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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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階級鬥爭？還是職業分途？
我們的古代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20世紀中國的大儒梁漱溟，曾經有過八個字的概括：職業分途、倫理本位。
先講職業分途。
過去講中國曆史，總是說階級鬥爭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推動古代社會進步的，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那麽，什麽是階級呢？
按照馬克思的經典定義，階級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指的是在所有製關係中，因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同而形成的社會經濟集團。梁漱溟在抗戰爆發的第二年來到延安，在窯洞裏兩次與毛澤東通宵長談，爭論中國究竟有沒有階級。
梁漱溟說，中國哪裏有什麽階級！中國與歐洲不一樣，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科舉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不像歐洲的貴族與平民都是世襲的身份，中國人的社會身份是自由流動的，沒有永遠的地主貴族，也沒有永遠的農民工人。士農工商這四大社會階層，不是固化的階級，隻是職業的不同！
在這裏，我們姑且不來討論士農工商究竟是階級還是職業，隻是要清楚一點的是，古代中國的確沒有歐洲、印度、日本那樣世襲的階級或者種姓，社會的上下之間、貧富之間和貴賤之間，沒有絕對的階級，隻有相對的階層。階層是開放的、流動的。
大史學家錢穆也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說，中國沒有階級，隻有流品。“階級”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而“流品”是一個文化概念。他的意思是說，雖然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固態化的世襲階級，但是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品位，這就叫“流品”。中國是按照文化品位來實現社會分層的！
你想想，文人士大夫身穿長衫、舉止文雅，整天之乎者也，與赤腳在田裏幹農活的農民在文化氣質上自然格格不入。魯迅說《紅樓夢》裏的焦大絕不會愛上林妹妹，中國人的男婚女嫁很講究門當戶對，最重要的不是看對方與自己是否同一個階級，而是能否氣味相投，有共同的文化流品。你可能也有體會，在日常生活當中，有時候你討厭一個人，未必他與你的利益有什麽衝突，隻是他的談吐、他的做派你看不慣！
文化流品當然有高下之分，這就形成了中國社會的階層區隔。由此你也可以明白，在中國是不是一個貴族，未必決定於你有多少錢，那叫暴發戶，不是貴族。所謂貴族，最重要的是有貴族的精神氣質，主要看氣質！
中國的各個社會階層不是世襲的，而是流動的，同時又仍然按照流品的高下，分為不同的等級，因此就形成了我所說的“流動的等級社會”。它與世襲的階級社會相比，有一大缺點。
世襲的階級社會，雖然平民與貴族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倒也帶來一個好處，每個階級有自己的名分，有各自的責任義務，隻要將自己名分之內的事做好了，哪怕是平民，同樣可以得到貴族的尊重。你看英國連續劇《唐頓莊園》中的管家、仆人，個個有自尊，伯爵大人對他們也客客氣氣。
但在中國這個“流動的等級社會”裏，人人都有機會往上爬，因此讓人不安分，變著法兒要改變命運，成為人上人。於是，造成這樣一個局麵：普遍地對上沒有尊嚴，對下缺乏尊重。你要贏取更多尊嚴，就要拚命往上流動，科舉又提供了上下流動的製度性條件。
這種“流動的等級社會”，會造成某種變態的人格，對上的獻媚屈辱要靠對下的輕蔑傲慢來補償。對上越是自卑，對下越是自大，反過來也是如此。
02 倫理本位與人情關係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倫理本位。
過去有一個說法，說歐洲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傳統中國是以集體為本位的社會，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就是要從集體本位轉型到個人本位。這個說法，其實是不靠譜的。
為什麽？英國有一位大思想家邁克爾·歐克肖特，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說即使對於歐洲，個人本位與集體本位也都是近代的現象。新教改革之後，個人主義出現了，但集體主義是對個人主義的一種反彈，最典型的形態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那才叫以集體為本位的極權社會。
中世紀的歐洲是以上帝為本位，那麽傳統中國以什麽為本位呢？梁漱溟說得非常好，既不是以個人，也不是以集體，而是以倫理為本位。
在中國文化係統當中，人是一種關係的存在，每個人都要對別人盡道德義務，這就是倫理。中國與日本雖然都是東方社會，但中國人與日本人對倫理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倫理是特殊主義的，日本的倫理是普遍主義的。
這怎麽理解呢？以家族倫理為例子吧，日本人講到家族倫理的時候，是對家族的整體即家族的每個成員盡道德義務，這是普遍主義的倫理。但中國的家族倫理卻是特殊主義的，你對家族內部的各個成員，根據你與他關係的親疏，有著不同的道德義務。你看，儒家的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這五種倫理關係，都是個別對個別，不像日本那樣有一個對家族整體的普遍倫理。由此形成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麵聊到中國家族製度的時候，再為你詳細分析。
03 人情泛濫，信用匱乏
倫理本位，實際上就是關係本位。是個人最重要，還是集體更重要？對不起，在中國文化裏，關係最重要。身為一個中國人，在這個文化係統裏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會明白對待不同的人，應該以什麽方式相處。與不同的人的相處方式，都是特殊主義的，這是習慣了普遍主義倫理的西洋人和東洋人——比如他（她）成了中國人的女婿或者媳婦——永遠鬧不清楚的。
中國文化，也可以說是關係文化。你猜猜看，關係當中最核心的原則是什麽？信用？信用是陌生人社會的聯係紐帶，而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人情是關係文化的中軸，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潤滑劑。
假如你問國人一個問題：發生麻煩事兒的時候，你第一個想到的，是找關係，還是找律師？絕大部分國人的第一反應必定是：肯定找關係啦！找律師，是契約社會的正常反應，可以通過法治的保障，維護自己的權益，尋求公正的解決。而找關係呢，是人情社會的第一反應，首先想到的是通過熟人的關係網絡，找到一個有權勢的陌生人，將他發展為自己的熟人，然後通過他以及他的熟人將麻煩事兒搞定。
於是，從古代開始，中國就是一個“無訟的文化”，發生了與官家法律有關的訴訟，總是不好的事兒，最好是通過熟人關係私下了結，哪怕私了的成本要比打一場官司高得多。
為什麽寧願高成本的私了，也不願低成本的公了？且不說公了能否了斷，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私了都不會傷和氣、結冤家，反過來還可能擴大自己的熟人圈子，將自己的關係網絡鋪得更大更遠。於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拉關係，對中國人來說，便成了一門人生的必修課。
人情與信用，都是一種稀缺的社會資本。當代世界上最紅的政治學大家福山，曾經寫過一本書《信任》，指出在中國文化當中，最稀缺的社會資本，不是人情，而是陌生人之間的信用。
作者： 許紀霖
個人不講“信用”，可以鄙視或無視；但一個社會如不崇尚“信用”，就太可怕了！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