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錦乾電話上激動的表態雖為幹涉供應商公司“內政”的不職業舉動卻讓我不得不重視。看著中國時間尚早,我打給Fortune —— 我要了解他是否已經預先知道了蘇錦乾對我解雇Jonathan的立場。Fortune直言他在一個多小時前Jonathan告知蘇錦乾自己被解雇不能再為富士康服務後接到過蘇錦乾的電話,他在電話上告訴蘇錦乾錯誤的責任全在他自己而Jonathan是替他受過後,蘇錦乾明白了決定是我做出的,當時表示要給我打電話,他沒想到蘇錦乾果真立刻就打了並且還情緒如此強烈。我從Fortune的話中聽出了他在向蘇錦乾解釋時把他自己置於公司管理層之外而與Jonathan一起同為我的決定的承受者。既然如此,而且蘇錦乾是他的重要客戶,隻要他還想做我將提升他的南中國銷售總監的職位,他就要盡心地想辦法去安撫蘇錦乾。何況蘇錦乾在我接起他的電話後並沒有給我說話的機會,而是在他自己情緒化的表達後就掛斷了,我也就不必直接給他打回去。於是我要求Fortune與蘇錦乾聯係,轉告他我不在國內並感謝我對他對公司決定的關心及保證樂波特華南團隊對客戶服務質量的承諾。
關於中國的責任安排,我與Fortune做過深入的討論,也分頭在電話上與Steve和薑力有過預熱式的交流。薑力在加入樂波特後逐漸感到自己的風格與美國公司之間的差異和他僅靠做關係在高技術行業的局限,現在他沒有了方達克的加持但頭銜卻升為“分銷總監”,且他的責權範圍沒有變化並仍舊直接匯報於我,自然沒有問題。我心裏清楚Steve也會希望接替我在中國的全責,同時他也明白以自己的資曆不易讓Fortune甚至薑力信服及管理他們兩位的難度。況且按照我的計劃,他也會把Paul的華北地區與華東一起作為北中國區歸於自己的轄下並依然直接向我匯報,我相信Steve能夠看清大局順利地接受我的決定。
通話時,Steve首先表態無論我的決定怎樣他都會一如既往地全力配合,但他委婉地提出Fortune同時管理著華南和華西兩個銷售區還兼職全國營銷總監負擔過大。他雖然相信Fortune的能力,但為了平衡工作壓力也為了兼顧曾對Fortune在一些移往成都的外資企業業務上與華西搶單而頗有微詞的Sam的情緒,Steve建議我把華西也歸於北中國區從而實現基本上的“劃江而治”。其實,我在與方達克討論中國責任歸屬時作出的把中國業務“三分天下”的決定就有相當部分是出於照顧Fortune乃至方達克的情緒的考慮,現在又正經曆著解雇Jonathan帶來的Fortune博文和蘇錦乾電話的風波,盡管Steve所言有理且如果我必須把中國完整地交給一個人的話Steve當屬最佳人選,我現在也不能再對Fortune的職責做任何新的調整。
果然是平和理性的Steve,他顯然也在公司宣布我被提升為副總裁負責亞太後對自己的前景有過全麵而且有層次的思考。聽我告訴他關於中國的新的責任分配是我和方達克共同討論並經過傑瑞批準的最終決定後,Steve立刻提出了他的看似備選其實是他真實的要求。Steve說為了能夠盡快提高自己以便減輕我的負擔,他希望公司能夠資助他去讀EMBA,為將來給公司多做工作進行能力儲備。這是一個無論從樂波特倡導的員工不斷學習的道理上還是從我拒絕了他前一個提議的情理上我都隻能同意的要求,我心中暗自讚賞著Steve的追求和他向我提出他的希望的策略。於是我當場同意了他的請求,要他去了解與工作相關的EMBA的學校,同時提出了公司可以資助的條件:在保證工作和選擇的EMBA項目經過批準的前提下,他必須先自己繳付學費,在取得B以上的考試成績後由公司報銷,且他在取得學位後要為樂波特服務至少五年,否則他必須償還公司報銷的學費 —— 我們當即在電話上達成了協議。
亞洲的周二在美國還是2月14日,我一早先與我太太和孩子們通過電話,祝他們情人節快樂。然後我邊用早餐邊瀏覽彭博社的網上新聞,剛好看到日本前日公布了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統計數字,證實已被中國超越,首次失去連續保持了四十二年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這條消息在我與日本團隊見麵前及時地提醒了我:盡管我法律上已是美國人,但我無論成長還是工作的經曆都會讓日本同事聯想到我的中國背景,即使他們大多沒有像我這樣對經濟形勢敏感,或許普通日本國民也沒有像中國民眾帶著強烈的民族情緒看待GDP,在這個轉折的時期我都要對中日國力的變化保持冷靜和低調,多表達對日本文化的興趣和尊敬,才能贏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
為了歡迎我訪問樂波特日本並正式向他的團隊介紹我,鬆本特地把日本公司中通行的每周一早上的“朝禮”在這周推遲了一天。我九點準時到達樂波特日本公司,與迎到樓下大堂的鬆本簡單寒暄後跟著他上樓直接進了公司的大會議室,和已經等候在那裏的幾十位東京辦公室的員工見麵。鬆本先用日語介紹我的職責和經曆,其間他把手伸向我示意並說到“Sui-san”後所有在場幾十個人像預先排演過一樣幾乎同時地向前傾身半鞠躬。在握手感謝過他又專為我能聽懂而用英語重述的一遍之後,我對全場說:“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與樂波特最優秀的團隊之一在一個令人尊敬並神往(admirable and fascinating)的國家共事,相信我們會一起發揚你們業已取得的成績,一起為樂波特貢獻我們亞太更多的份額。我自己也期待能夠學習你們的豐富的傳統和優美的文化,並希望能夠經常與大家一起用清酒‘kanpai’(幹杯)。”
隨後,在鬆本辦公室旁的小會議室內,我主持了我的第一次亞太銷售例會。由於我還沒有正式向中國團隊公布新的責任歸屬,更沒有與即將上任的三個銷售總監進行工作交接,我在亞太會議上繼續直接代表中國向在會上報告中國的銷售情況。各國總經理和銷售總監都在不久前與我在矽穀見過麵,加上中、韓、和新加坡等幾個東南亞國家都剛休完長短不等的農曆新年假期,會上可以討論的實質內容不多。我們分頭報上了各自負責的銷售預測,又簡單地討論過宣傳新產品“中子星”的大型公共活動後,大家知道我當時身處東京辦公室,於是就紛紛邀請我去與他們的團隊見麵。拉傑什甚至要借我訪印的機會把全印度的代理商都召集到樂波特印度公司所在的班加羅爾與我見麵,韓國總經理李柄柱則提出他有一個事關戰略調整的重要議題需要與我盡快當麵討論。韓國的狀況和李柄柱對我作為他新上級的態度也是我最關心的,而原定的與中國銷售總監們的工作交接可以暫緩到下周,於是我當即決定,在東京與鬆本和他的銷售經理們討論好本季的銷售計劃後改道直飛首爾。
無論是銀座、品川、還是新宿,凡在高樓林立的東京繁華地段,高層的景觀(view)就是一種奢華。鬆本把我與他的管理團隊第一次的晚餐安排在了離我住的東京灣洲際酒店乘地鐵隻需一站的汐留鬆下大廈41層的“東京魚行”(Fish Bank Tokyo)。這是一家新式的海鮮餐廳,烹飪以法餐為基礎卻不受類別框架的約束,並融合日本烹飪的精致細節,由廚師從世界各地精心挑選的時令海鮮以現代風格展現四季的風采。每個包房裏落地的大窗又把晚間燈火通明的東京塔完整地呈現在客人的視線中,讓客人可以在幾乎是東京塔半腰的高度上近距離地觀賞東京這個高於埃菲爾鐵塔的地標。
鬆本帶著我和在東京的日本財務兼人事總監鈴木伸一郎,關東地區經理小島信昭,及分銷經理橋本達彥同乘一部曾享譽中國而後被美產和德產汽車取代的豐田皇冠計程車,到了離樂波特日本分公司所在台場僅兩英裏的鬆下大廈與從大阪直接趕來的關西地區經理田中健之在樓下相匯後一同乘電梯上了四十一層。進到定好的包房,我按鬆本的安排坐在裏麵左手臨窗並麵對入口的座位,他自己坐在我對麵右手臨窗的位置。鈴木在鬆本的示意後坐在我的右手邊,而小島則緊挨鬆本坐在鈴木對麵,橋本和田中分別坐在最遠離窗子的桌子的另一端。雖與中餐的圓桌排列不同,但正式晚餐上的座次在日本也反映著出席者在公司的資曆和地位。鬆本的這個安排,讓我知道鈴木在樂波特日本的位置,而關東地區經理小島則因其負責的業務規模而自然居於三個銷售經理之首。
經過了幾年國家總經理曆練的鬆本讓我體會到了比我第一次在樂波特工作與他相處時更加的嚴謹和細致。他知道我當晚夜裏十二點也就是樂波特總部達拉斯時間的周二早上九點我要參加CEO傑瑞的高層管理例會,就特意選了這家不僅景觀無敵且烹飪款式新潮的高端海鮮餐廳。這裏餐食是按人一道一道地上菜,從而既給了客人在等菜之間足夠的交際時間,又保證了進餐的節奏。鬆本還向我推薦了一瓶2001年的山梨縣甲周產赤霞珠,待服務生把酒拿來開瓶後又執意請我品嚐認可。服務生把一瓶紅酒分別給我們六個人倒好,大家按鬆本的提議與我碰杯歡迎我以一個新的身份重訪日本。
猜測普遍健康長壽的日本人的年齡並非易事。我感覺在座的這個管理團隊中,除了分銷經理橋本看著明顯年輕,其他幾位都應和我相仿。但按照交談中他們的自我介紹的工作經曆推斷,鈴木、小島、和田中都比我年長,閑談中鈴木甚至提到了退休和他的小孫女。也許是總經理的工作讓他更顯成熟,鬆本反倒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在我上午參加的銷售例會上,我與除關西地區經理田中的另外幾位都有過麵對麵的交流,也在線上聽到了田中關於關西銷售預測的匯報,我們用共同的第二語言進行業務交流都沒有問題。在晚餐上相對隨意的談話中,尤其是談到涉及日本的文化習俗等內容時遇到我聽不懂的詞,我們都可以在手機上寫下漢字進行“筆談”,從而體會到我們文化之間的天然的聯係。
當時,中日關係經曆了2010年的釣魚島撞船事件後正在回暖,在座的人中除了橋本外又都去過中國,無論是出於對我的中國背景的禮貌還是由於我帶領中國團隊過往幾年取得的業績,他們開始關注的大多都是與中國相關的話題。期間鈴木說到他在2008年曾去北京觀看過奧運比賽,盛讚美好記憶後即提起媒體報道中國的GDP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我觀察其他人似乎對此事關世界格局轉折的新聞尚不知情,但我可以隱約感到他們向我祝賀時內心難以掩飾的失落,我也就一邊感謝大家祝賀的同時暗自慶幸我早上已經及時得知了這條曆史轉折的消息,一邊談到1984年“十一”時我在天安門廣場的國慶晚會上與被胡耀邦請到中國的日本青年代表的友好交流和日本對中國三十餘年的無償經濟援助,向他們傳遞著我對日本的友好的感覺。
大家也會對我的職業生涯,特別是一個中國人怎樣變成了一個美國人的經曆表現出興趣,由此話題也轉入了我在美國的工作和生活。在我與中國團隊互動中談到美國時,除了涉及樂波特或一些與管理和經濟形勢相關的內容外,我大多會回避談論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甚至生活。我理解國人對於美國和像我這些與他們原本同宗同種卻在改革開放後搖身變成美國人的華裔的糾結,即使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的三十年後,美國在大多數國人心中還是一種特殊的存在。但我在日本同事向我問到美國時,我都會客觀、中性,就事論事地回答。畢竟美國對日本無論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還是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也是另一種特殊的存在,作為美國公司在亞洲的最高領導和他們的上級,我需要他們認同我的美國身份和我所代表的權威,也想在亞太逐漸營造一種淡化國籍而凸顯樂波特企業文化和團隊目標及成果的氛圍,更要避免我觀察到的許多我的“fellow Americans”(美國同胞)特別是那些白人“同胞”們在日本、韓國、乃至不少歐洲國家中有意無意表現的那種目空一切舍我其誰的救世主的心態。
鬆本精心選擇的這家懷石料理式的改良法式海鮮餐廳和東京市中心的夜景加上彰顯品味的日本特產紅酒,讓我們的晚餐既不失熱烈的氣氛又兼顧了大家初次社交的節奏,讓我與日本核心團隊的第一次交際的效果恰到好處,更保證了我能夠清醒地提前回到酒店以便準備參加幾個小時後傑瑞的高層管理例會。餐後我謝絕了鬆本他們要送我去汐留地鐵站的好意,而選擇了步行回去大約一英裏外的東京灣洲際酒店,散步於清涼的晚風中正好讓我回顧我與日本團隊的一天的互動。鬆本安排他的核心團隊在我上任伊始無論是在辦公室的會議上還是晚餐中的交流,和他在與比他年長資深的下屬們一起時表現出的輕鬆隨和,都讓我看到他的開放心態和成熟自信,讓我在與他作為多年互相支持的同僚之後對他從另一個角度有了新的觀察,加深了我對他和他代表的日本團隊的信任。聯想到我開始帶領美國團隊開發無線通信銷售時的忐忑和三年前被空降到中國初期的無助,我感到自己於日本團隊見麵前的多慮。對其他文化的尊重自然必要,但我要時刻提醒自己有意識地避免被我在中國的三十年間被植入在思維深處的說教的影響,從容地麵對更廣泛的國際職場和商業環境,才是保證我向我的所有亞太團隊代表樂波特公司的關鍵。我對即將與李柄柱和他的韓國團隊的見麵充滿了期待和自信。
回到酒店後進到郵箱,看到傑瑞的助理Liz不久前群發給傑瑞手下其他“C”字頭和VP的郵件,通知原定兩個小時後的高層管理會議臨時推遲七個小時,改在東京時間次日早晨七點進行,並且議程不似常規的例會而是由傑瑞向高管們提前宣布一個公司的決定,要求所有高管務必準時出席。我心中好奇著傑瑞的決定是什麽,但我可以再多一些時間預習我將第一次代表亞太向高管們報告亞太業務,讓我感到輕鬆。我吞下兩片褪黑素(melatonin),希望盡快入睡以便早起參加會議,但我無法猜到傑瑞特地選擇在幾個小時美國股市交易日結束後將向他的最高管理層提前宣布的是一個事關樂波軌跡轉折的決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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