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兩天X上的一個熱門話題，“加利福尼亞曾經是一個紅州。共和黨在20世紀中期的9次總統選舉中贏得了8次。即使在洛杉磯，共和黨人也贏得了10次總統選舉中的6次。
然後發生了一些變化。1986年，裏根向數百萬非法移民提供了大赦，其中大多數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亞。這使他們獲得了投票權。自那時起，共和黨在加利福尼亞州沒有贏得過一次大選。今天Musk也再次在討論非法移民問題。
恰好，筆者在三年前就寫過這個法案及相關的一本書的書評，再次分享給大家。
“要求施行雇員身份驗證政策(Workers verification)，這無異於1943年把日裔關進集中營，和將黑人票隻按三分二人頭計算的種族主義做法！”這是美國政壇中涉及移民問題討論時，充斥的貼標簽和懟罵。但並非剛剛發生在當下的美國政治中，而是從杜魯門總統時代，就已經開始，並一直延續的司空見慣。美國政界圍繞著非法移民問題的鬥爭，在1986年達到一個巔峰。那一年，美國邊境遣返的人口高達180萬人。同樣是那一年，兩黨達成跨黨派協議，通過了移民改革和治理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IRCA)，並由裏根總統簽署。不久，人們聽到了裏根那段關於美國歡迎全世界移民的激情澎湃的演講。現在的民主黨參議院領袖，來自曼哈頓的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那次法案通過運作中也大展頭角，是主推手之一。然而，今時今日，回看86年通過的IRCA法案，可謂美國曆史上，最大的立法失敗之一。它不僅引發了後續的最大規模的文件造假(frauds)，還為當下建製派精英層顏麵掃地的美國政治形勢，埋藏下了禍根。一個法案的成敗，既取決於法案本身的內容條款，也涉及行政部門執行能力上的配合力度。IRCA屬於前者，在它通過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敗，而這個錯誤，不僅沒有如願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反而更大程度地惡化了這個頑疾。曾經研究移民問題的專家不少認為，解決非法移民問題涉及三個要素，分別是，對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懲罰、大赦已經在境內的非法移民和加強邊境管理。缺一不可。IRCA法案的失敗在於，它並沒有配備足夠的資金去施行嚴格的邊境管理，同時也沒有施行雇主懲罰。隻發生了大赦而沒有在後續堵上的環節措施到位，可想而知反而變味成一次鼓勵非法移民的陰差陽錯的立法。接著滾滾而來的，是美國曆史上最大型的一次文件造假欺騙。大赦條件隻需出示一份證明此人在過去某個年份中有超過90天在美國農場之類的地方工作過的文件證明，就可以獲得合法身份。這甚至鼓勵了一個造價行業的生成，由於大赦專門針對農業，大量的非法移民花一千美元賄賂農場主，偽造一份此類文件，這裏麵既沒有雇主製裁也沒有強化工地執法。一千多美元在當時對一個平民雖然不算小數目，但是能買到合法身份，這買賣何樂而不為？於是在非法移民社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不僅是自己的親朋好友，還傳到遠在墨西哥村莊的鄉裏街坊。結果，86年大赦近300萬非法移民，直接鼓勵了之後延續了整個90年代的非法移民高峰潮。90年代中，美國平均每年吸收合法移民90萬，但是非法移民人口竟也達到每年50萬人。於是十年之內，美國又增加了額外的500萬非法移民。270萬被大赦的非法移民中，生活在加州的最多，僅洛杉磯大地區就一次性地吸收了80萬。時至2020年，美國非法移民數量已經突破1100萬人，大概三分之一的非法移民人口生活在加州。曾經有位洛杉磯時報的西裔記者在節目中坦言，自己認識的西裔家庭，幾乎每個家庭都可能有非法移民成員。非法和合法西裔移民人口的激增在加州尤為突出，也直接改變了加州的人口結構。同時，還招來當地部分居民的抱怨。雖然加州依然吸引各行業人才搬入，但是過去階段搬出加州的人口也超過了680萬。人口結構的快速而巨大的變化，必然反映到政治和選票上。早在1964年，加州超過紐約州成為美國人口第一大州，曾經一度是以郊區白人中產為主要票倉的地盤。1986年的大赦，從選舉票角度而言最大的影響就是，讓加州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完成了向一個穩定的民主黨大本營的轉變。到了2014年，加州西裔人口終於第一次超過白人，成為該州第一大族裔。非法移民，大部分不到墨西哥高中畢業文化水平，不少也帶來跟自己一樣不能說英文的下一代。這些當年非法移民的孩子，就是今天的DACA法案麵向的人群。在90年代加州州政府財政緊張的階段，加州州議會曾經一度為需要為非法移民支付15億美元的教育費用的事，打得雞飛狗跳。
而非法移民的湧入，改變的不僅僅隻是加州。大同小異的故事，發生在不同的地域。毗鄰加州的亞利桑那州，是下一個會要翻藍的傳統紅州。現在該州16歲以下人口中，西裔第一位，占46%。其人口數量第一的城市州府鳳凰城，在短短十多年以內，人口結構也已經像一個邊境城市。縱觀整個美國，從90年到本世紀初，西裔移民人口由2300萬增加到3650萬，增長速度是其他移民社區的4倍。西裔非法移民、合法移民的增加都飛快，來了之後就會把自己親朋好友都移民過來，有的來幾個先遣部隊之後會把一個村移過來。墨西哥一共2000多個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其中96%都有出非法移民。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一次民調墨西哥人的結果顯示，他們中，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想移民美國，其中13%的說即使通過非法途徑也願意嚐試。不過，美國西裔非法移民人口來源，近些年已經主要不再是墨西哥，而漸變成來自中美洲。邊境線的兩邊，美國這方是大量低工種勞動力人口的非法流入；而墨西哥那方，則要麵對超過11%的人口的流失，尤其一些邊境城市農業遭受嚴重打擊。更棘手的是，非法移民到了美國後，通過地下渠道將打工賺的錢寄回墨西哥，形成黑網洗錢產業鏈，這給墨西哥的治安和稅收帶來衝擊。傑瑞·卡默(Jerry Kammer)是位有三十多年經驗的老記者，美國新聞界最高獎普利策獎得主。卡默雖然出生在殷實的中上產家庭，年輕時候半工半學的經曆，讓他接觸到大量勞動階層的人口。作為一名智庫專家和多種主流報紙的撰稿人，他的氣質卻不同於通常智庫學者給人的感覺，擁有這個年代精英層缺乏的透過工薪階層的視角觀察社會的能力。卡默精通西班牙語，常年在邊境城市采訪、生活。他隨機接觸大量的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人隻有墨西哥小學六年級文化水平，甚至三年級文化，自然是不會說英文。年初卡默在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標題為，《我是一個支持移民管控的自由派》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背後更為完整的理念，在他最新的一本書裏得到更全麵的闡述，書名叫《失控：左右翼聯盟是如何阻止移民改革並導致了川普的當選》(Losing Control)。
非法移民問題最大影響之一，來自於經濟角度，他們跟本土低收入、低技能人群競爭工作。美國在90年代初，因為非法移民的激增，導致農業整個行業工資負增長，-8.7%，相比之下其他行業工資水平整體增長11%。
此外，非法移民在議價能力和對自身保護政策的爭取上，都無法與擁有投票權的美國人比較。譬如，美國四大最危險的行業，分別是采礦業、林業、漁業和農業。農林牧漁也是西裔工人集中的行業。采礦業者被本土出生的工人主導，而後麵三個行業約46%的從業工人來自於移民，其中又有一半是非法移民。
過去幾十年，本土人主導的采礦業，工傷事故率降低了三分之二。相反，幾個大量雇用移民尤其非法移民多的高危的行業，工傷事故率卻幾十年維持著基本沒有改善的狀態。
存在這種利於雇主和資本家節省成本的可乘之機，非法移民問題後自然也有利益集團參與積極推動。
而支持非法移民的勢力，有左翼，也有右翼，之間形成聯盟。左派的支持主要來自一支帶著解放全世界窮人理念的擴張主義者(expansionists)，認為美國要開放國界，對所有移民來者不拒。他們的理論最有力的根據就是自由女神像上，雕刻的由艾瑪·拉紮洛(Emma Lazarus)創作的十四行詩，《新巨像》。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這首詩表達的，絲毫不是嫌貧愛富，句句緊扣對自由的追求和不舍。大愛和普世，向陽而生。深深包含了敦促美國敞開國門擁抱移民的思想。但是，它誕生的時代是1883年，那時候的美國人口隻有5000萬人，且工業化尚不太發達。當時的人均生產效率基本與人頭掛鉤，國民生產總值主要拚的就是人口數量。而現在是21世紀，國家的競爭力，最大來自科技實力的較量。與美國相似的同類發達國家，譬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早已采用技術移民為主導的吸納人才的移民係統。相比之下，美國合法移民還是源自60年前確立的家庭移民為主，技術移民包括配偶隻占總額的16%左右。這個配額本身就是建立在60年代的格局下，而再加上短時間大量非法移民的湧入，勢必讓美國新進移民結構上出現技術移民比例偏少、人均財富低、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的特點。在右邊，有自由意誌主義者(libertarians)、億萬富翁Koch兄弟，信奉自由貿易、開放國界。其創立的智庫CATO，支持擴張移民數量。在非法移民問題上，保守的CATO與左派先鋒的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神奇地站到了同一個陣營。此外，農場、建築公司和酒店餐飲等行業，都有強大的組織為非法移民遊說，每年注入巨資。這些行業的業主裏麵，也不乏保守派。左右都有支持非法移民的資本勢力在運作。包括支持非法移民在內的各種類型的移民法案，背後的遊說團體近千，往往幾年之內就能花費二十億美元以上。而另一方麵，根據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的說法，美國底層工人(working poor)背後卻沒有一個政治說客力量。而他們是受非法移民問題衝擊最直接的人群。舉個例子，加拿大是一個普遍認為比美國左傾的國家。但是加拿大非法移民的比例遠比美國低，官方估計的數字在2-12萬之間。這在總人口約3759萬人的加拿大，比例最多隻占0.32%，低於美國的十分之一。除了曆史原因、邊境管理力度和產業結構的差異，當然也有地理位置等因素疊加的效果。2011年，加拿大第二級最高法院(the second-highest Canadian court)判決，加拿大的非法移民無資格享受免費的醫療。加拿大人對此民意反饋如何？實際上，整個加拿大沒有任何對此的民意調查，國民對待非法移民的態度可見一斑。也是因為加國非法移民太少，形成不了有效的政治力量，因此沉默無聲。對比之下，民主黨在2019年黨內初選過程中，曾經有一個問答環節震驚了不少美國人。當時NBC主持人提問在場十位候選人，是否願意給非法移民家庭提供免費醫療？包括拜登(Biden)在內的所有候選人都舉起了手。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美國左派走在了加拿大的左邊。作為已經上岸的移民我們應該歡迎移民，然而歡迎移民不是就等於隻能支持不加調控地擴張這一種選擇，也該要考慮對已經在美國生活安家的移民負責這個方麵。既然“美國人都是移民”，那麽早上岸的移民（本土美國人）也有他們的權利，也該公平地受到政策保護。非法移民沒有身份，願意做廉價勞動力，即使是一天收入$20超時工作的待遇，也總是比老家工資水平好太多。但是代價是，那些不願以更低價收入出賣勞動力的美國人和合法移民，失業了。非法移民競爭的主要是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線上的低收入工人，會造成拉低行業工資水平。但從雇主省成本的角度不一定是壞事，這反而逆向淘汰了那些堅持雇用合法工人的小業主。這也是為什麽合法西裔和本土長大的西裔裏麵，一樣有不支持非法移民的人群。實際上，西裔在非法移民問題上很分裂，46%反對，52%支持。美國公共廣播台(PBS)在2014年拍過一個紀錄片，還一舉拿下艾米獎(Emmy)，片名叫亞利桑那州(The State of Arizona)，內容是講述非法移民的故事。但是一個被采訪的西裔小老板透露，當時他接受了攝製組的拍攝，講述了許多非法移民問題的糟糕之處。他一度以為自己的內容會成為記錄片的重要部分，結果剪輯成型後，他的故事完全沒有出現在整個紀錄片中。除了刻意不采用這個受非法移民之害的小業主的故事，紀錄片裏還把一個人喊“適應美國(acclimate to the country)”，錯誤注解成“滾回你的國家(Go back to your country)”。 這也反映出今天美國主流媒體存在的一個問題，偏愛報道符合他們定調的新聞，甚至製造一些有利於強化自己立場的有意或無意的錯誤，導致一些美國民眾開始失去信任，懷疑其背後有利益驅使。不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媒體還是以報紙為主，新聞業有大量與印刷、卡車運輸、搬運報紙、分發派送報紙等體力活有關係的人員。而記者中也有一些高中文化畢業生。整個媒體從業人員，具備接觸了解工薪階層和普羅大眾世界的能力和機會。現在的媒體從業人員，精英化、都市化程度高，青壯派挑大梁的不少來自藤校一級的名校畢業，往往富裕家庭出來的比例高，大部分缺乏對美國落後地方生活的體驗，也沒有從事過基本工資線上的工作。左派的精英化，形成了沉溺於小圈子的意識形態和一味追求道德標杆，卻忽視大眾普遍需求的一批人。但這些人卻掌握著很強的話語權。以紐約時報為例，過去三十年中，經曆了兩次出版人換屆，老出版人亞瑟·奧克斯·蘇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於1992年將工作轉給兒子小亞瑟·奧克斯·蘇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接班。25年後，小亞瑟又退居二線換手給自己80年出生的大左派兒子，編輯部也出來一個正宗左派平權戰士。人們依然把七十年代，紐時出版人家庭發生的一次對話作為談資。老亞瑟去兒子所在的塔弗茨大學(Tufts Univ.)探望小亞瑟。當忙於反越戰並兩次因此遊行被捕的小亞瑟，被老爸問及，如果一個北越南士兵和一個在越南的美軍相遇，你希望誰被打死。他的回答足夠震驚老兵出生的父親，“我希望被打的是美軍，因為這是別人的國家，美軍不該去。”這深深地刺痛了老亞瑟的愛國心，也清晰地反映了伴隨小亞瑟未來行事風格的性格和立場。那種與左派大鱷索羅斯不強調國家和國界的思路，不謀而合的意識形態。紐約時報掌門人的工作交班，改變的不僅僅是舵手，還有老亞瑟管理下那個溫和適度、道德謙虛的往昔新聞人的風格。在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上就移民問題發文，還是提醒非法移民對低收入低技能工人的負麵影響。到了2007年，紐約時報編輯部，則已開啟將非法合法移民不再區分，統一稱之為移民的轉變。此外模糊“非法”這個概念，用“無證移民”取代。而實際上，很多非法移民是通過合法入境或者偽造證件，並非沒有證件。紐時越來越變成代表以曼哈頓為中心的一部分左派精英層的意識形態，卻與公眾需求漸行漸遠。常識交流往往變成道德競標。媒體宣傳的背後，也有大量資金的運作推動支持。包括卡內基基金在內的很多聲名顯赫的慈善基金，盡管按照規則是無黨派的機構，但是查閱他們在移民問題上的捐助，不成比例地支持開放邊境的擴張主義。當非法移民問題在還隻是涉及文化衝突的時候，尚不會引發大的反水，但是問題累計了幾十年，越來越成為一個經濟衝突，文化性焦慮變成了經濟性焦慮，點燃了背後的民粹力量，成了助選川普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反對非法移民的以被觸及利益的白人藍領工薪階層為主，但是黑人社區在非法移民問題上，一樣態度分裂，與亞裔社區內部在平權法案(Affrimative Action, AA)上的矛盾立場類似。
黑人工人組織要求為自己爭取工作機會，積極反對非法移民。而黑人政客階層，跟著黨派走，要跟西裔社區站在一起支持民主黨聯盟(Democratic coalition)。這種基層與社區政客之間的割裂，跟華人中產、平民為了教育問題，與支持民主黨的黨派議題的華人政客和左派精英層之間的分歧，何其相似。
以北卡為例，這裏是全美非法移民數量第八大州。西裔人口從90年代初的7.6萬增加到2008年的60萬，其中一半為非法移民。北卡的史密斯菲爾德地區，擁有全球最大的豬肉加工廠“大腳丫(Tar Heel，也是北卡大學籃球隊的名稱）”。在這裏，一天就有32000頭豬被處理，切塊加工。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西裔工人主打的地方，取代了很多非裔工薪階層。
2016年初，CNN的知名非裔主持人Von Jones就敏銳地覺察到移民議題辯論上川普對黑人選民的影響。他提醒，移民問題上，很多非裔已經對西裔和拉丁裔不滿已久。雖然最終黑人投票川普的人數隻有8%，88%的人依然把票給了希拉裏，但是，整個非裔投票率不夠高，反映了移民問題對黑人投票積極度的消極影響。
而非裔工人保護工作機會的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那一次爭奪飯碗的是南歐天主教和東歐猶太人。30年後黑人領袖成功推動美國立法，之後40年內美國移民數量走向下降。
南北戰爭讓南方奴隸製壽終正寢以後，被解放了的黑人開始往北遷移幾十年，芝加哥、底特律和紐約這些北方大城市的非裔多了起來，很多在肉類加工、鋼鐵或汽車行業找了工作（點擊前文）。盡管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是伴隨著70年代啟動的去工業化進程，這些部門衰退，男勞動力開始麵臨失業。雖然60年代末期，民權運動取得成效，促使美國政府推出各種彌補政策應對種族歧視，但是黑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還沒來得及獲得全麵的穩固改善，就陷入了這輪漸進的衝擊。
與非法移民競爭工作，去工業化進程讓低工資工作轉移海外，兩大導致美國普通人失去工作機會的原因，都被黑人社區趕上了。
美國過去幾十年，一方麵湧入低薪移民勞工（無證/非法），另一方麵通過全球化將工業工作機會外包到海外。藍領中產階級在此過程中受衝擊最大，他們是美國選出來川普的主要推動力，為了給製定了這些政策的兩黨建製派豎中指。
參考文獻：
1. https://www.amazon.com/Losing-Control-Left-Right-Coalition-Immigration-ebook/dp/B08B2ZMW4Z
2. https://cis.org/Transcript/Immigration-Newsmaker-Jerry-Kammer-Discusses-His-New-Book-Losing-Control
3.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4/david-frum-how-much-immigration-is-too-much/583252/
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
這就客觀上形成一個願意接受低工資而且刻苦勞動的階層，比如你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在公司裏你的收入可能不如第N代的比你學曆低的美國人，但你也會接受，甚至效率更高。
非法移民就更可以想象了，何況非法移民納稅比例還高於同樣收入的美國人，因為他們不得不依賴少數合法身份的社會保險號納稅來避免暴露。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講，本質上是剝削這些新移民，不論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整個美國經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運作的。
關於非法移民問題本質上是為了擴大社會分裂，提倡部落主義的努力，這有利於獲得合法公民身份的認同，但會摧毀美國經濟。
而民主選舉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美國整體。而是為了我的利益團體，也就是美國的一部分，隻要獲得選票支持讓我的利益可以得到，美國算什麽？
民主體製下，政客是沒有對國家的ownership概念的。僅僅是利用國家和社會牟利，這是民主體製的硬傷。
意識到這點，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
前者是人為主觀因素，後者是市場經濟下的客觀因素，那麽就是主觀客觀誰會最終占上風的問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後者會勝出，除非美國改成計劃經濟，也就是威權體製。
美國經濟是依賴移民文化而生存的，這是美國在發達國家中還可以維持相對高的境界規模的唯一原因。發達國家因為生活水平提高，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勞動力屬於基本經濟資源，也就導致其他經濟成分成本上升，在世界上就失去經濟效率。這個現象是無解的，也是帝國必然衰落的原因。
要想避免這種情況，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維持一支“奴隸”性質的低成本勞動力群體，這就是美國的移民文化的優勢，與合法非法並沒有關係，隻與移民有關，比如美國sp500公司，有263家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發起，蘋果，穀歌，雅虎，特斯拉，等等，而很明顯這兩代移民的總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很低，非常低。
而非法移民因為其法律地位，小時工資隻有1.5-2美元，這是美國農業低成本的保證。在川普當選的那幾年，加州蘋果大量沒人采摘爛在地上，而超市裏蘋果價格上升40%多，是個反例。
抵製移民這個問題在美國其實並不是關於合法非法的問題，而是任何移民，美國在1929年之前不存在移民份額的概念。世界上任何申請移民美國的人理論上都可以直接來，連簽證都不需要，除了中國人。
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以美國的經濟資源比例，美國在人口達到六七億之前。永遠需要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因為可以客觀上形成一個奴隸階層。
這就能理解為什麽共和黨的裏根會大赦，因為市場需要。
如今美國抵製非法移民的另一個因素是這不是白人，至少不是盎格魯薩克森白人，就與曆史上抵製意大利人，愛爾蘭人類似，這兩種也不是。
這就是川普說的，避免血液被汙染，不論是人種角度還是文化角度。
美國一旦失去移民文化，最好也就是現在的英國的樣子，瀕於破產。
美國有一個現象，沒有過例外，就是任何在加州流行的，大致15年後會在全美國流行。畢竟加州是美國第一大經濟體，也是個人財富最多的，也是白人是少數民族的州，是最多元化的地方。誰為因誰為果，可以爭論。
但拋開人種文化的概念，誰會跟錢和富裕過不去呢？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