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清華簡的文明汙染。
Zhiyan-Le, 2024-06-01。
看到光明網轉發的《瞭望》述評：
《破譯千年竹簡 求索文明密碼》。2024 05/25 來源《瞭望》。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525/d2c139eb71d44cfdb32d3db6a16da927/c.html
：：清華簡“《係年》這篇就將秦人祖先從東方西遷到甘肅一帶的緣由和曆史記錄得很清楚，可解開秦人來源的千古之謎。”黃德寬說。……清華簡的先秦樂譜“五星圖”記載宮、商、角、徵、羽五音原理，驚現一筆畫出的五角星，體現了五音生成的規律。“五角星背後蘊含的思想是‘三分損益法’”出土文獻中心副教授賈連翔介紹。#
一個律曆的曆史事實就可證明清華簡是偽造的真相。見下，商周的分野和建正：
舉例。常識：樂譜和樂律彼此相關但是兩碼事。三分損益是樂律而不是樂譜，清華簡解讀者們搞錯了。三分損益的五音生成與五行五運相生一致，即上古時期稱為律曆，在天文曆法作業中具有重大意義。如司馬遷《史記》所說的“考定星曆，建立五行”雲雲、篇章標題就是律曆。因而，三分損益的五音生成的表達，跟五行相生一樣，用五邊形表達相生，而不是用表達相衝相克的五角星。可是，清華簡表達五音生成卻用五角星。那足以說明，清華簡的偽造者連起碼的三分損益及其律曆常識都不具備，故而抄襲相關古籍也會抄錯。就此不服者，可用清華簡五音去標示古代樂曲和給古代樂器搞搞定音，那必將是一場災難。----商朝就有了完整的五音七律十二律了，而自稱戰國時期即近千年後的清華簡卻連十二律都搞不出來、隻有十律。
舉例。清華簡《四時》關於第二月的文字說：【仲春受舍，……十四日，日月分】。曆史事實：月中有【日月分】是日出地支十二宮的【卯】位的天象。周朝建子，對應卯宮的是四月而不是二月；漢代以來和現用的建寅曆法的第二個月則對應卯宮。見上圖。可見，清華簡是低劣偽造，把漢朝以來的曆法當作周朝曆法了。
再舉例。清華簡《司歲》的四時二間兩個欄目，是照抄漢唐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命理地支排列，但都抄錯了。錯在：隔位倒序；而命理方法來自律曆，不管是否隔位、律曆倒序都是針對曆法軌道的正序軌跡的鏡像。具體說，其二間欄目抄錯很明顯：一間和二間對應【攝提】和【單閼】兩歲都是【寅申】（而其它歲之二間則彼此相衝相克）導致一個少了申、另一個少了寅。如此，拿低劣偽造的清華簡司歲搞曆法，必將是一場災難。----商朝就有了完整的天幹地支組合及其推導係統了，而自稱戰國時期即數百年後的清華簡居然連甲子六十及其相生相克的常識都不知道，可見其偽造低劣。
又舉例。上圖，商朝之際，秦國的分野為未宮、徵律、林鍾。意義：商朝時候，秦國已是諸多方國裏的很有實力的佼佼者，故而才可享有分野之地之權位。音律是鼎器的規格，而鼎是方國的權位與責任的象征物。秦國享有七律和十二律的分野，足以說明當時秦國的權位已經相當高了。這些，與出土文物甲骨文文獻記錄吻合，見：
其酉 日於祖丁秦侑宗 茲用。甲骨文合集27315
宗秦於妣庚乇 。甲骨文合集30339.3
?秦宗於妣庚。甲骨文合集32742.3
?未卜有冊? 於妣庚其秦宗。甲骨文合集41494.1
弜秦宗。小屯南地甲骨3210.2 #
妣庚是商王的妻子，是王後。商朝統治是血緣政治和自然神論的組合。沒某種血緣關係，沒神論確認和足夠高的權勢地位，方國秦國咋能與商朝帝王和王後攀親帶故而具有宗室關係往來、並享有相關所有分野權益？既然“秦宗於妣庚”多次見於甲骨文記錄，那就應該考察秦人和妣庚的血緣關係、才能獲得秦人族群祖先來曆的可靠線索。
以上曆史文物和文獻彼此吻合的事實說明，清華簡所謂的周朝之際和周王室把秦人從山東調遣到甘肅、才使得秦國有了地盤和發家機會雲雲，是瞎編偽造。
說些反證。周朝之際，沒有汽車、高鐵和飛機，如此，秦人從山東遷到甘肅，至少要徒步跋涉幾個月。實際問題：路上吃什麽？僅以一萬人和每人一天隻消耗一斤糧食來計算，那就是一天消耗一萬斤、幾個月就是幾十萬斤。秦人哪來的那麽多可攜帶的糧食？籌備那麽多可攜帶糧食，要幾年的農業好收成和節餘？或，周王哪來的那麽多剩餘糧食、可為一個部族的幾個月的大遷移而提供幾十萬斤的糧食？沿路征糧？途徑的諸侯憑啥要給秦人白白大批捐獻自己可能很需要的糧食食品？方國氏族大遷移不是幾十人或百人的團隊度假旅遊。
再反證。歐美學界早就說明，遠古到上古時期，如今叫陝甘、新疆、中亞、中東和近東，直到古埃及古希臘，這個地區曾是河流湖泊豐富、非常適合農業和畜牧業。正因為那些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人類農耕文明就是從這一帶起始的。上古中國周穆王的西征、還有古希臘亞曆山大大帝的東征，都是慕名而為了征服這個歐亞大陸的糧倉富地。
插圖：美國考察團1925-08-20在蘭州拍攝的照片之一，該蘭州大橋為美國捐款而修建。可見，百年前的甘肅大部還是有山有水有樹林的地方。來源：美國哈佛圖書館。
可說，甘肅一帶曾是商朝和周朝的後院糧倉，也是他們的王室與西域通商和接受上貢並發財的要道。如此，周王室為啥憑啥那麽放心、把反叛者秦人從東海之濱趕到並盤踞他們的後院糧倉和受貢要道？若說防禦外族侵犯等等，多年累積修成的長城說明，防禦方向是北方外族而不是通往西域的甘肅通道。再說了，在甘肅一帶享有分野的諸侯或擁有領地的家族氏族，也不會那麽聽從周王室的調遣、把自己的糧倉土地白白讓給秦人、讓秦人壯大起來吞並自己。
例如，古籍《國語》有長篇記載：周景王為諸侯遊說所動，要重鑄無射音律（見上圖，魯國的分野對應十二律的無射音律）。那意味著改變鼎器規格、即王室多收上貢同時無端提高魯國的權勢地位，等於為王室和某個諸侯的勾結利益而消弱其它所有諸侯的權位、破壞整個王朝的聯盟製、意味著國家崩潰（同時，孔子要行夏之時。儒家是當時禮崩樂壞的領銜者）。那遭到單氏家族的強烈反對。周景王不聽勸告而一意孤行。結果，周朝從此走向衰敗滅亡。
同理，若周王把秦人從山東調到甘肅，那也是改變包括音律鼎器且包括地盤的分野權益權位的再分配，各諸侯和氏族就聽之任之而沒絲毫抵製嗎？僅為魯國而改變一個音律但不動其諸侯地盤、就遭到諸侯氏族的強烈反對而成為當時的重大事件並見於長篇曆史記錄了；可是，周王室調遣享有更高層次分野的秦國秦人的事件、是比改變一個音律更為重大得多的分野事件，但沒有關於諸侯氏族抵製或反對的曆史記錄。傳說當時已有民謠：亡周者，非秦必楚。如此，周王室和諸侯氏族都那麽在乎魯國分野的一個音律的變動，就不在乎秦國分野的整個全變嗎？
進一步說，商周之際，國家體製是血緣氏族為主體的方國諸侯組成的聯邦製或聯盟製，王朝王室擔當盟主，各方國諸侯高度自治（包括擁有國土人口和軍隊）、同時承擔維護王室和給王室上貢的責任。而王朝體製則是“五權分立”（民、王、卿、巫、龜。與古希臘羅馬帝國的民主體製類似但有些不同）。在那種體製下，商周王室幾乎無權直接調遣任何享有分野權勢的方國諸侯；即便要做，還得通過王朝自己的五權分立表決程序。如此，不說全部而隻說有權有勢的民，能同意可能傷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嗎？再想想看，盤庚不動方國諸侯分野而隻是王室自己遷都、就遇到特大困難而要求助於烈祖和天意；若王室調遣一個享有分野的方國諸侯且嚴重打擾其它方國諸侯權益安全，那有多大的可能可行性？
曆史文物文獻、曆史天文地理和上古國家體製、以及當時的常情常理等等，各方麵事實都說明，清華簡關於周王室調遣秦人從山東到甘肅的故事，不過是照搬漢代以後文人的以訛傳訛的偽造而已，根本就不能作為曆史事件的判斷依據。
至於與清華簡及其解讀秦人來曆相關的其它故事，則是荒唐了。例如，大眾日報（2024-05-30）述評說：就嬴秦祖源在東方，李學勤斷言：“秦人出自嬴姓，秦人就是商奄之民，最初就生活在曲阜、萊蕪一帶，其中‘嬴’這個地名在萊蕪從古到今流傳，所以萊蕪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個中心地區。”雲雲。
事實：該說法邏輯前提是：中國文明一開始就是父係社會，且地名和族名人名必然有且是唯一的一致性。該前提不成立。不然，古印度有地名孔昌；照那邏輯說，孔子的祖宗是印度人。孟加拉是古國，孟子來自孟加拉民族。吉林鮮族有老鎮薑家店，薑子牙是高麗人。不夠荒唐嗎？
再說，中國遠古到上古前期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係社會而不是父係社會，即不能拿後來的父係人物作為某遠古上古群族例如秦人的祖先所在的依據。要知道遠古上古前期就已經存在的族群的祖先祖籍，必須考察母係。有啥遺跡文物文獻能說明或證明秦人的母係來自山東？沒有，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哪一點。
上古之際，賜姓可與地名文字相關、但並非一定相關。武丁稱號丁、婦好賜名辛，與地名文字無關。周武王名發，與地名文字無關。周朝國號和族名不同，----也罷，清華簡和李學勤還沒說周口店必然是周朝的中心地區、也沒說武王的祖籍在武漢。
李學勤不懂古代律曆而搞錯，不隻是清華簡真偽判斷錯誤，他領銜的夏商周斷代項目也搞錯了。例如，根據古文記載的甲子紀日和“日月星辰皆在北維”、他們下結論說周王克商是公元前1046年01月20日，就是個錯誤例子。
首先，甲子六十紀日，一年有六個，冬季有兩個。古籍記載的那個甲子日，到底是冬季哪個月份的？這個問題沒清楚答案，憑啥說甲子日就是公元前某年的01月20日？其次，冬季時候，地球在太陽和北維之間，因而在北維看不到日；夏季，太陽在地球和北維之間，因而才有“日月星辰皆在北維”的天象，即克商時間是夏季而不是冬季。
古籍明文記載說，武王起兵是冬季甲子日，但作戰幾乎半年、到了夏季才徹底打敗商王而實現了克商。把起兵之日當作克敵之日、以為當日起兵而當日就徹底打敗商王和建立周朝了，可說是很低劣的常識錯誤吧。按照李學勤的學術方法和邏輯，中共克敵成功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日應該是中共起兵的1927年八月一日、而不是1949年的十月一日。說得通嗎？
附議：利用清華簡偽造秦人來自山東的故事的背後。
就清華簡編造的秦人來自山東的虛假故事，有議論說：【秦帝國中央集權。秦國權力長期集中於中央、集中於秦君，能夠有效克服他國封建體製之弱點，提高政治、軍事效率。中央集權是我們國家長期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中央集權是根據中國具體狀況提出來的，最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共存的國家，而這種製度使秦人最後實現全國統一，建立強大的秦國。】雲雲。#
那議論是違背曆史事實的謠言。百多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學者們清楚說明，有文物和文獻可考的曆史事實是：秦朝取代周朝之前，中國國家體製是血緣政治和自然神論組合的五權分立（民王卿巫龜）的體製，類似於古希臘羅馬帝國的古代民主製度（但有不同。例如，中國的是自然神論，而古希臘羅馬帝國的是人格化的神）。中國的那種古代民主體製持續了至少3500年，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出現於世界文明史的國家體製方麵的文化之根基和傳統。
商朝之際，秦國就享有了分野且宗於妣庚，而那不是家族中央集權製、卻正是血緣氏族和自然神論的五權分立的宗法體製，且持續到秦國取代周朝、前後經曆了大約1500年。而秦朝建立後實行家族中央集權的時間，前後不過15年。就是說，中央集權製不但不是秦國長期實施的製度，且加速了秦王朝的滅亡、使得秦國永久被淘汰而不再享有商朝時候的權位。
漢朝承續了家族中央集權製；但接受了那會加速王朝滅亡的教訓，因而，實行的並不完全是把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身的中央集權製，而是實施神化人格的中央配位集權製。用董仲舒的話說，那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拋棄自然神論而實行無神論，以皇帝為天子代表天意，即所謂“天人合一”的神化人格為最高統治；在那之下，實行按血緣輩分來決定誰能充當天人合一和代表天意的神化人格、誰能在那個神化人格之下享有多少和享有多大的權利、以及為此承擔什麽責任和如何承擔責任。從漢朝直到清朝，皇城裏的天壇就是該中央配位集權製的儀式之地，而配位之爭貫穿於漢代至清朝的皇宮曆史。
在那種神化人格的中央配位集權製的體製下，皇帝集權有限、並非獨攬所有國家權力。例如，宗教信仰選擇權不在皇帝而在配位民間、皇帝也得服從那種選擇，即政教分離、皇帝不是國家的精神領袖。這就是漢代及以後中國能有道教和佛教以及回回教三個宗教並存、甚至“人皆可成佛”而民間可自立世俗宗教、加上儒家信仰的國家體製緣故。
再例如，血緣氏族家族可擁有軍隊，即皇帝並非擁有所有兵權、其槍杆子權力受到配位製度的限製。又例如財權，皇室享有自己的財政並享有地方上貢和全國稅財，同時，地方相當自治而可有自己即各地不同的財政政策（部分恢複商朝體製），皇帝財權受到配位製的限製。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法權。秦始皇實行“我就是法”和“我就是國”，法治即人治、人治即法治，家族之法替代了盟約宗法。而漢代以後，皇室接受了秦律包容甚至縱容利益衝突而導致國家法規製度無效和王朝滅亡的教訓，法治實行“回避”製度，有利益相關者必須回避、執法者必須與相關利益彼此無關。這不同於西方現有的司法獨立，但與秦朝的“我就是法”也大不相同。可說，漢代到清朝，法權並非完全集中於皇帝一身，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被秦朝推翻的商周時期律曆之律高於世俗利益的地位、但沒能徹底恢複其原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下表為秦朝以後實行中央集權和中央配位集權的國家統一分裂狀態的年代曆史圖示：
可看到秦朝到清朝的曆史事實：除了秦朝實行全麵中央集權製之外，其它各個朝代的一個新朝代的興起階段和強盛階段，實行的是道家主導、俗稱“無為之治”。其主要特點就是前述的中央配位集權製，皇帝權力和官僚權利都受到最大可能限製、而民間權力權利則獲有最大可能保障，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階層間隔處於最小可能的程度。
而一個朝代走向衰落和滅亡的階段，實行的是儒家主導，主要特點就是皇權和吏權膨脹到幾乎不受限製的程度，民間權力權利則受到最大可能的限製，官民之間的階層間隔處於最大程度可能的狀態，即秦朝方式的中央集權製獲得最大可能的實施。
不管哪種方式，在中央集權製的條件下，中國處於統一狀態的曆史時間大約有75.7%、處於分裂狀態曆史時間大約有24.3%。很清楚，中央集權製並不能保障中國長期處於統一狀態，相反，它大大擴展了中國處於分裂狀態的曆史可能性，甚至大大拉長了各次國家分裂狀態的經曆時間。誠如《三國演義》劈頭所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就是中央集權製條件下的中國的統一和分裂兩者並存、分裂狀態頻頻出現的曆史事實。
嚴格說，秦漢到清朝的中央集權的曆史表達大約有2130年，但實際上經曆了1500年、即秦漢文化到了宋朝就結束了。主要理由：
元朝實行回回曆，中國文明根基律曆被廢除。蒙族血緣統治至高無上，秦漢的中央集權處於隸屬地位。可說，就獨立國家而言，中國是蒙古帝國的附屬殖民地而不複存在。元朝後期，最高統治者意識到必須恢複秦漢集權製才能延續之際，蒙古帝國及其元朝走向滅亡了。
明朝試圖恢複秦漢的中央集權製，但因文明根基即律曆被嚴重破壞而難以全麵恢複。一個突出例子，就是沒能恢複秦漢律曆原貌、甚至把它繼承商朝律曆的核心部分即五音五行組合的五運候風稱為“騙局”、用無法付諸曆法和音律的所謂平均十二律替代。明朝後期，皇室試圖借助西洋人士及其攜帶的西洋曆法來恢複原有的律曆，還沒搞出名堂、明朝走向滅亡了。
清朝，跟元朝一樣，實行滿族血緣統治至高無上、秦漢中央集權處於隸屬地位。就律曆方麵，清朝皇室接受元明兩代的教訓，一開始就試圖借助西洋人士及其西洋曆法來恢複秦漢的律曆體係。然而，中國律曆和西洋曆法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體係，其所謂恢複是越搞越糟。康熙和乾隆兩代皇室意識到必須按照中國律曆的原貌來恢複，廢除了西洋曆法及其攜帶者西洋宗教，著手《詩經樂譜》而從音律開始恢複中國律曆。搞了些名堂，但西方列強開始瓜分中國，沒有原本律曆支撐而隻有外族血緣至高無上的中央集權統治陷入嚴重的衰弱腐敗而無法抵禦列強殖民化，導致清朝走向滅亡了。
簡言之，曆史表達可說秦漢中央集權製的文化曆時2130年，但實際上隻有1500年左右的曆史、期間包括大約有27.47%時間處於國家分裂狀態。
對照看，商朝到西周及之前，中國的血緣氏族和自然神論組合和五權分立的上古及古代民主聯邦製或聯盟製，曆時大約3500年、期間沒有較長時間的國家分裂狀態；東周時期，出現中央集權而導致戰國時期的國家分裂。----所謂秦朝和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是篡改曆史的謠言：遠古到上古的中國，一直就是個統一的國家、且統一狀態曆時之久大大超過秦漢。更值得一提的是，堯帝到商朝的律曆係統，一直到現在還有至關重要的文化影響且滲透各個領域，那是秦漢唐宋再怎麽搞中央集權也無法替代的中國文明的根基傳統。
如此，究竟是清華簡們用偽造的秦人故事而鼓吹的曆時1500年的中央集權製更適合中國和中華民族、還是有文物文字可考的曆時3500年的五權分立民主聯邦製更適合中國和中華民族呢？來看看中共創始人和新中國創建人之一即毛澤東是咋說的（詳見：斯諾：《漫長的革命》，1971/1975，英文版和中文版）。
文革期間，毛澤東是享有“四個偉大”的絕對權威。而毛澤東自我評價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四個偉大，隻留下教員，其餘的統統去掉。並行，毛借題發揮說“會當水擊三千裏”、提議閱讀《莊子》和批判孔子。
《莊子》是道家。其作品有說：“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那生動描述了最高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兩者間隔大，統治必敗；兩者間隔小，統治幸存。因此，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裏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即被統治者的權力和權利的大小、與統治者的幸存長久如何，彼此是相生正比關係，例如，前者大而後者久、前者小而後者短。
很明顯，莊子提倡的是堯帝商朝的五權分立的民主聯邦製，而不是儒家提倡的中央集權製（詳見司馬遷《史記》：始皇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這或許就是文革中毛澤東提議閱讀《莊子》和批儒的寓意吧。
進一步看。文革中，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候、說到文革後中國走向，毛澤東說：“就是這兩個積極性，中央一個積極性，地方一個積極性！……統統抓在我手裏不行啊，我管不了那麽多啊！要學你們美國的辦法，分到五十個州去。”----美國的辦法是啥？是三權分立的民主聯邦製。毛澤東不同意中央集權製更適合中國、而是主張民主聯邦製更適合中國，其表達不是很清楚的嗎？繼承發揚中國曆史文化傳統，更相關於堯商文化而不是秦漢文化，不是很清楚的曆史教訓嗎？
簡言之，利用清華簡偽造的秦人故事而鼓吹說中央集權是中國長期治國方式且最適合中國雲雲，是用假貨汙染中國曆史的謠言，是抹殺遠古到商朝的數千年中國文明曆史的謠言。不然，那就隻能說：曆史在重複，中央集權製和儒家成為治國主導意味著當今中國朝代正在走向滅亡。歐洲文藝複興和開始現代化之後，曾出現數次封建專製主義複辟而導致內外戰戰爭，法國的高盧公雞和德國的條頓劍的複辟但最後都敗於世界民主現代化的故事就是典型案例。但願中國龍的現代化能避免重複那些封建專製複辟導致戰爭而慘敗的歐洲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