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製默許官員腐敗

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製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製”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製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枚舉，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

乾隆的專製加深了中國人的奴性

傳統政治體係下，腐敗在所難免，乾隆朝即呈現出這種特點，造成這種貪汙大規模風行的原因是什麽？相比於中國，日本為什麽沒有那麽多貪汙？

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範了外戚、親貴、太監、權臣，將中國專製製度推向頂峰，但他的一係列強悍的專製措施，並沒有解決中國政治體製中的基本問題——腐敗。他的專製隻是加深了中國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動性，給中華民族帶來永久的創傷。

十八世紀，人類社會湧動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是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理性的崇尚。伴隨著這些大事，西歐社會的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普通人的公民權利保障大為提高。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大解放，這造就了物質進步的真正基礎。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發生著與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皇權推到了頂點。在他眼裏，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了對民眾的馴化，把他們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

他陶醉於為子孫後代建設萬世不易之基的偉業之中，成功地為中國人建造了一個針紮不透，水潑不透的完美政治監獄，這個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動敏捷地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換句話說，乾隆皇帝的偉大統治，造成了中國人精神麵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距離。

乾隆盛世是一個饑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隻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這個盛世完全是依靠強化君主集權製度這樣傳統的方式來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個人主導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並沒有回答中國在人口壓力下如何轉型這個近代性的問題，沒有回答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以何等姿態麵對世界。

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製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製”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製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枚舉，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堿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我寫乾隆腐敗的時候覺得很有意思，和當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咱們並不是要借古諷今或者怎麽樣，它是反映了中國曆史的規律。乾隆時代的腐敗案發生，遵循著一個數額由小到大，腐敗官員的級別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最後發展成窩案、串案，牽一個出一串，挖一個起一窩，團夥犯罪，相互打掩護。腐敗最後已經成為一種體係性、體製性的腐敗。但是乾隆治理腐敗的措施還是個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麽厲害，老虎成天虎視眈眈地盯著這些貪官，畢竟有打盹的時候，你一打盹，腐敗馬上就會死灰複燃。所以，中國式的腐敗是基於製度、體製的，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尋找對策，要不然單純靠皇帝一個人的雄才大略、精明還是靠不住。當官隻有把上麵對付好了，下麵即使沒穿褲子也看不到。

大眾頭腦充斥著錯誤觀念

阻礙社會進步

馬戛爾尼曾說是專製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專製思維在傳統中國人頭腦中是如何體現的？到今天為止，中國人的這種專製思維是否有消減？

中國的專製主義為什麽如此根深蒂固，一直是我頭腦中的一個迷惑。我的寫作實際上也是一個自我學習和探索的過程。對專製主義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不得不深入到曆史源頭，從最初的源頭，即地理環境那裏開始探索中國式專製主義的來龍去脈。事實上，一開始，我頭腦中的許多常識和普通讀者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秦始皇是文化專製的發明者。他製造的“焚書坑儒”殘暴割斷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傳統，開了兩千年文化專製之先河。要是沒有秦始皇，中國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

但深入閱讀和思考得出的結論完全不是如此。這說明，我們頭腦中的大量“常識”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說，大眾頭腦中塞著大量的錯誤。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前進得如此艱難的一個原因吧。

專製製度不是中國人的主動選擇，而是被曆史和環境賦予的。事實上，專製製度畢竟還強過毫無理性的惡性競爭。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級秩序進食的習慣，就有利於狼群的穩定與和諧。

不過人畢竟不是狼，我們現在處於的時代也不是中世紀。所以專製製度就顯得很可惡了。就象和蝴蝶比起來，毛毛蟲就很難看了。歸根結底，建立起成熟、強大、嚴密的專製主義政治，並不能算成中國人的驕傲，因為專製主義是一種十分低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連動物都會使用。

事實上，我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分階段分層次的。就如同生物的進化一樣。越是與世隔絕的地方，物種就越停留在原始階段。澳大利亞與其它大陸的分離很早，一直在孤立狀態中發展，因而保留了許多原始動植物，比如鴨嘴獸和針鼴。而文明的進化也一樣如此。由於地理原因，中國文明也停滯在了專製階段。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的進化緩慢，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封閉的肥沃的黃土地帶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和動力。中國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保留積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個纏著臍帶長大的孩子，或者說像是一個背著蛹飛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別人早，可是發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徹底。在此後的幾千年間，中國文明一直沒有機會再次發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較低的文明層次上。就象一個早熟的孩子，在別的孩子沒有長起來的時候，鶴立雞群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青春期過後，他卻終生低人一頭。所以，在1840年打開國門之後，那些西方人驚訝地發現，那個傳說中的文明古國，原來竟然是一個半開化的半野蠻的民族，保留著和非洲部落相類似的驚人落後的習慣：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無處不在的迷信和恐懼……

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遠。文明進化的不徹底與再次發育的艱難，是“中國特色”的根本原因。認識到這一點，有利於我們對傳統文化轉型的難度進行更準確的評估。

隻有從製度入手

才能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

中國的民族性格發生了怎樣的變遷？整個過程是向下還是向上？您認為中國人民族性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什麽？今天我們有可能重塑民族性嗎？

國民性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它不應該被當成一個什麽都能往裏裝的筐，和解釋一切問題的替罪羊。有意無意的，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似乎隻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製度，中國才能複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麽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但是從嚴複、梁啟超開始提倡的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心慰。

我隻能說，從嚴複、魯迅到柏楊、龍應台，他們的觀察和描寫精彩深入，但是他們開出的從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國民性藥方是錯誤的。事實證明，隻有從改造製度入手，才能真正達到使中華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鄧小平所說，壞的製度使好人做壞事。

中國人國民性中的主要的負麵成分，是由製度和社會發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某些“劣根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懶惰，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缺乏開創性、因循守舊，這是專製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沒有原則、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而諸如“團結、合作、愛國、清潔、開放、學習”之類的優秀品質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的要求。兩千年來基本停滯不前的中國與近幾百年迅猛發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會感到撞擊的巨痛。從後現代化的歐美日韓，看前現代化的中國，就如同把參天大樹和一顆剛剛發芽的小苗做對比，其差距自然觸目驚心。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並沒有落後的專利，歐美也不是注定永遠先進。誰能說，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中國不會再次領先呢？那個時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國獨具的“優根性”呢？

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並不是因為中國根性而特有的“中國問題”。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製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裏，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隻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謂中國人善於忍耐，是因為中國人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或者反映的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機製，中國人也會眼睛雪亮，雷厲風行。幾千年的積習之所以現在還有力地影響著我們，是因為還有適合它們生存的土壤。

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曾國藩觸動不大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曾國藩是否受到影響？戰爭對他是否有所觸動？

從現在材料看，直接觸動不大。從他的家書中評論鴉片戰爭可以看出，他對鴉片戰爭的看法，和當時大部分官僚一樣。

從曾國藩的成長路徑看，他接受的也是傳統的文化教育，與其他士大夫並沒有什麽不同，但曾國藩在對外上卻提出了“以誠相待”的說法，這是為什麽？曾國藩這種“超前”的思維是如何產生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麵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去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的正麵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麵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笨拙”，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麵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麵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隻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辟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所易簡易。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在理學大家中，隻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凶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隻需講“羈縻羈糜”。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舍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這此個見解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肯：“（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清官林則徐也收受“陋規” 年逾萬兩

晚清官場陋規很多，晚清用養廉銀也未能阻止官場陋規的出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麽？即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也無法阻擋官場陋規，在製度體係下人是否顯得單薄無力？

“規費”更為常見的叫法是“陋規”。從這個“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對它的道德判斷。人們有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陋規”完全是貪腐的產物，並且都歸入了官員的私囊。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事實上，“規費”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務。因此，這筆費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員的個人收入。

陋規的產生，源於清代特殊的財政運轉方式。

清代的財政製度與今天有很大差異。今天的公務員福利待遇優厚。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雖然工資水平不是特別高，但是有公房、公車，公款吃喝，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公款按摩。很多情況下，高級公務員們可以做到“工資基本不動”。但是在清代，即使貴為總督，國家也不配給公房、公車。他們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門也沒有差旅補助。生活中處處需要他們自己花錢。

他的支出包括個人和家庭的開支，還有給身邊的工作人員開支。這是今天的讀者很難理解的支出項目。

作為一方諸侯，總督身邊當然有一個直接為他服務的辦公及後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長而論，身邊都有辦公廳、後勤處、保衛處等一大套常設機構。比如《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省政府參事室、省金融工作辦公室）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規定》中列出，陝西省政府辦公廳設十七個內設機構：從綜合一處到行政處（財務處），共有行政編製一百六十三名，這些人，都是直接給省級領導服務的。

清代總督和巡撫衙門中，也都有這樣一個相當龐大的班子，由幕友、書吏、仆役家丁們組成，負責辦公、顧問、保衛、勤雜事務，往往也多達百人。不過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書長下至普通科員皆是國家幹部，都由國家開支。而在清代，這些人都是總督和巡撫私人聘請的，要由督撫自掏腰包。也就是說，督撫衙門中，隻有總督和巡撫是國家承認的正式幹部，其他人都沒有編製。你愛雇多少人雇多少人，愛開多少支就開多少，國家一分錢不管。

這項開支已經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財政製度中居然還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規定，那就是總督還要負擔一部分地方事務支出。

在督撫們的諸多不合理負擔中，有一項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與督撫們的通信費。作為督撫大員，每年需要頻繁地給皇帝送奏折匯報工作。奏折事關國家機密，需要多名幹員專程護送，這筆路費每年平均不下千兩，路途遙遠的省份花費更多。如李紱在廣西巡撫任時，開列該衙門日用花費的賬單中有：“齎折二人路費，每次用銀一百兩，臣任內（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銀一千八百兩；齎表箋本章弛驛弁役，每次二人給路費四十兩，臣任內共十三次，共用銀五百二十兩” 的記錄。這項支出皇帝一樣不管，讓督撫們自掏錢包。

除了這兩項之外，還有許多地方事務，比如興修水利、賑恤災傷、資給孤貧及病故人員等，雖有國家的專項撥款經費，但總是遠遠不夠，要督撫們自行籌措。

 

作者：  一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