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風獵
冷眼觀世界，靜心坐井中
原文發表於：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2/09/covid-pandemic-exposes-americas-failing-systems-future-epidemics/671608
09/30/2022
最近，喬·拜登總統宣布“大流行已經結束”, 而一周前剛剛 2,789 名美國人死於 COVID-19 。 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將圍繞該宣言的爭議描述為“語義歧義”問題。但我們所正在經曆的事實，可以自己證明真相如何。 目前雖然在疫情低迷期，COVID 每周殺死的美國人仍然與 9/11 死亡人數大致相同。 以這個速率，每年COVID-19將殺死至少 100,000 人——這個數字是流感典型死亡人數的三倍。過去一個月裏每天仍有超過 50,000 例感染病例被記錄在案，盡管總數被大大低估。 美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CDC）估計有 1900 萬成年人患有“長期新冠”。 自危機高峰以來，情況無疑已經有所改善，但稱這場“大流行已經結束”，就像是宣稱一場”格鬥已經結束”僅僅因為你的對手打的是你的肋骨而不是你的臉。
美國領導人和權威人士從一開始就一直試圖結束這場流行病，結果卻一次次麵臨著新的激增或變種。這種心態不僅損害了美國管理 COVID 的能力，而且還使其容易受到其他疫情的影響。未來的流行病大爆發不是假設的， 而是不可避免的和迫在眉睫的。近幾十年來，新的傳染病經常出現，氣候變化正在加快此類事件出現的速度。隨著全球氣溫升高迫使野生動物遷移，從未共存過的物種將在遷徙途中不期而遇，偶爾暫時共存，從而使它們體內的病毒更容易找到新的宿主——當然包括人類。人類麵臨再次處理所有這些新型病毒的大流行將隻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不是是與否的選擇題。
2018 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寫了一篇文章，警告美國沒有為疾病大流行做好準備。該診斷到現在仍然保持不變；如果診斷有任何毛病的話，就是我太樂觀了。美國連續在 2019 年和2021年被評為世界上“為疾病大流行準備最充分的國家”，盡管這令人費解。要知道美國僅占全球人口的 4%，卻仍占全球 COVID 死亡人數的 16%。它在醫療保健上的花費比任何其他富裕國家都多，但它的醫院仍然不堪重負。它幫助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創造了安全有效的疫苗，但在世界上的全麵疫苗接種排名中位居第 67 位。 （這一趨勢不能僅僅歸因於政治分裂；即使是接種率最高的藍色州——羅德島州——仍然落後於 21 個國家。）2020 年，美國的預期壽命下降幅度是所有富裕國家中最大的，並且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的預期壽命到 2021 年再次下降。哪怕如果它的表現與世界平均水平一樣好，占去年美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的大約110 萬人將仍然活著。
美國的糟糕表現不能僅僅歸咎於特朗普或拜登政府，盡管兩者都犯了嚴重錯誤。相反，新型冠狀病毒充分利用了美國所有社會係統的失敗的部分：人滿為患的監獄和人手不足的療養院；長期資金不足的公共衛生係統；它的對錯綜複雜的供應鏈和準時製經濟的依賴；它的營利性醫療保健係統，其醫護人員已經筋疲力盡；其長達數十年的不斷解構中的社會安全網項目；其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的遺留問題，使黑人和土著社區以及其他有色人種社區不成比例地背負著健康問題。即使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前的幾年裏，美國的人口損失仍比具有其規模和資源國家的預期多約 626,000 人。COVID隻是推倒了一座基礎已經腐爛的大廈。
在同樣的基礎上瘋狂地重建，美國讓自己再次崩潰。雖然據說經驗是最好的老師，但美國在麵對 Delta 和 Omicron 變體時再三地重複了早期大流行中的錯誤。雖然它在全球範圍內盡早獲得了最大量的有效疫苗，但在所有成年人都有資格接種疫苗後，仍然有近 50 萬人死去。它一直在努力控製猴痘——一種傳播速度較慢的病毒，雖然早就已經有了疫苗。其右翼立法者通過了法律和裁決，限製了如“隔離”和“疫苗強製令”等重要公共衛生措施的可能性。它沒有做出任何可以保護其人口免受未來病原體侵害的廣泛改變，例如更好的公共室內空間的通風設施，或普遍的帶薪病假。它的選擇幾乎保證了過去三年發生的一切都會再次發生。
美國將繼續與傳染病作鬥爭，部分原因是其一些最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與戰勝病毒的任務背道而馳。 自建國以來，美國一直珍視一種粗獷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優先考慮個人自由並重視自力更生。 根據這種精神，人們對自己的福祉負責，身體力量和道德力量是平等的，社會脆弱性是個人弱點而不是政策失敗的結果，政府的施舍或建議是不受人民歡迎的。 然而在處理大流行病時，這種個人主義理想是災難性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疾病具有傳播性。每個人的選擇都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他們的社區，總體上看對集體的威脅總是超過對個人的威脅。例如，最初的 Omicron 變體對每個感染者造成的風險比之前的變體略小，但傳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淹沒了醫院，大大放大了 COVID 的社會成本。為應對此類威脅，必須采取集體行動。政府需要政策，例如強製疫苗要求，或者，口罩令，以保護全體人口的健康，而個人也必須考慮他們對其他所有人風險的貢獻以及保護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然而，自 2021 年春季以來，專家們嘲笑那些繼續以這種方式思考的人是非理性和過分謹慎的，政府官員一直將 COVID 視為個人責任問題。
其次，一個人的環境總是限製他們可能的選擇。低收入和少數群體發現在生病時更難避免感染或隔離，因為他們更有可能住在擁擠的家中，並從事沒有帶薪休假或沒有遠程工作選擇的時薪工作。監獄和療養院等居民幾乎沒有自主權的地方成為最嚴重疫情的熱點。將大流行視為個人主義的自由行為，忽略了許多美國人保護自己的難度。它還使存在脆弱性的人們持續暴露於病原體中。一個事實：在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間受害最嚴重的群體與十年後首當其衝的 COVID 受害群體相同。
美國的個人主義傾向也塑造了整個醫療體係，將健康與財富和就業聯係起來。該係統是圍繞著以巨大而浪費的費用治療病人組織起來的，而不是從一開始就以防止社區生病為目的。後者是公共衛生而非醫學的職權範圍，而公共衛生領域長期以來一直資金不足和被低估。就連美國最高公共衛生機構 CDC 在 2022年2 月份也更改了其指導方針，將住院治療置於追蹤記錄所有病例之上，隻要醫院穩定，就隱含地容忍感染。但這種策略實際上確保了急診室被快速傳播的病毒淹沒；因此，衛生保健工作者將辭職；那些因感染病毒而致殘的長期新冠病患者將尋求治療而一無所獲。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而且還會再次發生。美國流行的個人主義意味著保護自己免受感染是你自己個人的工作；如果你生病了，你可能會負擔不起治療，如果你沒有好轉，你將很難找到幫助的人，甚至是任何相信你的人。
19 世紀後期，許多學者意識到流行病是社會問題，其傳播和死亡人數受貧困、不平等、過度擁擠、危險的工作條件、衛生條件差和政治疏忽的影響。但在細菌理論出現之後，這種社會模式被生物醫學和軍國主義模式所取代，在這種模式下，疾病隻是宿主和病原體之間的簡單戰鬥，在個體體內發揮作用。這種對疾病的解釋模式方便地讓人們忽略疾病的社會背景。科學家們沒有著眼於解決棘手的社會問題，而是專注於用藥物、疫苗和其他科學研究產品與微觀敵人作鬥爭——這種方法很容易滿足美國對技術作為靈丹妙藥的持久執念。
生物醫學靈丹妙藥的吸引力依然強勁。一年多來，拜登政府及其顧問一直在向美國人保證，有了疫苗和抗病毒藥物，“我們就有了控製疫情的工具”。這些工具確實有效，但如果人們無法使用或拒絕使用它們，並且如果政府沒有製定改變這種狀態的政策，它們的功效就會受到限製。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總是會為獲得疫苗而苦苦掙紮：收入低、食品不安全、有被驅逐風險且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很難進行或參加疫苗預約，即使在疫苗廣泛可用之後也是如此。一個極度不信任的社會總是會在猶豫不決中掙紮，政治兩極分化和猖獗傳播的錯誤信息使情況變得更糟。結果是隻有 72% 的美國人完成了他們最初的疫苗注射過程，隻有一半的人打了第一個必要的加強針，以防止當前的變種。與此同時，幾乎所有其他保護措施都被剝奪了，COVID 資金正在蒸發而盡。然而，白宮最近的大流行防範戰略仍然主要集中在生物醫學的靈丹妙藥上，很少關注可能將這些子彈變成啞彈的社會條件。
技術解決方案傾向於上升到對社會的頂層有利，而流行病則下行滲透到它的裂縫中。治療、疫苗和診斷首先是提供給了擁有權力、財富和教育的人，然後他們繼續前進，讓受疾病影響最嚴重的落後貧困閉塞的社區繼續承擔他們的負擔。這種動態解釋了為什麽即使病原體來來去去，幾十年來同樣的健康不平等仍然存在，以及為什麽美國現在已經將令人震驚的 COVID 死亡和殘疾水平正常化。這種痛苦集中在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群體、低收入的工薪階級和少數族裔社區——這些群體在政治決策者和媒體中的代表性不足，然而那些人卻可以宣布大流行結束。
即使突出了不平等現象，知識似乎反而壓製了行動：在一項研究中，美國白人在了解了 COVID 的種族差異後，對弱勢社區的同情心更少，對安全預防措施的支持也較少。這種態度是自我毀滅式的，並且限製了即使是最享有特權的美國人本該所享有的優勢。許多可以平息社會不平等的措施，例如全民醫療保健和更好的通風，將使每個人受益——而這些措施的缺失也會損害每個人。 一個例子是，在2021 年，美國年輕白人的死亡率雖然低於美國黑人和原住民，但仍是其他富裕國家同齡人的三倍。
由於未能利用機會解決其社會弱點，COVID大流行期間美國積累了更多的弱點。估計有 900 萬美國人因新冠病毒失去了至親；大約 10% 的人可能會經曆長期的悲傷，而該國微薄的心理健康服務將難以解決；由於腦霧、疲勞和其他使人衰弱的症狀，長期 COVID 導致相當於 200 - 400 萬美國人失業；在收入損失和醫療成本增加之間，每年可能造成經濟損失 2.6 萬億美元；醫護人員，尤其是經驗豐富的人的外流，導致醫院人員和技術短缺；信任水平——一個國家成功控製 COVID 的最重要預測指標之一——已經下降，使得大流行幹預措施更難部署，同時為錯誤信息的滋生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接受不可接受事物的代價：更薄弱的下一種疾病將侵襲的基礎。
2020年春天，我曾寫道，大流行將持續多年，美國需要長期戰略來控製它。但美國領導人一貫表現得好像他們是在打一場小衝突而不是大範圍的殲滅戰，他們過早地解除保護措施，然後又過慢地重新製定這些措施。他們回避了闡明大流行實際情況的責任，這意味著每當人們付出代價設法使曲線變平時，他們換取的時間就被浪費了。地方病等同於不作為而不是積極的管理。這種態度消除了任何動機或意願進行那種可以減少當前災難並防止未來災難的長期改變。因此，美國幾乎沒有機會有效對抗未來不可避免的流行病；它甚至不能專注於正在進行的事情。
如果發生變化，它可能會從頭開始緩慢發生。在 ACT UP 的發展脈絡中，一個非常成功的激進組織，改變了世界對艾滋病的態度，由長途跋涉者、悲痛者、免疫功能低下者和其他受到大流行病嚴重傷害的人組成的草根組織已經形成，創造了在公共衛生領域長期缺乏的選區公眾的聲音。
未來將會發生更多的流行病，而美國卻令人矚目地未能遏製當前的流行病。但它負擔不起虛無主義的奢侈。它仍然有時間解決其個人主義和不平等的基石，創建一個衛生係統，能有效預防疾病而不是僅僅努力治療疾病；並製定政策，正確優先考慮殘疾人和弱勢社區的需求。考慮到過去三年不斷的失望，這樣的變化似乎是不現實。 但在社會的實質性進步真正實現之前，一切變革似乎總是不可行的。“正常”導致了這個結果。塑造更好的常態還為時不晚。
Ed Yong 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他因報道 COVID-19 大流行而獲得普利策解釋性報道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