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風獵作品】那張課桌，那本書，還有那個人

那張課桌，那本書，還有那個人

夏初，高中時代的同學隆重舉行紀念畢業若幹年大聚會。我在深圳出差，錯過了。

這次聚會預謀已久。常年留守在淄博的幾位骨幹分子，特意成立了組委會，開過幾次會，幾經醞釀，分配給我一個重要任務，寫寫主持人的串詞兒。

人們常說，上了年紀的人會經常回憶。我因著要寫詞兒，不得不去回憶。於是，三十多年前那一片一片的時光，從一壟一壟的腦回回裏，翻騰了出來。

那是發生在1986年夏末秋初的一次邂逅。於我而言，高中初中都是在同一所學校就讀，沒有任何陌生的感覺，隻不過，從一座教學樓，搬進了另一座教學樓。

我讀高一的時候，正趕上淄博十一中高中部教學樓首次啟用，白石灰粉刷的牆體上一塵不染，教室門上的油漆反射出透亮的光澤，“高一四班”四個紅色的黑體字，寫在了班牌上，釘在了門框上。

班主任張人愷老師，一襲百褶長裙，裙帶飄飄，風度翩翩，氣質斐然。第一課，張老師自我介紹：“我叫張人愷，弓長張，人民的人，愷，左邊是一個豎心，右邊是上山、下豆。”我曾專門去查字典，愷，是康樂、和樂之意。果是如此，在我的印象裏，高中三年，無論遇上怎樣的事情，張人愷老師常使我們感受到春天般的溫暖，從未對我們發過一次脾氣。

人們常說，字如其人。張老師教的是化學科，粉筆字的板書極其工整，從不拖泥帶水。那個年代，測驗的試卷和習題多是老師自刻鋼板蠟紙，印刷試卷的工序並不複雜，隻需一支鐵筆，一張蠟紙，一桶油墨，一個滾筒，一台簡易油印機，一遝紙張——粘上油墨的滾筒在蠟紙上來回均勻平穩地刷個來回，一張張試卷就印成了。張老師刻的蠟紙，字跡飽滿，粗細均勻，清晰圓潤，學生們答題時若不認真，都好似對不起張老師刻製的這張蠟板。

課間，同學們在一起打毽子。在地上畫出螺旋式的圓圈，幾十個人分成兩幫，一幫攻，一幫守。攻方要攻入對方的堡壘，從入口處往裏跑，還要防備著從四麵八方飛過來，快如閃電的毽子，一旦擊中就要被淘汰出局，守方則是要千方百計阻止對方的行動。簡簡單單的一個小遊戲，零成本就能夠帶來無限快樂，天天玩，玩不夠。

體育課，女生跳皮筋，男生踢足球。學校地處城市繁華中心，寸土寸金，沒有專門的足球場，隻有用紅磚塊拚成的幾個籃球場。我們用書包往兩邊一放，就擺出個球門，照踢不誤。學校考慮到安全問題，曾一度禁止踢足球，但總也禁不住。

這一年，學校平整大操場，各年級分別按次序停課一周。每個年級、每個班都分派了包工區，師生們一起幹得熱火朝天。我從父親單位借來一輛人力三輪車，負責裝運煤灰和土方，因為不懂自我保護，雙手磨起了水泡，晚上回家用針挑破，鑽心疼，第二天照樣接著幹，還是幹得很起勁。一次，劉載忠校長撫摸著我的頭，對我說：“真是好樣的。”

秋天，我在放學路上撿到一張800元活期存單，上麵蓋著銀行的大紅印。那個年代，存單是手寫的，也沒有密碼。我把存單交到學校，學校找到了失主。失主是一位瓜農，千恩萬謝，他說，他當天去銀行辦存款，回家路上就丟失了——那是他們全家人辛苦一年的收入。劉載忠校長領著失主去我家，帶來兩個大西瓜，每個足有十幾斤重。出門時，劉校長對我父親說：“這孩子，不錯。”

姊妹行裏我是老小，許多人認為父母挺慣我的，其實不是。從小，我家教極嚴，父親經常教育我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要像尊重父母那樣尊重老師。”直到今天，我都始終牢記每一位恩師的名字，高中三年，我的恩師是：語文老師張峰山，代數老師朱洪磊，幾何老師寧繼榮，英語老師蘇連聲，物理老師張雲虎（高一）、王啟敏（高二、高三），化學老師張人愷，政治老師耿玉強，生物老師張玉珍，體育老師魏學卿。

中學時，有了心裏的秘密，藏不住，露了餡兒。過17歲生日時，邀請心儀的女生前來，卻沒有盼來，為此哭得很傷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曠了課。當眼睛哭到紅腫，我突然間長大了：隻有做到足夠優秀，才能夠被認可。

莫泊桑說：“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像。”有時，我可能脆弱得隻因為一句話就淚流滿麵，有時，我發現自己竟然能夠咬著牙走過一段很長很長的艱難的路。從那天起，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學，為自己製定了嚴酷的作息時間：淩晨2:00準時睡覺，清晨6:50準時起床。高中階段的後兩年，雷打不動，風雨無阻。1989年7月，我被軍校錄取了。

一年不隻有四季，還有一個季節，叫做“畢業季”。沒有四季那麽漫長，卻比四季更美好，更加讓人懷念。多麽希望，再次穿上校服，重溫校園裏的時光，那張課桌，那本書，還有那個人。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母校山東省淄博第十一中學，和我的老師、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