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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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中學時代
1967年秋末，上海開始“複課鬧革命”，那時我們已經在社會上閑散了一年多了。
小學畢業時，文革爆發，複課意味著我們要邁進中學了。上中學不用考試，就近入學，我家附近有一所重點中學，我上的是重點小學，自然一心向往著那所重點中學，可以一路“重點”下去。
入學通知讓我吃了一驚，萬萬沒有想到，平地冒出一所聞所未聞的初級中學，在汾陽路上。更令人不滿的是，同住在一個機關宿舍的小學同學小妹、小平（均為化名）和我被分在三個不同的班級。
我們趕緊去探個究竟。從淮海路拐彎到了汾陽路，經過秋葉遍地的音樂學院、塗鴉滿牆的海關學校、人影稀疏的一條弄堂、一排緊閉門窗的聯體洋房，終於找到了那所中學：一棟簡陋的水泥教學樓和一塊小小的空地。感覺就像是一間皮鞋店的櫥窗，眾多精美皮鞋中摻夾了一雙解放鞋。
失望和無奈，伴隨著我進了這所寒酸狹小的中學。學校裏有五百來名69屆初中生，還有匆匆拚湊起來的教師隊伍。
上學第一天
第一天進校，全校師生集中在小操場上，祝萬壽無疆，唱東方紅，背語錄，有位老師帶領大家喊口號，從萬歲到打倒，要被打倒的人和東西比較多，喊了好一陣，最後解散去各班教室。
我不善跟人交往，心裏七上八下的，磨到最後一分鍾才進教室。
進去一看，教室的後半邊被男生占領了，前半邊是女生的地盤。那時分男女生，對異性目不斜視。教室裏很熱鬧，不少同學可能來自同一個小學，熱絡地有說有笑。座位幾乎都滿了，隻剩下第一排有個空位，隻好在那裏坐下。
上課鈴響後，進來一個年輕人，我們的班主任，綠軍裝綠軍帽，自我介紹說是複員軍人，還是校革委會主任，蠻自豪的樣子。可能剛複員吧，說話倒不是那麽殺氣騰騰的，造反腔也不濃。他轉身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字寫得不怎麽樣。
剛開始，不知老師底細，再說他又是複員軍人加主任，想當然的根紅苗正，同學們都比較收斂。聽了幾分鍾，大家軋出苗頭，這老師字寫得差不說，講話幹巴巴的，毫無趣味。課堂裏漸漸亂起來，有人開始聊天，聲音越來越大，男生更放肆，嘻嘻哈哈。突然傳來桌椅碰撞的乓乓聲，回頭一看，兩個男生站起來推推搡搡。老師大叫，坐下！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他連叫了幾遍，毫無效果。
我借此機會掃了一下男生，有兩個小學同學，兩三個穿軍裝的，還有個大個子，天藍色運動衫的領子翻在中山裝外邊，當時風行的“大翻領”，據說是小流氓所愛。大翻領笑嘻嘻的：你們這算打相打（打架）？沒勁沒勁，肚皮餓了？打不動了？
班主任喊著：要文鬥，不要武鬥！無人理睬。他又說：來，大家唱歌，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時有幾個同學站起來，大搖大擺走出了教室。老師說，坐下，坐下，還沒下課呢。後麵那兩個男生已經抱作一團，打得難解難分了，班主任跑到後邊去拉架，更多的人站起來，我也趁著混亂溜出了教室。
磨合期
或許是新建的學校吧，管理混亂。最初的一兩個月，天天學習小紅書，讀報紙，不少學生都是高興來來，不高興不來。
在老中青三結合的學校革委會裏，“老”的是一位中年教師，據說曾經當過教導主任。他在校門口堵住逃學的學生：你想當反對複課鬧革命的典型嗎？學校要給你們這些人辦學習班。
學習班？上課已經受不了，去學習班就更慘了，成天被人管著逼著。我們才14歲，被他連嚇帶騙的，加上學校門口也加強了把守，逃學越來越困難，就此被逼回了教室。
每天上學，我們發現了一條近路，可以從淮海路穿過新康花園到複興路，一拐彎就到學校了。雖說經過的是住宅區，但一路可看到不同的人，新康花園有資本家、名演員、名教授、名作家，還有幹部、軍人和住在汽車間小院裏的工人。汾陽路上更有意思，那條安靜的弄堂裏，走出來一名高高瘦瘦酷似外國人的英俊青年，人家叫他“夾種”，據說他爸是美國佬，他冷冷地默默地從我們身邊掠過。學校旁的聯體洋房裏，開門走出來的女人細皮嫩肉，年齡界限模糊，明明穿著藍色灰色，跟工人階級一樣的衣服，但是格外合身整潔，一看就是“資產”（資本家）。
學校全天上課，中午學生回家吃飯。安靜的新康花園，到了上下學時間，頓時喧嘩起來，成群結隊的荷爾蒙，亢奮地呼嘯而過。
學校成員
年輕的老師一般是剛從大學畢業的，或者是複員軍人，中老年的是從各校調來的，其中沒有牛鬼蛇神，最多就是出身不太好。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校又不是勞改所，誰敢把牛鬼蛇神送來？
學生住在從音樂學院到麥琪公寓那段淮海路的附近，那裏洋房公寓較多，居民中不乏名人和資本家，也聚集了幾個機關和軍隊宿舍。除此之外，還有幾條四通八達的大弄堂，如大德裏、大福裏和木齊裏，裏邊的住宅，品質風格不一，居民多元，藏龍臥虎。
那會兒，機關宿舍的走資派都被打倒了，住在上方花園、新康花園、淮海大樓和其他洋房公寓裏的資本家和三名三高都被清算了，潛伏在弄堂裏的小爬蟲、寄生蟲、地頭蛇、變色龍等也基本曝光。隨後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更讓“好人”一天天少下去，“壞人”一天天多起來，我校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被視為妖魔鬼怪的後裔。我、小妹、小平均屬這類。
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來自灰色的職員家庭，職員的覆蓋麵很廣，有解放後入黨的機關幹部、解放前洋行的高級管理、知識分子、售貨員、護士、警察、裁縫等等。剩下的紅五類比例不大，由工人和軍人子女組成。
學校成立了紅衛兵團，團長是工人子弟，副團長一色幹部子女，夾雜了一名職員子弟。這廝似乎要創造由灰色變為赤紅的奇跡，在任何場合都要唱出革命的最高音。紅團唯一一次的抄家行動，就是他組織的，他帶領同學去抄老師家，因為那位老師的出身是資本家。幸虧紅團其他“團座”沒有他那麽極端，再說出身不好的師生人數眾多，抄家行動就此了結。
學校的紅團，還算溫和。首先這是個空架子組織，上麵那麽多團長，每個班級任命了正副兩個排長，排長的出身較雜，有職員，也有被打倒的幹部，下邊的小兵稀稀拉拉的，是團排長的親信或好友，加在一起，不足學生人數一半。雖有革委會、工宣隊的力挺，但在多數學生的眼裏，紅團無足輕重。
我們居住的街區，各派文化潛移默化，加上上海人動口不動手的傳統，學生大體相安無事。
開始上課
1968年春季，我們開始上文化課，隻有三門課：政治、數學、英文。政治課由班主任上，天天念語錄，學習兩條路線鬥爭史。他管不住我們，課間有聊天的，織毛線的，打打鬧鬧的，還有我這樣經常發呆的。後來，他提議要開辟一個大批判專欄，讓我們一星期寫一篇批判文章，貼在牆上，類似以前的牆報。
小學培養了我良好的學習習慣，既然是回家作業，自然要好好做。根據主題（如：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造反有理，革命大聯合等等），我把最高指示和報紙段落堆砌起來，端端正正抄在稿紙上，洋洋灑灑，有幾頁長。等文章貼出來了，才發現我是最笨的，同學們惜時如金，此類文章，寫幾個字應付了事，有的寫了一段話，有的抄了幾句口號，如我這般認真的寥寥無幾，太脫離群眾了。
我們班主任，很親民的，把他的批判文章跟我們的貼在一起。他字寫得差一點就算了，在一篇文章中，居然寫道：劉XX忌想把天開。異想天開可以寫得如此有創意，我忙拉了小妹來看熱鬧，她哈哈大笑：不學無術，誤人子弟。班主任正好經過，臉色不太好看。此後，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的文章了。
教數學的老師，四五十歲，戴副眼鏡，住在離學校不遠的淮海坊。這一信息告訴我們，他資曆不淺，否則住得起淮海坊嗎？上海是個神奇的地方，再怎麽革命，市民看人另有標準，因為骨子裏的實際。
數學老師，課講得有條有理，我很愛聽。可惜男生依舊打打鬧鬧，女生繼續聊天織毛線，她們有織不完的活兒，那時工人把廠裏發的棉紗勞動手套拆了，合成兩股三股的織成線衣，拆啊織啊很費工夫。數學課經常吵鬧得無法上課，老師可不跟我們一般見識，愛聽，他就講，不愛聽，他就停下，何必跟革命小將過不去？真是識時務的俊傑。《初中代數》第一冊，才上了半本不到，學了點兒因式分解，一個學期就過去了。
英文課是最亂的，英文老師中氣十足，從頭到尾都在呐喊read after me（跟我讀），學了字母、萬歲、紅太陽等幾句口號。因我在小學學過兩年英文，課後找老師，私下裏學會了國際音標。
沒料到，這第一學期居然是我們在中學文化學習的全部。
對戰班主任
一天，班主任讓我下課去他的辦公室。他先念了一段語錄，“開展談心活動，這個辦法很好。”接著說要跟我開展一對一的談心活動。我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隻能不吭聲。出門來，小妹和小平在走廊裏等我一起回家，她們一聽，大呼小叫：下流胚，跟女生一對一談心？惡心死了。我示意她們辦公室門敞開著，她倆毫無顧忌，大叫了幾聲惡心，下流。
我至今不清楚班主任要跟我談什麽，他應該沒有惡意，那時的我，因為家庭處境，用自我封閉來保護自己，我在班級裏獨來獨往，誰都不理，他可能想把我拉回到熱鬧的集體中。
自那天後，每天讀語錄的時候，他的首選成了“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經過文革的人都懂得這段語錄是用來警告那些出身不好的。邊念還邊看看我，全班同學的目光隨著他的，集中到我身上。我故作坦然地跟著大家一起念，心裏充滿了仇恨。
一日，小學同學聚在一起，說到此事，她們一聽火冒三丈，定要替我報了這一箭之仇。有個不在我校的同學喜歡畫畫，三筆兩筆把班主任畫成一顆棗子，因為他長圓形的頭型像棗子，標題是：XXX是沒有腦子的大笨棗，把我們笑得前仰後翻的，趕緊找來信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由外校同學寄給班主任。別看我們幼稚，我們周密地考慮到了查筆跡的可能性，這下是無論如何也查不到我們身上了。
過了兩天，班主任上課時，神秘兮兮地說：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昨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大翻領在後麵叫起來：匿名信？說啥？念出來聽聽。老師說：這個嘛，就不念了，不要散布不好的影響，不過我們要提高警惕，階級敵人沒有在睡大覺。老師轉了話題，令大翻領頗為不滿：喔唷，念念有什麽關係，你太不上路了（不夠朋友）。
這出劇自然分享給了小妹和小平，她們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這對我們，是巨大的勝利。那時候，父母被整，我家慘到父親去世，母親被隔離，家裏隻有三個孩子，還說是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扣發了母親的工資，隻給最低生活費。造反派隨時打上門來，抄家、謾罵，為所欲為。有一天我半夜三更被逼著起床，莫名其妙挨了頓臭罵。小妹和小平，雖有母親在前邊擋著，但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就這樣，我們整日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心靈扭曲，在一個充滿仇視的世界裏，無法培養出尊重人的美德，我們都墮落成不良少年了。不幸的班主任。
工宣隊來了
1968秋季，工宣隊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代數英文課，開設了工業基礎和農業基礎課。這兩科的課本粗製濫造，內容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工業基礎講了交流直流電，讓我們根據原理組裝一個燈頭。一個班五十多名學生，又怕我們觸電，工人師傅示範以後，每個學生輪流依樣畫葫蘆，結果，組裝一個燈頭耗費了一兩個星期。
農業基礎更離譜，一會兒農業，一會兒畜牧業，一會兒經濟作物，一會兒糧食作物，讀了一通磷肥鉀肥氮肥，還要分辨插圖裏的麥穗和稻穗，搞得我們一頭霧水。
這兩門課後來也不了了之了。工宣隊要我們集中力量幹革命，每天學習小紅書，鬥私批修，還要去校外參加革命活動，所謂革命活動，就是被拉到巨大的公共場所去填空，比如人民廣場和文化廣場。批判大會要造聲勢，人越多越好，無論鬥走資派還是小偷，都拉上我們去湊數。
加入買菜團
班裏重新安排了座位，我被安排到幾名能說會道的女生中間，我依舊擺著一張“石頭落在漿糊裏”的臭臉，對她們不理不睬，可我的同桌時不時對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就開始跟她說話，得知她出身於工人家庭，母親早逝，父親一人工作養活四個小孩。她非常能幹，買菜做飯洗涮，樣樣拿手，脾氣也很直爽。後麵的兩位同學，出身職員，愛說愛笑，就此組成了一個四人聊天圈。
她們對革命不感興趣，說的都是如何做布鞋、織毛衣、翻棉襖，為我開辟了一個有趣的新世界。機關宿舍裏的子弟往往把時間浪費在誇誇其談上，都成了黑五類了，還在談什麽第三國際、中蘇大戰、美蘇大戰的，難怪上海人覺得土八路是憨大（笨蛋）。
相比之下，我的同學很實惠，國家大事哪需要小市民插嘴？她們商量如何在菜場互幫互助。上海人習慣一大早買菜，由於副食品供應不足，菜場六點開門，四五點鍾就有人在各攤位排隊。她們你一言我一語商定第二天誰去排隊買帶魚，誰去排隊買青菜，誰去排隊買豆腐，各人多帶幾個盆盆罐罐在隊伍裏占位子，這樣就可以買到各種熱銷食品了。
她們老問我：你家今天吃什麽？我貪睡，等我六點半跑到菜場，新鮮蔬菜常常賣完了，就隻能買全天都有供應的鹹菜。她們非常慷慨地邀我加入買菜團。跟她們去了幾天，就堅持不下去了，抱歉退“團”，又回到常吃鹹菜的日子裏。
在中學的一大收獲是，在她們的指教下，我學會了納鞋底、做鞋麵、嵌滾條……從無到有，做出了一雙布鞋。
瞎折騰
那時候，好像家家戶戶的收音機一天到晚開著，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呼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外邊的鑼鼓立馬響起來。在接下來的一天裏，遊行的人群、鑼鼓聲、高音喇叭、口號聲、歌聲不斷。每個單位在競賽，看誰能早一點兒衝到大街上去。
我校當然不甘落後，命令我們一聽到最新指示，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去學校集合遊行，我們在路上走幾個小時，揮舞著小紅書喊口號。作為落後群眾，從來不用舉牌子，扛旗子，敲鑼打鼓，可以輕輕鬆鬆，邊走邊看一路風光。白天遊行也罷了，換了寒風呼嘯的冬夜，誰願意去馬路上瘋走？我和小妹、小平約定，屆時故意拖拉，等那些傻嗬嗬的紅衛兵急不可待地衝出學校後，再到學校報個到，落後分子樂得落後。
再後來，中蘇在珍寶島交戰，全民備戰，又冒出來拉練。各校讓學生把家裏的被褥捆起來，背著在馬路上走來走去，有時要走一整天。一群荷爾蒙背著五顏六色，捆紮得歪歪斜斜的被褥遊走於街巷，也是那個時代一道別致的風景線。
有一天，我們被趕到操場上，學做語錄操。凡是反動的東西，踢左腿；凡是毒草，踢右腿；你不打，雙臂上舉；它就不倒，雙臂下落…… 這節操是編排得最優秀的了，有邏輯有節奏。其他的，動作口令不搭界，根本記不住。
為了這語錄操，花費了大量時間，學會了，還要練，動作端正與否，反映了對偉大領袖的態度，實在是折磨人。好不容易大家都學會了，又被取消了。據說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太不尊重最高領袖了，怎麽可以把天才的偉大思想跟一二三四的口令等同起來？
不久，學校辦起了校工廠，專做領袖石膏像，各班輪流去校辦廠勞動。石膏模子開閉的地方，在領袖頭部凸起一條線，需要用小刀子刮平，砂皮磨光。大家都小心翼翼，打碎了頭像，磨錯了地方，就等著做反動學生吧。
果不其然，我們班還沒輪到去勞動，校辦廠就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領袖的頭上居然有一枚圖釘。
主管校辦廠的老師是歸國華僑，自然是一號嫌疑犯。那天在校辦廠勞動的學生，一個個被拉出去單獨審問，全體被隔離審查。校辦廠地方很小，人挨人地幹活，誰都沒有作案的機會。師生一遍一遍回憶那天的每一分鍾，終是找不出破綻。專案組給華僑老師施加重壓，單獨隔離，日夜審訊，最終沒抓住老師的任何把柄，就此成了一宗懸案。由於這起案子，校辦廠關閉了數周，我們還沒輪到去勞動，就放暑假了。
學工學農
在1968年秋季和1969年春季的這兩個學期裏，我們三次離開學校去學工學農，工廠農村沒有學校的壓抑氣氛，讓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
學農在桂林公園附近的人民公社，上海近郊，生活條件不錯。那裏人多地少，男勞力下地幹活，女勞力在家繡花、織毛線、鉤花邊。她們一邊拉家常一邊飛速編織，大大小小各種款式的毛衣、台布、茶墊、床罩，一件一件從她們靈巧的手指中變了出來，都是外貿公司的出口產品。這些美麗洋氣的針織品，令大家讚歎不已。心靈手巧的女同學及時請教編織的花式和方法，準備回家一試。
我們被分派跟男勞力去幹粗活，他們怕我們毛手毛腳的，糟蹋了農作物，就給我們安排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活兒，撿稻穗、搓草繩、補麻袋什麽的。
晚上大家睡在一間倉庫裏，地上鋪了稻草。有一天剛睡下，突然傳來一聲尖叫：鼻涕蟲。嚇得我們一骨碌坐起來，稻草下果然有鼻涕蟲爬來爬去。這還敢睡嗎？忙穿好衣服爬起來。有人說，鼻涕蟲怕鹽，跑到廚房，抱回來一個鹽罐子，見一條撒一條，鹽罐子空了，可還有一些沒被消滅的鼻涕蟲，越想越怕，大家把被褥搬到撒過鹽的地方，擠在一起睡。第二天又去買了幾斤鹽，繼續消滅鼻涕蟲。這是我們學農的“恐怖經曆”，每每跟其他班的女生分享，都引起一陣尖叫。
有一次學工去了羊毛衫八廠，那裏生產機織毛衣，機織毛衣需要剪裁，再一塊一塊縫起來。那個年代物盡其用，在堆滿邊角料的車間角落裏，我們坐在灰塵中，拿著啤酒瓶蓋子，把一塊塊邊角料拆成一根根毛線，這些毛線可以用來擦機器。
另一次學工是冬天，我們在大光明鍾廠工作了一個月，該廠出產的鬧鍾遠銷全國各地。我們上了流水生產線，每人負責一道工序，擰螺絲釘，固定時針秒針、裝發條等等，一圈過來，就裝好了一隻鬧鍾。我的工作是用一台手搖機擰緊發條，再把鬧鍾對準標準時間。上好發條的鬧鍾送質量檢驗，24小時後，檢測鬧鍾走得是否準。盡管外麵革命得亂哄哄的，鍾廠的生產卻有條不紊，工人師傅耐心地教我們怎麽做，幾條流水線同時運行，一旦出現瓶頸，他們馬上過去幫忙。
有一天特別冷，寒氣陰濕徹骨。鍾廠四點下班，等我到家，天色已經是灰沉沉的了。剛走進院子，小妹家的窗口打開了，她在六樓大聲叫我：海風，你的圍巾我幫你織好啦。一條長長的紅圍巾從她的窗口抖落出來，在寒風中飛舞。我中學時代最難忘的亮點，就是朋友之間的純真友誼。
插隊去
1969年放完暑假，回到學校就被通知，我校成了69屆初中生畢業分配的試點，全校學生一鍋端，去我國最北的縣，黑龍江呼瑪縣插隊落戶。
接下來的亂，可想而知。有慷慨激昂的，有哭哭啼啼的，絕大多數是我們這一類，不情不願，卻又無可奈何。要是打算賴在上海，那就等著學校的老師工宣隊天天敲鑼打鼓到你家，賴在你家，直到你爸媽鬆口。哪怕賴下來成了“社會青年”，不僅被人看不起，而且前景恐怕更為黯淡。據我們所知，不少文革前的上海社會青年都被送到新疆去了。
忙忙亂亂了兩個多月，1969年11月26日，我跟小妹、小平坐上了北去的知青專列。
我們進中學的時候，失望、無奈，離開的時候，失望、無奈、加上厭惡。我厭惡那所中學，雖然更應該厭惡的，是那個年代。知識和善良的生長需要陽光、雨露、沃土，而那所中學一片荒漠，我們離開的時候，大腦內心一片荒涼。一個多麽荒唐、荒謬、荒誕的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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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小癩痢’去了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