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見證人

嘉蔚此文包含中國近代史上一些寶貴的史料，他囑我貼到文學城，與讀者共享。

世紀見證人
嘉蔚
謹以此文紀念一百年前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先生及其摯友

老朋友卓立從香港電告我，再過幾天，到2021年5月6日，鄧姨滿一百周歲了。她希望我為鄧姨寫一篇文章來慶祝壽星老。

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在天寒地凍的哈爾濱，曾經有一個溫暖異常的俄國式住宅，厚牆將冰雪阻擋在外。年過半百的鄧姨用大號鋁鍋為我們一幫江南知青畫家做了鮮美無比的掛麵。飯後她的丈夫音樂家卓明理在鋼琴上彈起了朝鮮歌劇選段《隻要媽媽愉快地笑》，卻見鄧姨一手叉腰一手揮舞著手帕從廚房舞進客廳，引來他們三個女兒卓見，卓真，卓立和我們這幫客人的哄堂大笑。。。。。。

我於十年前在《此曲隻應天上有》的回憶錄裏詳盡地描述了我目睹的鄧姨一家人的快樂人生。今天我試圖將她與她家人的回憶裝入我所搭建的曆史框架，來為我的讀者展現一幅鄧姨的百年人生前半段的拚圖。

鄧姨名叫鄧宛生。她的父親鄧初，字仲純，生於1888年。仲純的父親鄧藝孫字繩侯，是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後代，本人是安徽著名的教育家。後來以獨秀名滿天下的陳仲甫早年受教於繩侯，後來又與柏文蔚蘇曼殊等同在繩侯擔任監督的蕪湖安徽公學任教與鼓吹革命，因此與老師的孩子相熟。仲甫生於1879年，比老師的二子仲純，以及生於1892年的三子以蜇大出好多歲。至於生於1893年的老四季宣，就隻比仲甫的長子陳延年大五歲而已。所以今日有的文章裏說陳獨秀與鄧繩侯的孩子一同長大並不確，情同手足則毫無疑問。

鄧初於1905年9月赴日本留學，經宏文學校和正規預備學校後於1910年9月入千葉醫科專門學校，1916年5月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10月回國出任北洋政府內務部技士，1919年後兼任京師傳染病院內科醫師。以上這段履曆網上無法查到，一般僅說他曾在日本學醫而已。廓清這段曆史，方可清楚他與陳仲甫在日本的共處經曆。

遲至1914年才自號獨秀的仲甫曾四度赴日。第三次赴日從1907年春直至1909年10月回國為期兩年半，是他留日時期最長的一次，而且潛心學問研究。也在這一次，他與尚在預備讀醫科的仲純會合，又結伴蘇曼殊，同住於東京神田區東町二丁目一番地汪壽館的一間小屋裏。而時年才15歲的鄧以蟄也在同一年來日本留學，他也住到二哥仲純這裏。以蟄後來回憶：“四人多年在日本東京同住一下宿屋（飱宿同供的次等旅舍）。陳仲沉酣於他的拜倫與雪梨的全集；和尚終日無衣衫出門，吃著睡著，哼他的以龔定庵為藍本的七言絕句。。。。。。我弟兄倆人湊興的事也不少。”所以仲甫與這鄧家兩兄弟的親密情感應始於這兩年半的朝夕相處。而獨秀於1914年到1915年避難日本的一整年裏，他與仲純也少不了交往。

鄧家老四鄧季宣則加入了陳獨秀兩個兒子的行列成為歐戰之後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的夥伴。甚至有過與延年二人合蓋一被禦寒的日子。有所不同的是與延年喬年投身革命的選擇相反，年長的季宣是真的去上大學，九年後由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哲學係畢業回國，在複旦大學開始其教育生涯，其時延年喬年剛剛相繼捐軀，血濺龍華！因此後來獨秀每見鄧季宣便如同見到自己那一雙叛逆的兒子。獨秀的喪子之痛，一直深埋心底，隻有過一次令目擊者震撼的爆發。那是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變老蔣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獄中，獨秀先生打酒斟滿一杯高舉齊眉曰：“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說罷，灑酒於地。他又斟滿第二杯酒，卻嗚咽起來，說：“延年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說罷已是老淚縱橫。

說回到1919年，時年陳獨秀已在北京大學出任文科學長兩年餘。他移居北京隻比鄧仲純遲了半年。可以想見這倆哥們又匯聚在北京有多麽高興！尤其難得的是他們的政治觀點也相同。證明這一點的是當陳獨秀登上他人生最輝煌的頂峰那一刻，他的身旁就陪伴著鄧仲純。那一刻指的是五四運動爆發一個月後，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對政府提出五條最低要求，其第五條是“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宣言最後道：“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宣言又請胡適譯成英文以雙語印就後由李大釗胡適等一撥戰友們分頭散發。獨秀本人與鄧仲純高一涵三人到新世界遊藝園的頂層散發傳單時被暗探擒住，獨秀蹦跳高呼：“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吸引了注意力，掩護了仲純和一涵脫身。

獨秀此次被捕，羈獄凡三月，全中國各界各業各派人士齊聲營救，創下了中國曆史上的奇觀。北京當局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讓他保釋出獄。出獄當晚，鄧仲純等一班好友在浣花春酒家備了兩桌酒席為他接風。

此後獨秀不得不再度南下，開始了他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生涯。鄧仲純仍在北京行醫，但沒有置身事外。雖然他一生無黨無派，但卻一直是國民革命的支持者和參與者。獨秀南下建黨後，南陳北李，李大釗成為北方中共和國民黨組織的領袖。在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宣布中共誕生的兩個多月之前，鄧仲純的小女兒宛生呱呱墜地。宛生的姐姐譯生，則已經四歲了，生於1917年，也可以說是與俄共同年出生的罷。這兩個名字尤其是“譯生”有點奇特。鄧姨給我的解釋是都與北京地名有關，宛就是宛平。可是“譯”字又作何解呢？鄧姨也答不上來，說都是叔叔鄧以蟄這位大美學家給取的名。我查“譯”字時得到這樣的結果：“《漢書-張騫傳》：‘大宛以為然，為發譯道，抵康居。’”居然“宛”“譯”二字俱在！無人可以求證，錄此以備考據吧。

鄧宛生來到了世上，也就開始了她見證曆史的漫長生涯。在她生命的最早記憶裏有過這樣的一幕：黑夜裏她與姐姐被母親抱上一輛小汽車的後座，居然是坐在橫躺在後座的一個成年人的身上。她們的爸爸坐到司機的邊上汽車就開動了，一直開到了城外田野邊才停下，那位成年人下車消失在暗夜裏，爸爸又和她們回到了城中家裏。

幾十年後鄧姨回憶道，那一定是在掩護革命者逃避當局追捕。她甚至猜想道，說不定就是掩護李大釗本人呢！

如果查網上的鄧初簡曆，這裏一下子就跳躍到1930年代青島大學的酒中八仙傳說了。幸虧卓立發過來一頁手抄的青島衛生誌醫林人物傳略，上麵赫然寫道：

“大革命中毅然辭職。1926年10月赴武昌參加國民革命軍，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軍醫處長。1927年1月轉任皖城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軍軍醫處長。在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營救了不少中共革命誌士脫險，1928年1月重返北京任北京市立外城區醫院院長。”

一定是陳獨秀代表革命征召了他！

什麽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呢？那分明就是北伐鐵軍的一部分啊。攻克武昌後原鐵軍即第四軍的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第二十四師的師長是戴戟。在仲純調去第三十三軍的兩個月後，葉挺就繼任了第二十四師的師長，並且帶領它參加了八一南昌暴動。而戴戟也是一位血染汀泗橋頭的鐵軍英雄，是仲純的安徽大同鄉。他在後來作為十九路軍的主要將領奮勇抗日於淞滬戰場。

再來查一查為什麽仲純會轉任到第三十三軍。真是不查不要緊，一查吃一驚。原來那簡直就是陳獨秀的安徽子弟兵呀！原來這是在1927年1月剛剛以辛亥革命大英雄柏文蔚的舊部為底子組建的一支新軍，軍長柏文蔚，副軍長袁家聲，黨代表常恒芳，都是與陳獨秀一同反清討袁，從嶽王會到江淮同誌會，肝膽相照的革命弟兄。毫無疑問，一定是陳獨秀本人將鄧仲純介紹給了柏文蔚他們。也或許他們早已經在辛亥或反袁的年頭裏相識。但是陳獨秀的推薦則毫無疑問。

可惜三個月後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捕殺共產黨人，實行獨裁統治。柏文蔚強烈反對，他率領第三十三軍營以上軍官發出通電，宣布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敦促蔣介石下野。在其軍長職務被撤銷前後，盡管處境維艱，但仍挺身而出，掩護、營救了許多共產黨員。鄧仲純積極參與了一係列的營救。據他後來告訴家人，在得知陳延年被捕的消息後，他心急如火，盡了他所有的能力去營救，但還是功虧一簣。 “隻遲了兩個小時！ 而且我有把握救下來的！”他後來告訴家人說。陳延年於1927年7月4日壯烈犧牲。噩耗傳來鄧仲純抱頭痛哭！

十一年後鄧仲純在江津創辦了延年醫院。人們皆以為隻是取了一個圖吉利的名字，殊不知背後的那份不是父親卻勝似親生父親的父愛深情！

鄧仲純救助中共黨人的事跡因為均屬暗箱操作，本人又守口如瓶，幸有一位目擊者在他的晚年記述了他的親曆，掀開了幕布的小小一個角。這就是後來成為人藝著名導演的方琯德在他的自傳裏回憶他幼年時在安慶老家小南門公館見到他的七姑夫，也就是他的七姑方愫悌的丈夫鄧初陪了一位高個頭年輕人躲到他家，後來又帶那人躲進四叔方孝遠家，在軍警搜捕落空後，陪那人離開了。琯德的哥哥後來成為中共省級幹部，告訴他那人是柯慶施。查柯慶施的履曆，同為安徽籍的柯慶施在1927年8月出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所以肯定故事就發生在當時。其時恰逢鄧仲純在第三十三軍任軍醫處長，駐軍在安慶附近。方琯德時年六歲。方孝遠也是陳獨秀的親戚，十一年後他們將會在四川江津相會。

在失去自己的長子的同時，陳獨秀也失去了自己在一手創建的中共黨內的 領導職務。他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斯大林要求他去莫斯科反省。他拒絕了。今日回看他的拒絕實際上挽救了自己的性命。領導武裝起義創建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國際英雄貝拉庫恩在失敗後避居莫斯科，後來被斯大林槍斃了。德國和波蘭的共產黨領袖們也先後遇害。創建了墨西哥共產黨的印度共產黨人羅易，就是那位輕信了汪精衛的共產國際特派員羅易，在回到莫斯科以後就被開除了黨籍，好在他隨後就回印度單幹，撿了一命。丟失了中國大革命成果的鮑羅廷回國述職後，斯大林忍了二十年沒動他，到了還是送他進了古拉格死牢。

比陳延年就義還早了兩個多月，在北京的李大釗與十九位同誌被奉張軍閥所絞殺。陳獨秀對李大釗極其推崇，他說：“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鬥。”“他平生的言行，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隨了獨秀的被黜與大釗的犧牲，中共高層領導圈從此不複再有“南陳北李”那種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的氛圍，而被莫斯科式的黨內殘酷爭鬥所取代。

此時斯大林從列寧去世後的領袖集團裏脫穎而出。他自認：“觀察反對派，明確其行為，然後在其意想不到的時候給以致命打擊，再沒有比這更讓人愉悅的事情了。”1928年他徹底擊敗了工農紅軍之父十月革命功臣托洛茨基，並在次年將後者流放去了土耳其。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對於共產國際革命路線的激烈交鋒在時間段上恰與中共黨內對大革命失敗的反思重合。當時匯聚了中共留學生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長正是支持托洛茨基觀點的拉狄克。托洛茨基的主張得到了中共一部分重要成員包括陳獨秀的支持。曾經出席建黨一大代表的劉仁靜從莫斯科回國時秘密繞道到土耳其拜訪了托洛茨基，帶回了托氏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文件。陳獨秀發現兩人的看法有很多相似之處。在1929年年底應斯大林的要求，中共中央發文開除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黨員的黨籍，稱他們為“托陳取消派”。

在一切塵埃落地的二十一世紀回望，我們很難裁判這三位出生於同一年的共產黨領袖的理論誰是誰非。因為失去權力的那兩位已經無法實踐自己的主張。對斯大林的功過，本世紀的俄羅斯曆史學家是這麽說的：“斯大林的勝利讓人民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從曆史進程的角度來審視，這位人物的矛盾性既不能使其優點遜色，也不能減輕他為其決定所產生的一切後果而應承擔的責任。”至於領導了中共成功奪取政權的毛澤東，也恰恰是另一位特立獨行的陳獨秀。斯大林對他無可奈何，隻能用一句“勝利者是不應被指責的”來自我解嘲。這也是為什麽盡管他一掌權就立即將中共托派悉數關入牢籠一關二十七年，卻一再高度評價陳獨秀，稱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無論陳獨秀還是托洛茨基，在被剝奪了行動權力重返書齋之後重新思索無產階級乃至人類的命運時，也都不約而同地認同了民主價值觀。對於陳獨秀而言，他是重新回到了“德”“賽”二先生的懷抱。雖然陳獨秀及其同誌已經被驅逐出黨，但在蔣介石眼裏而且他們也自認依然是共產黨。1932年10月陳獨秀與托派同誌幾乎被當局一網打盡。此案轟動一時。黨國元老學界名流紛紛出來營救。傅斯年譽之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章士釗等滬寧大律師挺身出任法庭辯護律師。軍政部長何應欽居然向這位階下囚索字，得一幅大字寫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民國廿一年十月廿五日陳獨秀”。1934年7月陳獨秀被判刑八年，押往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服刑。至1937年8月因為抗戰爆發重獲自由，四年的牢獄生活經過他的抗爭，獲得了讀書研究接見友人乃至與女伴行周公之禮的自由。

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市公安局被捕關押的第一時間，就轟動了公安局的職員們。當時年僅19歲的黃苗子正在公安局當一名抄寫文員，也隨了同事們到院子一角拘押犯人的房間前觀看。隻見陳獨秀背對牢門，靜靜地伏在桌子上寫字。他的墨寶深受敵人歡迎。老年的黃苗子曾經畫了一張公安局平麵圖注明獨秀的位置，寄給了小他一輩的陳獨秀研究者王觀泉，王觀泉又將這封信複印了寄給再小一輩的筆者。

趁獨秀先生坐牢的功夫，我再回到咱們的傳主鄧姨鄧宛生的故事上來。宛生記得自己四五歲時全家住在北京景山附近三眼井胡同的一個很大的院子裏。高高的門檻，把自己絆了一跤，額頭留下一個永久的疤痕。 大院裏還住著工人：廚子，老媽子，和洋車夫。那時家裏還有大姑，大姐和大哥，以及小姐姐譯生和自己。大姐和大姑在自己四歲五歲的兩年裏相繼死去。大姑信佛，死時用一口非常漂亮的大缸殯葬，父親由和尚扶著把一個繡著五彩金花的大蒲團放入缸底，大姑剛咽氣就由和尚把她的腿盤好放進缸裏，擺成打坐的樣兒。老媽子扶著宛生遠遠看著這永生難忘的一幕，譯生害怕不敢看。好多人圍在那兒誦經。

後來全家又搬到一棟大洋房裏。這是鄧初一個朋友借給他住的，有兩層，還有大花園。那會兒胡適和胡伯母常來作客。胡適非常喜歡譯生姐，收她做幹女兒，有時候接她到他家裏住上幾天。宛生更喜歡去清華園三叔鄧以蟄家玩，一呆就是一周，比她小三歲的鄧稼先是她的玩伴。爸爸去了湖北參加了北伐軍，經常不在家。孩子們在家裏時成天聽話匣子，就是帶著大喇叭下麵有搖把的留聲機。街上有人叫賣：“賣話匣子咧！”就叫他進來搖給大人小孩聽。媽媽哥哥都愛聽京戲唱片。爸爸偶爾回家時總是帶回來裝著發條玩具的盒子箱子留給孩子們玩。後來爸爸回到北京當醫院院長，三叔鄧以蟄也從廈門大學重回清華執教，兩人都是戲迷，常常結伴去看戲，不帶小孩，宛生就鑽進汽車的後備箱裏，到了劇場便鑽出來跟進去。她還記得散場時爸爸和三叔跑著追梅蘭芳的馬車，用今日的話說就是兩位追星族。二十二年後的1950年，宛生夫婦帶著幾個月大的大女兒從香港回京租住無量大人胡同，隔壁5號就是梅蘭芳公館。鄧初每次來京都住在宛生家，終於追到了大明星。

不過住在洋房裏的那幾年裏鄧家並不安生。十六七歲的哥哥鄧培先得了骨癌，疼得大叫。他住進了仲純任院長的醫院，住在可以透進紅外線的玻璃暖房。譯生宛生又同時出疹子，在家裏一人一間房分開住。骨癌是絕症，哥哥終於死了。父母傷心欲絕，此時方愫悌又誕下了一個男孩，取名敬先，給全家帶來一線安慰。

禍不單行，哥哥得病的同時，譯生又得了肋膜炎，胸腔積水，給送進了北京最好的協和醫院。仲純的朋友胡適楊振聲等聞訊都趕來醫院看望。譯生出院後身體虛弱，楊振聲建議不要讓她上學校了，就在家裏 自學和請家教。宛生則是一滿六周歲就進了小學。 楊振聲是當年五四運動時的北大學子，如今留洋歸來出任清華的教務長。

1928年鄧仲純醫生重回北京，做了兩年的醫院院長之後，在1930年蔡元培舉薦楊振聲出任國立青島大學的校長。秉承北大兼容並包的傳統，青島大學成為學界名師一時之選，聞一多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梁實秋任外文係主任兼圖書館館長，趙太侔任教務長，沈從文，老舍、洪深、王淦昌、童第周和台靜農等等如今鼎鼎大名者均雲聚校園。鄧仲純應邀出任了大學校醫主任。他的妻妹方令孺其時剛從美國學成歸來，被鄧仲純鄧以蟄兄弟推薦也進入了青島大學教中文。因為她的侄子新月派詩人方瑋德稱她九姑，以致圈內同仁均以九姑呼她。後來盛傳的青島大學酒中八仙，仲純與令孺赫然列名其間。

鄧宛生的青島生涯是從九歲黃毛丫頭直至十六歲二八佳人。鄧醫生全家與楊校長及趙教務長合租下一棟帶閣樓的洋房，門牌是黃縣路4號。因為楊趙二位都是單身赴任，三家合成一家過日子。由鄧夫人方愫悌當大管家，負責指揮一位廚師三位男女工友做飯操持家務。小樓門前常有大學的小汽車來接送男主人們。這個臨時大家庭其樂融融。樓房共三層，一樓住了鄧家夫婦和一兩歲大的幼子鄧敬先，另有飯廳和廚房，二樓由楊趙各居一室，另有一個客廳公用；三樓在斜屋頂下住了一幫小孩，楊振聲的小兒子楊起同他的大哥楊文衡二哥楊文藻三個男孩一個房間，鄧譯生鄧宛生兩姐妹一間；楊振聲的女兒楊蔚單住一間。

楊起的年齡正好在鄧家姐妹的正中間，自然成了生性好動的宛生的玩伴，他倆放了學就到樓對麵的小樹林玩，在樹林後麵的水塘撈水芹菜。如果走得更遠就去了住在女宿舍裏的九姨方令孺家，而九姨又領了他們去看望聞一多。聞一多住在教授樓，附近有一個大體育場。宛生曾經在這個體育場上一顯身手，跑了青島全市小學百米冠軍。宛生一頭短發，像一個男孩子，總是與一幫男生玩打仗的遊戲。

青島大學開學後，蔡元培很關心，經常過來視察。每次來，總要到楊振聲的小樓來坐坐。有一次和鄧仲純楊振聲三人圍了餐桌一同喝酒，還猜酒拳助興。正在一旁沙發上玩兒的宛生湊上去對蔡伯伯說：“我也喝！”蔡伯伯說：“你能喝？喝！”“你再喝一杯？你敢喝？”宛生喝完就醉翻在沙發上睡了個人事不省。宛生是這幫大學教授們的開心果。有一次羅家倫來家裏作客，她看著這位叔叔後脖梗很粗慥，居然異想天開地拿了自己的鉛筆湊上去磨筆尖。宛生在青島進了江蘇路小學插班。

卻說那位趙太侔是留洋的戲劇學家，曾在濟南創辦了山東實驗劇院，兩年後也即1931年春該劇院解散。7月份劇院的一位女學員名叫李雲鶴的就來青島投奔趙太侔。太侔便安排她在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並且征得楊振聲的同意，讓她暫時住進了頂樓楊蔚的房間。仲純分派宛生負責給李姐姐送飯，因為李雲鶴不想讓工人知道她住在樓裏。宛生很享受這份差事，她喜歡騎在樓梯扶手上滑下來，比坐滑梯刺激，還帶拐彎兒的。李雲鶴一住兩個多月，這一來這樓裏就有了四個女孩子，她們是十歲的鄧宛生，十四歲的鄧譯生，十七歲的李雲鶴，以及年齡相仿的楊蔚。她們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讓今日的我們得以一睹她們九十年前的芳容。

此前一年，另一位早已名震上海灘的女演員因為父親禁止她繼續其舞台生涯，不得已追隨兼任大學圖書館長的梁實秋教授來到青島大學，就在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她叫俞珊，在大學教授圈裏攪動了一池春水。趙太侔已有家室，年長俞珊近二十歲，仗了自己的戲劇專攻特長暗中追求她，卻被一大群情敵所忽視。俞珊對比自己年輕四歲的同行小妹妹李雲鶴甚覺投緣，卻做夢也想不到三十五年後她要被這位小妹妹呼風喚雨招來的紅衛兵剃了一個陰陽頭。俞珊的弟弟俞啟威在青島大學物理係讀書，與李姑娘在姐姐那裏一見麵便彼此一見鍾情。

這位李雲鶴小姐年齡不大，卻已經有過兩個月的婚史，並已經離異。遇見了俞啟威，頓時眼睛一亮。那個年代談戀愛時興寫情書。不過情書由自己來遞總是抹不開麵子麽。於是小宛生當起了兩個人的信使。每逢李姐姐寫好了信交給宛生，她便一溜煙滑下樓梯扶手，衝過那片小樹林，連跑帶顛地一口氣跑進大學校園。俞啟威總是在校醫室附近與她交換情書。李姐姐叫小宛生保守秘密，還送了一大圓盒很漂亮的糖果給她。不過這個信使當了兩個月就被解雇了。因為當事人搬出去同居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俞啟威加入了中共鬧學潮，南下要求國府抗日，不久便擔任了大學的中共支部書記。又過了一年，1933年2月，李雲鶴也加入了中共。

年長一點的讀者一定已經知道我在講述的是一個著名人物的婚戀故事了。不過我就此打住。這一番敘述第一，是鄧宛生作為世紀見證人所見證的一個在三四十年後要給全中國老百姓帶來大災難的女人的一段早年婚姻插曲；第二，鄧宛生自己在十七歲時也經曆了一段革命加初戀的情事。這樣發生在當年無數中國青年，或者借用陳獨秀先生創辦的著名刊物的名字：“新青年”們身上的類同的故事，正好成為曆史的注腳，闡釋了中國是如何從1919年走到1949年的。

在鄧宛生悄然長大的這個空檔，我要來介紹一下她的母親也就是仲純的發妻方愫悌。那個年代中國人的婚姻講究門當戶對。1888年初某日兩位日後均成為安徽著名教育家的朋友鄧繩侯和方守敦結伴逛黃山論畫吟詩，當得知彼此的夫人懷孕時，指腹為婚，稱隻要是一男一女彼此便結為親家。結果就是鄧仲純和方愫悌的一世婚姻。鄧家與方家都是安徽數一數二的書香門第。鄧家有大書法家懷寧鄧石如，魯谼方家有桐城派名師方東樹與方宗誠。往近裏說，作家舒蕪本名方矽德，與宛生同輩，而與林徽因並稱“新月派”唯二女詩人的方令孺也是方家的，以“九姑”在文人圈裏聞名，宛生則叫她為九姨。方愫悌是她的親姐姐，小輩叫她七姑。七姑是小腳女人，九姑比她小了近十歲，就掙脫了裹腳布邁開大腳出洋留學，恰好隔了一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大變革。鄧以蟄與宗白華學術成就相當，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兩位美學家，享有“南宗北鄧”的美譽。有意思的是，因為鄧仲純和方愫悌的婚姻，這兩位竟成了親戚。因為宗白華也是魯谼方家的後代，是方令孺的外甥。就連陳獨秀也與方家有親戚關係。

鄧以蟄與他的二哥二嫂感情親密。仲純在內務部任技士出京巡視醫院時，都是以蟄幫助二嫂處理家務。方愫悌是一個本分的傳統家庭婦女。丈夫出國留學，回國出差，乃至投身軍旅，她都是默默地在家裏帶孩子。她生育了七個孩子，卻隻養大了兩個女兒。在那個年代，很多孩子都會夭折，即如鄧初本人是醫生也無可奈何。

楊振聲喜歡譯生的文靜氣質，建議不要送她出去上學，而由他親自來出任其家庭教師。仲純答應了，幹脆讓女兒又認了楊校長做幹爹。同時又讓小女兒認了趙太侔做幹爹。兩年後楊振聲辭了校長職務回了北平。仲純家兩姐妹也常要回北平度寒暑假，與三弟以蟄一家或楊振聲一家的孩子們歡聚。朱自清在他的日記裏記述道：“訪今甫，見鄧小姐，學詩學畫，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餘覺此種人必須有保鏢（Patron），亦一麻煩。” 梁實秋也在日後回憶道：“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幹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悠哉遊哉的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

轉過年來在1934年的暑期，鬱達夫攜王映霞要來青島遊玩。達夫行前作了幾首打油詩準備給老朋友們做見麵禮。其中贈鄧初的一首寫道：“京塵回首十年餘，尺五城南隔巷居；記否皖公城下別，故人張祿入關初。”並附記曰“與仲純本為北京鄰居，安慶之難，曾蒙救助。”鄧姨如今回憶“安慶之難”是聽父親說過，後來還給鬱風繪聲繪色地講過，可如今到了一百歲卻忘得精光。於是筆者很是做了一番考據，在此一一解謎。原來達夫早年來京總是住在他的大哥鬱華家裏。地點在阜城門（俗稱平則門）內緊挨城門的南順城街路東第一條與阜城門大街平行的巡捕廳胡同。從那兒步行幾分鍾即可抵達魯迅家。“尺五”是日語，即五尺寬的窄巷，查舊時北京地圖巡捕廳胡同北側有一條垂直短巷名字更好聽叫追賊胡同。看來鄧家早年的的住宅正好與鬱華的居所隔此巷比鄰。

至於安慶之難發生在1929年10月初。當時新成立的省立安徽大學聘任鬱達夫為文學院教授。達夫抵達的第六天約了恰好來安慶的老友仲純吃晚飯。席間仲純報警曰，據他所知大學校長程天放得人密報稱鬱達夫係赤化分子，準備下手於其不利。達夫忐忑一夜，次晨連行李衣箱都不帶，倉皇出走，冒雨登輪逃亡上海。三個多月後達夫遇見安慶過來的一位朋友告知其內幕，得知是被文學院長楊亮功“賣了”（達夫日記語）。仲純救過不少真的共產黨朋友，但達夫實在說不上是“赤匪”。這位程天放在五四時乃上海的學運領袖，與北京那幫火燒趙家樓的學生段書貽羅家倫楊振聲之流一並被蔡元培尋人資助送往海外留學深造，到北伐後回國紛紛出掌大學。達夫此番有驚無險，後來大學還給他追寄了一筆工資，雖然一天課都沒有給上。贈仲純的後兩句裏用了兩個典故，“皖公”當指仲純，“張祿”應為自譬。

達夫給鄧家姐妹準備的小詩是：“鄧家姊妹似神仙，一愛樓居一愛顛，握手淒然傷老大，垂髫我尚記當年”。譯生文靜不愛外出自可理解，宛生愛“顛”實在是妙不可言！再過三年，她便要大大地“顛”一陣了。第四句回憶1923年比鄰而居時見到六歲的姐姐和兩歲的妹妹時她倆的模樣。第三句則非常之慘。淒然所傷的不僅是鄧家夭折的老大陪先，也包括鬱家他自己的老大龍兒，也是死在北京。達夫當年做鄧家鄰居時鄧培先約十三四歲，尚未得骨癌。其時仲純興致勃勃，因為以蟄也在那一年留美學成回京任教。仲純將安慶故居祖傳的古人書畫係數運到北京在琉璃廠一一裝裱後分由各弟兄承繼。不料某次仲純出京公幹時，有賊光顧將他家全部傳家書畫席卷一空。夫人聽到動靜察看為時已晚。其時鄧家已經搬到景山附近三眼井胡同。筆者戲言，倘若還是住在巡捕廳胡同和追賊胡同夾角上，賊人恐怕就被嚇退了呢。此案始終未破。總之失主隻得自認晦氣。幾十年後以蟄將他承繼的那部分書畫捐贈給國家，總數上千，可見仲純損失之巨。
 
卻說在達夫來青島與仲純一家敘舊的大半年前，鄧以蟄到南京高等法院看守所探視了二十年未見的年長一輪親如大哥的陳獨秀。他當時離開清華南下欲赴歐遊學，計劃的第一站就是來探望被捕一年多尚未判決的老朋友。時在1933年的11月。獨秀見麵便問“仲純在青島一切還好麽？”以蟄答：“他因為孩子傷得太多，最近最後一個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喪！”獨秀回話出人意外，他道：“在這種時代，那不是好極了？何必懊喪！”以蟄立即知道自己觸了大哥的痛點，因為獨秀兩子被殺，女兒和孩子母親為之心碎而死，“有所為而捐軀，正是一門節烈，再光榮沒有的了。不過，也是人生極大的悲劇，我深覺不應該在這種情形之下，提醒他這個！”

親自駕車陪以蟄來探監的段書貽大名段錫朋，當年五四運動的第一號學生領袖，一生對陳獨秀執弟子禮。他的大名卻以相反的方向進入了中國革命史：原來他留洋回國後出任江西省黨部要職時創建了反共AB團。AB團本身並未作惡多久就不複存在，卻是臭名遠揚，成為蘇區保衛部門肅反的第一追訴罪名。結果被自己同誌以AB團的莫須有罪名殺害的紅軍將士多達數萬人。這恐怕是始作俑者段書貽本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並非預謀的借刀殺人數量之巨，可說是史無前例，在此聊備一格。再說獨秀在南京坐牢期間，段書貽幾乎是他的一個中轉站兼獄外私人秘書。共同的朋友如胡適等人來探望都是由段書貽陪同，就連與段素不相識的獨秀的女伴潘蘭珍，聞訊由上海趕來南京探監，也是暫居於段家。

以蟄在他記述這次探監的《癸酉行笥雜記》一文裏動情地寫道：

“‘最難風雨故人來！’。。。不必提，我背著他遇有非難他的人，雖至友也必爭到耳紅麵赤為止，。。。獨秀的主張，說實話，我壓根兒就沒有理會過；那我為他辯護的，終不過為他的人格罷了。這種神交值不得什麽，何況於大刀闊斧，捭闔動勞的獨秀，哪有閑情，想到過去！在這瞬刻間，雨下得這樣大，看守所的牆高似通於天，門禁的森嚴不啻虎牢的鐵閘，老英雄，老英雄了的獨秀，在這忽爾報道來看他的人，是他的少年的小友鈍生，。。。其人，將如何將這二十年間各不相同的經驗山崩浪倒的排撻開，而歸到高牆籠住的，雨點簸簛的靈犀一點的舊情？”

以蟄在文中描述獨秀先生極為傳神。這裏再引用兩段：

“他談話的神情一如往昔：背，被他看東西往裏釘的極銳的目光帶著向前勾一點，談話時眼睛愛向上看，忽而閉，忽而睜的。他的一副眼睛，最能代表他的為人：釘則表示他重看事實，仰則是不斷的向他的理想，一睜一閉顯著他遇事有決心。他的口才流利，幼年與人談話往往終日不倦，戲謔雜出，一言不相投便嚷罵隨之；朋友們愛他憎他都在這一點。因為他談話痛快流利，不假做作，所以他雖從十幾歲即離家鄉，到今天五十餘歲還是一口土音。曾滌生說我們懷寧人俗而傲，他卻是傲極了；說句老實話，他也不能免俗。”。

“他如今穿著一件灰色的嗶嘰呢的夾袍，舊得隻剩沿邊一帶還保持本來的較深的顏色，其餘的部分都褪得成皮蛋殼的顏色了；又瘦得滿麵菜色，八字須兒；當他伴我們閑步到廊簷下時，還有點搖搖擺擺；這些都越發顯出懷寧人的駕步，於他是生來的。”

鄧以蟄此次出洋一年後回到清華繼續任教。他的肺結核病開始發展，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曾離開北平，八年抗戰期間無法南下，隻有堅拒偽職決不事敵。他把讀高中的兒子鄧稼先送往大後方托付給自己的兄弟照料。這是後話了。

卻說鄧仲純這一家在青島遭遇了最後一個兒子敬先患猩紅熱夭折的沉重打擊。仲純身為醫生，竟然不能救回親生愛子，沮喪之至。方愫悌掙紮著要去親吻兒子的雙唇，希望自己染上同樣的疾病可以隨之而去。殯葬之後回來，不複再能聽見小弟弟的笑聲哭聲腳步聲，一家人再也無法在原來的小樓裏住下去，隻得在奇登路另租了房子搬出去。宛生也轉校到了太平路小學。

但是直到1937年暑假，連續七年的青島生活還是安逸的，不像在二十年代裏，仲純先是為了內務部的公事頻頻離京視察，後來投身北伐革命更是無法顧及家務。現在家裏僅剩一雙千金，但父母日日愛護備至。譯生一直是在家裏由名師指點。家裏琴棋書畫文房四寶一應俱全，宛生小學畢業又考上了天主教會辦的青島聖功女子中學。中學裏有罕見的管風琴。教師大多數是美國人。聽說要上鋼琴課，遠在北京的楊振聲立即買了一架鋼琴送給宛生。她有天生的好歌喉（許多年後又遺傳給了她的女兒們），天主教會得知她唱得好，堅持聘請她加入教堂的唱詩班，根本不在乎她是否教徒。彈琴唱歌以外，宛生還是校排球隊員和在遊泳隊練習跳水。青島也有許多日本餐廳和歌廳，爸爸帶了宛生去玩，姐姐不去。在奇登路的那幾年，後期來到了山東大學執教的老舍每個星期六都會來仲純家一同喝酒。台靜農童第周等年輕一些的教授也是他家的座上客。
 
讀者一定記得在譯生認了楊振聲做幹爹的同時，宛生也是認了趙太侔做幹爹的，趙太侔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研究生底子，他是宛生畫畫的啟蒙老師。宛生跟了他學習如何畫精細的舞台設計圖，卻想不到幾年後這本事沒有白學。楊振聲很快就辭了校長回北平了。趙太侔接任校長，大學也改名為山東大學。此時他還得願所償，離婚之後迎娶了俞珊做夫人。順理成章地俞珊成了宛生的幹媽，而俞啟威成了她的幹舅。然而改名藍蘋的李姐姐當不了她的幹舅媽了，因為藍蘋去了上海另作新婦了。不過據鄧姨在八九十年後評論說，最後改名江青的李姐姐其實一生就愛俞啟威一個人。當了主席夫人後還很任性經常去看望幹舅，結果聽說逼得幹舅跳樓身亡。

盧溝橋的炮火撕碎了青島海濱的安寧。青島大學的文化精英拖家攜口立即向內地疏散。仲純率全家帶了十幾個箱子擠上了去上海的輪船，一路大風大浪，連船員都在暈船嘔吐，隻有仲純和宛生來回照料病人。上海有老朋友丁西林來碼頭接回他家暫住。丁夫人非常喜歡兩姐妹。丁西林是出了名的跨界天才。他自製了一排大小不同音律完整的木魚，在上麵上敲出樂曲來，把宛生樂得癲狂，隨節奏起舞。他們有幸趕在“八一三”戰火點燃之前就溯江而上回到了安慶，在鄧石如留下的故居白麟阪的鐵硯山房安下家來。但是淞滬戰役之後日軍揮師西進。鄧家與許許多多不願意留在戰線那一側當亡國奴的人家一樣，在第二年再度逃難。先是到了武漢，繼而入川，最終落腳在重慶上遊的江津。

戰亂可能讓譯生更加戀家，卻給愛“顛”的宛生提供了出外闖世界的大好機會。安慶是她父母的故鄉，兩大家族，七姑八姨，表兄弟表姐妹一大堆。正是青年人愛國熱情爆棚的年代，東洋人打進來殺人放火，保家與衛國合為一體。革命與愛國也不分彼此了。半年前陳獨秀在南京獄中聽到西安兵變老蔣被扣，一時涕淚交加灑酒祭兒，但是到了聖誕日蔣委員長脫險歸寧，獄外徹夜炮竹聲不斷，政治老手陳獨秀立即清醒地判斷民眾的大多數是擁護國民政府的。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其實也清楚。因此他促使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以牽製日本軍國主義不將戰火燒向蘇聯。

話說踢走了陳獨秀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年喬年的幸存戰友的努力奮鬥下，十年內戰，萬裏長征，在陝北延安重新紮下根來。七七事變一起，遍布全國的中共基層組織立即活躍起來。這次與大革命時代相似，是與國民黨合作的方式。在安慶桐城，這個中共草根組織，正好就是由方家的一夥兄弟領導的。其中的方珂德是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後來回到桐城老家領導當地的中共抗日活動。雙胞胎哥哥方琦德在11月奉命先回安慶，組織各地回鄉學生成立了“安徽省抗敵後援會流動宣傳隊”，宣傳抗日救亡。他們的小兄弟方琯德與鄧宛生同年，按大排行宛生稱呼他為“七哥”。七哥帶上宛生立即成為積極分子。方令孺的女兒慶珣也跟他們在一起。宣傳隊走上了街頭。他們演出了流行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琯德演爺爺，宛生演孫女，這一對十六歲的表兄妹就此開始了他們各自貫穿一生的戲劇表演生涯。

不久，南京失守，安慶危急。宣傳隊改組為抗日流動工作隊從安慶出發北上，經桐城，舒城，霍山，到了六安，深入到大別山區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在桐城時宛生的外祖父方守敦接了她去自己居住的勺園小住。勺園是曾國藩留給方家的房產。方令孺的故居就在勺園。方令孺在抗戰爆發後帶領兩個女兒回到勺園住在淩寒亭，參加了琦德珂德兄弟領導的抗日救國活動。宛生隨流動隊抵達桐城時，住在三舅娘的家裏，方守敦聞訊趕來。在宛生的記憶裏，隻見一位身裹藍綢麵子大紅裏子鬥篷的老人急急進屋，口裏說著：“宛生呢？宛生回來了吧？”一把緊緊抱住宛生就不放開，哭了起來。他很寶貝自己的這個外孫女兒。在勺園宛生又見到了方令孺和她的女兒。後來她去了重慶到劇校和複旦任教。她的女兒慶絢慶紋都參加了中共。

流動隊離開桐城繼續向大別山進發。沿途凡經過稍大的居民點就停下過夜並開展宣傳活動。全隊共三十二個年輕人，政府派了一位隊長，發給每個月兩百元活動費，包括了隊長四十元的工資。隊員都由自己家裏資助，自己付飯錢。一路都是睡在學校或者廟宇裏。各人自背著行李鋪蓋。宛生記得自己年齡雖小，卻擅長打行李，每次開拔她都會幫多達五六個隊員打行李。全隊隻有一輛獨輪車裝著宣傳用具及輜重，由一位姓王的工友推了隨行，有時還坐上累病的隊員，宛生也坐過。老王還是夥夫。那個派來的隊長吃不了苦，中途離隊走人了。方琦德成了實際的負責人。方琦德在流動隊裏建立了中共支部，發展了黨員。琯德宛生都是被發展的對象。宛生是流動隊裏年紀最小的。她有音樂天賦，唱得好，招人喜愛。琯德對宛生萌生了愛意，宛生心裏矛盾，她很信賴這個幾乎同齡的小哥哥，但是又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要接受這份情愛。

過了霍山，就是土匪出沒的地區。每當流動隊演出時，觀看的鄉民裏麵就混雜有土匪，他們跟了一路，觀看劇情時都知道後麵的故事怎樣進展。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衝入流動隊駐地鎮子將隊員們每兩人捆在一起，強迫用自己的髒衣服換走所有隊員的棉衣，掠走了他們的現金。因為得知流動隊沒有他們渴望的槍械，便把隊員的鋼筆文具掰斷毀損。在鎮子裏搶掠完畢後土匪們發生了意見分歧：一個小頭目主張將隊員帶走做人質可以坐收贖金，而匪首居然是一個女人，漂亮帥氣，英姿颯爽，手持兩把盒子槍，係著長長的紅綠飄帶。她認為從這些人身上弄不到多少贖金，三十幾口人拿什麽喂他們？她主張放人。最後女匪首的主張被采納，土匪便撤走了。總算有驚無險。三十幾個人裏隻有宛生的三十八元錢因為藏得好而幸免，她都交給了方琦德。第二天強行軍一百裏趕往六安。半途宛生去向沿路老鄉家討飯，用衣服兜了回來分給大家吃。到了六安後得到了章乃器的支援。章乃器其時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請出任了安徽財政廳長。他與中共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得知流動隊的被劫，立即募捐買了棉衣棉褲，在六安發給全體隊員。隊員們在那裏受到歡迎，吃好住好，得到了休整。這次遇險，給宛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後她出演雙槍老太婆的角色時大獲成功，就是因為她見過真正的雙槍女司令是什麽樣兒。據說這位女匪首是前任大匪首的女兒，所以鎮得住眾匪。過兩年得知那支土匪加入了遊擊隊打日本去了。可見流動隊的演出他們沒有白看。

在大別山地區已經是傳統會道門紅槍會的地盤。流動隊演出時的觀眾有大量的紅槍會員。他們同時也是普通純樸的農民。流動隊的宣傳讓他們知道了不做亡國奴的道理。流動隊有一架收音機。他們把每日電台裏播報的戰況新聞寫出來印發給村民們。他們號召紅槍會的弟兄們組織起遊擊隊，一旦日本鬼子打過來，就不讓敵人安穩。村民們的響應非常熱烈。年輕人們高喊著：“打日本！我們去打日本！我們要到前線去！你們帶我們去報名啊！”

就在這個時候宛生病倒了，發高燒說胡話，沒法行軍和演出了。琦德決定派琯德等二人送宛生回家裏。他倆就此離開了大別山。當時安慶已是前線，家庭已經西遷。他們直接到了漢口，安徽流動隊裏有兩位隊員的哥哥名叫楊西光，是中共地下黨員，曾是“一二九”學運的大學生，此時任原東北軍49軍105師師部秘書，他來到他們落腳的客棧接上了頭。在那裏琯德被吸收入黨。楊西光為他們找到了一條開往重慶的傷兵船，溯江而上直達山城。船上傷員和屍體混雜，非常淒慘。宛生是全船上唯一的女性。兩天兩夜的航程，除了忍受饑寒之外，最大的難處對於宛生而言是上廁所。廁所位於船尾。她必須在血汙狼藉的擔架和不知死活的人體之間擠到船尾，而廁所裏還有倒斃的屍體。這是她真正經曆的戰爭。當然後來在重慶還經曆了大轟炸，那時她已經不再害怕。到達重慶後住在兩路口宗白華家，知道了仲純一家已經在江津安頓下來，宛生便立即坐輪船前往。

南京早在七七事變開始便遭受日機轟炸。有一次八枚炸彈扔到了老虎橋監獄內外。獨秀的牢房屋頂坍塌。在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釋放了陳獨秀等全部托派囚犯。獨秀甫出獄即一麵要駁斥國府謊稱其“深自悔悟”，一麵又要抗議關於托派是日本漢奸的造謠汙蔑。他經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老朋友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向延安傳遞了支持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意向。但是事實上無論是斯大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都不會接納他的。前者要求他公開承認錯誤並抨擊托洛茨基；後者認為他是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機會主義。所以最終他既憤極而說“我與托派無關”，也拒絕低頭重回中共。陳獨秀最終獨秀於江湖，寧肯孤家寡人獨自拖家帶口，十個月後從武漢來到重慶。

在獨秀暫居於漢口的1937年12月，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原正副團長王明和康生坐了蘇聯飛機經由新疆飛回延安。王明雖已得斯大林麵示要他尊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但是他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依然舉足輕重，畢竟中共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見風使舵的康生不久便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因為他得知後者決心與江青結婚，而與此同時他當年在中共特科的同事們紛紛寫信揭發江青有曆史汙點，甚至總書記洛甫也出麵反對老毛的婚事，於是他站出來為江青背書。原來他倆是山東諸城同鄉。當江青還是一個名叫李進孩的小丫頭時他就見過她，那時李姑娘的母親在張姓大地主家幫傭。張家大少爺在1925年參加中共，改名康生，後來成為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骨幹。回到延安後出掌中共社會部，相當於斯大林倚重的葉若夫與貝利亞。

王明與康生在蘇聯的最後兩年正值斯大林大肅反的高潮期。托派是肅反的主要對象之一。一旦認定殺無赦。趁此機會他倆已經將在蘇聯工作的與之有過節的中共黨員交給了蘇聯內務部，非殺即關。其中包括了李立三和中共創始人之一楊明齋。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也死不見屍。他倆此行回國，一到新疆即將一份名單交給時已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新疆王盛世才，稱這批人都是托派，必須立即押送莫斯科。其中包括1920年與陳獨秀一起建黨的俞秀鬆等。不久俞秀鬆即被送到莫斯科處決。王明在延安告訴張國燾說，西路軍主要領導黃超和李特已經被他下令在新疆槍斃。這兩位紅四方麵軍高級將領是張國燾的左右手。張聞之大驚，遂出逃漢口脫離了中共。張國燾在漢口會見了陳獨秀，提議建立新黨，被獨秀一口回絕。

卻說鄧仲純和一直在安徽辦教育的四弟鄧季宣兩家人先後一路逃難來到了重慶上遊的江津落下腳來。鄧季宣是從漢口帶領兩百多位安徽中學師生來到重慶的。教育部指示他在江津德感壩籌辦國立安徽二中，不久改名為國立九中。一時間江津縣擠滿了安徽人。仲純先到一步，他在江津結識了當地紳士鄧鶴年（蟾秋）、鄧燮康叔侄並一道對了家譜認了同宗。鄧氏叔侄在江津有房產也有號召力，他們可說與一生豪爽助人的鄧初完全是同一類人。他們將江津城內黃荊街83號的房產無償提供給仲純開辦了延年醫院。一時患者甚眾，仲純對患者裏的鄧姓族人免費，收入並不好，但是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醫院是兩層結構，備有八個床位供病人使用。後麵有旁院可居家。這時仲純發信給獨秀邀請他來江津同他家一起生活。

事實上獨秀夫婦和大姐一家就是搭了運送鄧季宣帶領的安徽學生和難民的民權輪來到重慶的。他在重慶與先到的陳鬆年一家和嗣母會合臨時落下了腳。接到了仲純的邀請，獨秀連一天都不願意等，立即攜潘蘭珍買了船票登輪興衝衝趕到江津。那一天是1938年的8月3日，烈日當頭。卻不料仲純因為不知他們今天就到，沒有和夫人關照一聲就出診了。待獨秀雇了挑夫尋到延年醫院門前敲門，方愫悌竟閉門不見。按獨秀的脾氣，應該是立馬回重慶去。無奈一堆行李不好辦。挑夫看出他為難，說自己隔壁也有一位下江人，可請他幫忙落腳。結果一會麵竟是老朋友方孝遠。於是被介紹進了方孝遠落腳的客棧國家公館投宿。其實這個國家公館也是鄧氏叔侄介紹給仲純的，因此住滿了方家鄧家的安徽逃難人家。老板一聞獨秀大名，立即騰出自用的房間連同家具請獨秀住入，不收房錢。卻說仲純晚上出診回家聞說其事，怒不可遏，向來息事寧人的他與夫人大吵一架，動了幹戈，又馬上到國家公館負荊請罪。獨秀早已消氣，十分感動，隻怪罪自己沒有事先函告。但考慮鄧家夫婦剛剛吵架，決定在公館住些日子再搬去延年醫院居住。

那邊廂鄧仲純和鄧季宣繼續勸說方愫悌。二人說：“我們鄧家和陳仲甫是世交，現在都逃難在外，我們不幫他忙，那是對不起他，也對不起我們兩家的上人。”“陳仲甫他是虎落平陽呀！他的脾氣又不願求人，人家聽到他從前倡導共產主義，也不敢同他來往。我們兩家是世交，我們不幫他的忙，良心上過不去呀！”方愫悌聽了不吭聲，但是也就不再與丈夫過不去了。

據鄧季宣回憶：“隻是我那位二嫂是個舊腦筋，過去在北大時便對陳獨秀愛逛八大胡同、喜歡拈花惹草的風流作派看不慣，生怕陳把我二哥帶壞了，眼下對這一對老夫少妻更是萬般厭惡，經常惡言惡語地給他們夫婦難堪。”她所熟悉的陳獨秀忽然不知從哪裏騙來一個黃花閨女做姘頭，她不能容忍收留這對老夫少妻，傷了風化。說到這裏要補幾句對潘蘭珍的介紹。她是一位不識字的浦東女工，大約1930年左右見到緊鄰住了一位孤老頭自稱姓李，熟了以後互相關照，竟成了情人，進而同居。直到李老頭被捕鬧出大新聞，方知原來這個老先生了不得，按照當年的民調，聲望隻排在孫中山以下，全中國第二名人。這位潘蘭珍卻不在乎這個，繼續盡她所能跟了老先生過日子，窮得丁當響。女工本色，吃盡了苦頭沒有一絲怨言。最終隻比老先生多活了七年。

獨秀住進國家公館兩個多月後，鄧仲純邀了他和柏文蔚，台靜農父親等老朋友在他家有過一次很開心的聚會。如前所述，這幫子老哥們都是從反清反袁兩場革命中建立的生死情誼。台靜農是小輩，但文名在外，在青島一年已經同仲純結為酒友。他與其父已經在江津上遊不遠的白沙定居下來。不久就請獨秀前往吟詩寫字散心。

話說獨秀在國家公館一住就是小半年。方家門裏的少年方珪德，就是後來的名作家舒蕪回憶說他逃難輾轉來到江津預備就讀國立九中時值1939年初，他就是在國家公館裏遇見陳獨秀的。方琯德也說在國家公館裏見到本是自家長輩的陳獨秀，因為自己加入了中共，要與“托派老漢奸”劃清界限，故而兩人打了個照麵時琯德故意裝作不認識，殊不料陳獨秀迅即一步站到琯德麵前深深一鞠躬嘲弄地道：“七少爺好！”把琯德羞了一個大紅臉。可見薑還是老的辣。

方琯德的回憶錄寫道，上級黨組織得知陳獨秀到了江津居住，立即指示當地設立了中共江津特別支部，任務便是監視陳獨秀的言行。中共尤其是王明出掌南方局時期對陳獨秀的行止是極為關切的。另一方麵據曾是北大學生的江津縣長黃鵬基透露：“陳先生是受監視的，重慶方麵常派人來偵察他的行動。”

方琯德是在1938年的夏天隨母親來到江津的。在那裏他很高興又與自己傾心的宛生相聚。打聽到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已經內遷到重慶，而且自己的九姑方令孺已經在那裏任國文教師，琯德便一心要去報考。宛生見有小表哥可以作伴，便也向父母要求一同去報考。方愫悌看出琯德對自己的小女兒有情意，她可不願意讓女兒嫁一個沒有留洋資曆的毛頭小夥。鄧仲純則滿不願意小女兒去學唱歌跳舞。但是家長越反對女兒越堅持，最終也就答應她和琯德結伴去了重慶，到底方愫悌的九妹方令孺在那裏教書，比較放心。結果兩人都考上了。屬於第四屆學生。國立劇專因為重慶頻遭日機轟炸，到來年春天便搬到了長江上遊的江安，這一年仲純早年在北京內務部的老同事的兒子張駿祥從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畢業，獲得美術碩士學位，回國後因曹禺力薦而受聘於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曹禺專程去重慶迎接張駿祥回江安，一時買不到艙位票，兩個人在甲板上鑽進了飯桌底下避雨，興奮地聊了一路。

卻說琯德與宛生進了劇校後立即受到重慶上清寺中共區委的關注，指示琯德建立了劇專支部，並且發展宛生和劉厚生入了黨。宛生與琯德等人被要求做曹禺，吳祖光和張駿祥等教授的政治思想工作，對此當然後者並不知情。好在其時國共合作，軍民一致共同抗日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劇專師生共同的意向，所以並無矛盾發生。張駿祥是單身，他與曹禺一家，還有吳祖光一同在琯德家吃包飯，因為吳祖光和琯德母子還有宛生租住在同一個大院子，就在曹禺和張駿祥住所的隔壁。琯德家跟來的女傭楊嫂就給大家做飯。據說楊嫂做的揚州風味的飯菜極其可口。大院子中間搭了一個大席棚，到點就開飯。這一大家子人其樂融融，似乎是八九年前青島黃縣路4號的翻版。

獨秀在江津落下了腳，就把嗣母和三子鬆年一家和大姐一家都接到江津。鄧季宣安排陳鬆年進九中在潘讚化的總務部門裏做雜務，有了一份收入可以養家。說起這位潘讚化也非等閑人物。他是同盟會員，柏文蔚和陳獨秀的老友。前述仲純在三十三軍當軍醫處長時，他任該軍的師長。早在1913年他從妓院為十四歲的婢女張玉良贖身為妾，證婚人就是陳獨秀。他又將玉良送往巴黎留學。1930年代玉良成為名畫家回國任教。鬱風後來告訴過我她在中央大學就是在潘玉良畫室學習美術的。

鄧季宣不久繼任為國立九中的校長。滯留北京的三哥以蜇將兒子鄧稼先輾轉送來江津的九中插班讀高三，畢業以後進了西南聯大。九中所在的德感壩位於江津的長江對岸。所以季宣和稼先等師生隻在周末回江津。過江時用木船擺渡，遇有風浪就很危險。鄧季宣的二女兒鄧念慈就在一次過江時死於江難。鄧稼先在坐輪船去重慶趕考時遇到日機轟炸，一顆炸彈就在附近江中爆炸，輪船幸免於難。

再說在安徽桐城一帶淪陷後，留在敵後的方珂德成為當地的中共抵抗負責人。他的雙胞胎哥哥琦德在大別山堅持鬥爭，並與方令孺的女兒慶珣結了婚。在日軍占領的桐城，他們的大家長，也就是方愫悌的父親，宛生的外祖父方守敦麵臨難以避免的前景：基於他在安徽省的聲望，以及曾經前往日本考察專科學校學製的早年經曆，日本占領軍意圖推舉他出任維持會會長一職。他寧死不作漢奸，就從自家後院外的城牆上一躍而下自殺身亡。時年74歲。噩耗傳到江津，國立九中安徽師生以及同鄉在羅漢寺為他開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陳獨秀送挽聯雲：先生已死無鄉長；小子偷生亦病夫。宛生在桐城勺園與外祖父的那次相聚，就此成為永別。

就在1939年1月，經仲純的再三懇請，獨秀終於同意和潘蘭珍以及嗣母搬進延年醫院後進院子，與仲純季宣兄弟倆家合住。三家並成一家過日子。夥食費由仲純出，潘蘭珍出力，擔起全家雜務，做飯洗衣任勞任怨一聲不啃。不料剛剛安居樂業，嗣母在3月下旬突然病逝。獨秀以新文化非孝聞名於世，自己卻是一個孝子，嗣母眼盲，獨秀每餐喂食之。母亡後獨秀悲傷至極，接受了大姐的要求披麻戴孝，匍匐痛哭。

又過了兩個多月，夏季來臨。獨秀喜歡在家裏上身打赤膊坐在院子裏乘涼。一天季宣頑皮的小兒子看著老頭好玩，在他的背後摸了一下他的屁股。獨秀一光火說了一句“沒教養！”，恰好被方愫悌聽見，長久積壓的怒火就勢發作出來，指了獨秀的鼻子罵道：“看看你自己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了，還騙娶人家年輕輕的大姑娘作老婆，你這是什麽教養！三家人擠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子人，你一個老頭子赤身裸體的轉來轉去，又是什麽教養！”獨秀聽了一言不發，立即托人找到房子搬出去了。

這一段獨秀被方愫悌責罵的故事是出自鄧季宣於1952年撰寫的回憶。鄧宛生在現在的回憶裏想不起來三家人如何同在延年醫院裏居住，她認為鄧季宣基本上在江北德感壩九中工作，家人也是另租房住的。延年醫院旁院的房子不大，隻住了仲純一家。獨秀過來住是住在醫院空著的病房裏。鑒於她完全不知道鄧季宣二女兒死於江難的故事，我認為她從1938年秋考入劇專以後就不在江津居住，隻在假期回來探家，所以不清楚發生在1939年5月她並不在場的故事。因此我采信鄧季宣的回憶。

另據鄧稼先夫人許鹿希電告卓立，回憶她父親許德珩1939年初夏在從重慶去白沙中途利用輪船在江津停留三個小時的機會，曾去延年醫院看望陳獨秀。他見到的獨秀正是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條大褲衩，拖著拖鞋，手持大蒲扇，坐在公共堂屋靠後院的門口陰涼處。因為許德珩曾與鄧季宣一同在法國留學多年，覺得男人在有女人的場合不宜赤身裸體，所以留下了陳獨秀不拘小節的印象。許德珩後來又三度探望陳獨秀。

1939年5月27日，陳獨秀搬到了距江津兩小時步行路程的郊區鶴山坪，此日離他去世恰好三年整。他先在施家大院住了一個月，之後定居於最終去世的楊慶餘家石牆院。在石牆院住下來之後的歲月裏，1940年初去重慶住院查驗病情，來回均在江津租房小住，又在初冬回江津住到來年開春。據鄧季宣回憶稱自從二嫂罵他之後再也沒有回延年醫院住過。不過一直到他去世，給所有友人的通信地址均仍是川東江津縣黃荊街八十三號。因為鄧仲純一直會來為他送藥問診，順便捎來郵件。隻要避開二嫂，仲純還是他的好弟兄，還有季宣和遠在北平的以蟄。那種兄弟情誼隻有在當事人全部死亡後才能結束。陳獨秀逝世於1942年5月27日。當時鄧仲純為他打了強心針和平血壓針，但是無濟於事。代表獨秀出席過中共一大的老朋友包惠僧專程趕到。潘蘭珍托著他的頭拉著他的手說，老先生，包先生來了。獨秀眼角流出眼淚，隨即斷了氣。仲純看了一下時間，晚上九點四十分。女人們號啕大哭。鄧仲純和包惠僧默默佇立，與老友訣別。

再說宛生在1940年劇專放暑假的日子坐了輪船回江津看望父母，到家卻一個人都見不到。一問原來都去了白沙鎮台靜農家避暑作客了。白沙在江津去江安方向不遠的地方，於是坐了輪船回程到白沙上岸，全家團聚好不開心。轉眼暑假結束，待宛生要登輪回江安時，忽然仲純命令她將譯生也帶去江安。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震驚了全家，特別是方愫悌。但是仲純鐵了心，叫宛生背上譯生登船，不由分說。就此譯生被背入了社會，強行結束了她的深閨生涯。

原來自從方愫悌接二連三地失去兒女之後，心智多少已經不太正常。她把譯生過分地溺愛了。譯生時年已經二十三歲，幹爹楊振聲遠在敘永已經不能給與教育。如今與其讓譯生悶在家裏，不如也讓她加入到江安那個新形成的小家庭，與宛生做伴，也讓張駿祥同時照看一下。據宛生的回憶，因為仲純是張駿祥的父親的朋友，張駿祥尚是單身，所以也有心願希望譯生和張駿祥能夠走到一起。

據鄧姨晚年的回憶，她們抵達江安後第一時間就將譯生介紹給了張駿祥。張駿祥客客氣氣地打了個招呼幫助安頓下來便忙開了他自己的工作。接下來又去拜訪曹禺。想不到這個有妻室家小的男人見到譯生連眼睛都直了，再看譯生，也是突然間似乎白日夢醒，整張臉煥發出光彩來。就在那一刻，譯生死了，一個叫做方瑞的女子降生了。方瑞和曹禺後來的故事，留給他們的女兒，也是筆者四十五年前的軍中戰友萬方去說個透吧。聽說她剛剛出版了那本我們一直在期待的書。當然那本書裏幾乎所有的老故事都是由她的好姨即我們的鄧姨講給她聽的。所以如果我這裏有與她的書裏相同的情節並不足奇，也不會有版權糾紛。

1940年4月15日在重慶的國泰大戲院也即中國青年劇社上演了劇專師生的大作品《蛻變》，由曹禺編劇，張駿祥導演，舞台設計張駿祥李恩傑，演員有蔡鬆，方琯德，呂恩，鄧宛生等。這是直接以抗戰為題材的話劇。國民黨中宣部長張道藩審查後要求改動多處，被曹禺張駿祥頂住一字未動。話劇公演後引起一陣波瀾，周恩來親自為曹禺喝彩，同時為他辯護，因為劇中出現了一位正直愛國的國民黨視察專員形象。曹禺的這部作品1963年人藝預備公演時又被要求改動，當然是與張道藩要求的改動方向背道而馳。周恩來得知後指示不要改動，但戲也就此擱置了二十多年，直至抗戰勝利40周年時才恢複公演。極具象征意義的是1987年該劇人藝版的導演，就是首演時才19歲的方琯德。

曹禺在完成《蛻變》之後進入了他又一個創作高峰期。當方瑞出現在他的眼前時他正在構思新作《北京人》。方瑞導致劇本裏出現了名叫愫方的一位大家閨秀。毫無疑問愫方二字來自方瑞母親的姓名。劇本是三幕話劇，主要描寫北平的世家曾家祖孫三代的家庭生活和代際衝突。《北京人》依然由張駿祥導演，扮演愫方一角的是聲名鵲起曾在《家》中扮演瑞玨的張瑞芳。宛生也在演員表上，扮演袁圓。有意思的是張瑞芳和宛生都在三年前加入了中共，不過她倆彼此不會知道這一層秘密。《北京人》於1941年10月24日在重慶抗建堂首演，轟動山城，連演三十四場，欲罷不能。宛生他們劇專第四屆學員也就此畢業了。剛就讀劇專時因為鄧初不滿女兒學戲，所以沒有出學費，曹禺和方令孺知道了常給她資助。劇專學生生活艱苦，後來想出以物換看戲的方式向江安居民用演戲交換食品來稍為改善夥食。

此後不久中共江安縣委有人被捕，琯德決定劇專支部五名學生黨員立即轉移。曹禺知道琯德宛生都在逃亡之際，立即贈送兩百元錢，方瑞在半夜裏將他們送上預先租好的木船。逃亡的目的地是南麵的敘永。楊振聲在那裏擔任西南聯大分校的主任，鄧以蟄的大女兒鄧仲先的丈夫鄭華熾也在那裏任教。五人中的兩人去了瀘州。琯德宛生劉承清三人抵達敘永後，楊振聲也是非常為難，因為在聯大分校白色恐怖更加嚴重。他讓宛生住進他家，安排另兩人去考圖書管理員。劉承清考上了，琯德卻失敗了，宛生建議他回去江津向自己的父親求助，但是同時明確的要求他隻是以親戚的名義，因為宛生無法接受他的求愛，隻認他是自己的好七哥。

如同以往救助自己同輩的中共朋友一樣，仲純立即收留了琯德，讓他躲在延年醫院，幫助做飯和打雜。 曹禺聽說後悄悄來江津看望過他。還在過去的譯生閨房裏逗留良久，似乎在尋找方瑞的前世身影。琯德躲了幾個月，方愫悌因為恨他拐走了宛生，總是冷言冷語挖苦他，甚至要收他的房錢。鄧仲純嚴詞製止妻子的小心眼，但是琯德忍無可忍，終於和三年前的陳獨秀一樣離開了延年醫院，一頭紮進白色恐怖的重慶開始一段流浪生活。

宛生在風聲過後悄然到了重慶。當時張駿祥已經離開劇專回到重慶專事導演並主持基本上由劇專畢業生組成的中央青年劇社。張駿祥擔保她加入了青年劇社。她在劇專後期跟從張駿祥學了舞台設計，所以回來後躲在幕後，設計了兩部兒童劇《錶》和《猴兒大王》的布景。張駿祥對她的設計十分欣賞。另一位舞台藝術名師賀孟斧在專業雜誌上大加讚賞，稱她是當時獨一無二的女舞台設計師。後來張駿祥為了讓她出來上台在李健吾的話劇《以身作則》裏出演角色，就為她取了一個化名叫鄧葳。這個戲是喜劇，裏麵有一個媒婆的腳色，演員在公演的兩天前突然病倒，所以宛生是臨危受命。導演安排了五個提詞人配合她背台詞，越背越亂。宛生臨了辭退了所有的提詞人，上台後臨場發揮口若懸河，令觀眾大樂。張駿祥鬆了一口大氣。

接下來鄧葳出演了一台大戲。這台大戲將成為她生命裏的一個轉折點。這台戲名叫《安魂曲》，是匈牙利作家貝拉巴拉茲以大音樂家莫紮特為主角的一部悲劇。初由焦菊隱譯出，曹禺發現了，介紹給張駿祥希望他能導演此戲，而且表示自己願意飾演莫紮特。這一對老搭檔從來都是一個編一個導，如今曹禺毛遂自薦當主演，求之不得。為此張駿祥搭建了一個名為怒吼劇社的班子，也請了一幫熟悉的演員。女主角仍由張瑞芳來擔綱，鄧葳演女主的母親。這個角色有一些和曹禺扮演的莫紮特近距互動的機會。演出中用口香糖粘在曹禺下巴上的“莫紮特”假下巴掉下來一半，宛生手疾眼快伸手把它摁上了而觀眾居然沒有察覺。鄧姨老來還對我們自誇她常常有驚人的補台舉措。

這部戲裏曹禺扮演的莫紮特要在前台彈鋼琴，當然他是彈不好的。所以演出時他隻是表演彈奏的模樣，而在後台請了一位真正的音樂家來配音。這位音樂家名叫卓明理，香港人。本來在香港投身於愛國救亡音樂活動，組織了長虹歌詠團。1942年香港淪陷後到重慶加入中華交響樂團。我在這裏打破常規先來提醒讀者：您能否相信命運的神奇？在1943年1月9日那晚的  重慶國泰大戲院舞台上，一塊間幕兩邊，兩位萍水相逢的表演藝術家，在幾年之後，將會 迎娶一對親姐妹呢？

不過我說的宛生生命的轉折點並非指這個。暫時宛生還隻是見到了一眼卓明理而已。倒是她在這場演出中的一展歌喉，驚豔了專奔莫紮特而來觀劇的青木關音樂院的教師們。他們馬上就來詢問她是否願意報考音樂院。 張駿祥聽說後十分高興，主張她去報考。他說，戲劇界很亂，青木關那邊比較清靜。宛生聽了就去報考，當然是一考即中。時在1943年的初夏。

可是還沒有等到秋季開學，東窗事發，宛生突然被憲兵抓到了稽查處， 指控她是共產黨。這個指控倒是符合事實的，不過稽查處也沒有什麽證據。再說自從宛生與琯德一行逃亡之後也就失去了中共的組織關係，形同脫黨。所以她倒也不害怕。放風時她見到了也被抓進來的琯德。稽查處拘留所可以花錢遞條子給外麵。宛生把條子遞給了曹禺。方愫悌有一個七弟已經去世，弟媳婦也就是宛生的七舅娘名叫夏漱蘭，是反袁烈士夏次岩上將的遺孤，由何香凝宋慶齡撫養長大的，她也是陳誠的表妹。所以沒兩天方瑞就陪了七舅娘來拘留所探望宛生了。不久宛生被移送到專為關押和感化左傾學生的五雲山集中營。那裏夥食好了一些。管理方還組織囚犯們排演了抓日本間諜的戲。一個多月後由曹禺的熟人錢昌照會同夏漱蘭將宛生保了出來，宛生就到青木關音樂院上課和演出去了。這件事由曹禺方瑞一手處理，瞞著宛生的父母怕他們著急。

不過更大的災難在前麵等著宛生。這一次幾乎就要了她的小命。原來在重慶舞美設計圈內有一位上海青年名叫姚宗漢，人很聰明能幹，宛生設計了幾個戲聲名鵲起，他就來找她交流經驗。一來二去宛生便對他有了好感。其實姚宗漢早已愛上了宛生，因此刻意迎合所好。宛生此生隻經曆過七哥琯德的求愛，那是一段革命加戀愛的體驗，七哥待自己雖然好，卻以共產黨員的居高臨下總是批評自己小資產階級意識太強。現在換了一個真正的小資產階級來對自己溫情脈脈地奉承，把涉世未深的宛生弄得神魂顛倒，居然立即答應姚宗漢在重慶的報紙上登出了兩人的訂婚啟事。其實她連父母都還未告訴。之後姚宗漢準備了大包小包從緬甸出差時買好的禮物拉了宛生坐船到江津去見未來的丈人丈母娘。

豈料登上延年醫院的高台階敲門，鄧仲純開門一見女兒帶了一個細高個小腦袋的人來介紹說這是她的未婚夫，怒火中燒，不許他倆入內，將自稱女婿的禮物悉數扔下台階並且對女兒說“立即解除婚約，不然再也別回這個家！”宛生此生哪見過爸爸發那麽大的火，嚇得一聲不吭轉身就同姚宗漢回了重慶。爸爸是宛生最敬愛的長輩。她不願違背父親的意願，到了重慶就立即獨自去了報館登了一個解除婚約的啟事，並且立即將報紙寄給了父親。此後她想讓兩人的關係逐步冷卻。卻沒有想到姚宗漢選擇了一條絕路。有一天他不知從哪裏弄了一把手槍來布景工作室找宛生，見麵脅迫不成，掏出手槍將宛生擊倒，自己隨後自殺身亡。這是發生在1944年年底的事。

也是宛生命不該絕，槍傷雖重但幸好沒有致命，但是一個腎受傷引致大出血，必須摘除。鄧仲純聞訊幾乎要瘋了，他自責是那次拒人於門外的事釀成的悲劇，因此立即結束了延年醫院，變賣了藥品換成現金，趕來收治宛生的位於歌樂山的上海醫學院，日夜守候在女兒的床前。搶救宛生的醫生是仲純請的外科專家沈克非，他很負責任，不許法警問訊宛生。後來法院弄清了宛生是受害人也就不來追究了。

這件情殺案自然是一時轟動，而那一槍同時也打在了另一個年輕人的心口上。那個人就是卓明理。原來卓明理的心早已被宛生演唱柴可夫斯基的<None but the lovely heart>( 寂寞芳心)的歌聲所打動，隻不過知道她與姚宗漢訂了婚約，自己還出席了她的訂婚筵席，也隻能暗自祝她幸福。如今見到出了這麽大的事，他在第一時間跑到醫院來探望宛生，在此後的日子裏他奔走於各種演奏場合，盡可能多多掙錢來付醫藥費和買營養品。在香港對奔走酒店餐館做樂隊演奏的樂手有一個貶稱叫做“洋琴鬼”，重慶音樂院裏的師生也鄙視這種活計。而且從醫院所在地歌樂山到演奏地重慶城裏，來回都要經過渣滓洞的禁區，有被捕的危險。但是卓明理顧不得這些了。就心甘情願地做一個“洋琴鬼”。這樣，待到宛生出院時，兩人已經成為生死相依的情侶了。槍傷在宛生軀體上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疤痕，讓他倆倍加珍惜今後的生命。

與此同時，鄧仲純也慶幸自己因禍得福，有了一個心滿意足勝如兒子的女婿。這一老一少朝夕在宛生床頭相處，結下的情誼真是天長地久。尤其是發生了一件事讓仲純徹底明白了自己女兒在這個年輕人心中的地位。當開腹手術進行之際，醫生發現宛生已經懷孕，立即要求家長決定是留著這個孩子還是拿掉。那一刻卓明理勸說鄧仲純留下孩子，理由是宛生已經做了取出子彈和摘除腎髒兩個大手術，不要再讓她吃苦了，孩子生下來他會視同己出的。鄧仲純堅持不要孩子，但是他被深深地感動了。卓明理後來告訴自己的女兒，說有一天傍晚他探視了宛生又要下山去拉琴掙錢，仲純送他到醫院門口，明理走出幾步，回頭叫了一聲“爸爸”，仲純頓時老淚縱橫。

卓明理比鄧宛生小三歲，所以事發時他剛滿二十。他是道地的香港仔。父親卓恩高是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的長老，出任過教會的司庫和主席，同時一生擔任一家律師行的傳譯。卓明理是個音樂全才，幾乎無師自通，一到重慶就同時出任兩個樂團的首席中提琴手，另外還演奏鋼琴。在宛生被音樂院錄取的同時，十九歲的卓明理也在報考音樂院。校長說你的樂器玩得那麽好，又懂樂理，什麽都出色，我們怎麽教得了你呢？幹脆就來上班當抄譜員吧！不久聲樂係畢業生考試，一個個都來找卓明理伴奏，換工替他抄譜。音樂院幹脆就將他升職為助教了。他為人單純，家裏不窮，可是來內地時隨身帶的錢全部被人偷走了。在重慶住在一個破碉堡裏，一條鴨絨被冬天禦寒夏天擋蚊蟲。起身出門演奏頭上一頭白鴨絨毛。學生們看了笑他，他也不知道他們笑他什麽。晚上站在碉堡上對了月亮拉提琴，卻不知道引來一群女學生傾聽。那裏麵就有宛生。這個高個子香港仔吸引了不少女孩子，宛生有一個女同學江蝶愛上了卓明理，宛生做媒陪她去碉堡看望卓明理，卓明理卻對江蝶沒有反應。宛生看不過去這位小弟弟的破被爛衫，帶了針線去幫助縫補。搬動衣物時兩人的手偶然觸碰到，彼此如觸電般閃開，從此兩人有了一種心理默契。後來，當然那是槍擊事件以前的時候，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了他喜歡鄧宛生，就對他說你應該寫情書，卓明理聽了展紙寫道；“宛生”，然後不知該如何寫下去了。直到槍擊發生，那張紙還是空白。等到宛生出院後，他終於寫了一首英文詩贈給宛生。但是無需他的表白，宛生一輩子都已經交給他了。

抗日戰爭步向勝利的終點，鄧家兩姐妹也各自有了自己的情感歸宿。然而他們的父母彼此卻越來越疏遠了。方愫悌的性格發展到讓鄧仲純無法忍受的地步。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許，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裏號”上舉行了隆重的日本投降儀式。一位名叫朱啟平的《大公報》記者登上密蘇裏艦甲板，目擊了這人類曆史上重要的時刻，然後發表了一篇名叫《落日》的長篇報道，轟動了華文世界。這位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朱啟平也是方家的宛生琯德們的同輩，是方愫悌妹妹的女婿。在此時方愫悌又回到了她的譯生身邊，與曹禺方瑞住到了一起。

光複日後，重慶城裏的下江人紛紛回歸故裏。機票船票一票難求。這時鄧仲純已經非常拮據。卓明理沒日沒夜的出去演奏掙飛機票的錢，他把錢交給夏漱蘭的兒子買機票卻被吞了，結果讓宛生與鄧仲純先動身，自己留在重慶繼續掙機票錢。鄧仲純終於轉道上海回到了青島成了代表中國政府從日本占領者手裏收複全部醫療設施的“接收大員”，之後出任青島市衛生局技士兼青島市市民醫院院長。他的老朋友趙太侔奉命回青島恢複國立山東大學，大學是恢複了，校舍卻被美國海軍陸戰隊占為營房，拒不交回。幾年後國府命令太侔南撤，他抗命躲進了仲純的醫院。這對哥倆結果都留在了青島繼續自己的事業並終老於此。一個是病亡，另一個卻在亂世投海而死。
宛生與明理也來到了光複後的青島，在青島組織了幻想樂團，卓明理任指揮。1947年7月30日在青島德國教堂裏兩人結為夫婦。證婚人是童第周。來賓囊括了幾乎所有山東大學的教授們。卓明理天沒亮就到了教堂傻等。終於等到鄧仲純身著一襲長衫，牽著宛生的手走過長長的通道，把她交給了卓明理。婚後兩人就去了香港卓家。卓明理在香港更加忙碌，指揮教會的百人唱詩班大合唱，又在永華電影製片廠從事配樂工作。不久內地政權交替，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廢俱興，兩人受到北京的召喚，於1950年進入中央歌劇院，卓明理任作曲兼指揮，鄧宛生任演員兼導演。此時方瑞也隨曹禺進了北京，也等到是在同一年曹禺和前妻正式離婚，開始了和方瑞的正式婚姻。鄧仲純對譯生的婚事不大滿意。當然譯生仍是他心愛的女兒。方愫悌一直住在方瑞那裏。仲純則沒有搬去北京定居，去北京探望女兒兩家人時總睡在宛生家，因為太喜歡卓明理了。父母分居，兩姐妹卻親如一家人，彼此的女兒們（不錯，沒有男孩，兩家一共五個女孩）互相稱對方的媽媽為“好姨”。“好叔叔”卓明理和“好伯伯”曹禺也是見麵嘻嘻哈哈互相開玩笑，卓明理調侃曹禺說，你比周樸園還周樸園；曹禺則笑眯眯回敬道，看看你這張嘴，難怪會給打成右派!

鄧仲純死於1956年。他的兩個弟弟，鄧以蟄死在1973年，鄧季宣死於1972年。方愫悌死於1973年。方瑞死於1974年。曹禺死於1996年。

2011年2月18日，87歲的卓明理在四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擁抱下長眠。

2015年3月20日卓見的二女兒嫁給了悉尼的一位澳洲小夥。筆者應邀以娘家人的代表出席了婚禮。到如今鄧家曆經三代女兒國之後的新一代已有兩位男孩了。

鄧宛生在香港安度晚年，不過她在82歲高齡於泰國旅遊時還“顛”了一把，嚐試了高空跳傘的滋味。回顧自己的百年人生，她感到欣慰和心滿意足。

的確，在她10歲的小小年紀就為一個後來非常著名的女強人傳遞情書，隔了七年又遇到另一個籍籍無名但是手持雙槍的女強人搶劫；20歲前後見證了長輩裏一位末路豪傑的孤傲；到老年才知道自己的童年玩伴成了國家英雄。更不要提那一長串民國文人學士的姓名和她那隱身於這一長串姓名背後的神秘的父親，以及僅靠一隻腎髒健康地活到了一百歲高齡的傲人記錄，你說，她能不感到心滿意足嗎？何況還有那幸福的婚姻和美滿的家庭，夫複何求？

筆者比她小了一輩。卻不幸被同一位已經非常著名的女強人關注過幾分鍾自己的作品。因此我自覺有責任為曆史記錄下鄧姨的人生經曆。是為此文。

（全文完）

 

作者注：本文主要根據鄧宛生和卓立提供的素材，並參考大量史料寫成。主要的陳獨秀事跡根據我的忘年交，已故作家王觀泉先生所著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和他所編的《《獨秀文存》選》，以及丁曉平著《硬骨頭陳獨秀五次被捕紀事》，朱洪著《陳獨秀的最後歲月》等。方琯德著《胭脂巷的子孫們》和許福蘆撰寫的《舒蕪口述自傳》二書幫助我串起鄧宛生回憶的細節的時間點。謹此感謝所有在他們的著作裏為我提供了幫助的作者們。----- 2021年4月25日於澳大利亞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