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到燕大，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楊俊（01級化學係）

從北大到燕大，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 楊俊（01級化學係）

 

自從進入北京大學信主到今天已經是15個年頭了，盡管早已沒有了當初的興奮和激動，然而在國內教會全時間服事，每每遇到試煉和困難時，回顧自己的信主曆程，就不後悔被主呼召走上這條道路。

01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作為大部分80後，大概都很熟悉這句話。從小父輩就這樣鼓勵我們，要好好學習，尤其是理工科，不但自己有能力，還可以報效祖國。從小學到中學，理科一直是我的強項，在高考時，我以能夠到北京大學繼續理科的學習而驕傲。

2001年，我如願以償地到了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就讀。能夠進入夢寐以求的學府深造，對我來說仿佛做夢一樣。我突然感覺自己成為別人夢想裏的人物，我還依稀記得，當時跟一同入學的同學交流時，大家都有這樣一種自豪和興奮。

一時間，你似乎覺得，整個世界就在你的眼前，夢想並非遙不可及。曾經在電視、書籍上聽聞過的大師，如今可以在校園中碰見，甚至可以在他們的講座上聆聽訓誨。

作為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我們還是常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們會思考：中國的未來在哪裏？科學的發展如何能夠為祖國做貢獻？我們個體的命運如何與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白天，我們在化學院的各種課程中學習基礎知識理論，晚上又會在各種大咖雲集的講座中，胸懷天下，憂國憂民。

然而，越發認識這個社會和國家，越發意識到，很多問題不是單靠科學技術就能夠解決的。我們學好的數理化，真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嗎？對此，我漸漸產生了懷疑。

這些反思和經曆，也跟我在上學期間遇到的一些公共事件緊緊聯係在一起。它們成為影響和塑造我生命的重要契機。

02 “9·11”後還去美國嗎？

剛入學的那幾天，我買了一個帶收音機功能的隨身聽。那時網絡和手機還沒有普及，離開家鄉的寂寞和愁苦，是靠著放在枕邊的收音機排遣的。一天晚上，收音機裏傳來美國世貿大廈被飛機撞上的消息，起先還以為是駭人聽聞的小說，直到第二天看到三角地張貼的新聞報道，才知道這竟然是真的！

一時間，校園裏充斥著非常矛盾的反應。一種反應是對美國遭受恐怖襲擊而叫好，我雖然不是那麽幸災樂禍，但也是其中一員，總覺得美國這家夥，總喜歡惹是生非，找我們中國的不是，這下終於被別人教訓了，心裏的仇恨變得很釋懷。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我們從小是在一種敵視美國的教育環境中長大的。

另一種反應是我在一些師兄師姐身上看到的，他們似乎並沒有太高興，反而有些驚慌失措，因為911襲擊意味著美國在留學簽證上收緊政策。這樣一來，他們申請去美國讀書的計劃可能要落空。作為剛入學的我，還不太理解他們的這種心情，隻是覺得他們在學校待了幾年，就把自己的祖國忘在腦後，難道出國是這麽重要的事情嗎？

我漸漸感到一種差異，就是作為群體的一份子和作為獨立於群體的個體之間的差異。我似乎是前者，好像那些即將畢業離開校園的北大學生變成了後者，難道我畢業時也會經曆這種蛻變嗎？到底這是北大教育的成功還是失敗呢？

作為和清華比肩的高等學府，兩個學校的師生常常把對方作為參照係，說到兩個學校的特點，很明顯，清華學生的集體意識似乎更強，而北大的學生似乎更加特立獨行。這似乎解釋了為什麽很多北大畢業生離開校園後不容易在中國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他們的這種特點在科研、藝術、文學等領域又有獨特的優勢。

或者因這個緣故，我進入學校之後，幾乎所有的學長都鼓勵我們出國深造，本來我們學習化學就是1/3到1/2的人會申請到北美獎學金出去深造。然而，究竟我是為了什麽出去深造呢？為自己嗎？——數理化的光環已經漸漸失去光彩；為國家嗎？——究竟我們所研究的能否真正解決問題？

我在這種疑惑迷茫下，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

03 SARS——“這病不至於死”

盡管我似乎沒有了中學階段明確的目標和拚搏的動力，我還是按部就班地學習學院安排的各科內容，直到這種循規蹈矩的生活被SARS打破。

SARS又叫“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因為沒有及時關注和采取相關措施，2003年3月份，北京的疫情已經很嚴重，這在當時是一種沒有有效措施治愈的疾病，患者可以透過空氣傳播病毒，很多醫護人員罹患感染甚至死亡，引起社會的極大恐慌。

為了及時控製疫情的傳染，政府采取了隔離措施，發現疑似病例，及時隔離。而北京的高校，為了避免傳染，基本都采取了停課措施。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迎來了難得的一段閑暇和思索終極意義的時光。

那時，課程都停了。為了保證進度，學校通過視頻的方式讓學生自學，當然這種效果可想而知。學校人員密集，重中之重就是防範疾病的傳播，除了及時隔離有發燒症狀的學生，我們其他健康的學生也會定期發送各種口罩和袋裝中藥，據說是為了增強抵抗力——在沒有有效治療方式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以及避免接觸人群。

那段時間，每天的新聞都會通報新確診的人數以及死亡人數，大街上行人明顯少了很多。此時，生命顯得格外脆弱。人活著的意義究竟在哪裏？出國是否是我生命的終極目的？不用上課的時間裏，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越發顯得空虛和無助；盡管電子遊戲可以一時讓我忘記思考這些問題，但我終究知道，這不過是暫時的逃避和麻痹，我還是要回到這個問題上。

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時候，同班同學邀請我參加他們基督教團契的活動。一年前，我曾有一段時間試圖從宗教中找尋答案，但那些理論和思辨並沒有說服我，後來因為學業繁忙就放下了。我想或者可以去基督教的上帝那裏看看，是否和這個上帝有緣。

我和他們一起去了團契聚會的小屋。昏暗的燈光下，他們在唱一首叫《真平安》的歌：

真平安，我今賜給你；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給；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

真平安，在你心；

真平安，我今賜給你

……

聽到這首歌，一種難以名狀的寧靜進入我心裏。想到外麵的世界，人們紛紛為這突如其來的疾病感到不安和焦躁，而我卻在這裏感受到這個世界沒有的平安。

接著，幾位參加的北大學生分享他們最近讀《聖經》的一些收獲。其中一位我們化學院同一班的同學分享到《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一節經文，這是耶穌對拉撒路說的一句話：“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約翰福音》11:4）他分享到，這讓他想起了最近大家正在經曆的非典，而耶穌的這句話，給了我們認識的一個角度：在人力、醫學看上去毫無辦法的非典的發生，是為上帝的榮耀而存在的，是為了讓上帝的兒子因此得榮耀。我雖然那時候還是似懂非懂，但我覺得這節經文給我對這個曆史事件解讀的鑰匙。

那次聚會正是複活節之前，很多同學在為複活節製作彩蛋，我也第一次看見有人把複活當作真實會發生的事情。猶如很多次，我在理科難題中苦苦找不到解決要領，最終因為一個提示或靈感而豁然開朗。我苦苦思索的關於生命的意義，突然因為有了“複活”的這個假設，似乎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04 跨越理性的鴻溝

那次聚會後，我開始看《耶穌傳》，讀《遊子吟》，閱讀《標竿人生》，看《十字架》紀錄片。我對基督教開始全方麵地了解，盡管還有很多問題，盡管關於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仍然希望透過理性進行證明和說服，但我像科學研究進入一個全新領域一般，總是滿懷探索精神地試圖了解更多我未知的事物。

漸漸的，我發現要回答人生的意義這樣的問題，無神論的世界觀是無解的。你必須假設人死後還有後麵的世界，才能提供解釋，這是所有宗教的基礎。但為什麽是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耶穌呢？我還是難以想明白這個問題。

我理性雖然不能明白，但我卻在情感上認同基督教的價值觀，也開始參加聚會，並且邀請身邊的同學去。我覺得我似乎已經在很多方麵認同基督教的道理，但是關於上帝存在，耶穌是上帝兒子這樣的問題，我的理性無能為力。我仿佛站在一個理性懸崖的邊上，前麵巨大的鴻溝是理性無法飛躍的，我知道隻有基督徒說的“信”才能夠飛越，但是我裏麵卻是沒有。

我處於一種想信卻信不了的狀態，有時我甚至心裏呼求：“主啊，如果你存在，請你給我這信心。”

記得有一天，我在宿舍聽著《讚美之泉》的詩歌，有一首唱到“他是天上地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時，我的眼睛突然感動得濕潤了。那一刻，我心裏確認，耶穌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後來知道，這是聖靈給我的感動和信心。那一刻，我的信心飛越了理性的障礙，盡管我還有不少問題，這並不妨礙我去相信。

正如神學家安瑟倫說過，“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我在歸主信主之後，仍然在思考很多理性層麵的問題。諸如《創世記》的記載和地球演化、進化論的關係；作為中國古人的上帝和《聖經》中上帝的關係；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和基督教信仰的關係……

化學本科畢業的那一年，我帶著這些問題的思考，在上帝的引導和保守下，順利保研到考古文博學院，繼續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索。

05 兩種理想的碰撞和融合

我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在信主之後，會有這樣的身份危機，或者別人常常會問起，你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麽要相信一個外國的上帝呢？這是我在考古文博學院期間學習的時候，常常在專業和信仰之間掙紮糾結的問題。

其實，當早年來華宣教士，試圖將中國古籍中的“上帝”來翻譯聖經中的“耶和華神”時，已經提供了一種解釋思路，隻是考古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國文明西來說，很多時候我們的解讀仍然受到民族主義優越感的影響，刻意回避很多發現和事實。

當然，這個問題太大了，不是我在讀書期間幾年的時間裏可以解答的。我在研究生讀書期間，在信仰上成長的重要的突破，是在曆史的探尋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那是在一次和團契同學的交流中，討論上帝對我們學校的心意時，突然一個念頭進入我的大腦：這個學校真正的曆史是什麽？神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是怎樣帶領這個校園的發展的？這裏麵隱藏著怎樣的旨意和計劃？

記得大一剛入學的時候，我們就被帶領參觀了北京大學校史館。從戊戌變法而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其誕生的一開始就與國家奮發圖強的命運緊密相連，其成立的初衷就是振興中華，救國圖強。民國時期，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在眾多學者誌士的努力和號召下，迎來了救國救民的辦法——《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提倡“民主與科學”；北大英文係教授胡適改良推行白話文，推行新文化；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更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由此，醞釀了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誕生，而我們這些北大學子正是被賦予這個使命。

成為基督徒的我，終於開始用一個全新的眼光看待曆史，特別是那些被遮蔽塗抹的曆史。我漸漸看到，在這個稱為燕園的地方，原來有那麽多上帝的恩典和作為。

我開始在圖書館的書籍文獻中尋找關於燕園的這段曆史。原來在這個叫作“燕園”的地方，曾經是燕京大學的校址，是教會大學，幾乎校園的每個細節都和基督教信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我原來引以為豪的未名湖、博雅塔是燕京大學的遺物，湖邊美侖美奐的建築都是司徒雷登從美國籌款所建，而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取自《聖經》中的經文。我一向向往和追求北大的自由，但在燕大的校訓中，才真正解釋了自由的來源——在真理中的自由。甚至我所敬仰的許多大師，原來以為是北大的，仔細查考，原來都是燕大的學生。

盡管因為官方的回避，刻意遮蓋了這段曆史，我卻在重新發現這個校園的屬靈曆史的時候激動不已，兩種身份在基督信仰那裏找到了融合和方向。

一直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北京大學，其實一直沒有能真正完成其使命：“民主科學”不能救中國，“新文化、新道德”沒能真正改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一時得到大家的讚許和認同之後，無法回避它終究失敗的結局。在經曆了六四運動的破碎之後，整個國家的精英似乎都以追逐利益為最高目標。然而，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裏？

其實，答案就在逝去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這裏。當司徒雷登及眾人一手經營的燕京大學在1952年被取締，北京大學搬入燕園的時候，似乎他們所有的成就和努力都落空了，上帝卻用另一種方式延續了燕京大學的夢想——那就是讓燕京大學的精神融化在北京大學的使命中。

在世人看來，燕大已經成為曆史，現在這裏是北大，而從另一角度看，是燕大祝福了北大，給所有在這裏為國家命運苦苦思索的仁人誌士提供了出路。於是，我們看到在這個校園中源源不斷地有北大學子歸信基督，並將這福音的使命和社會國家的使命責任感聯係在一起。

一條是中國人不斷探索尋找救國的道路；一條是蒙上帝差遣，不斷倒空自己，以致於犧牲的拯救道路。在這個意義上，北大和燕大這兩所學校的夢想融合在一起。

當我在曆史的發現中，看到這一點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裏麵不隻是傳承了作為北大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還流淌著燕京大學的屬靈血液。我越來越清楚，上帝呼召我、揀選我不是徒然的，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信仰皈依事件，而是在祂偉大計劃中的一部分。

那些走在前麵的屬靈前輩尚未完成的使命，我也還在繼續，不單是我，還有其他一同在這個時代為主做見證的上帝的仆人。

2009年，我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接受道學碩士的學習。

2012年，我回到北京，在家庭教會全職服事並推動開展校園事工。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 哥林多後書 10:5 -

- End -

作者簡介：

楊俊，出生於江蘇揚州。2001-2005年，北京大學化學院本科；2005-2008年，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現居北京，2003年非典時期接觸信仰，2004年6月於北京一家庭教會受洗，現在北京家庭教會全時間服事。最喜愛經文：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