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經曆實錄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經曆實錄

江明德（626）

前言
一．我在文革中的幾張大字報
二.從“十二月黑風” 到科大雄師
三.半步橋的日子
四.陶然為鄰
五.放回科大
六.陝南歲月
七.走出困沌
後記
附錄

 

前言

七十多歲的人談個人經曆，文革應該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而對我來說文革初期的“失意” 遭遇，當時說是 “汙點” 一點不誇張，今天還說 “汙點”就有點矯情。但是說它是個“斑點”卻是實情，因為它是我個人經曆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印記。我想通過本篇文稿，把我所經曆的文革有代表性的實情實景記錄下來，給將來研究文革曆史的學者提供可信的資訊，同時給把文革當作天外奇談的人們一點尚有餘溫的生活氣息。

（一）我在文革中的幾張大字報

一. 常二寶日記

1966 年 6 月 24 日科大 626（1962 年入學的 6 係學生——編注）發動的針對工作組的 “6·24 事件”轟動了全校，令同學們始料未及，隨之而來的是工作組發動全校整肅學生群眾的將近一個月的“排除幹擾”。626 不去批鬥走資派卻把矛頭指向領導科大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工作組，這就是對運動的幹擾，不排除這些幹擾，運動無法健康順利的進行。反幹擾一開始，同學中由於觀點態度的不同分成了“反工作組”的少數派和“保工作組”的多數派。工作組未撤走前，少數派由於還有原基層組織的管轄大都不露麵甚至不敢公開直言自己的觀點。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傳出來以後沒多久工作組就撤走了，少數派一下子活躍起來，又是大字報表態又是相互串聯，原來的多數派對運動發生的突變很不適應，仍然對少數派持抵觸反對的態度。我的大字報“常二寶日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
大字報假借一位多數派同學常二寶之名，敘述了被裹挾參與“6·24”事件的不情願，對反工作組同學的批駁，對工作組“排除幹擾的”支持以及麵臨工作組撤走以後運動去向不明的擔憂。大字報名為常二寶日記實際充滿了對他誇張的譏諷，當時寫出來貼出去自己很得意（而且還用了一個很雅致的筆名雨花石），沒有想到這種影射的表達方式卻給了對立觀點的同學深深的傷害——於文革運動無益，於同學友情有損。其實好長時間以來我並沒有認識到這些，直到將近 30 年以後的一天，我在南京五台山江蘇省體委大樓偶遇借地辦公、時任江蘇省質監局主持黨政事務副局長的 6262 同班同學張臘狗。那天因為自分配離校以來隔時曠久的第一次碰麵無話不談，自然也說到在科大文革中的瑣事。臘狗提到文革初期那張“常二寶日記” 大字報。他說雖然事情就是那樣，文革過去都快 20 年了，但是那個大字報文字太刻薄，有些話說的太惡毒了。事情是我做的，隻不過我是施力者，別人是受力者，自然感受迥異。但是對方反感之深重還是給了我強烈的衝擊。真人麵前不說假話，我當即承認了我是大字報的作者。臘狗回應說沒有想到雨花石就是你，但是你講明了，回過頭來一看，文字語言的確符合你的風格。我真的是這樣：在同學中太高傲自矜，律己有度卻約人無邊，遇到同學的缺點瑕疵很少掩愛庇護反而動輒譏諷，無形中給別人帶來的傷害常常不能自覺。
又是 20 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臘狗對我大字報的批語，依然難以忘卻，我需要對當年被我用大字報攻擊挖苦過的同學說一句——“我真誠向你們道歉”。

二．劉達不是黑幫

劉達不是黑幫！歡迎劉達同誌加入到運動中來接受教育。
——署名：6262 江曉東 魏尚豐。
1966 年 7 月的科大校園裏出現了一張這樣的大字報，在漫天遍野打倒牛鬼蛇神狠鬥黑幫的口號聲中它是一支極不和諧的音符格外引人注意。

這張大字報貼出後，既沒有響應附和的，也沒有批駁反對的，有意思的是私下裏來訪者絡繹不絕。幾乎所有來訪者都提出相同的問題：你們憑什麽說劉達不是黑幫，有什麽內部的材料和根據？我們的回答很簡單：這是我們根據黨的一貫政策和開展群眾運動的需要從自己的認識出發做出的判斷，我們沒有內部材料。這樣的回答不免使來訪者失望，由於回答本身過於原則，也讓他們很難對大字報的內容明置可否。

“劉達不是黑幫” 這張大字報在科大文革運動中隻是一個小小的浪花，它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微小到忽略不計。但是，它在一個人政治生命沉浮記錄中卻留下了不能忘卻的記號。這個人就是大字報標題句子的主語——劉達，文革爆發時麵對群眾運動首當其衝的科大黨委書記。四人幫被拘, 文革結束以後，被打倒的大批領導幹部獲得解放，劉達也曾好奇地問過運動中保護過他的科大626 學生：這個江曉東、魏尚豐是什麽樣的？

說到這張大字報的產生必須提到一個人，他就是當時華北局書記，後來的北京市委代理書記李雪峰。

當時我們從四清工作隊回科大以後跟原來分團的北京隊員還保持聯係。一次在京西賓館和他們見麵時獲得了李雪峰在華北四清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其中有一段話對我們認清文革初期的形勢幫助很大。李雪峰說，運動一開始群眾起來了，有些領導同誌不理解跟不上形勢，成了群眾的絆腳石，妨礙運動的開展，就要把他們搬開。李說，就同以前華北土改時一樣，那次開始就是搞了“搬石頭”，誰阻擋群眾就把誰搬開。依照這個說法，作為絆腳石被搬開的人並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對象(敵我矛盾)，他們隻是因為不理解阻擋了群眾，如果隨著運動發展他們認識了自己的問題擺正了與群眾的關係還是能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人民內部矛盾)。本著這個認識，我們認為劉達就是被搬開的石頭，所以不是黑幫，因此就有了前麵說的那張“劉達不是黑幫”的大字報。

如果要說什麽有“內情”，也就是這點東西了。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給大字報的來訪者透露過李雪峰的這段講話，也算是悄悄留下了一個“包袱”。

三．中央文革為何批評不得

1966 年 10 月以後北京的文革運動似乎進入了一個死胡同。各單位的走資派成了死老虎再也不能引起造反派對他們新的揭批興趣。朝令夕改斷續無章的 “最高指示” 常常弄得人們無所適從。手執尚方寶劍的中央文革頤指氣使、“首長講話”滿天飛。無產階級司令部剛從廣東調來的陶鑄沒幾天就被宣布成了“ 保皇派”。首都三司雖然成了引領北京造反派學生的禦用一把手，但是麵對人數眾多、完全持對抗態度的多數派，它也是無能為力。大多數群眾麵對混沌的形勢對運動的去向產生疑慮和不安。原來擁護工作組的多數派學生麵對冷眼相看他們的中央文革感受到被組織和領導層拋棄的痛苦和失落，因而在他們當中醞釀著對中央文革的失落、憤慲、抵觸和抗議。

自古英雄出少年，北京中學生紅衛兵首先向中央文革發難。中學生“聯動” 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召集“破私立公大會”，喊出了“堅決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和“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將矛頭直指江青。北京林院 6 個戰鬥隊聯合貼出“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的大字報，公開表明“中央文革小組的產生是不符合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十六條的精神的”。

麵對滿社會對中央文革的批評意見，我對照文革運動綱領性文件和毛澤東的一貫教導做出如下的判斷：1.文革小組偏離了十六條，對運動的指示有太多的隨意性；2.文革小組對待兩派革命群眾親一派打一派，處理兩派矛盾時“拉偏架”；3.文革運動偏離了十六條，中央文革有必要聽取群眾意見改弦更張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4.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革小組對當權派動輒批判打倒，而它自己對來自革命群眾的批評意見卻視如洪水猛獸一觸即跳，這不是馬列主義者應有的態度。

根據這樣的理念我寫出了署名江曉東的大字報，標題就是“中央文革為何批評不得？”

四．對尖端觀點表態

1966 年的 12 月是北京文革運動的寒冬季節。造反派組織在中央文革的支持和鼓動下對反文革小組的群眾組織采取高壓批判的政治態勢，而且為控製局麵開始直接抓捕其中的核心人物來震懾對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心懷不滿的人，用他們的話說就是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懷著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心，認真比照運動指導文件十六條對中央文革提出批評意見，這樣的革命群眾居然遭到造反派的抓捕受到專政機關的關押，我問自己：文革運動怎麽會搞成這個樣子？

文化大革命本來是要發動群眾來參與的，現在搞成了萬馬齊喑人人自危，說話不小心會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如果不“認錯”繼續發聲辯解就難免被抓捕的厄運。

直到今天我自己也解釋不清為什麽這種黑雲壓頂的苦情勢反而激勵了我勇於公開表達自己真實的政治見解？後來在北京看守所認罪檢查時我曾經有“政治虛榮心” “好表現”一類的自評自述，但其實僅用這些連我自己也不能說服自己，比較意思相近一點的恐怕還是這張大字報的最後一句。下麵還是先來談談這張名為 “對尖端觀點表態” 大字報的實際內容吧。

1.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首先，世間萬事萬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其次，某一事物如何一分為二應該是它本身存在的二重性，並非如世人所想所說 “非是即非” “非黑即白” 這種庸俗的理解。至於毛澤東思想如何一分為二，本人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有心無力解答這個問題。

2.林副主席能不能懷疑？首先，林彪作為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文革副手未來黨的接班人，我不懷疑。然而，農大附中的伊林、滌西兩位中學生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懷疑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們的出發點是難能可貴的。如果事實證明林彪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接班人的 5 條標準而為全國人民接受，那林副統帥的威望不是更高了嗎？

3.中央文革能不能批評？這個問題的回答上文已經盡述，不重複了。

這三個問題在今天看來如同問“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嗎”一樣，回答應該是直白簡單的。可是在 1966 年的文革開始後的冬季，在那 “紅色恐怖” 臨頭蓋地的關口，麵對這樣的問題暴露自己的“尖端觀點”誰都要頭皮發麻。可是當時的我還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地、冒失地表態回答了。原因是什麽？大字報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舊社會教做人“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今日反其道行之，要做“逢人敢說十分話，對黨全拋一片心”。

（二）從“十二月黑風”到科大雄師

1，一條合符邏輯的發展路線

1966 年 12 月北京這股抵製中央文革的群眾潮流後來被造反派汙蔑為 “十二月黑風” 。從反感造反派的欽差鼻息和救世主姿態到厭惡文革小組的目空一切、恣意胡行；對領袖“最高指示”“傳達不過夜，宣傳不漏人”從盲從到厭煩，這廂剛剛貫徹執行忽然又來了叫你反戈一擊的新“最高指示”，經常弄得“人人站隊，個個檢查”……

所有這些都推動我同情質疑中央文革的聲音並且附和他們的訴求，直到 1967 年元旦讀到科大雄師發表的大字報“中央文革向何處去？”我才真切的感到：這就是自己不安靈魂的歸宿。

我找到四係朱軍的宿舍，向雄師戰鬥隊的同學表明自己對中央文革所持的批評態度，表示願意參加雄師和他們一起戰鬥。即使持這樣觀點的目前六係很少而 626 隻有我一個，我也要孤軍奮戰。我的大字報戰鬥隊就叫科大雄師大江縱隊，出版油印小報題頭就印《大江評論》（字體套用選字毛體）。

2，雄師的一個小勝利
1967 年元月 5 日上海風暴以後，科大造反派組織有借外校北京三司力量壓製科大雄師的打算。大約 10 號左右，雄師成員獲悉有外校人員即將進入科大以辯論為名對雄師成員進行人身限製。科大雄師及時利用同學中同情者在科大廣播台工作的機會通過廣播向科大全校同學發出緊急呼籲，希望聽到廣播者速到教學大樓階梯教室聽取情況通報。由於采用這一非常措施，雄師有效揭露了科大東方紅即將實施的幕後動作，取得相當多數中間群眾的同情和支持。東方紅方麵一時措手不及未有應對，事後汲取教訓加強了對廣播工具的控製。

3，雄師的第三張大字報
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於 13 日發出“公安六條”，把攻擊毛、林和中央文革一律劃為“現行反革命”。科大雄師感到政治形勢的嚴峻，麵對造反派氣勢洶洶的攻勢甚至連自辯的機會都沒有了。“公安六條”出來以後科大東方紅對雄師態度由反對、打擊錯誤思潮升級到鎮壓反革命。為了表示雄師的磊落坦然，由我提議貼出“毛主席萬歲！人民萬歲！”大字報，這是雄師的第三張大字報（1967 年元月 13 日晚）。

14 日上午部分同學在朱軍宿舍討論，提出既然造反派要鎮壓雄師，要抓我們，不如我們自己主動到公安機關去要求坐牢。這也是一種被動反抗和自衛的手段。因為進了專政機關，他們總要依法辦事，那時我們就有了辯論和自證清白的機會。可是討論中，又有人認為自己跑到公安機關要求坐牢又會給反對雄師的人反扣我們“向專政機關施加壓力”帽子的口實。因而以上建議未被采納，但不少同學還是做了被抓的最壞準備。

雄師的第三張大字報是與中央文革做抗爭的科大雄師深陷困境最後的呐喊，而在後來接受批判時卻被造反派譏諷為“最後的哀鳴”。兩者說法雖然不一，但不能否認的：一是它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忠誠，再就是它表示了和群眾一致的聲音。
（注：到此為止，我的文革大字報基本終結。以下文字為敘述科大雄師被取締過程以及我呆在半步橋北京看守所的日子和返回科大以後等待畢業分配前後的似水流年。）

4，科大雄師被取締的曆史截圖

一紙通告勒令聽訓。元月 14 日科大東方紅宣布取締反動組織科大雄師。晚飯時在六係食堂過道裏張貼了一張署名“東方紅戰鬥兵團鎮反辦公室” 的通告： “勒令江曉東於xx時間到東方紅總部本辦接受訓話交代問題” ，我當時並未理睬。晚上將近 11 點，我宿舍響起敲門聲，來了東方紅的 2 人說帶我到他們總部“談話”。我跟他們走出宿舍時，對門我班同學示意我帶上準備好的物品，我即返回去從書架上取下裝有洗漱用具的挎包跟隨他們走出六係學生宿舍樓。科大教學大樓零星的燈光照著正門前停著的一輛大巴，路過大巴時陪同一路的東方紅 2 人連拽帶推把我送了上去。登上車的一刻我的心髒仿佛突然收縮猛的悸動，全身也不由自主的發冷顫抖，待到鎮靜下來我發現車上已有雄師的同學被“看護”著並且陸續還有人被押解著登上這輛車。

從群眾“揪送”到公安接收。當晚科大共抓 5 人：朱軍、周平、馮正永、江明德和江曉光。由於驚動了全校，以三係部分同學為主的眾多科大同學反對東方紅抓人，堵住了學校大門不讓大巴開出去。幾經折騰載人大巴乘大多數同學不注意從圍牆東麵一個邊門開出學校。汽車往東駛過複興路沿長安街直接開進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公安部大院。科大東方紅向北京公安局方麵做了交接，然後由警察一對一的牽著各人衣袖帶我們到一個像小禮堂的房間。那裏已經有七、八個人睡在地鋪上，我找一個空鋪位和衣蓋被躺下。

終於到了半步橋。不到半個小時，來人叫我“起來”跟他走。於是又被牽著衣袖出來，走到一輛蘇式嘎斯６９吉普車，公安打開後車門。上車後我直接坐在車後側麵的凳子上，誰料一個公安從旁一推把我擠到兩凳子之間空處，讓我“蹲著”。車開動時公安喝一聲“低頭” 並且用手按了一下我腦袋，車子開動後我就不知道方向了。後來知道開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橋自新路 1 號——北京看守所。到那裏登記、清點寄存物品。幾個人一起上吉普車的我已經不記得了，弄完了由一位公安帶往監室。當監室門在我後邊關上的時候我才發現窗外已經天色微明，是１５號的早晨了。

此時我感到全身格外的輕鬆，幾天來的緊張情緒一下子放鬆了，首先想到的是——先睡一個安穩覺吧。

（三）半步橋的日子

1，筒子裏的“規矩”

從 1967 年元月 15 日（上海一月風暴以後不久）到同年5 月25 日（北京市革委會成立一個月以後），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呆了”整整 130 天。關於這一段經曆我以自己親身感受以及後來所了解的談談個人認識。

先強調一些這裏麵的專門用語。通過這些用語可以看出當時各方力量綜合作用於這些抵製中央文革的青年學生的最後效果。
（ 1 ） 科大雄師當時被定為“ 反動組織”， 因而被“ 取締”。
（2）科大雄師 5 人是被科大東方紅“扭送”公安部門，由北京市公安局對他們實行“拘留審查”。
（3）他們罪名是“犯了反革命性質的錯誤”但是可以“通過認識錯誤，化敵我矛盾為人民內部矛盾，再回到文革運動中去”。（據說當時抓我們進去後，造反派一個大目的就是挖後台，看有沒有高幹在後麵支持。後來看到我們全都是市井小民出身與高幹一點瓜葛也沒有，撈不到“油水“，也就失去追查後台的興趣了。
（4）文革中的“鬧事”學生被單獨關押在一個個“筒子”裏（與社會偷盜毛賊分開）。監所建築如同海星呈放射狀，中間一個標準 6 邊形的廳，朝南的一邊平行向外成為進出的大門。其他五個邊輻射向外推進構成長長的對麵開間監室“筒子” （兩側監室，中間走廊）。這五個邊處就是五個 “監筒” 的鐵柵欄門，看守員的值班室是筒子裏麵緊挨鐵門邊的一個形狀為三角形的不足 3 平米的小屋。

（5）看守值班不穿警服以示非正規執法。根據規定看守員不許叫“看守” 隻準稱呼 “管理員” ，每次預審叫 “談話” 。
（6）關押期間夥食每天兩餐 1 斤 1 兩糧食，早餐稀飯窩頭，下午餐饅頭，副食早上是醬鹹菜下午是千篇一律的白菜羊肉末。

2，三次 “談話” 三張麵孔
我記得總共被叫去談了 3 次。第一次在被關後不久，預審員為大約 40 歲中年男人，核對我的身份後，他劈頭劈腦的問了一句“你們怎麽搞的，都反到她頭上去了？”語氣感覺是一種同情責備。（因為文革中各單位都有兩派，而反中央文革和反江青是同義語）。第二次，是一個較年輕的加上科大東方紅的一個學生。這回態度比較凶，一上來就是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追問有沒有人背後支持外，就是找我反中央文革的“罪證”。記得那個科大東方紅學生可能是湖南人，居然理解我一首詞裏“此地亮殼正紅”句中“亮殼”即燈籠，是影射科大紅燈組織（科大東方紅成員之一）。並直接指出另一句“灌殺土狗葉兒碧”中之“土狗”即惡毒影射中央文革。我說不是，係指劉少奇，他說我狡辯要打掉我的囂張氣焰。第三次是一位中年婦女同誌，這回氣氛緩和多了。上來就是念“犯錯誤改了還是好同誌”的語錄，一聽就知道“拘留審查”快收場了。申明一下，第三次談話前我已經書麵檢查表態自己“犯了攻擊中央文革的錯誤，幹擾了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不像之前那樣的“頑固不化不認罪也不認錯”。

3， “低頭認罪” ——拘留審查的終點
關押初期我總以為可以期待法庭辯論申訴理由，其實這一仗如何打完全由不得我們。第二次“談話”中公安直接公布了我的 5 條罪名——1. 散布貶低毛主席的言論； 2.同情有損林副統帥威信的大字報； 3.攻擊、反對中央文革；4.攻擊、反對革命造反派；5.攻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公安還特別指出：雖然你的反動思想很隱蔽，但是你的反動理論很係統。

公安反複提示“隻有承認錯誤才能化敵我矛盾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我開始想不通：“為什麽隻是批評幾句，就成了反對”；“我是言者，不是行者，言者無罪嘛”。就這麽僵持著好長時間，後來隨運動發展自己認識逐漸發生變化。

我想到自己奮不顧身投身運動，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和路線，一腔熱血倒成了反毛澤東路線的罪人。叫自己理解——自作自受；讓別人理解——不可思議。雖說是一路忘我奮鬥但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終歸是一種並非初衷的結局。

當時感到，堅持原來觀點是很艱難的，後果難測。而且這樣做已經知道不是讓毛澤東高興的事，那最終又是為了誰？“認錯認罪”則是順坡出溜很容易的事，再往下則順其自然了，那就選擇“低頭認罪”吧。

（四）陶然為鄰

呆在看守所的時光並非終日的挨訓和寫檢查，如同蝸牛也有春天，被困青年學生也有著和他們年齡相稱的荷爾蒙。即使人被關失去了自由，踴躍向上的活力在生活中仍然以它別樣的方式表現出來。

1，同室 “難友”
我所在的監室原來住著兩位中學生和一位門頭溝煤礦的工人（廚師），我進來之後總共 4 個人，也就達到滿員了。中學生年齡小的叫秦小浩，父親秦力真在外交部供職（駐讚比亞大使）。小秦說他是“ 7434 部隊” 的（ 氣死三司）， 就是所謂的“ 聯動”。大一點的中學生名字忘記了，長一副很文靜的麵孔。他說是“西糾”的，也是早期中學生紅衛兵的紀律部隊。兩個人都是夜間活動被“三司”逮住送來的。那個工人是參加本單位造反派去市公安局的“砸局搶檔”行動被抓的。

2.監室內外
記得我是關在看守所的“13 筒”。監室為寬約 2 米縱向不足3 米的矩形空間。一個約 30公分高的木質地鋪占了將近四分之三的地麵。緊挨著門的牆角放一個鐵皮尿桶。地鋪靠牆處是一個蠻大的窗戶隻是窗台略微高一點，說窗戶夠大是因為白天即使不開燈房間裏也有足夠的亮度。因為挨著值班室也就離筒子樓的大門很近，從窗戶可以看到看守和預審員走進走出。窗台下的牆壁掛著北方常見的暖氣片。冬季的監房裏有足夠的溫度，隻穿絨衣不穿棉襖也不覺冷。從鐵皮門上的小窗向外看對麵一字排開六七間監室和我這邊的監室門門相對。相對的兩排監室之間是空蕩蕩的走廊。走廊盡頭一側有一間設計成廁所，僅在被關人員需要出恭解大手時，本人報告管理員批準後才可以出監室前往使用。在走廊另一頭的筒子鐵門內與廁所遙相斜對的位置，是一個無窗無暖氣的三角形空間的黑屋子（ 終日需開燈， 冬季用煤炭爐子取暖），用作管理員的值班室。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半步橋自新路 1 號不光是看守所，看守所可能就我們這一座五指分岔的筒子樓，之外還有多座零星分布的方形火柴盒建築，那是判刑伏法的牢房，從外麵看窗戶很小。

3.洗澡和放風

冬天大概兩三個星期可以洗一次澡。每次洗澡也是大夥心情最放鬆的時候。水蒸氣彌漫的澡堂子裏人雖然多但聲音並不嘈雜，有些平時隻在走廊裏匆匆見麵的“難友”此時可以悄悄的交談幾句。大多數人則抓緊時間洗好穿衣集合一會兒就回去了。再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機會就是“放風”了。

說自由其實也極有限。場地是利用五指分岔建築的兩指岔間，也就是兩個筒子分岔處的空地。同一個筒子的關押人員排成一列首尾相連成為圓圈，在三角形的草地上慢慢地踱步。有管理員看著不許說話，想表達的隻能用手勢和眼神。時間在一刻鍾以內，雖說不長，但是終日被關在“號子”裏的我此時能在陽光下伸伸胳膊蹬蹬腿也是難得的鍛煉機會。

4.打牌抄菜譜

平時寫檢查的間隙，有人將白稿紙折成田子格一分為四裁開當作卡片，畫上紅、黑桃和方塊、梅花加大、小王，就成了玩具撲克牌。晚上休息時候玩玩牌，隻要不大呼小叫看守也不會幹涉。時間和精力還有富裕的時候，那就練練硬筆書法。書寫的內容由當廚師的工人師傅提供，請他詳細報菜譜。書寫規格是一律的仿宋體，一橫末端的“頓”和一豎終了的“提勾”都寫得中規中矩。有寫的規範漂亮的居然不光本室作為字帖範本傳抄，甚至室與室之間亦有爭相借閱臨摹。

5.牆外就是陶然亭

從窗外不時飄來廣播的樂曲和激越昂揚的語音播報——“親愛的同誌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聽多了就聽出來了，這是陶然亭公園廣播喇叭的聲音。這裏居然緊挨著公園，牆外就是陶然亭！那可是民國文學青年高君宇和石評梅駐足徜徉、論文評詩的所在，居然與我們因言獲罪所陷囹圄的關押地一牆之隔、半步之遙。我想當時如果有現在的網絡用語，那一定會脫口而出——“我去，太諷刺了”。

6.釋放聯動
一天下午，晚飯剛吃完管理員就在每間監室的小窗口發布一則內容相同的通知：所有在押的中學生穿戴整齊等候集合外出。外出幹什麽？沒有說。果然到晚上六、七點鍾時分，有人來到筒子裏帶人，管理員打開一間間監室門鎖，報名字提出中學生，來人清點列隊，小家夥們一聲不吭規規矩矩魚貫步出筒子的鐵門，出了看守所的樓門走下台階消失在我們窗口所能看到的牆際線……。

筒子裏一下少了小半數的人，空曠的走廊裏回響著管理員來去走動的腳步聲。他不時提醒各個監室：“安靜些，不許亂議論”！監室裏沒有外出的人對麵相坐，暗自猜測對這些孩子們可能發生的一切。因為除了“開會去”3 個字之外誰也沒有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從概率的正態分布出發，基數越大擔責越小。所以我感覺這麽多中學生去開同一個會，如果是壞不會大， 如果是好則不會小。我甚至用上了初中從同宿舍同學那裏學來的陰陽先生的“掐指打時” ，給同室那位廚師工人露了一手。根據農曆月日我掐算的結果是“ 大安”， 對應的讖語為“ 大安身不動， 行人在當中”。可以解釋為：穩，較好，不出格。結果後來工人師傅罵我：你給人家算得好，什麽“在當中”“不出格”？人家都放出去了。反倒是你自己還關在這裏，是沒有“出閣”，是“還在當中”！算的準與不準關係不大，但這件事弄得我好沒麵子。

晚上直到 11 點半多，中學生們終於回來了。進門第一句話就是“哈哈，我們回家羅” 。原來他們參加了一個人大會堂的中央首長見麵會。文革小組的成員挨個發言，說是北京市革委會成立了，形勢一片大好。你們小家夥也不要再胡鬧了。認個錯放回家，回到學校還要投入運動，繼續革命立新功。就這樣，我們監室的小秦和另一個中學生急火火的收拾自己的物件，向我和那個廚師匆匆告別。我還借穿著那個中學生的一雙解放鞋呢。他說你留著吧，我家裏解放鞋多著呢。

這一夜先是在猜想中靜靜的等，後來是替別人高興期待複製自己相同的命運，亦喜亦愁，昏昏然直到天亮。

7.揪回科大挨批鬥

揪鬥是文革中經常采用的一種批判形式。第三次談話之後不久，一天我接到通知，次日我要回科大接受全校革命群眾的批判。第二天上午捱到快十點了才等來預審員提我出筒子。我們先上了一輛嘎斯 69，這回讓我坐在車後側麵的條凳上了而且沒有要我“低頭”。到前門那裏的市局辦事處見到了學校派來的群眾組織代表，原來是我們 626 在東方紅兵團的兩位同學。我和他們連招呼也沒有打，囿於形勢相對無言，當時可以理解，現在也無話可說。一輛黑色上海牌轎車載著我們駛往玉泉路，我坐在車後座中間，左右分別坐著兩位同學。車到學校一直開到教學大樓東側的門洞，下車後我被陪送到 4 樓一間很大的實驗室。安頓下來，已經是正午時分了。

過了一會，和我同宿舍的同學為我打來了午餐，兩隻白色的搪瓷飯盆扣著，打開一看是熱騰騰的三隻包子——當天我們六係食堂午餐供應的是西葫蘆大肉包。平時午餐定量是 4兩，三隻 6 兩，超量百分之五十了。好的，我欣然接受，算是“優待俘虜”吧。午餐之後說是要午休，批判大會要到下午過兩點才開。這時同宿舍同學又給我送來了從元月 15 日至今積累的家信，其中包括我的戀愛對象的信。

批判會的時間終於到了。我由東方紅的幾位學生押解著去到學校大禮堂，行走的路線沿著宿舍樓到食堂的水泥路一直向南，然後右拐向西，再左拐向南至大禮堂西邊門，由通往後台的後側小門進入。一路上我看到水泥路橫向縫隙隔開的一個個大方格子裏，每個方格隻寫一個大大的黑體字。連起來是一句口號：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江曉東！快到禮堂西邊門時隔著兩邊的冬青樹忽然圍上來許多人。押解我的東方紅戰士怕我挨打趕緊簇擁著往後台小門走去。匆匆忙忙人聲嘈雜，慌亂中我感覺到後頸脖上沾了什麽粘液似的東西，用手一摸是一團痰液。狼狽之中我胡亂用棉衣袖子擦去汙物，在群人裹挾之下擠進了禮堂後台。

下午群眾大會批判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黃曉光，另一個是江曉東。黃的批判安排在先，我站在幕後看著等。我看到黃一個人站在舞台中央靠前處，有沒有掛牌子我從後麵看不清。發言的人站在舞台正中對著麥克風慷慨激昂的念稿子喊口號。

過了約莫一小時多輪到我了。押解的東方紅戰士交給我一張四倍 A4 紙那樣大小的紙片，中央橫書江曉東三個大字，再上麵是一行小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批判開始了，我低頭站在那裏，雙手拿著自己的“名片”舉在胸前。發言的人一個個從我身後走過去，聽聲音有兩位是我本專業的同學，其他的我都不認識。發言內容批的全是我大字報上說的話，指出我的罪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和公安說的一樣）。整個下午的會進行的很有秩序，對批判對象沒有采用常見的“噴氣式”一類的體罰，我想或許是由於我們都帶了一條“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尾巴的緣故吧。

8.沒事找事

自打寫了“認罪認錯”的檢查，感覺心裏的“坎”也過去了。不用整天想著“抵製” 什麽、 “堅持”什麽，就像是大師們說的，“放下了”。從這以後心裏也不煩了，吃飯也香多了，以至後來每天感覺餓得慌。（這中間我跟同監室的“ 難友” 曾經設計多打一份飯菜， 成功實施了好幾天。）。於是沒事找事，想起給看守寫報告要求提高夥食標準。隔日，那位年長的“管理員”（我們給他起外號大背頭）把我叫出來，到他的值班室談話。他說，你們就好好認錯寫檢查得了，不要再鬧事。你們這些學生早晚還要回學校去，依照你們要求如果把夥食標準提上去，將來那些偷雞摸狗的家夥進來，你們不是給這些人做了好事情？想想也是，認錯作罷。他把我的報告當麵撕碎，說就這樣吧，你回去。戲劇性的是，回到監室不到半個時辰，管理員出現在我監室鐵皮門的小窗口：“江曉東，準備東西！”我知道，就是說要放我回學校了。

（五）放回科大

1，書箱平安銅鎖依舊

1967 年 5 月 25 日，曆經 130 天的 “拘留審查” 我終於由北京看守所釋放回學校了。早飯後不久管理員打開監室，預審員來提人。先是去取回存放的物件（進來時挎包裏裝的口琴、日記本之類是不可以帶進筒子裏麵的），然後還是沿著批鬥那天的路線，乘嘎斯69到前門公安辦事處。來接我回學校的還是上回那兩位626 同學。小車這回是開到科大7 號樓——六係男生宿舍樓，把我直接送到原來的學生宿舍。推門進入宿舍，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上鋪床枕頭旁邊的小木質書箱。掛在箱蓋搭扣上的小銅鎖安然依舊，僅此一景讓我心中無限感慨。也就是說，江曉東即使被抓、被關、“拘留審查”，甚至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他的宿舍沒有遭到“查抄”。由此可以想見，科大東方紅和 626 的同學們對江曉東的認識是有政策原則的，是有底線的。那個時代，誰要是言論“出格”被人抓住把柄，抄家翻個底朝天，找幾條日記語錄上綱上線把他打成“黑線人物” 、“叛徒特務” 、“反革命”，真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而我卻幸運的沒有遭遇。

2.繼續革命

雖說是回到學校投入運動要繼續革命，其實難度很大。自返回科大直到畢業離校，除了68 年 8 月和 68 年 12 月在626 年級範圍內的兩次公開檢查，我沒有再受到批鬥一類的“待遇”。我自己願意投入到運動中來，而且就當時的認識而言我總體認可科大東方紅的觀點。可是我不得不考慮別人的感受，某些事務由於有江曉東的參與很可能留下戲說的話題或追究的把柄。我出的力不隻是會成畫蛇添足，還有可能把一件平凡無常的事情弄成眾矢之的。所以同學們很多的繁雜事情我也隻能幹看著。對於他們來說，我最好的支持就是什麽都別做。

3.對話新兵

從 67 年夏天起，軍宣隊工宣隊陸續進駐科大。我們 626年級的軍宣隊領隊是一名年輕的下級軍官，廣西人。中等個子白淨的臉，像個小知識分子。和同學們接觸既沒有刻意的親和也沒有盛氣淩人的威逼，倒是在例常的宣講政策之餘，有閑空他會來到宿舍跟我們交流閱讀紅樓夢的心得。

領隊手下是一水的新兵戰士，一看就是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村青年，有些連普通話也講不好。一天，領隊通知我有兩位軍宣隊戰士要找我談話。我走出宿舍，兩位正在樓道裏等著。他們徑直把我帶到科大運動場北麵的小鬆林，找個小石桌三人圍著石桌找凳子坐下。一位小戰士對我說：我們聽說你犯了反中央文革的錯誤，你給我們說說為什麽要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回答說我犯錯誤有個過程，自己認識錯誤的嚴重性也有個過程。我問他們，我按照事情發展的時間順序給你們講，行嗎？他們說可以。這樣我就從南下串聯講起，北京的造反派怎樣到處煽風點火、打倒一切，各地的工農子弟因為給省委說了好話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如何受壓製，中央文革怎樣袒護造反派和冷落保守派群眾。中間講到北京中學紅衛兵跟中央文革的衝突和北京造反派壓製群眾打砸對方組織亂抓人的過激行為。最後講到由對造反派的反感和對保守派群眾的同情導致了利用大字報非議中央文革犯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錯誤。我說，我父親是城市店員，家庭出身也屬於貧下中農一類，從小學讀到大學都是黨的教育，對黨和領袖隻有熱愛的感情沒有反對的仇恨。我是把中央文革當作黨中央的參謀部來看的。參謀給司令員出主意也有可能有餿點子，如果做的不對批評他幾句不算什麽。當時就是這麽想的。要是像現在你們這樣認識，知道中央文革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部分，我怎麽也不會去觸動它，去做讓毛主席不高興的事。所以我錯了，我知錯認罪。講的過程中，他們有聽不清楚不好理解的地方，我都一一耐心的給他們解釋。最後，小戰士對我說：你這一講我們都知道了，回去好好改正吧。

4.腰杆要挺直

從看守所釋放回科大之後乃至畢業分配到陝南，我對文革開始這一段“失意”經曆有著自己嚴格的定位——我認為即使是犯嚴重政治錯誤也是“光明的錯誤”，是政治的汙點而不是偷雞摸狗蠅營苟且之事，用不著自卑或者人前矮三分。所以我照常學習工作，努力關心政治，敢於發表個人見解。

自己正確地看待自己的錯誤挺直腰杆做人，自然也會因此獲得別人的尊重。當然，能夠產生這樣的良性循環也得益於科大 626這個集體以及科大東方紅勤務組成員和六係軍宣隊工宣隊的解放軍官兵和工人師傅們在文革中對於人性底線的守望和嗬護。

5.學友諍言
68 年的 9 月終於迎來了科大 61、62 級的畢業分配。隨後的情節就像是電視劇裏導演安排好了似的，係裏剛向 61、62級同學傳達科學院各專業研究所對科技人員的補充需求，方便同學們填報誌願時作為參考，那廂裏馬上傳來知識青年要“四個麵向” （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廠礦、麵向基層）的最高指示。於是畢業分配的畫風大變，原來的分配大方案擱置封存，一切後續的安排部署完全遵照最高指示精神執行。領袖一揮手，河山盡改顏。自此，科大 61、62 級以及此後各屆在文革中的畢業分配去向便與60 級以前的分配去向迥然不同了。

另一方麵，由於畢業學生中有少部分因個人或家庭的問題相關政策尚未確定需要滯留學校等待政策落實後再分配，因之造就“待分配”一族，而我是所有“待分配”同學裏排名最靠後的。當離校的日子終於到來的時刻，6262 專業的同學出於對我真誠的嗬護和關心在一對一的告別談心時都給我留下誠懇的忠告和勸慰。其印象深刻者謹錄於下。

王永民：列寧說過，曆史有時候會和人們開玩笑，明明你想走進這個房間卻走進了那一個房間——記住這個曆史的教訓。

屠蘅滄：在學校裏你犯了錯誤，別人把你當作學生看待可以原諒你。走向社會你成了應該自負責任的青年，別人不可能還這樣對待你。好自為之。

張臘狗：你那些觀點其實大家也都這麽看的，何苦你非要寫下來、貼出去？這樣的錯誤你隻能犯一次，以後不要再任性了。

言之諄諄，聽者諾諾，都是肺腑之言，都是為人之道。

6.冬日的陽光

首批分配的同學們陸續離校，留下我們這些“待分配”的在漫長的的日子裏苦苦等待。我由於個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做好接受一切可能發生情況的思想準備。因為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的結論，判刑不大可能，但是可以送交勞教，可以遣返回鄉，還可以給自食其力的工作同時接受管製教育。我個人做了最壞的打算，可是我從係領導小組負責人前係黨總支書記宣亞靜那裏得到的消息卻是情況在向好的方麵發展。我多次問過宣書記關於畢業分配對於我是什麽政策。她總是回答說，現在還沒有明確下文，不過你不要著急，會有一個滿意的結果的。好像抽了一個上上大吉的簽就是看不到簽文，心裏不踏實。 “問題學生” 的畢業分配雖說還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傳出的消息卻是說老帥們和幾個副總理對此事一直很關心，頂著壓力不讓文革小組幹預大學生分配。這就是冬日裏從烏雲細縫投落大地的一束溫暖的陽光。夏去秋往冬又來，又是一年雪花飄。68 年臨近年底終於等來了落實政策的大學生分配原則。宣書記向我傳達了國務院李富春副總理的指示：對於那些在運動中犯過錯誤有悔改表現的大學生，要給出路。對他們要“一視同仁，照常分配”。

在所有待分配同學看指標填誌願忙碌時，這裏沒有我什麽事。年級負責人李津生同學和工宣隊的老師傅分別找過我，要我準備在 626 全體待分配同學大會上再做一次檢查，他們都強調“態度要誠懇，認識要深刻，爭取一次通過”。因為隻有在年級全體革命群眾大會上的檢查獲得通過，我才有參加畢業分配的資格。於是，我開動腦筋深挖根源，寫出書麵檢查並且在年級大會上公開宣讀，最終獲得大家的諒解和通過。沒有想到的是，節外生枝又弄出個意想不到的新麻煩.

7.“偷聽敵台”

本來工宣隊已經通知我說檢查通過了，剩下的三個誌願去向讓我挑選一個報給他們。第二天晚間快到熄燈時分，年級裏給我傳話叫去工宣隊辦公室一趟。還是那位給我布置檢查的工人老師傅，這回的表情一臉嚴肅。開門見山就問我：同學中有人檢舉你偷聽敵台。你自己說說。一聽這話，我就明白了他說的是什麽。我回答：是有這事。工人師傅：好，那你自己說清楚，究竟怎麽回事？於是我給工宣隊做了如下的“交代” 。

運動進入“複課鬧革命”期間，男同學裏時興起自己安裝半導體收音機。整機安裝完畢後有一個調試靈敏度的程序，因為都是在學生宿舍裏焊接調試不可能有專門的高頻信號發生器提供信號源。為了提高收音機靈敏度必須尋找現成穩定的微弱廣播信號來調試。而蘇聯電台距離比較遠，“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台標呼叫音樂聲音清晰又沒有背景幹擾，因此被當作調試信號的首選。這個方法大家都在用，我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而且調試時我隻注意他的音樂信號，從來沒有收聽過語言節目。

工宣隊老師傅聽完我的交代後說，你講的我們不能全信，還要到同學們當中去調查，最後才能作結論。這樣又耽誤了好幾天，工宣隊再找我談話，對我宣布：經過向全年級同學調查，你對問題的交代態度老實誠懇所講符合實際情況。現決定不作為問題處理，可以參加畢業分配。接著就是報分配誌願。陝西西安、遼寧朝陽、貴州安順這三處，我選了西安。

8. 別了科大

68 年 12 月下旬的科大校園好像一座忙碌的蜂巢，畢業學生猶如辛勤的蜜蜂一樣在圖書館、食堂、財務科、保衛處等多個節點之間匆忙的奔波。隻有還了圖書、結清夥食、償還欠款和所借物品以後才可以辦理戶口遷移，最後到學生處開具畢業分配派遣證並到財務領取工資手續和派遣差旅費。我到財務科辦理清欠時查出 65 年去順義參加四清曾經借過軍裝棉襖一件。辦事人員問我，你是還物還是付款？棉軍裝當時我就穿在身上，雖說已經很舊但是脫了還物我就是嚴冬北風中的苦寒伶仃了。那就付款吧，交了10 元。在保衛處辦理戶口遷移時，我要求把名字改回去，還叫江明德。辦事人員說，前年也是你跑來要求改的江曉東，怎麽才過兩年又要改回去？我無奈苦笑地央求他：江曉東不是已經被革命群眾打倒了嗎，那還是讓原來的江明德回來吧。於是曆史翻篇，被廢棄兩年的的江明德又登戶冊重回人間。

1968 年 12 月 26 日是我畢業離校的前一天，前兩天聽謠傳說六係食堂 26 號中午要吃“憶苦飯”，那天為了躲這一頓的吃糠咽菜，上午我跟同宿舍同學登了三輪去賣廢品，車上裝的是書籍報紙和舊棉花胎。在玉泉路南頭的收購站賣完廢品就在那裏小飯店吃了午餐，兩個人還喝了一瓶葡萄酒。回到學校歪歪倒倒，躺在宿舍的床鋪上睜眼看一片霧蒙蒙，好像罩了紗布蚊帳。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嚐試醉酒的感覺。一覺醒來聽同學們說，你們虧了, 中午不是憶苦，我們吃的是思甜飯。嗨，你說我有多糊塗，12 月 26 號是領袖的生日。聽信謠言害我錯過一頓好飯菜！

12 月 27 日傍晚，我惜別母校登上北京至西安的直達列車。走出校門，就是開始了我自立人生的旅程。別了，中國科大；別了，六年踟躕的校園！別了，玉泉路；別了，我兄弟
情誼的同窗學友！

（六） 陝南歲月

1，雨雪兼程

1968 年 12 月 27 日離京赴西安，午夜途經安陽，同年級6264的張一平到安陽火車站接送，算是同學一場最後送別。28日上午細雨中抵達西安，去省革委會換至安康地區革委會的派遣證。下午到小南關長途客運站詢問去往安康的長途客車班次，得知因安康兩派武鬥長途客運已中斷數月。近日客運始通，暫用敞篷卡車載客。29 日晨乘解放卡車赴安康，一路朔風雪粒撲麵。秦嶺之上道路兩邊冰淩樹掛，電線杆上鐵絲敷冰猶如鐵鍬柄一般粗細。當日夜宿寧陝。次日下午卡車快到安康，於漢水之北隔江相望，慘烈派性武鬥後的安康城，遠遠望去一片焦黑。30 日抵安康，31 日改派遣證去平利縣。1969年元月 1 日淩晨，乘安康至平利長途班車，於風雪之中到達大學畢業分配終點站陝西省平利縣，同日兩報一刊發表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2.平利隻有三個電

到縣革委下放辦報到的時候，關於工作分配工作人員說，你是學無線電的，我們平利跟電有關係的單位隻有三家。水電站、郵電局、廣播站，你就去廣播站吧。分配工作的介紹信上明明白白寫著：先當工人，勞動鍛煉一年。

這樣，我和其他幾位來自西安和上海的大學生們在縣委招待所先安頓住了下來。期間還被臨時編入縣革委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宣傳元旦社論“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幹了將近半個月。

從鄉下回到縣上時，在縣委招待所等著我的是平利廣播站的工人們。他們早早的得到消息說有一個北京大學生分到他們站上。

平利縣有線廣播站是一個不足二十人的縣級小單位，從來沒有分配過大學生來。架線隊的工人們一聽說縣上分來個大學生還是北京中國科大的真是喜不自禁。一群人把我接到站上，先是安排宿舍、找條凳門板支床鋪，接著帶我到倉庫領工作服、工具包和爬電線杆用的腳扣、安全帶。不一會就把我變成了在平利縣城關鎮居有定所全副武裝的廣播架線工人
了。

3.那年沒有過春節

剛到平利縣城那天早晨，我和另幾位來自西安、上海的大學生從縣革委開了工作介紹信出來沿著縣政府門前的大街往東走，逛了大半個縣城，出東關向南找到縣委招待所安排了臨時住處。前麵說到 69 年元旦兩報一刊發表元旦社論 “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我在去到平利廣播站安排工作之前那一段參加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工作的經曆就和這篇社論有關。

住到招待所的第二天，縣革委來人召集所有新來大學生開會，部署了立刻參加宣傳元旦社論的下鄉任務。大學生分散編入各行業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任務是宣傳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口號是“狠抓階級鬥爭，促春耕”。我被編入衛生口的縣醫院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是一位姓李的主治醫生、縣上有名的造反派頭頭。我們下鄉的地點是魏汝區清泰公社，地處巴山山脈女媧山腹地。記得我和前縣醫院院長分在一個組，我很驚奇當時已經被打成“走資派”下台了的他還可以充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當組長，我當時的理解是為了給他改錯鍛煉的機會。院長表現很“左”，可能出於積極悔過自新的心態。有一次開生產隊大會批鬥幾個地富分子，院長主持會議講到激動處喝令被鬥的人“跪下”。我馬上製止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許體罰”。他反駁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立刻回應道：“不許跪下，共產黨不講迷信！”到底我是來自北京的大學生、首都的紅衛兵，“走資派”即使當了組長也隻有屈居下風最終作罷了。

再有就是記得山裏老鄉見我是個年輕學生又是從北京來的，總是愛充當媒婆角色給我說對象。每遇到這種場合，那個院長倒是很配合，連忙擋駕說，別看人家麵相嫩，江同誌早已經是當爹的人啦。在陌生一群人中及時給我解圍，我很感激。 那年的春節究竟怎麽過的，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天天跑來跑去，白天黑夜開會，究竟幹了什麽、起到什麽作用，也是腦子裏一盆漿糊。

4.我犯錯誤隊長挨批

到廣播站安頓下來沒過幾天，我就和線務組的工人們“出任務”了。縣政府院內高杆子上的 3 隻高音喇叭有兩隻音圈壞了，需要取下來修理。我背著工具包，跟著工人們來到架設高音喇叭的院子。仰麵看用多節線杆豎起的高杆頂端東、西、南朝向各有一隻 25 瓦高音喇叭，為了穩固高杆的中間打了兩層三角拉線。走到高杆子底下，我問工人登上線杆的腳扣怎麽使用，有位工人拿起腳扣往線杆上一套，把腳登往下用力一按腳扣牙齒深深嵌進木杆。我說能試試嗎，工人說可以啊。於是我雙手伸直抱著線杆，腳踩住圍在木柱上的一雙腳扣登子，彎腰用手拉緊腳扣的皮帶，隻聽到電線杆子木質發出“吱吱”的聲音，看見腳扣鐵齒更深的咬進木質。我試著向上攀爬了兩步，問“是這樣爬杆子嗎”？工人回答：是的呀，沒錯。隨後的動作我沒有控製住自己，也出乎大家的預料。接著我就左一腳右一腳，一步一步的踩著腳扣登高直到爬至離地二十多米的高杆頂端。下麵是工人們不停的喊聲：快下來，你沒有係安全帶，危險！到達頂端的我這才發現對於 25 瓦喇叭的高音頭我一無所知。好在我學無線電，電子器件可以觸類旁通。在下麵工人師傅的指導下，我卸下高音頭放在工具包裏就準備往下走了。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難”，要知道上登為實下撤為虛。朝下走時感覺到腳扣總是咬不住木杆，越是踩不穩木杆雙手越是抱緊杆子，而人體越是離木杆靠近越是踩不穩腳扣，這個惡性循環是十分危險的。工人們看見了趕緊在下麵指導：雙手伸直兜住電線杆，身體離開杆子，踩穩了下一步再鬆上麵的腳扣。聽了工人的指導，腳扣踩的穩多了。謝天謝地總算一步步下撤一直捱到雙腳落地。我累的一身汗水，工人們也是緊張的一頭汗水。事情還沒有完，回到站上站領導小組負責人聽說了整個過程之後，把同去的線務組副隊長罵了個狗血噴頭：人家青年大學生不知道危險，你一個專業架線的也不知道操作規程嗎？我連忙自己承擔錯誤說，不怪工人師傅們，是我太冒失，今後注意向工人同誌學習，遵守操作規程。

5.副帥偷了三隻雞

第一年的架線勞動鍛煉對於好動的我來說有趣而新奇。下鄉看到不少山區的稀罕事也學到了栽杆架線的本領，重要的是我和線務組的架線工人們建立了可以稱兄道弟的親密友誼。山區的人梗直坦率、容易相處，很對我的性格。

波瀾不興的生活終究要歸於平淡，而文革運動看似平淡的水麵居然還潛藏著一股洶湧的逆流。此話是從一則流傳民間的俚語說起的。據說有公社傳達縣上下來的文件講到了林彪副統帥，某社員在會議室外隔著玻璃聽得不夠真切，回村裏連自己所聽加自己所想弄出來一個搞笑的故事：林副統帥披了馬克思的皮大衣（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偷了三隻雞（偷乘三叉戟飛機），帶著老婆和兒子（ 葉群和林立果）跑得滿頭大汗（ 跑到溫都爾汗）最後還是被追回來了（飛機墜毀了）。不管怎樣說，9.13事件林彪是跑掉了，折戟沉沙、拋屍荒野，葬在異國他鄉。一個冷笑話把領袖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高大上計劃弄得麵目全非。盡管後來的批林批孔找到孔夫子來做陪綁讓全國人民有事可做不必另作遐想，可是領袖自己的尷尬和無奈是從臉上抹不去的，也是從心頭無法消除的。就算林彪是反對毛澤東的，那當初懷疑林彪的中學生伊林、滌西又該作何說法呢？忠於這樣的領袖能保證付出自己的革命行動，就能實現崇高理想嗎？眼下不是迷茫而簡直是有點憤慨。我不想再打魚，還是曬網吧。自以為清醒的我，向單位共青團組織毅然提出退團申請。

6. 日落河山依舊明

1976 年秋天我在平利八仙區負責區、社兩級廣播放大站的機器維修。九月的一天我去到鬆鴉公社放大站修理擴大機。下午兩點多鍾機器修好了，我正在試機播出，忽然收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複廣播的一則通知：各地廣播電台請注意，各地廣播電台請注意。今天下午 4 點鍾本台將有重要廣播，請到時注意收聽和轉播。作為縣廣播站的專業技術人員，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立即報告了公社黨委。下午四點整，剛剛修好的公社放大站擴大機準時轉出由縣站傳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的哀樂和訃告——毛澤東主席逝世了。這天是九月九號。
在文革那政治恐懼、人人自危的日子裏，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首先想到的是務必更加嚴格的謹言慎行，在這樣非常時期任何不妥的語言和行為都極有可能招來無妄之災和殺身之禍。記得在平利縣召開的第一次群眾哀悼大會上，就當眾逮捕了一位村支書，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就是——公社通知該村召開群眾哀悼大會時，該村支書不在崗位而是跑到女婿家吃慶生酒宴去了。僅此而已。

“心中的紅太陽” 終於墜落，大自然的太陽依舊升起。表麵上的公眾悲天慟地情緒猶如天塌，可是更多的人心底裏是否在猜測中放下了一塊沉重的石頭——這個被不停地反複折騰的可憐的民族是不是該消停一會兒啦？

7．喋血中 “頭彩”

1976 年的金秋迎來了歡騰的十月。華國鋒主席領導全國人民聯合黨內健康力量一舉粉碎了 “四人幫” ，結束了曠日持久禍國殃民的文革運動。群眾多年心頭的積怨一朝釋放，被壓抑的人性和真情湧向多彩的大眾生活。

77 年秋季開始了文革以後首次的大學招生。那年冬季聽到廣播裏傳來科學院招考研究生的消息，我馬上翻出大學高等數學、普通物理等課程的教材，不等陝西省招生委員會發出報名通知，我先自己估摸著各科目考試的範圍，開始了考研的艱難複習。78年春節剛過研究生招考初試開始了。這是怎樣的一次亙古未有的選拔考試！招考的學校根據考生所報專業把各科考題封口裝在一隻密封檔案袋內，交由機密信使由內部渠道直送考生所在市縣組織部門，再分送達市縣教育局。開考那天，平利縣主管文教的副書記親臨現場做試卷開封，宣布開考。大家報考的都是不同學校的不同專業，所有考生的試卷各不相同。我們分別圍坐在文教局俱樂部裏兩張大大的乒乓球桌四周，隻要考生不相互交談，監考人員也不怕他們互看試題和答案。初試順利通過，五門試卷英語、政治、物理、數學和專業分別以七十幾、六十幾、五十幾、四十幾和三十幾的成績獲得複試資格。78 年夏赴合肥中國科大專業複試，終於由北航向科大統籌選調合格考生，錄取到北京航空學院二係雷達微波專業。78 年 9 月在這個金色秋天裏我收獲了苦苦奮鬥的考研成果。

回顧整個平利縣的研究生招生、初試、複試和錄取的戰情戰績：報名 12 人，參加初試 8 人（7 份考卷有效），3 人通過初試獲得複試資格，1 人通過複試被招考單位錄取。本人成為全縣唯一通過初試複試單兵突出重圍的光榮的一人。

78 年夏天去合肥參加中國科大研究生專業複試的旅途中發生的一件“流血事件”讓我終生難忘。78 年的時候，作為戰備修築的陽安線（陽平關至安康）鐵路已經完工通車。由於鐵路地基占用了水稻良田，當地民眾的抵觸情緒長時間未能平息。每當列車通過時受到群眾拋石打擊的事件時有發生。我在乘坐安康至西安的火車通過陽安線漢中洋縣路段時就遇上了一次“打擊列車”事件並且頭部負傷。那天從安康登上車之後我坐在背對行進方向的座椅上一路順遂。列車西行路過漢中平原，為了聊天我臨時挪到走廊斜對麵的座位，恰好迎著列車行進的方向。正和人說著話忽然眼前一紅感覺臉上有血往下流，低頭看時，胸前的白汗衫已經染紅一片。等緩過勁來時才感覺到額頭有點疼——是有石塊從開著的窗戶扔進來迎麵砸中了我的額頭，我受傷了。鄰座旅客很快在列車中間通道裏找到那件惹禍的“凶器” ——一塊墨水瓶大小的鵝卵石。列車員很快找來止血紗布幫我抱紮傷口，不少趕來看熱鬧的同車廂旅客熱情的安慰我並且問這問那。當聽說我是趕往合肥中國科大參加研究生招考複試時，圍觀人群中有兩個也是外出去複試的大學生連聲高呼：這下子好了，你肯定錄取！眾人不解地問這是何故。他們哈哈一笑：嗨，這還不簡單。你看他不是已經中了 “頭彩” 了嗎？於是眾人似有所悟嬉笑而散。就這樣挨了石頭砸，受了傷，還給予“頭彩”新的解讀，確實有點意思。

8.檔案裏麵見真情

78 年夏在科大參加複試期間，626 畢業留校任教的李津生同學找我談過話，給我通報了科大黨委準備為科大雄師群眾組織平反的情況。他告訴我如果個人要求平反，需要本人給校黨委寫一個情況說明和要求平反的申請。他說你工作在邊遠山區信息閉塞，我給你講了你抓緊寫申訴材料。這樣，我在北航讀研期間，1979 年科大黨委頒發 80 號文件給我作出平反決定。專案組的韓非平老師專門打長途電話到北航找到我說明情況。他說：按照規定要把檔案裏一切有關評價個人文革表現的 “汙蔑不實之詞文字材料” 全部撤出銷毀，但是你的檔案裏沒有這些東西。至此我才真的相信科大東方紅沒有向江曉東檔案裏塞進“汙蔑不實之詞的文字材料” 類的黑材料，也才理解為什麽我會有一路來的順境。 如同前述沒有經曆的“抄家”，文革中不向受迫害當事人檔案裏塞進黑材料在當時也是鮮見的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情節。

（七）走出困沌

1.困沌之破題

困者束縛之狀也。有外施之枷鎖繩索使之困，亦有自身眼界狹窄思維局限受之困。沌者渾濁朦朧之謂也。視野迷茫則舉步維艱，思維混沌便無所適從。有此二者，做事難辦做人難成。

2.敘述史實的標尺

大家可能會發現，在前麵各章中我列舉文革史實時所用文字大多貼近當時的政治環境和語言習慣。我不想用事後的理解來闡述，更不會拿後現代的標準來描繪曆史的文革。因為這樣做不光給讀者以時代穿越之感，而且反過來可能會給作者帶來敘事推理邏輯上的尷尬。曆史之所以為曆史，就是因為它是舊的真實。我不排斥用新的眼光去審視曆史，但那是和敘述史實不在同一個時間層麵上的事。隻有穩妥平白地講述了曆史的真實才會有人們以新眼光審視史實的可能。

3.敘述文革史實也將成為新的曆史

開始我打算把關於科大雄師的通信作為單獨一章安插在正文之內，文稿送科大校友參閱之後反饋的意見是通信安排在正文之中打亂了全篇的敘事結構，建議還是作為附錄收集在篇後為好。思考再三，我采納了這個不錯的主意。隻是從2010 年到現在又去了 7 年，那時沒有今天凸現的對文革認知的紛爭和煩惱，而今天平地起高樓似的重又複述那樣多的文革史實，是否會有從人性醜惡暗中滋生的功利之心出來作祟？提防很有必要，沒有更好。

4.隻要永遠的真實，不要趨炎附勢的政治正確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先說一句，要做到這一點不難，那就是固守真實——做到兩個字：誠實。然後再來講為什要這樣做。

還是用文革的史例來分析最容易理解，就拿科大雄師當初的大字報“中央文革向何去？”來說。1967 年的新年元旦，雄師大字報不隻是公布在科大校園裏，它還貼到了西單，對文革寒冬中的北京市民來說，它真是一份不賴的新年賀禮。造反派稱它是“攻擊中央文革的政治檄文” ，是 “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炮”，其影響之大據說都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康生。雄師自始至終堅稱大字報對文革小組是善意的批評、熱心的建議，完全是為了運動健康的發展，絕沒有“打倒”的動機也沒有“炮打”的理由。造反派把雄師定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中央文革明令專政機關收押造反派“揪送”的科大雄師成員進行“拘留審查”，這是不折不扣的將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這也是科大雄師一案成為冤案的曆史緣由。時間到了十二年後的 1979 年 5 月，科大黨委給“雄師”群眾組織平反時專門通知周平到校參加平反大會。會後周平找到校平反辦公室特意聲明“我們的大字報沒有反對任何人。對一個問題提出不的同意見，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憲法的。不能因為有不同意見就說是反對”。

周平的意見無疑是對的。不管是雄師受壓迫被鎮壓時還是終於平反甚至被讚揚時，始終如一的堅持同一態度和觀點，這才是曆史的真實。

事實上雄師的大字報既沒有“打倒”的力度也沒有“炮轟”的角度，它隻是從“十六條”理性因素出發對中央文革背離黨的一貫政策的非程序行為一紙批評建議書。

假如不是像周平這樣，在雄師被取締受鎮壓時你為自己辯解說我是提意見，輪到給雄師平反時你又說我寫大字報就是反中央文革的。那麽好，我來問你：首先這一前一後兩種說法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如果前麵說的實話，那平反時你所說就是冒功領賞。如果後麵說的真實那你前麵說的就是避重就輕。總之你起碼犯了曆史邏輯的錯誤，前後說法的不一致必然導致你走入自設尷尬的境地。

5.曆史的感慨，生活的箴言

最後一章夾敘夾議到這裏該是全篇收尾的時候了。本篇對所有文革史實的記錄都是秉持“寫曆史真實，留後人鑒傳” 的宗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心持筆以口傳言。對自己在文革中的科大雄師這一段經曆，我引用以往在西祠胡同寂寞山莊板塊的文帖裏的一段話來表白——曆史的坎坎坷坷，今日說來無異笑談；人生有此曆練，飯後茶餘又多一份談資。細細想來，當年行為隻憑年輕意氣，多輕信而少自思，多盲從而少自主，所吃苦頭蓋由自生，怪不得別人。

人們常說個人的曆史經驗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其實這筆財富的實際價值還需要他自己用全副身心的誠實來守護。而我則篤信並恪守——隻有真實才能自立；隻有誠實才會永久。雖然簡單，但不僅是記住；即使艱難，也還要坦然走過。

後記

這篇記述文革史實的文稿是應科大 60 周年華誕紀念征文之邀，書寫文革曆史，留與後人為鑒。現在終於完成全篇寫作，可以卸下肩上的負擔了。還需要交代的是，作者從北航讀研以後的工作去向，以免關心作者境遇的讀者總是心懸一念。（微信群裏就曾經聽 6263 的孫錦祿同學給他太太念叨過：那個倒黴的江曉東不知道後來怎麽弄了。）

我於 1978 年 10 月入讀北航二係雷達微波專業碩士研究生。81 年 7 月畢業獲工學碩士學位。同年參軍至海軍太原高級電子工程專科學校微波教研室任講師。90 年隨海軍電子工程學院南遷至南京（院址江浦珠江鎮）繼續任教。92 年初職務晉升為副教授，級銜文職 3 級。99 年 2 月退休。2004 年海電院合並至武漢海軍工程大學，原海電院退休人員劃歸海軍指揮學院管理。2014 年 11 月由民政局南京建鄴區軍休所接收成為南京民政局管理的軍休人員，脫離軍籍恢複居民戶口。年逾七十的我退休生活很充實。我參加了軍休所的講師團和小樂隊，每年春秋有外出旅遊的計劃。平時在家練書法、上電腦、玩手機還做網頁。我的個人網站從 05 年算起堅持十多年了。
同時期玩網頁的老夥伴們的網站大多荒掉了。我的網站雖然難得實時更新，畢竟還是碩果僅存。諸位如有閑空，不妨到我的主頁——“老江的家”去踩踩腳印。

網址：http://www.jmd2008.com/。這可是貨真價實的頂級域名哎。
（全篇完）

附錄：中國科大黨委 79.05 平反文件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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