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悲哀

中國文人的悲哀

心言

曾經答應一位朋友，著文探索一下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重新定位的問題，卻遲遲不能下筆。因為凡提到中國傳統文化必要提到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克己複禮”，也就是說，中國文人天生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中國的人文思想基礎是君權至上，在此基礎上，曆史上無論儒家法家都是服務於政權。儒家代表人物孔孟朱熹是這樣，法家中李斯韓非也是這樣。甚至連民間關於天廷的傳說，也是玉皇大帝統領文武百官，君王等級森嚴，於地上封建王朝何其相像！結果怎樣呢？文人隻能為皇帝圓其說辭，而無權置疑，稍有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就有文字獄，焚書坑儒之災。於是文人中得寵者阿諛逢迎，失寵者酸麻不堪，怨天尤人憂鬱成疾，卻無一人打破這種格局，獨立思索而提出係統的哲學思想。西方社會古有柏拉圖和蘇格拉底，近幾個世紀更出了黑格爾，尼采和康德等一大批哲人，而中國呢？至今文人們仍以被納入統治者的幕僚為貴，一旦得寵枉負其誌，而墮落成權勢的吹鼓手和抬轎人，所有的理論思想停滯於為當權者圖解政策，甚至應該冒顏直諫的一句真話都不肯說。

中國文人充作幕僚盛於戰國時代，隨後各朝各代文人“學而優則仕”之風盛行，更於朝廷的科舉製度的誕生而陷入八股文中不可自拔。寫得文章當得官，得不到官位也可在於各級衙門做師爺，門客。可憐五千年中華文明，全部詩文書畫隻為討得個“寵”字，同道間若彼此喝聲彩便是知音。幾千年來卻無人甘於寂寞在智慧的哲理上認真思考，更視數學等自然科學為巫術，以至西方工業革命轟轟烈烈之時，中國仍在皇天後土的桎栲中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曆數中國曆史，究竟是肯納魏征為臣的明君多，還是設文字獄，對文人墨客宰殺罰戒的暴君多呢？

可憐呀，中國文人們或者甘為當權者圖解政治，或者僅限時弊做一些皮毛上的抨擊而成為造反者的工具，卻鮮有膽識能洞察這種文化的致死處，所以中國政體在相當漫長的時代隻能限於一個封建朝代又一個封建朝代的輪換。這個過程中唯一無法改變的隻有中國文人任宰任殺的命運，這其中若有看透世俗，能於官場之外行文消遣便是有識之士了。

於是，國家稍有轉機文人墨客們可以山呼盛世，也可以站在政敵立場上無端責罵甚至造謠中傷，而民族命運危機如晚清近兩百年的外辱內亂，敢於拋頭顱灑熱血的仁人誌士也隻占文化人中一小部分。我常常想，晚清以來出現過以死喚醒民眾的覃嗣同等六君子，也出現過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三民主義者，更出現了以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為代表的九死一生創建新中國的共產黨人。應該說，這三代革新和革命黨人存在著不可忽略的承上啟下，前赴後繼的連接性，但是既使這三代當中的幸存者們也無法消除歧見，團結共進。為什麽呢？

中國五千年文明當中不乏推翻一個朝廷再立一個朝廷的農民起義思想，但絕對缺少一個在更深層次上思考，對傳統文化揚棄糟粕，保留精華，在全民族同命運共呼吸的基礎上鼓勵和諧寬容，尋求政治體製進步而徹底拋棄封建皇權思維的哲學思想！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們的宿命！

曆史上看，宋朝的滅亡已經宣判了中國封建製度的死刑。而中國文人們無人反思其封建製度已經完全過時，從而還能出現了始自朱元璋的對開國功臣，文武官員的隨意宰殺，卻無法從製度上製止這種極權的濫用，更不能奢談對封建極權的合理製約。以至到滿清的文字獄可以指鹿為馬，任何人都可以莫須有的罪名鐺鋃入獄。可憐的宿命啊，中國文人們何時才能從甘為政權效忠的窘迫境地中解脫，而真正獨立地從思想基礎上尋求一個民族長久和諧發展的智慧呢？

對上述問題分析之後，再來分析“五。四”運動以來傳統文化的定位問題，不難看到還有多大曆史包袱沒有丟掉。獨立思考，不媚權貴始終都是中國文人的最大挑戰；相比之下，盲目被革掉的中國文人傳統的謙虛精神，忠厚誠實，不卑不亢的治學風尚就顯得日益重要了。今天的中國，若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甘守寂寞，切實發展適於中國國情的科學技術，而不以製造什麽達到世界水平的驚喜為樂趣，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就一定會有達到世界水平的未來；中國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研究如果丟掉“在今後若幹年內超越西方國家”的曆史情結，而從國家現有資源和合理均衡消費的出發點來考慮，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就一定會有趕上發達國家的時機。而這個遠景展望，首先需要一個開明民主的政治體製，在此基礎上才能誕生實是求是，獨立思維的哲學思想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