的動向，是反映一國/地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強弱及目的的關鍵因素。國家和區域衝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裝對抗和衝突，包括“冷戰”和“熱戰”。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軍事動向，有無反映民族主義的日益強盛呢？首先看習近平上台後的基本軍事動向。

    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其維護對內獨裁統治的本質和軍事實力的有限，在近60年內實行陸地和近水防禦策略及“不向國外派遣一兵一卒”的政策。直到胡錦濤時代，才開始組建成建製的“藍水海軍”，並在東海、南海及黃海的領海與專屬經濟區活動。但相對於美英法俄等大國，中國海軍依舊是內斂型的。而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中國軍隊武器質量、軍費開支均有顯著提升，但這是經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軍費開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一種“補償性提高”（哪怕中國軍費占GDP比例仍舊低於美俄法印等大國，剛剛超過英國）。而且，由於中國軍隊尤其中上層的高度腐敗，軍費開支相當大一部分被貪汙和挪用（這個放在後麵具體講）。軍隊不僅在腐敗上甚於政府，形式主義和低效導致的浪費同樣更甚。此外，軍隊“人力成本”的提高也顯著影響了軍費開支的增速。

    相對於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同樣是海外軍事活動最少的。雖然中國在吉布提建立了後勤性質的海軍保障基地，但中國軍隊依舊沒有在外有戰鬥性軍事基地。中國雖然在派遣維和部隊等方麵很積極，但在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行動上作為有限。在釣魚島附近的巡航，中國出動的是海警、海監等非戰鬥性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同樣，在南海也是以準軍事力量為主參與對爭議島嶼的爭奪。毫無疑問，這是有正規海空軍作為後盾的。但這終歸是相對克製的行動。而且，中國武裝力量隻有在與菲律賓有爭議的黃岩島等地采取攻勢，對於釣魚島和西沙南沙大部分爭議島嶼，中國長期處於守勢。

    至於空軍、陸軍，則更少涉及爭議問題了。以對印問題為例，2017年中印洞朗對峙，中方與50多年前一樣選擇了退卻，這次還是不戰而退。最近發生的印巴在克什米爾的軍事衝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包括與中國爭議的拉達克地區）並出兵鎮壓抗議後，利益攸關的中國並未堅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而是選擇用“希望雙方和平談判解決爭端”這種和稀泥的言論，並且拒絕譴責印度。至於軍事施壓更是一點未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毛澤東求援，毛拒絕出兵幫助，結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國土16%、人口54%的東巴基斯坦（即今孟加拉國）。而如今，中共政權再次為一己之私，選擇讓伊姆蘭·汗孤立的在國際舞台上麵對實力強大、廣受支持的莫迪政權。無論是領土爭議，還是大國地緣戰略利益，以及國際上關鍵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權都置之不理。10月底，習近平剛剛結束對印訪問，印度就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問題上再進一步，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均成立“中央直轄區”，改變其自治地位。而聲稱擁有拉達克主權的中共卻非常低調，更多在宣揚習近平訪印成果，對印度這一侵犯主權之舉毫不在乎。

    相反，在鎮壓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爾等國遣返或壓迫流亡藏人方麵，中共則不遺餘力，包括製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邊防武警槍擊已到達尼泊爾一側的出逃藏人。近日隨著習近平訪問印度和尼泊爾，中共也以經濟等利益利誘兩國（對尼泊爾恐怕還有威脅和施壓），對流亡藏人進行拘捕和約束。這些充分證明，中共政權對於領土和地緣政治利益等國家核心利益不惜出賣，而對本國反抗者則不惜血腥鎮壓、“長臂幹涉”。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權以維護統治和內部安寧為目的、對外則不惜妥協退讓的外交原則。

    而習近平上台後，在軍事方麵還做了兩件事。一是發動了對軍方高層的反腐運動，二是改革了軍隊的部分編製結構。雖然時間是反腐在前，但為文章銜接和論述順暢，我先談軍改，再談反腐。

    那麽軍隊改革（主要是編製結構改革）及改革後的中國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如何呢？

    這場自習近平上台不久就開始醞釀、執行的正式名稱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軍改計劃，看其內容的詳細和涉及層麵的廣泛，似乎比習對軍隊的反腐（更準確說是整肅）聲勢更大、牽涉更多。但仔細看了具體內容就會發現，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改製措施，形式遠大於實質，而實際效用也會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裏也大多是對內的（改製內容大多其實本來也就是對內的），這樣幾次打折，最後剩下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基本就沒有了。

    在此大致舉幾個例子。在這次軍改中，“七大軍區”被改為“五大戰區”，看似調整了戰略領域的結構，但對於實際上原各軍區的任務沒有根本變化，隻是分攤的區域變了（至於在名稱上“軍區”改成“戰區”，更是類似朝鮮那種虛張聲勢一樣，毫無必要正經談論）。而增加的兩個兵種，隻有“戰略支援部隊”是改革的一個突破（隨信息化時代提高了電子戰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軍”無非就是將原本就獨立且由中央軍委直屬的“二炮”強化為和陸海空地位平齊的軍種，而軍隊結構沒有質變。而其他改製措施如各單位歸屬與各機構的分化組合，基本就是在調整軍隊管理體係，沒有任何為對外戰爭或軍事擴張準備的內容和跡象。而將武警由歸國務院管理改為由中央軍委統轄，反映的更是鞏固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強化國內維穩。武警人員從武器裝備、日常訓練到主要任務，都是適配於對內維安（說白了就是鎮壓老百姓和小股武裝分子），無法輕易轉化為對外戰爭的力量。

    然後再談反腐方麵。軍方反腐聲勢很大，也的確抓捕了許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田修思、張陽等部分軍方最高層人物紛紛落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這隻不過是習近平為鞏固政權進行的肅清異己、“除舊換新”的手段罷了。所謂“壯士斷腕”，斷的隻是作為政治對手的“腕”，而對於同樣染上腐敗病毒的自己人，反而會加官進爵，成為習近平有力的臂膀，為習提供著強大的“槍杆子”的後盾。

    與對黨政機構內的反腐一樣，習近平在軍隊的反腐行動同樣是一種“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人治”，而沒有建立真正的獨立的司法係統、監督體係，更沒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類型的“反腐”，毛、鄧、江、胡時期全都做過，且力度都不可謂不大（雖然同期規模上都沒有習的大），但結果如何呢？習近平這次反腐的確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沒有導向足以改變“質”的路徑，更沒有改變以“反腐”為權力鬥爭手段的性質。

    而且，眾所周知，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中國的軍隊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輿論的監督。一切都可以以“軍事秘密”進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隻能完全通過官方口徑了解，即便私下通過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觸犯“泄露軍事機密”之類罪行。而且，軍隊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更自成一體，整體上與社會大眾隔離，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搶險時候難道可以探聽到什麽內幕嗎？），外界難以通過蛛絲馬跡（例如政府機構經常會有官民糾紛，即便信息控製下官員也在地方有官聲高低、民意好壞等風評，而軍隊就極少有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軍隊內情。這都導致軍方的腐敗、墮落、失職瀆職等難以被發現，其腐敗與失職等行為也更為有恃無恐。此外，由於以上這些特點，也讓軍隊比政府機構更容易做足表麵功夫讓外界看起來“高大全”，遮掩其內部的種種肮髒與腐朽。這毫無疑問會讓外界從表麵看到和估計的解放軍戰力，與解放軍實際戰力產生巨大差異。（而且，即便隻看習近平查處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等幾隻“大老虎”，據報道就分別涉及百億以上的貪腐金額，且其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樣，涉及解放軍各係統和附屬機構。而無數的“小老虎”乃至“蒼蠅”又累積貪墨了多少呢？那麽沒有被清洗的各級軍官及習近平新提拔的，難道會比較幹淨嗎？所以，僅僅以公開的軍內貪腐金額及涉案領域與人數，已非常驚人，足以窺斑知豹）

    而軍隊在缺乏民主法治與社會監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其腐敗墮落程度隻會遠嚴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而如此的體製和腐敗程度，直接影響到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和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度。如前所述，中國的精英階層普遍自私利己，都是為了權力、金錢、美色、各種極優越的福利。而軍人尤其軍方高層明顯不僅不會例外，隻會在不透明的環境中墮落更甚。如此的軍隊，如何“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呢？隻有“強軍口號”的第一句“聽黨指揮”即聽習近平指揮是可以實現的。習近平的“反腐”隻是培植了一批新的忠誠於他的軍方權貴，自然更會給予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對他們的腐敗和瀆職更為放縱。因為隻有如此，才能換取他們對習個人（或者習為首的核心統治集團）的忠誠，以及麵對社會動蕩時對民眾的堅決鎮壓。

    那麽，一支腐敗墮落的軍隊、一群想著權色金錢的軍官，會有怎樣的戰鬥力呢？會有能力實現民族主義的軍事目標（如對台灣動武、對日美開戰）嗎？甚至，這些貪戀榮華富貴的軍官和同樣為了利益參軍的普通士兵，不僅缺乏打贏戰爭的能力，連發動戰爭的動機和熱情都沒有（當然軍方中上層有對內鎮壓的動機和熱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誘，甚至實行類似朝鮮的一切以軍人為優先（即“先軍政治”），也會熱衷於對內鎮壓）。他們既然考慮的是個人和家庭而非國家和人民，自然不願意去“為國捐軀”。如果戰勝幾率高、戰死幾率低，他們還有可能一戰，但如果麵對更強的、更不怕死的軍隊，他們隻會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委曲求全。

    前車之鑒很多，在此僅舉數例。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包括其最精銳的“共和國衛隊”），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被美軍重創，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兩個月主力已全被擊潰、首都被占領。除了武器裝備差距巨大之外，“兵無戰心”也是重要因素。沒有誰肯拚命捍衛薩達姆獨裁政權，沒有成建製的死戰者（反而有整團整營的投降者），樹倒猢猻散。後來針對美軍的零星襲擊和對抗，絕大多數也與保衛薩達姆無關，而是出於散兵遊勇一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樣，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的戰敗，也與軍隊的腐敗、疏於訓練、驕傲自大密切相關。隻是，那時還有鄧世昌、劉步蟾那樣的殉國者，而如今糜爛的國家和軍隊是否還有“足壯海軍威”者呢？還有，當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戰勝國民黨，也和國軍的普遍的貪汙腐敗、法紀廢弛、內部鬥爭、官兵矛盾有關。而如今的中共軍隊，在這些問題上何嚐“遜色”於國民黨軍？腐化墮落對戰鬥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軍隊的腐化墮落，會直接影響軍隊戰鬥力強弱的兩個關鍵因素，即武器裝備質量和軍人素養/訓練水平。一支腐敗的軍隊，無論在武器裝備的研發、采購、生產、維修及後勤保障的任一領域，都必然會“雁過拔毛”、“缺斤短兩”、浪費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一）。即便在特別關鍵、作為“獻禮工程”的個別武器研發生產上（例如殲-10、殲-20，以及我寫作本文時才恰剛下水的國產航母“山東艦”）不敢粗製濫造，但也一定靡費甚巨，這種“靡費”不是說本身研發生產開支大，而是貪腐和浪費巨大。而那些常規的、不被公眾和媒體注意的武器裝備和後勤補給，就更會充斥腐敗了。前麵已經說過，相對於地方政府和法檢等部門，軍隊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敗隻會更嚴重，會腐入骨髓。

    而在軍人素養及訓練水平方麵，同樣是“黑箱”式的。除了對外進行一些展示和參加軍演和比賽（軍演絕大多數也是秘密進行的，例如有傷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並未講事故細節及責任問題）。一個充滿依附主義、裙帶關係、權錢交易的軍隊，又怎麽可能嚴格訓練出“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呢？當然，解放軍有些方麵軍紀的確很嚴，但這與戰鬥力不能劃等號。而且所謂的“嚴”，是上對下的、是主要針對普通士兵的、是有選擇性的，而非是從上到下一樣紀律嚴明的。此外，刻苦的訓練和一些對基層軍官和普通士兵的嚴苛紀律，並不等於能訓練出戰鬥力強的部隊，而更多是在通過這種殘酷訓練來維持紀律、保證服從性，以及用“苦練”來遮掩科學合理訓練的不足。這就像中學生被題海戰術淹沒，也並不一定能考出好成績，越是差學校越是起早貪黑紀律極嚴，但成績反而大多並不如大城市重點中學一周隻上五天，基本不補課的學生。還有人所共知的，解放軍的許多訓練都是花拳繡腿，例如用手碎磚、踢正步、疊被子乃至半隻腳站在河沿上練“定力”……這些除了看起來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時代，軍人個人素質更多體現在操作現代化和信息化設備、應變乃至創新能力等方麵。而這些恰恰是解放軍最缺乏的。

    武器裝備如此多水分、軍人戰爭素養也糟糕的軍隊，戰鬥力如何呢？他們自己也知道。因此，他們有什麽底氣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呢？而且，即便他們自大自滿而選擇發動戰爭，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支撐力量，又有什麽可懼怕的呢？美俄乃至印日，其軍事力量才是實打實的，尤其日本的戰爭潛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習近平和軍方高層自大自滿，的確有可能增大對外衝突幾率。但縱觀中共政權幾十年對外軍事策略，尤其鄧小平時代及之後，都會避免戰爭，或者選擇攻擊相對弱小的（如越南、菲律賓），但即便對印度這樣的次級軍事強國都選擇妥協退避。而除1996年向台灣附近發射導彈進行威懾外，中共對於台灣、日本及美國，均以克製和防禦為主。許多獨裁政權都是滅亡於對外擴張和軍事爭霸乃至邊境衝突（例如紅色高棉滅亡導火線，就是波爾布特對越南控製的“下高棉”地區的攻擊，導致了越軍反撲和借機入侵；烏幹達獨裁者伊迪·阿明在國內無惡不作也長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亞，導致坦軍反擊攻入烏幹達，阿明政權也隨之垮台。至於蘇聯參與軍備競賽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與解體，更是中共反思“蘇共亡黨”的重點），習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前車之鑒的。而如前麵所述，中共在經濟、意識形態、愛國宣傳等方麵均呈色厲內荏、虛張聲勢的狀態，且集中於“守”而非“攻”，並以維持政權存續為根本目的，軍事上同樣不會例外。

    當然，如果西方國家執意要摧毀中共政權，對中國發動主動進攻並攻擊政治和經濟中心區（如京滬），且目的為推翻中共統治，那習近平政權當然會為維持政權存續、軍隊中上層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拚死一搏。但這種以徹底推翻中共為目的的入侵可能幾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麵對華入侵，隻要外國軍隊（如美國或北約聯軍）承諾不動中共和軍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許諾他們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數軍方高層大抵也會不戰而降的。“官二代”包括“軍二代”們許多都移民美歐加澳了，他們還在乎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嗎？不過這種入侵可能性同樣幾乎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進行有限的軍事威懾和壓力，中共見勢不妙，更大可能會“量中華之物力”出賣國家利益來安撫，而不會開戰。不開戰，軍隊的一切腐朽和肮髒都會被光輝的遮羞布遮蓋，哪怕外間猜測眾多。開了戰，海外就看清了“紙老虎”，國人也窺得了“大醬缸”。中共會開戰還是不開戰呢？

    對中共統治集團而言，軍隊除了對內鎮壓和維穩，還有一個作用，就是以軍費名義進行利益分贓。通俗點說，整個解放軍就是一盤生意。軍隊有著巨量資源及資源調配的優先權，對外不透明的“優勢”，以及大量官職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這秘密生意（雖然有一部分是“公開的秘密”）就被戳出許多孔洞，也就是“露餡了”。如果大戰戰敗，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貪汙瀆職的權貴、萬倍腐化墮落的醜聞。這就是中共在包括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曆史問題上不斷退縮或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原因。中共為什麽要打仗，讓“敗絮其中”的髒汙暴露呢？相反，它會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可以讓軍隊在“金玉其外”的榮光掩映下，繼續成為汲取民脂民膏供養龐大特權階層的輸血管道和發財機器；以“保家衛國”為名，將全民的軍隊變成權貴私人的提款機。（就在我寫作到此段後不久，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爆出中國軍人代表團在野外定向比賽中作弊（包括在賽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標記、有人為中國軍人運動員指路等。且被國際定向越野聯合會定為“明顯作弊”）。連一場運動會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軍隊，其內部的腐朽不難想象）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在民族主義的表達與實現的關鍵領域--軍事方麵，同樣甚至更加呈外強中幹的特點。相對於對外還有所交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軍事上則采取更加謹慎的全麵防禦策略。為了維持軍隊為特權階層帶來的巨大利益（不讓軍隊這盤“大生意”“黃了”），以及避免對外戰敗對政權合法性的衝擊，中共軍隊大抵不願戰、不敢戰，而其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尤其用表麵功夫遮掩本質的虛弱），也讓人懷疑其是否“能戰”。當然，在中共政權存亡受到外來軍事威脅時，它的確可能拚力一搏。但如前所述，這種程度的外部威脅發生可能性很小。而為轉移國內矛盾、注入民族主義強心針，中共發動對台乃至美日的戰爭的可能性當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認為發生的幾率極低，甚至低於國外武裝幹涉中國的幾率。對內鎮壓依舊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任務，且未來再次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各地“派上用場”的可能性很大。

 

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他國的對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義”，其民族主義的成色、比例有無比世界各大國平均程度高呢？

    中韓兩國在遭遇日本軍國主義荼毒方麵，有著很相似的曆史，兩國對日本侵略曆史、如今的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態度的對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經提及了中共政權對日本侵華放棄追責和索賠，以及為利益淡化曆史、拒絕反製日本擴軍、解禁戰後一係列限製等行為，在此不再贅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時鼓動民眾反日，也是一種典型的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誠意、不惜代價的聲討日本右翼政權。相反，前麵已提到，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都會不同程度壓製對日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拘捕聲討日本罪行和保釣人士。這些與韓國近些年激烈譴責日本戰爭罪行、不斷在韓日爭議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宣示主權、反對日本修改曆史教科書和美化侵略宣傳、強烈譴責日本的擴軍和破壞戰後體係行為對比鮮明。

    當然，如今中共的對日態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韓國樸正熙--全鬥煥獨裁政權的親日行為。當年的樸--全獨裁政權為穩固統治、發展經濟，一直避免提及對日索賠和“慰安婦”等曆史遺留問題，極力壓製韓國人的反日民族情緒。倒是1990年代韓國日益民主化之後，無論官方的進步派政權，還是民間輿論，都越發對日強硬。而現在的文在寅政權更是秉承追求曆史公正的態度，堅決追究日本侵略責任，進步陣營始終在聲討日本。這恰恰說明，民主政權更能激發真正的愛國情懷，專製政權卻往往由於自身需要壓製民族情緒、阻撓捍衛國家利益。雖然專製政權有時會利用國民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排外情緒，但隻是一種技術性的利用，而非真誠的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這也正是日本右翼政權一直支持中共獨裁政權的原因。相對於獨裁而猥瑣的中共，日本更擔心民主化後可以自由表達反日民族情感、追求曆史公正的、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

    除了同受日本軍國主義極大戕害的韓國，與中國的人口、國際地位、發展潛力頗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對比的對象。

    被稱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也的確是民主製國家）”的印度，其民族主義和印度教教派主義都很強烈。印度國父尼赫魯在建國不久就說過“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麽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銷聲匿跡。”而尼赫魯的後繼者（無論是其女兒、國大黨的英·甘地，還是人民黨的瓦傑帕伊）均遵從了他的方略。在南亞，印度自建國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錫金、及克什米爾大部，嚴厲鎮壓如印度東北七邦（原屬緬甸）和旁遮普邦的錫克人的反抗、泰米爾納德邦的泰米爾人獨立運動，也對左翼的工農武裝進行鎮壓。在大肆吞並拒絕臣服地區方麵，德裏明顯要比北京強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選舉，但是並不允許主張分裂的政黨參與選舉。而對宿敵巴基斯坦，更是發動多次大規模戰爭，肢解和極大削弱了巴基斯坦（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並幹涉尼泊爾與斯裏蘭卡，控製不丹，稱霸南亞。

    在南亞以外，印度一直是“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領導者，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與中國長期爭霸，還侵占了中國藏南地區。在軍事上，印度不僅不顧國際反對進行核試驗和儲備核武（對如此公然挑戰核不擴散體製的行為，當時的中國居然是“五常”中反應最弱的，而很明顯印度核武最大威脅對象恰恰是中國而非美俄英法），還不惜血本從美俄歐購買大量武器裝備，並研製威脅中國全境、可攜帶核彈頭的“烈火”係列導彈。而在印度對外赤裸裸幹涉內政乃至控製外國時，中共政權則是在遷就他國、放棄利益，連對“盟友”朝鮮都喪失控製，而對於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前麵已經講過中共為統治而怎樣的妥協退讓了。

    而印度人民黨執政又尤其莫迪成為印度總理後，印度民族主義和印度教至上主義更是甚囂塵上（莫迪本身就是極右翼的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國民誌願服務團”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黨統治集團，均有濃厚的印度教至上主義和印度民族主義色彩）。而在中印關係上，莫迪也采取強硬態度。例如中印洞朗對峙和印度在克什米爾一係列軍事和政治動作，以及莫迪在國內對印度教教派主義的鼓吹，都是公開而明顯的。而2020年中印加勒萬河穀衝突後，印方從官方到民間到處鼓吹民族主義和反華情緒，與中共政權遏製國民民族情緒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的《環球時報》被稱為“民族主義報紙”，而印度最大的兩份全國性報紙《印度時報》和《印度斯坦報》，以及NDTV（新德裏電視台）同樣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領土、宗教等涉民族主義問題上鼓噪。當然，與中國官媒不同，印度媒體受官方影響明顯較中國低，不是政權隨意操縱的傳聲筒；但另一方麵恰恰反應了其民族主義的自發性和深厚性。而有莫迪政權背景的“印度共和電視台”則更是鮮明的印度教至上與民族狂熱主義傳聲筒。

    在印度國內外社交媒體上，印度民族主義聲音非常猖獗，遠比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進攻性和影響力，隨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言論，尤其對巴基斯坦及巴國領袖和民眾的謾罵、威脅、挑釁。當然，在中印競爭與衝突上，多數印度國民同樣持強硬態度。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印度民族主義的調門、行動、影響，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有人說，印度是民主政體，而中國是專製政體，所以不能等量齊觀。事實上，無論民主國家還是專製國家的政權，國家利益、國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堅決維護的，與體製無關。中共政權在許多時候恰恰是在妥協、出賣國家和國民利益，例如對印尼兩次（1965年和1998年）大規模屠殺有中國國籍的華僑及同為漢族的華人冷漠以待，對俄羅斯政府欺壓敲詐中國僑民尤其商人，選擇不聞不問。此外，我前麵也列舉了中國在眾多涉及國家利益、國民利益、民族曆史等各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的軟弱妥協。所以，中共作為專製政權，其在民族主義領域“不配其位”的原因並非實行民族主義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執政的原因在於它沒有充分維護國家利益、保護國民利益，甚至許多時候是拚命打壓民族主義以換得政權得到外國支持的，也就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除了印度，如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賓、尼日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響力）的許多國家中（而且其中多數是民主體製國家），當今的民族主義都很興盛，民族認同都遠超過作為“世界公民”的認同。其中有些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已經躋身為主流力量。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比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相對較弱，還受到中共政權的強烈抑製。（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國家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興盛的具體表現及其本質，就不在此一一列舉和分析了。但有一定國際常識的，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動向，包括民族主義方麵的風向和事例，都會有耳聞目睹，相關新聞和專業評述也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瑞士等歐美發達國家，雖然不像發展中國家那樣民族主義興盛（其實美國的種族主義很強，種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具威脅性），但與中國一樣有許多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有些還甚是強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就講到美國和加拿大從小就培養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學生即參與升旗儀式和國慶活動，愛國主義在美國教育的許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歲的小孩子就能夠認識重要省區的輪廓和建立年份；美國學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國家內容的“公民宣誓”；美加愛國主義教育都是係統完整、由淺入深；兩國關於紀念為國家犧牲者的紀念日、歌曲、詩篇不勝枚舉……

    當然又會有人說，美國和加拿大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製國家。我的回答和關於中印對比的一樣，無論什麽體製，都應該愛國，而且愛國和愛黨是兩碼事。難道專製國家的人民沒有愛國的權利？愛國就是民族主義？而許多自由派（尤其親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魯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諷刺描述一下：“美國/日本不是中國……愛國……民主國家的愛國，能算民族主義嗎？”難道這些人不是這樣的心態嗎？還有，愛國和愛政權也是兩碼事。而具體如何愛國、愛國的目的、價值、導向的方向，同樣可以更多研究探討（洗腦式愛國我當然反對，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愛國的人）。我們應該反對借“愛國主義”之名，行灌輸忠君思想、維護專製之實。但愛國本身沒有錯，宣揚愛國主義、推動愛國教育，不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從培養實質的愛國感情看，歐美國家的培養更細致、更實在，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虛浮，行禮如儀。這樣的“愛國主義”，可能培養出民族主義者嗎？

 

（3）包括習近平集團在內的中共政權打壓民族主義思想、言論、行動的更深層次原因

 

    中共政權對民族主義的打壓，還有一個為許多人普遍忽略的關鍵原因。那就是，民間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會促進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

    現在許多人尤其親美日英港台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和民主運動對立起來，認為民族主義阻礙了民主自由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是視野狹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後推動“愛國主義”，的確有對抗西方普世價值的目的，並以“愛國主義”取代自由民主，作為官方向民間灌輸的主流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看，民族主義的確是排斥民主主義的。

    但如果更加細致的觀察，很容易發現，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操縱的官方及以民間麵目出現的半官方行動，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義目的，且會控製其波及範圍、國內外影響，“見‘好’就收”，並將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裏，而不會放任民眾為所欲為（有時看似放縱，其實也是另一種操縱）。例如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抵製家樂福”事件，其主要導向就是對抗西方，煽動民眾對歐美的仇視情緒，但在實際追責（例如使館被炸和軍機墜毀）上卻低調處理。而在民間反日聲浪高漲時，中共也會做一些象征性的動作，如派“海警”、“海監”船等非正規軍力量到釣魚島巡航。但對於民間有組織的民族主義團體，無論是活躍在互聯網上的“紅客”，還是線下的保釣組織，一直是控製、利用，以及現在的更強化的打壓。總體上來說，中共對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行動，都是明顯以管控、約束、壓製為主。

    那麽中共為何對似乎有利於其統治的民族主義浪潮百般打壓呢？

    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公共意識的勃發，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族情感的積澱，也會增強人的正義感，讓人民不再局限於個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顧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雖然較國際主義有排他性，但所“排”的“他”主要是外國和其他民族（當然我堅決反對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無故或過度傷害，但我讚同本民族對外民族進行自衛反擊和合情合理且適度的追責），而真正有正義感的民族主義者，恰恰比其他方麵品質相同的非民族主義者更加具有對國家和民族內部陌生人、公共社會的責任感，更富於同情心與義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團結與大局觀念，鑄就為他人和社會奉獻和犧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識又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公民社會自然不僅有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維權運動、平權運動，對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批判與改革。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公民社會雛形的一種亞形態。而這些，也會催生公民團體乃至民間帶有意識形態的組織的出現。而這一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獨裁政權所懼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會促使人民公共意識、公民責任感的增強。而有組織化和正義感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很可能也很有條件轉向民主主義訴求的。有時，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民主主義意識會同時覺醒，並相互促進和強化，引發革命的風暴。例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就是相互聯係的一個整體。其追求民族獨立（對內反滿興漢（“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對外反帝反殖）與建立民主共和國（“創立民國”）、實行民主製度和推動社會變革（“平均地權”），可謂不可分割。而為達成“三民主義”成立的同盟會，其成員往往是既有反滿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為同盟會前身的一部分的華興會、光複會，原本對民主和民生不甚關心（具體說華興會還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標是推翻滿人統治（因此也被稱為“二民主義”），光複會則隻支持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被稱為“一民主義”）），反滿興漢才是第一目標。但後來，由主張“三民主義”的興中會主導成立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的原華興會和光複會成員，也逐漸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動革命、富強國家的目標。

     當民間的民族主義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並且形成固定的組織（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聯絡和鬆散的合作），就為民主運動提供了平台，成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當專製政權無法滿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時，後者就會更加轉向推動民主的運動，希望掌握權力和得到權利以實現民族主義訴求。而且，當社會有了關心他人、陌生人（哪怕隻是關心本國、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會和國家利益的人民，這些人民也會日益受到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義訴求轉向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事實上，這早已發生過。一戰和二戰後，許多新的國家（如東歐、中東、東南亞、非洲等各區域）紛紛獨立，在獨立前的鬥爭中，就是將建立民族國家和實現民主政治列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一不可）的目標。而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與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功，例如一戰後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愛爾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二戰後的非洲近半國家、印度、斯裏蘭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還有許多國家獨立後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獨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從未停歇，而參與者大多也是當年追求民族獨立的力量。在1980年代的東歐，民族主義更是和民主主義合流，成為推翻蘇東各專製政權的中堅力量。

    因此，民族主義，尤其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和行動，雖然與追求自由民主有一定的衝突（例如“救亡壓倒啟蒙”），但二者有時也（有時候則是“更”）具有一致性。當人民為國家利益奔走呼號、奮不顧身，自然也會將給本國人民以尊嚴與權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成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標。當人們不再“自掃門前雪”，而是將視野拓展到整個國家和民族，關心同胞的民生疾苦、為社會的不公義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間有了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的組織化力量，轉化為了推翻獨裁專製的目標，那獨裁統治必然在這些舍己為人、舍利取義的仁人誌士打擊下搖搖欲墜，最終走向垮台了。而中共，又怎麽可能不懼怕那些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的民族主義者呢？中共又如何會容忍民間以民族主義為紐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組織建立和壯大呢？

    因此，中共雖然會利用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但對民族主義的控製、約束是非常強的，隻有官方“定製”的“民族主義”可以鼓噪，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反而會被壓製、排擠。官方需要的是民眾“臨時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出於正義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體力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歸根結底，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防範、打壓，遠多於對民族主義的利用、鼓動。習近平時代，隨著對幾乎所有公民自組織和民間自發行動的打壓，民族主義者及其言行也在壓製和約束的範圍內，同樣為專製政權所不容。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國等國才更願意讓中共繼續執政而非推動中國民主化，因為他們知道，一個民主的中國，愛國主義會理直氣壯，民族情感會發自肺腑。那時，日本的戰爭罪行會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對納粹劊子手那樣。至於說日本軍國主義者都已經死了，那就讓繼承者償還吧），其複活軍國主義的野心也將被中國軍民撲滅；而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會麵臨不再為統治而低頭讓利的中國的挑戰，更不能以人權為借口行“美國優先”保護美國特權之實。相應的，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與逼使中國為聯俄製美出賣利益等行為，到時也變得難以得逞；印度將麵臨一個理直氣壯的民主中國捍衛領土，它也不再能以專製中國為擋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為招牌在南亞大行吞並、侵略、壓迫和霸權卻乏人關心。

     

 

（三）結語：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實質與未來趨向

 

    根據上一部分對於中國民間與官方在關於民族主義領域表現的敘述與原因的探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起伏不定的，正如一位看過本文草稿的學者所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防禦式的……應急式的，且聚焦於具體的某個事態”，相對於其他許多國家如印度、韓國、日本都更加溫和。而我個人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一盤散沙狀、普遍沒有持之以恒的決心與長期的付出、沒有清晰完整的思想體係和行動綱領、沒有堅定的民族主義信仰、更沒有大規模的實際組織力量，僅為一種天然的民族自覺意識與中共政權扭曲化的“愛國主義”宣傳結合的虛浮化半成品。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製；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一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汙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一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製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隻限於口頭和表麵，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正在並繼續用作鎮壓內部異議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義大旗將政治反對人士汙名化為“漢奸”、“叛徒”、“特務”、“賣國賊”、“給外國遞刀子的”，加以打壓和迫害。但中共隻會用其對內對國人施害，而不會將之用在傷害外國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強及國民。當然，中共用“漢奸”等詞匯汙名化政治反對人士，其實真正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統治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

    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隻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紮生活或既掙紮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義者是隻要政權不要主權、隻有私欲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隻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階級矛盾、官民矛盾、境內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國內矛盾，無論是在現實急迫性、關注優先性，還是在國民的實際感知上，都超過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沉淪之中，沒有真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淨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隻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麵，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麵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麵一套背後一套的。

    有句訛傳為拿破侖所說的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它醒來，會讓世界為之震顫。”至少在中共統治時代，它是不會真正“醒來”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狸”，中國是“獅子”，“狐狸”恰恰不斷給這隻“睡獅”喂下安眠藥、注射鎮靜劑，讓它永遠昏昏沉睡。因為中共知道，當人民有了權利和尊嚴意識、真正覺醒時，尤其有能力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捍衛民族利益時，首先會掀翻騎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們。

 

                                                      王慶民

                                                 2019年11月中旬（大體完稿）

                                                 共和曆228年霧月

                                                 2020年1月中旬

                                                 共和曆228年雪月（修訂）

注：本文主要講述和分析中國大陸對外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問題，關於中國大陸境內的漢族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及衍生的各種問題，在此不敘述，僅在本文個別段落作為輔助分析信息提及。關於後者，複雜程度不亞於前者，我會另寫文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