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彩虹橋上的詹淑嫻

走在彩虹橋上的詹淑嫻

辛夷楣

她曾經曆歐風美雨，足跡幾大洲，她是澳航的華裔空姐，她以善良寬容之心對待所有乘客，她以記者的眼光觀察記錄生活

 

“對我來講，飛行時的每一次起飛和降落，都好像是在天空中劃過一道美麗的彩虹。” 在當了兩個孩子的媽媽之後，我的朋友詹淑嫻居然穿起製服，成了澳洲航空公司的一名不年輕的空姐。

我們相識三十多年了，非常慶幸我的人生能與她有如此悠長及親密的交集。她比我年輕十一歲，渾身上下總是充滿蓬勃的朝氣，這朝氣多少次給我以鼓舞給我以溫暖。她本性善良寬容，當她出國以後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與文化，特別是她當了澳航空姐走在彩虹橋上之後，她的眼界更廣心境更寬，與她交往像與春風結緣，像與夏花親近，常常使我與丈夫蓋瑞欣喜不已。

我和她是國內《地質報》的老同事。記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時代。經曆了長期的農村插隊和工廠倒班之後，我也終於在1979年如願來到了《地質報》。當時的我多想大展拳腳地幹一番事業呀!然而，作為國家機關的專業報紙，《地質報》仍然邁著四平八穩的腳步。這讓我有些不知所措。1983年初秋，編輯部一下分來6個大學畢業生，才把這暮氣衝淡了。詹淑嫻就是這6個年輕人之一。 我們年齡雖然有異，卻在事業和生活上有著不少共同語言，也因此結下了深深的友誼。

1987年4月，我來澳留學，幾個月後她去了德國。我本來以為，我們從此天各一方，很難再重聚了。1995年3月裏的一天，我正在悉尼的報社辦公室上班，忽然接到她的電話。聽到那熟悉的聲音，我愣住了，半天說不出話。等緩過神來，我衝口而出：“你在哪兒呢？”她說：“我在悉尼，我來澳之前，回了趟北京，《地質報》的老同事給了我你的電話……”我立刻在那個周末跑去看她。雖然已經是兩個幼小孩子的媽媽了，但詹淑嫻的性格還是那麽熱情開朗。

我經常想，是誰給了她如此陽光的性格？是什麽環境造就了她寬廣的胸懷？直到我決定要寫她，她來我家談了兩天，我才好像找到了答案。

 

幸福家庭

詹淑嫻出生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北京家庭。

“媽媽是姥姥家的唯一孩子；爸爸也是爺爺奶奶的獨生兒子。所以奶奶就希望媽媽能生個男孩傳宗接代。於是媽媽就在連生了4個女兒之後，終於給詹家生了個男孩子，多不容易呀！”隨著一連串的笑聲，詹淑嫻這樣說。

“其實，真實原因是媽媽爸爸都太喜歡孩子了。媽媽常說，自己小時候太孤單了。人的眼睛還有兩個，可媽媽卻是姥爺和他的哥哥兩家的唯一孩子，所以對姥姥姥爺來說，媽媽是比眼珠子還金貴的。她從來就羨慕別人家熱熱鬧鬧的大家庭。”

說起自己的童年和家庭，詹淑嫻有著毫不掩飾的幸福。“我一直覺得自己特別幸運。雖然沒有大富大貴的童年，但所有的記憶都是滿滿的快樂和幸福。”

當了媽媽後，她也常常把自己的童年講給兒子們聽。有一次小兒子問她：“媽咪，你的童年和成年生活哪個更好呢？”還沒等她回答，大兒子就搶著說：“別傻了，當然是童年更好了。”“可你不是說小時候沒有那麽多錢嗎？”小兒子執著地問。大兒子又搶著說：“可她有幸福呀！”站在一旁的她忍不住擁抱了兩個懂事的兒子。

詹淑嫻一直強調自己的人生其實特簡單。用她的話說是“平平淡淡”“零零散散”，沒有什麽“故事”。但在我一再追問下，她笑著說“我可能是繼承了媽媽爸爸的全部優點吧。”

在詹淑嫻的童年記憶裏，母親不僅僅漂亮，還性格獨立，豁達開朗，快人快語，心地善良，這種性格很自然地傳給了孩子們。“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學會的是媽媽的心靈手巧，”她自嘲地說。“真的，媽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人家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小時候卻覺得媽媽無所不能。記得她把自己的一件粉色旗袍居然變成了我和妹妹身上的兩件漂亮連衣裙。每次過年，無論如何，我們都會有新鞋新衣服穿。媽媽自己剪裁縫紉，甚至做鞋子。其實當年的衣服根本談不上款式，媽媽卻總能在一些細小的地方稍加變化，比如把斜插兜變成豎插兜；花格布料在衣領或袖口處巧妙地拚出小圖案等等，透著俏。不說遠吧，至少在我們那條街上能引領潮流了。常常有人到家裏來找媽媽要衣服版型。”

看詹淑嫻沉浸在童年的幸福回憶中，我真不忍心打斷她。“雖然媽媽從小嬌生慣養，但過日子真是一把好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過了一會兒，她總結式地說：“我覺得我現在對生活的熱情和執著就像媽媽。”

說到父親，詹淑嫻就是驕傲的三個字“好爸爸！”“我爸聰明，帥, 絕對是顧家好男人。媽媽總說：‘你爸幹什麽像什麽。’這大概是媽媽對爸爸最高的愛情表白了。他愛媽媽，愛我們幾個孩子，也愛爺爺奶奶。說他是好爸爸，因為我爸從來不打孩子!等我自己做了母親，我才知道這是多偉大又是多不容易的事情！他不光自己不打孩子，在街上看見別人打孩子，他還要上去阻攔。”

“我最感動的就是無論多大的事兒，爸爸都給你解釋的機會。記得有一次大姐不小心把一摞碗摔在地上了，爸爸不光沒發火，反而溫柔地安慰大姐說：‘紮著你沒有？別怕別怕！’爸爸的理論是幹活才會出錯，不幹活永遠不會出錯，如果幹活兒的人出了錯還要挨罵，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嗎？一直以來我努力做一個像爸爸那樣的家長，跟孩子們像朋友一樣相處，尊重孩子，理解孩子。”作為老朋友，我必須說，詹淑嫻是個好媽媽，因為她的兩個孩子也都像她一樣有著陽光般的性格，聰明善良又懂事。

在她的記憶裏，“父親活潑，愛玩，遊泳、滑冰、唱京劇，樣樣都能來，口才還特別好。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每次在家長會上的精彩發言，我那會兒一直以爸爸為驕傲。”

詹淑嫻明顯接受了父親的遺傳，記性好口才也好。她好像天生就有領導才能。所以，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她都是班長，而且勝任愉快得心應手。這種自信與幹練也讓她在應聘澳航空姐時受益匪淺。

我常常想，對於一個熱愛飛行的人來說，擁有幸福家庭，應該就像是擁有了高質量的平直跑道，任你空客380或波音巨無霸，都可以安全起飛、著陸。詹淑嫻就是在爸爸媽媽為她鋪就的堅實跑道上，一次次起飛著人生的航程。

 

記者生涯

   詹淑嫻說，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並將此作為職業是幸運，就像愛情，“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能為自己喜歡的事情付出，則是幸福。

1983年大學畢業，她本來是被分配到北京地質部航空物探總隊的。對於一個地球物理專業的畢業生來說，這個工作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詹淑嫻心裏還是放不下自己喜歡的文學。所以，當機會來臨，她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航空物探職位，轉投《地質報》，當了一名記者。她常說，自己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在北京做記者的那幾年，絕對是她人生的一個亮色，或者說是她的一次精彩飛行。“那是我最風光的日子！”

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專一行。這是我們當年受過的教育，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生活的態度。雖然不是學新聞出身，但詹淑嫻喜歡新聞，因此就多了一份主動，一份熱情，一份勤奮和無限享受。她說：“當你幹自己喜歡的事情時，你不僅不覺得累，還會充滿了熱情和創意。”她進報社後很快就來了一個漂亮動作。一天，她在機關食堂吃飯時，偶爾聽到別人說起一個被保送進北大的重點中學女學霸，父母都是外交官，她卻選擇了地質專業。詹淑嫻抓住了這個新聞線索，自己獨自去采訪，很快完成了一篇特寫，居然被放在頭版。“這次采訪的成功，讓我看到了自己在與人溝通方麵的優勢。”如何在短時間內了解一個陌生人，問什麽，怎麽問，對於非科班出身的她來說，當時是摸著石頭過河。顯而易見，她對人物采訪的準確把握和對細節背景的緊追不舍，當然還有對文字的把控，都使她所采寫的人物鮮活，有個性。

說到這兒，還讓我想起另一件事。記得當年澳洲政壇上出了個反對亞洲移民和多元文化的單一民族黨。該黨要求澳洲檢討移民政策，廢除多元文化。他們誇張地預言澳洲正在被亞洲人「蜂擁淹沒」（「swarmed」）。與以往曆史上華裔的隱忍和一盤散沙不同，這次澳洲華人社區很快做出積極反應：以華人政治家為主的團結黨迅速成立。

為了在大選中助戰團結黨，我們報社組織了係列專題采訪。我當然不會放過記者出身的詹淑嫻，就讓她負責一個團結黨候選人的采訪。這個華人政治家是IT出身，當時仍然在麥考瑞（Macquarie)大學任職。詹采訪之後打電話給我，說對這位IT政治家的采訪很不成功，“材料太散，太亂，不知道從哪兒下筆。”我告訴她：“我不管，你必須按時給我稿子。”我這樣說是基於我對她的了解和信任。來澳洲後，她被我“抓”著寫了不少稿，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果然，她按時完成了任務。在紛紛雜雜的材料中，她抓住了被采訪者的專業：將無數個體的電腦終端與一個總的終端相連，最終實現更大規模的運算能力。將這個科學的命題引申到當時的澳洲政壇上，強調每一個在澳洲生活的移民都應該像一個個電腦終端一樣，參與到這個新祖國的政治文化係統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她的文章發表後，被采訪者十分滿意，將這篇文章放在他競選地區的宣傳板上。

她告訴我，剛到地質報時，無意中聽到一個老編輯抱怨：“來了這麽多學地質的怎麽可能把報紙辦好？”她就在心裏憋了股勁兒，一定要用行動來證明，學地質的，也可以辦好報。當然，他們這些大學生們沒有讓人失望，和報社同仁一起把一個專業報紙辦得風生水起朝氣蓬勃。

詹淑嫻後來寫了一篇頗有影響力的報道——《一個年輕的假說》，說的是一個煤田地質專業的大學生周同學，利用自己的知識和研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太平洋成因假說：太平洋是因為隕石撞擊地球形成的。

詹淑嫻說：“其實這個假說的科學含量有多少並不是我的重點。我是覺得，年輕人要敢於大膽說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不成熟的想法。這是一種態度！一種對科學的熱情和執著!尤其在當時的科技界，嚴重的論資排輩，千人同聲。想想看，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就那麽大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許幼稚但多麽難能可貴呀！再說，本來就是個假說嘛，有待科學的證實。”

這篇文章發表後，反響很大，多數是支持的聲音，但同時也引來了一些報社駐外省資深記者的投訴。他們認為不該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一個如此年輕的畢業生，因為他資曆不夠。而詹淑嫻恰恰就是要挑戰這些不成文的條條框框，所幸當時報社的領導對她很支持。

我記得這篇稿子很長，卻文采飛揚，生動傳神，年輕記者寫年輕科學家，全篇洋溢著奮發向上的朝氣。後來，這篇通訊獲得了首都科技報刊好新聞二等獎。

回憶起這篇文章，今天的詹淑嫻還是有些激動。“那個時候好像全中國的人都在關注新生事物, 到處都是年輕的聲音，年輕的身影。每天忙忙碌碌，滿腦子都是奮鬥、理想，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生活得好充實。雖然隻掙著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資，卻仿佛有拯救世界的責任，真是單純呀！”

更為有趣的是，後來這位周同學報考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可是英語差了幾分。在此關鍵時刻，有人提起這篇通訊。中科院的人惜才愛才，找到詹淑嫻，以這篇文章為基礎，將該大學生作為有特殊才能的年輕科學家破格錄取。年輕記者又送年輕科學家一程。

 

歐風美雨

北京給了她生命和夢想；澳洲給了她藍天和翅膀；德國讓她認識了北京以外的世界；加拿大幫助她懂得了生命的精彩；美國幫她在失落後重新站了起來。但無論詹淑嫻走得多遠，住在哪個大洲，拿哪國護照，她永遠說自己是“北京人”。

就在詹淑嫻當記者當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出國又成了當時年輕人的一種機會和時髦。記得我在赴澳留學前曾經對詹說過，如果有機會，應該出國看看。那時我們都對外麵的世界充滿好奇和向往。但當時她說，自己已經不搞地球物理了，而文字記者出國能有什麽益處呢?此時，她的男友，也是地球物理專業的畢業生，已經拿到獎學金去了德國。

後來的故事發展是，詹淑嫻也在1987年的金秋10月，告別家人朋友飛往歐洲“明星之國”——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一道柏林牆把德國瓜分為二：一邊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東德）；一邊是資本主義的聯邦德國（西德）。

剛一踏上這片土地，詹淑嫻就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二次大戰留給德國的分裂之痛。當年中國沒有直航西德的飛機。詹是乘坐國航由北京途徑莫斯科前往東柏林的航班。同機的是一群去東德公費留學的學生。在《柏林的故事》裏她這樣寫到：“當時的東柏林機場不大，也不繁忙。在同一間屋子裏有一大一小兩個‘國門’：大的屬於東德，小的是西德。但因為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激動又緊張。下了飛機，取出行李，就手忙腳亂地跟著同機的人一起往那個最大的出口走去。我當時以為那是唯一的出口，卻不知（也根本沒注意）旁邊還有一個小門是通往西德的海關。更不知道我這一步跨出，就‘進退兩難’了。可氣的是，東德海關並沒有因為我的簽證是西德的而加以阻攔。順利‘出關’後，才知道有了麻煩。沒有見到來接我的他，（他在那一邊等我，我在這一邊找他）語言又不通。平生第一次感到無助。是那場戰爭跟我開了個玩笑。

最後是一位從西柏林來接人的同胞救了我，他說常常有初來者因為忽略了那個小門而誤入東德境內，所以他在西柏林那邊沒有接到要接的人，就跑到東柏林這邊來找了。沒找到他要找的人，卻救我於危難之中。他帶我又重新出境。這一次海關人員驗看護照簽證十二分地仔細。出了東德，再入西德，其實就是在一個大房間裏從這個門走到那個門， 我就從社會主義走到了資本主義，從東方走到了西方。”

這裏要簡單介紹幾句詹的男友：同樣是地球物理專業畢業生，與她快人快語開朗熱情的性格截然不同的是，他是典型做學問的人，嚴肅認真，執著理性，不善言辭，在學校以成績優異著名。攻讀碩士學位時，他就在美國的地球物理雜誌上發表論文了（該雜誌此前從來沒有發表過碩士生文章）。所以，到德國不久，他就通過了博士學位的資格考試，轉讀博士學位。一路走來，他堅實的專業知識，出色的研究成果使他從來沒有為工作發過愁。從德國到加拿大再到美國，最後就職於澳洲科學院，成了那裏最年輕的高級研究員。不記得什麽人說過，夫妻就像土豆和西紅柿，本來不是一個世界的，但卻走到了一起，因為土豆變成了薯條，而西紅柿也把自己變成了番茄醬，於是他們就成了絕配。我記得曾經和詹談過很多次愛情婚姻的問題，她說自己很多時候都是感性的，但在婚姻問題上是非常理性的：“我要找一個自己佩服的人，也就是說有些事他能做而我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一方麵她佩服男友對專業研究的執著追求和學習能力；另一方麵又總是矯情：“像他那樣一個研究課題做十年，打死我都不幹。”說是說，他們至今還是像薯條和番茄醬一樣誰也離不開誰。

其實，他倆之間還是有共同點的，那就是旅遊。英語裏用“ Itchy feet”（腳癢） 來形容那些喜歡遊來走去的人。看看詹淑嫻出國之後的生活軌跡吧：德國—加拿大—美國—澳洲。現在他們夫婦倆，一個是全職空姐，工作就是走南闖北；另一個是職業攝影師，成天東遊西看。兩個不肯停下腳步的人，生活當然十分精彩，故事也多。

在德國，他們就讀於著名的哥廷根大學。該校因為曾經擁有高斯、韋伯等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被稱為物理學的搖籃。中國的開國元帥朱德也曾經在哥廷根留學，至今那裏還有朱德將軍的“故居”。而她最津津樂道的是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親曆了東西德的統一。

德國大學對海外學生的待遇非常好，不僅與本地學生一樣免學費（前提是要通過德語語言考試），哥廷根大學還設有專門的機構負責海外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更經常組織物美價廉的德國境內遊。詹說：“最難忘的是柏林講座。在柏林吃住一周還看了一場多明戈的歌劇，隻象征性地付100 西德馬克。”

1990年10月就在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響起歡樂頌，整個德國都沸騰在國家統一的歡慶中時，詹淑嫻和她的丈夫離開了德國前往加拿大。

如果說離開中國，到一個語言文化都陌生的環境裏學會生存是一次挑戰的話，那麽從德語國家到英語國家又是另一個挑戰。詹說，麵對第一次挑戰她信心滿滿，用最短的時間通過了語言考試進入大學，並且放棄地球物理轉學德國語言文學和新聞。但初到加拿大，丈夫立刻投入到忙碌的新工作中。而她，再次丟了朋友；斷了學業；沒了語言；隻剩下“大麵積的失落和孤獨”。“在無處不在的陌生中失去了方向和熱情”，當初出國隻是說要看看外麵的世界，但現在好像突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了。

談到對加拿大的回憶，詹不失幽默地說：“當然不是什麽都沒幹，學了點兒英語，拿了個駕照，交了些朋友，讀了幾本書，自我晉級成了媽媽。”加拿大其實更像是他們的一個驛站，給了她一個放慢自己，轉換人生角色的機會。一年八個月後，他們帶著4個月大的兒子，啟程駛向美國猶他大學。

丈夫的工作如魚得水，猶他大學有他尊重的教授和優秀的科研團隊。當第二個兒子出生之後，詹重新拿起書本打算繼續完成自己的學業。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她準備報考專業的導師因家庭變故搬走了。她就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在鹽湖城的中文報社做編輯。本來有些失落的詹這時結交了一個好朋友武遠，她是來猶他大學陪讀的。武遠曾經是重點中學的優秀教師，長得非常漂亮。來美後丈夫讀博士她就當了全職主婦，可她一點兒怨言都沒有。靠著丈夫的微薄獎學金，武遠總是把家和自己都收拾得幹幹淨淨。她說：“做家庭主婦我們也要做最棒的。”詹說這句話她牢記至今。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放棄自己！做就做到最好，做到自己的極致，這其實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詹迅速調整自己，不僅要當一個棒棒的家庭主婦，更要做一個棒棒的媽媽。態度變了，同樣的生活不再無望單調了。她更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發現了英語兒童讀物這個浩渺的海洋。於是她收集了很多非常好的兒童讀物。在陪伴孩子的同時，她說自己也非常享受，仿佛重新過了個童年，甚至計劃將來有機會也要嚐試兒童讀物的寫作呐。

詹把自己在加拿大和美國的生活都看成了飛機起飛前在跑道上的滑行。要想飛得高，飛得遠，就必須積蓄力量，衝破阻力。她說：“直到今天，飛行十幾年了，每一次的起飛還是讓我心潮澎湃，特別激動，我好像能感覺到那種克服阻力而向上，向上的力量。”

 

彩虹橋上

1995年，美國一家著名石油公司和澳洲科學院先後向詹的丈夫發出了工作邀請。熱愛旅遊的她毫不猶豫地說：“去澳洲，去澳洲！”就這樣，在美國呆了3年之後，他們全家收拾行囊，橫跨太平洋，飛抵南半球的澳大利亞。

經曆過歐風美雨的洗禮，詹淑嫻心理素質明顯增強。到澳洲後她很快安排好家庭（母親支持她，特意從北京來幫她照顧孩子），然後在麥考瑞大學拿下了國際傳媒專業的碩士學位，終於對自己有了個交代。作為朋友，我為她的執著和努力而欣慰。她樂觀積極的性格此時又因為成熟而變得包容，少了些銳氣，多了點寧靜。

   天時地利人和，講究的就是在正確的時間空間裏遇見正確的人，於是，生命中的一切都合情合理了。愛情如此，事業亦如此。詹淑嫻拿到碩士學位後，就恰好遇到一位熱心的鄰居。他是澳洲航空公司的機械師。他說澳航在招人，“你應該去報考。”詹說：“別逗了，我都是兩個孩子的媽了。”“這與年齡無關呀，”這次是機械師吃驚了。

詹說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地愛上澳洲，一個給所有人機會的國家！她,也勇敢地給了自己一個機會!“這次就好像有神助一般，一次次麵試過關斬將，真爽！又找到了曾經的感覺。”2000年6月，她穿上製服，成了一名澳航華裔空姐！

她喜歡旅遊，喜歡穿製服，善於跟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更能適應不規律的作息，她似乎是為當空姐而生的。穿上製服的詹淑嫻煥發了青春，風光多彩的生活讓很多年輕人都羨慕。但我知道，她的微笑充滿歲月的積澱。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飛遍五大洲的詹淑嫻朋友多了故事當然也多了，沒變的是她保持了讀書與寫作的好習慣。她的第一個飛行任務是悉尼——洛杉磯——紐約。在近15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中她興奮得像當年做記者一樣有使不完的勁，一點兒不知道累。感染人的微笑讓她贏得了自己的“粉絲”——幾個美國大學生。他們得知這是她的“處女航”之後，動手為她做了一個可愛的卡片“Happy 1^st flight!”（首航愉快），還貼上了糖果，那張卡她保留至今。

另一次飛台北的航班上，有個高山族旅遊團。他們很喜歡這個會講國語的空姐，搶著與她合影，還送她手繡的民族挎包。乘務長也為她的“高人氣”感動，破例允許她在整個飛行中都背著那個挎包。她笑說自己當時“成了整個航班上的一道風景”。

詹淑嫻曾經為我工作的中文報刊寫了不少文章：《9月11日飛往洛杉磯》，講的是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中，她正在從新西蘭飛往洛杉磯的航班上，而且是機場關閉後因燃油不足而唯一允許降落的飛機。她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真實生動地寫了出來，後來該文還被國內一些報刊轉載。

《警察的故事》則是她在世界各地與警察打交道的親身經曆。

《去南非度周末》是她在飛替補時，帶全家去了南非。她描述在野生動物園裏追獅子，看大象，語言靈動有趣，比如關於獅子她寫到：“獅子的一生好像都在‘度假’——哪兒舒服就呆在那兒。隻是餓極了，才會‘上班’——狩獵。如果能搶到別人的獵物，比如鬣狗的，它就會坐享嗟來之食，心安理得。所以獅子是連腐肉都吃的。雖然它擁有最大的殺傷力，但它卻並不隨便開殺戒。科學家說，獅子是食肉目中最高等的動物。它們的牙齒最適合咬噬，它們的上下顎各長著一對兒裂齒，咬起東西來就象剪刀的兩片利鋒，連老虎也隻能是生吞動物呢。”

大概又是做記者的習慣，詹寫文章喜歡交代背景和與現實生活的聯係。在《去南非度周末》的最後她寫到“是呀，南非的確是個美麗的地方。美麗在她的山和水，在她的動物世界，象一個迷人的童話。然而，這裏的文明世界，也就是人類社會，卻是另一個版本的故事了：她曾經擁有世界上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法律，也曾經發生過血腥的種族暴亂。這裏的富人們都住在監獄一樣鐵絲網林立的豪宅裏，他們購買私家車時考慮的第一要素是車的防盜和防彈性能……也許，下次有機會，我還要帶家人來：帶他們看看索維托當年種族暴亂遺址，看看前總統曼德拉的舊居和那些仍然住在黑暗、狹小泥土屋裏的南非黑人。那裏是南非土地上與動物和山水無關的另一麵，就叫做曆史和文明吧。”

這篇文章反響很好，以至於很久以後，在她下班的出租車上，華人司機說：“你就是寫非洲野生動物的吧(該文發表時附有照片)？”她楞了，過了好久才反應過來問：“你看了？”對方說：“是啊，挺好的，多寫點兒嘛!”這讓她感動半天。

她熱愛自己的工作。不僅僅因為每次飛行對她來說都浪漫得像是在天空中劃過一道彩虹；還因為她可以看到聽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一對澳洲退休夫婦去香港慶祝結婚紀念。因為47年前，他們倆在香港一艘郵輪上邂逅。女孩是澳洲人，男孩是水手，來自英國。“幾天之後他就向我求婚了！”幸福的太太拉著丈夫的手，在丈夫無限愛戀的目光中，嬌羞得像當年的小女生一樣。“後來呢？”“後來，他放棄了水手工作與我一起回到澳洲，從此47年再也沒有分開過。”

我有時真佩服她，跟誰都能聊，而且誰都願意跟她說“知心話”。她一直想寫《各國的哥的故事》，就是她接觸到的各國出租車司機們的故事。比如悉尼有個年輕的出租車司機告訴她，自己正在經曆的網戀故事，還征求她的意見；還有一個印度裔的司機給她講述了自己與一個來自武漢的美麗女護士在沙特阿拉伯的初戀故事。我想大概是她的誠懇贏得了周圍人的信任。

她在新浪和文學城都有自己的博客，就是想與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多彩人生。我成了她的博客粉絲，接長不短地就打開讀上一段。遺憾的是她太忙了，很多故事還都隻存在於她的日記裏。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時期，澳航的國際航班都停了。詹淑嫻不得不待在家裏。她想念飛行，想念在彩虹橋上的日子。悉尼的疫情緩解了。我和她不時相聚。我對她說：“詹，你的彩虹橋上的生活會繼續的，疫情一定會過去，你的生活將依然豐富多彩！” 2021年4月，澳洲和新西蘭之間恢複了國際航班，詹淑嫻終於踏上彩虹橋，投入繁忙的飛行之中。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yuentin]

好!

[東村山人]

沙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