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細節中感受科大氣度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慶

第一章 情係科大

細節中感受科大氣度
蔣家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宣傳部)

把紅旗插上科學的高峰

1958 年9 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長親自動手撰寫校歌《永恒的東風》，並將寫好的校歌送給周恩來總理審閱，周總理改了兩個字，把“為共產主義建設作
先鋒”中的“建設”改為“事業”，郭老又請來中國音樂協會主席、抗大校歌作曲者呂驥同誌譜曲。郭老說：“我們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這就使得我們的學校能夠有聲有色地繼
承著抗大的傳統。”9 月19 日，開學前一天，郭老請來呂驥同誌教同學們唱校歌，氣氛非常熱烈。

常有人對科大校歌《永恒的東風》說三道四，甚至有人不屑地說，應該與時俱進，重寫校歌，主要理由是，校歌歌詞和旋律的時代烙印很深，現代人難於接受。道理好像很充
分，可科大人很理智，沒有改校歌的念頭，原因也很簡單，任何一所大學的校歌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會與生俱來地打上時代的烙印，沒什麽好回避的，更何況科大的校歌極其充分
地闡釋了科大人的核心價值觀和辦學理念，50 年來一以貫之，從來就沒有變，有什麽理由要改變它呢！

“迎接著永恒的東風，把紅旗高舉起來，插上科學的高峰。科學的高峰要不斷創造，高峰要高到無窮，紅旗要紅過九重……”說的是創新報國，勇創一流。換句話說，就是通過科大人的努力，在科學前沿不斷奮進，從而實現科學報國的理想。“又紅又專，理實交融，團結互助，活潑英勇……”說的是科大人的方法論，就是不僅要有愛國心報國誌，還要
理論聯係實際，在業務上出類拔萃。郭老當年為什麽要請呂驥先生為校歌譜曲？這是很有
深意的。因為呂驥先生是抗大校歌的作曲者，而科大的成立是新中國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國家戰略需求的產物，科大人肩負著科教報國的曆史重任，所以繼承抗大精神成為老
一輩革命家和科學家對科大人的一種精神期許。可以說，《永恒的東風》正是郭校長為即將誕生的中國科大注入了抗大精神，注入了創新報國的靈魂。而這一靈魂在50 年裏根脈不斷，代代傳承，成為最能凝聚科大人的文化符號之一。

聶帥致辭

1958 年9 月20 日，中國科大舉行成立暨開學典禮大會，聶榮臻副總理在講話中說：“這種大學和研究機構結合在一起，選拔優秀的高中畢業生，給予比較嚴格的科學基本知識
和技術操作的訓練，在三、四年級時，讓學生到相關的研究機構中參加實際工作，迅速掌握業務知識，加快培養的進度以便在短時期內使我國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學部門
迅速趕上先進國家水平。……這將是寫在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首先應該是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忘我勞動的、工人階級的戰士；還應該是既掌握堅實的科學技術理論，又能掌握技術操作方法的全麵人才，要是科學與技術密切結合。”

聶榮臻元帥是中國科大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他在開學典禮上的這番講話，包含了三層意思：一是中央高層對新成立的中國科大寄予厚望，在短時期內促進我國最急需的、薄弱
的、新型的科學領域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二是中央對科大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是理工結合、理實交融、又紅又專的新型科技人才；三是中央對科大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的準確定位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注重嚴格的基礎訓練和科研實驗動手能力培養。讀懂了聶帥講話中的三層含義，你或許能明白他為何將科大的成立看作“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
上的一項重大事件”。

50 年後的今天，科大經曆過太多風霜雨雪，也創造出無數的輝煌業績，回首望去，聶帥為新生的科大勾畫出的辦學思路和特色，依然和現在的科大遙相呼應。科大人堅定不移
地實踐著老一輩革命家的辦學思想，今天仍然保持著鮮明的特色和旺盛的活力，以至於有教育界專家歎服：“這是一所獨特的、不能複製的大學。”你不得不佩服老一輩革命家的高瞻遠矚，也不能不為科大人五十年如一的不懈堅守而感動。

諾獎情結

中國科大成立初期，就提出不僅要為“兩彈一星”服務，也要爭取獲得諾貝爾獎。1958 年，教務長張新銘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說：“如果將來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能獲得諾貝爾獎，
或者出現一個像愛因斯坦式的人物，這就是我們科大培養的成果。”在1958 年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如此明白無誤地將諾貝爾獎視為一所大學的最高追求，似乎多少有些不合時宜。不過，這恰恰符合科大人的個性——科大人對政治狂潮總是顯得不那麽放在心上。
據韓榮典教授回憶，當時正是“大躍進”期間，幾乎所有高校都停課投入大煉鋼鐵和工農結合的運動中，所有人都在“發高燒”，有的學校部分專業甚至一兩年都不回校上課。
可郭沫若校長卻對黨委書記鬱文說：“鬱文呐，學生還是要上課的。”於是，科大隻停了三周，就恢複上課，這在全國可能是唯一的。1959 年上半年，社會上又掀起大搞技術革新運動，又有不少學校停課，而科大人卻一天課都沒停。老師的首要職責是上課，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道理再簡單不過，可很多人在實際中做不到。科大人在這些問題上“頭腦簡單”，就認這個“死理兒”，因為他們一直有一個夢想：希望有一天科大人能獲得諾貝爾獎。

一門心思教書育人，一門心思科研創新，樸素的科大人始終堅守著這樣的理想，創造出畢業生當選兩院院士比例最高的輝煌業績，而這更使不少人將獲得諾貝爾獎的希望寄托
在科大人的身上。原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先生就曾多次說：“我希望，在中國土地上，第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從科大培養出來的。”遺憾的是，50 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一位中國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這對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不大不
小的心病。科大人在期待著，所有中國人在期待著，期待著捅破窗戶紙的那激動人心的一天。

陳毅元帥的“後台論”

1960 年初，陳毅元帥在科大作報告時說：“我是搞外交的，你們是搞科學的。外交和科學是兩個行當，你們是我的後台。但是我這個外交部長底氣還不硬，人家不把我當回事。
如果我們手裏有了原子彈，我這個外交部長就硬氣了，希望同學們努力學習，把中國的尖端科學技術搞上去。”許多老科大人的回憶裏，都提到陳毅元帥的這場報告，更強調陳毅
元帥的“後台論”給當年熱血沸騰的年輕人帶來的鼓舞和震撼。當然，給科大人作報告的還有很多老一輩革命家，像聶榮臻、譚震林、何長工、羅瑞卿等等，科學家、英模人物、
藝術家等來校作報告的就更多了。這些報告，大到國際形勢和國家政策，小到英模事跡和治學之道，內容極其豐富，且少有後來那樣令人乏味的穿靴戴帽、官腔官調，在學生中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最為深遠的影響，無疑是塑造了科大人的價值觀。這兩年，筆者有幸參與了對部分老校友的采訪，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會說起同樣的三句話：“當年就是
衝著這些大師們來科大的”、“來科大就是想為兩彈一星作貢獻”、“報國、奉獻是我們一輩子的最高追求”。在科大網絡論壇瀚海星雲裏，有人曾將科大人劃分為六代人，並就這六代人的價值取向作了分析。其中“第零代”和“第一代”科大人是創建科大的那些科學大師和他們直接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早期畢業生，他們在精神上為科大奠定了“創新報國”的調子。他還預言，在二十一世紀的頭10 年，科大人將重新找回自己的愛國主義傳統。其實，科大人一直是牢記陳毅元帥“後台論”的，有著強烈的愛國心、報國誌、強國夢，隻是在市場經濟潮湧之下，有那麽一個時期，表現得不是十分突出而已。因此，科大人的愛國主義傳統並不需要“重新找回”，而是要在新的曆史時期進一步發揚光大。

“紅專並進”

1959 年9 月8 日，郭沫若校長在新學年開學典禮上說：“不紅不專的懶漢是不能容許的；隻專不紅或隻紅不專的人，也是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不紅則專不能深，不專則紅不能透，這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必須又紅又專，紅透專深，兩條腿走路，走到底。我們必須是兩條腿走路——紅專並進。”“紅專並進”是科大人的“為人、為師之要”和“治學、
治教之道”，寓意深廣。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對“何謂人才？”作過一番精彩評述，他將人分為四種：德才兼備謂之“聖人”，德才全無謂之“愚人”，德勝於才謂之“君子”，才勝於德謂之“小人”。他認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顯然，司馬光的“人才觀”與“紅專並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將“德才兼備”作為人才的最高境界。這一點，
陳毅元帥當年在科大作報告時，曾舉例說明。他說：“如果一個飛行員很‘專’，技術非常高，但是沒有政治方向，那他飛到天上可能就跑了；另一個飛行員的政治方向非常堅定，很‘紅’，但駕駛技術非常差，那他飛上天去很可能就被人打下來了。這兩個都不行，因此必須要‘又紅又專’。”物理學家錢三強先生也曾用“矢量論”來解釋“紅”
與“專”的關係。他說，“紅”與“專”好比物理學裏的“矢量”，“紅”代表方向，“專”代表矢量的長度，大家“合力”向前推進。不能不注意方向問題，如果方向搞反了，那是幫倒忙；也不能不注意長度的問題，如果隻“紅”不“專”，那麽即使方向對頭，貢獻也不大。所以，總的來說，應該提倡“又紅又專”。科大人肩負著科教報國的曆史重任，天然地將“紅專並進”作為自己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座右銘。也因此，這四
個字一入校訓，便再也無人能夠將它舍棄。

“理實交融”

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是科大的傳統辦學特色之一。1960 年2 月，學校召開科學研究工作報告會，提出科學研究不但不會影響基礎課教學質量的提高，恰恰相反，通過科學研究的
實踐，能夠提高教學質量，更重要的是，可使理論與實踐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中國科學院黨組在年初也指示科大，從一二年級開始，就要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雖沒有“研究型大學”一說，但科大顯然是一開始就按照研究型大學定位的，因為科大不僅要為國家培養尖端人才，還承擔著促進我國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學領域迅速趕上先進國家水平的重任。科大的“研究型”表現在兩個方麵：教師身兼教學、科
研兩重任務；學生在學習的同時開展科研訓練。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先生不僅親自授課，特別強調學生的基礎課訓練，還親身參與指導學生火箭研製小組的工作。火箭研製小
組的工作後來開展得有聲有色，不僅接到中央氣象局等單位的大批訂單，而且受到日本、前蘇聯等國的關注。這一傳統從建校開始延續至今。通過“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方式，科大的高年級學生得以大批量地進入科學院相關研究所開展科研實踐訓練；學校自身也通過設立大學生研究計劃等製度性安排，讓在校生早日進入老師的實驗室。這或許正是科大的畢業生更多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如果把“紅專並進”理解成世界觀的話，那麽“理實交融”便是科大人的方法論。科大校訓中的這“另一半”，同樣是科大品格的基石。

“所係結合”不能丟

1981 年9 月，時任中科院主席團執行主席、科大校長的嚴濟慈先生在聽取科大學生暑期訪問小組的工作匯報時說：“所係結合”不能丟，不執行所係結合的方針，科大可以不
辦了，或者交給教育部。每個係裏都應由專人負責，建立固定的聯係渠道，主動與所裏聯係。在北京時期，“所係結合”有著天然的便利條件，研究所專家上完課，書本一夾，就可以回到所裏做實驗，學生們在課餘、周末也能到研究所做實驗。科大遷到合肥後，時空
條件發生變化，還能不能繼續實行這一方針，有人產生懷疑。因此，在1981 年的10 月份，時任中科院秘書長的科大原黨委書記鬱文在全校大會上說：“要統一一下思想，這個總方針不能變，但在新形勢下，要有新內容、新做法。”科大的建校元勳們之所以對“所係結合”看得如此之重，是因為他們最有感觸，最有發言權。試想，從提出動議到正式開辦隻用了短短四個月時間，從正式開辦到躋身全國重點行列隻用了一年的時間，如果沒有“全員辦校、所係結合”的方針，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更為重要的是，“所係結合”是一種典型的研究型教育模式，它讓學生通過創新實踐，深切感悟到書本上不易領悟
的思維方法和科學思想，比知識傳授型教育更能有效地培養科技英才。當年02 係黃有莘副主任曾在係裏推行“拜師活動”，選拔一些尖子學生，提前到研究室對口拜師，說：“去聞聞科學的味也好”。與此同時，“所係結合”也從深層次上體現了社會公共資源配置必須遵循的共享、互補、高效原則，從而開創了在高起點上辦高水平大學的全新模式。
正因為如此，科大的後來者從來沒有放棄在新的時空環境條件下如何實行“所係結合”的思考和探索。2003 年以來，科大與中科院近百家研究院所簽署協議，實行全方位、多層
次、實質性的交流與合作，並逐漸探索出“全員辦校、校為全院，所係結合、互動雙贏”的新途徑、新機製、新模式，將“所係結合”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境界。“所係結合”無疑已經成為科大的最大特色和最深厚的傳統。

初速度與加速度

中科院院士吳奇先生說，在科大讀書時，老師說，科大學生需要的是加速，不需要初速。如果上很多專業課的話，初速度比較大，畢業後正好做這一行，上升就很快，但後勁
卻不大。而科大的專業課比較少，可能做某個行業時，起初覺得專業知識不夠，可因為基礎比較寬厚紮實，會很快趕上去。所以，我跟我的學生說，你們不是來學某個專業的，而
是通過這個專業來學習讀書的方法。要盡量把基礎打紮實，不要想這樣讀有沒有用。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是學一門糊口謀生的手藝，而是要訓練讀書方法和科學素養，訓練一種思維方法，使得今後可以做到厚積薄發，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對人的素質要求。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個觀點。曾有一個所謂的學術研究團體，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大學培養的高材生，畢業後改行比較多，是一種教育浪費。確確實實地說，這是一個荒謬的結論。誰都難以保證一個人畢業後找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做到老而不改變，也就是說，大學裏學到的知識，不可能夠吃一輩子的。人需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些知識主要是技術性的，而基礎理論知識，則往往要靠大學期間的積累，真的要等年紀大了，再去練“童子功”，為時晚矣。科大的畢業生裏，“背叛”本專業的人很多，在新的領域做出出色成就的也很多。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科大培養的寬厚紮實基礎，訓練的學習方法和思維方法，帶給學生的“加速度”，而非“初速度”。這也恰恰是令人一輩子受益的。舉個例子吧。張樹新女士被評為中國互聯網絡最有影
響的20 人之一，她1986 年畢業於科大的應用化學係。她曾“痛心疾首”地說，科大的功課很累，化學係的學生要上數學係的數學、物理係的物理。所以，當初離開科大時，她很
後悔上大學時沒有選擇北大。可10 年後，當她把化學元素周期表“還”給老師的時候，卻發現自己麵對任何事情，總是有非常清晰的邏輯判斷，而這正是紮實的數理基礎訓練出來的。於是，她說：非常感謝科大，這5 年對我的思維方法的形成十分關鍵。

學會質疑

楊振寧先生曾作過這樣的對比：中國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美國學生好得多，工作以後科研成果卻比美國學生少得多，主要是因為美國學生思維活躍，善於提出問題，而中國的教育則過多關注如何解答問題，不注重鼓勵學生提出問題，獨立思考。因此，楊振寧先生在訪問中國科大少年班時給少年大學生的一個忠告就是“學會質疑”。學起於思，思源於疑。這一點，恰恰是科大人與眾不同的地方。

科大從誕生起，就強調課堂學習與科研實際訓練相結合，讓學生在學習、實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有所創造的循環往複中，掌握學習方法，形成思維模式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期待交流、勇於交流、善於交流、享受交流，成為科大人的一種生存方式。正因如此，不少到科大進行學術交流的學者都有同樣的感覺：這裏的學生很活躍，喜歡追著提問，樂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斷一個問題，首先考慮的因素不是長官意誌、權威主張、書本意見，而是實事求是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有人形象地說，一個平時畏首畏尾的孩子，隻要到科大磨練一年，往往變得非常善辯，喜歡根據自己的獨立思考對別人的觀點提出各種質疑。當然，質疑不是目的，而是讓事情變得更加科學的一個途徑。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10 年來既沒有擴招，也沒有隨行就市搞綜合性、大而全，依然堅守著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強的發展定位。壓力當然很大，可為什麽要改變自己呢？改變自己的好處在哪裏？科大人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堅持自我。這樣一種習慣，就來源於“理實交融”的校風——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種批評質疑的思維，一種客觀理性的方法。

課堂上的“重型大炮”

1958 年開學不久，力學係係主任錢學森在全係大會上開心地說：我給大家請來了幾門“重型大炮”。錢先生所說的“重型大炮”是指他為係裏請來上基礎課的科學大師，講普
通物理的嚴濟慈、講高等數學的吳文俊……把“重型大炮”搬到課堂上給本科生講授基礎課，這事兒聽起來就挺奢侈的。可在當年的科大，這卻是再平常不過
的事。華羅庚、錢學森、郭永懷、趙忠堯、嚴濟慈、吳有訓、馬大猷、貝時璋、趙九章、錢臨照、楊承宗……這些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裏都赫赫有名的科學大師，全都站到了科大的講堂上，上基礎課、編寫教材、指導科研實踐，甚至連撰寫專業介紹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他們都親力親為，一絲不苟。大師們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錢學森先生說過：“為祖
國迅速地培養一批尖端科學的青年幹部，這是一項光榮的任務，再多白一些頭發又算什麽？”而著名化學家楊承宗先生回顧自己的人生時則說：“我一生隻做了兩件事，一是為原子彈煉出了所需要的鈾，還有就是在科大辦了一個化學專業。”足見在科大為國家培養高級科技人才，在老一輩科學家心中沉甸甸的分量。科大搬遷到合肥後，老一輩大師們大多留在了北京，但教授、名師上講堂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77 級學生孔祥鵬回憶吳杭生先生時說：吳先生腿有毛病，站著講課很吃力。可是他講課從不坐著，側身靠在黑板上，一堂課下來，滿身沾著粉筆灰。即便這樣，課間休息時，他還很熱情、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他喜歡學生提問，沒有人提問題，他便不高興，說大家不在認真地看書。
有數據表明，時至今日，科大給本科生上課的教授比例仍然很高。這在許多高校是不可想象的。校黨委書記郭傳傑曾說，育人是大學存在的依據，一個人能否成為大師，不但要看他在學術上是否做出突出貢獻，還要看他是否培養出好的甚至是超過自己的學生。這句話，顯然是科大人的共識，道出了科大之所以能夠傳承教授名師給本科生上基礎課這一傳統的原因之一。

“通宵教室”

二十世紀80 年代，科大圖書館自習室每晚10 點要閉館。這時候同學們的去處就是“通宵教室”。當時一教大樓的幾個教室，晚上都不鎖門，“夜貓子”們可以在那裏用功。後
來圖書館東頭的一間自習室，也專門騰出來作通宵教室。當“夜貓子”們半夜一兩點上完自習要回宿舍時，早起的“百靈鳥”們又來學習了。這樣一來，這些教室的燈火是徹夜不
滅。科大的“通宵教室”很著名，但那並非二十世紀80 年代的特產，科大在北京的時候就有了。“不要命的上科大”流傳甚廣，但那也並非源自80 年代，而是在北京的時候就很著名。比較完整的說法是：“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大意是講，當時考上清華的多是工農子弟，隻知埋頭苦讀，穿衣戴帽不拘小節；進北大讀書的幹部子女居多，經常衣著光鮮參加社會活動；而科大，則以功課的“重、緊、深”著名，學風好，學生玩命學習，所以被兄弟院校的同學稱作“拚命三郎”。科大學生玩命到什麽地步，從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來。老校友們回憶中常常提起，當年參加天安門國慶遊行時，要
辨識科大的隊伍很容易，哪個隊伍穿得最土、一停下來就看書，肯定是科大的。我曾經想過，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科大這種“不要命”的精神是從哪裏來的呢？思之再三，可能有這麽幾點：一是時代賦予的報國熱情；二是大師傳承的科學精神；三是課程帶來的學業壓力；四是集體造就的拚搏氛圍。這四點，歸結到一點，就是科大給學生帶來了學習上的無窮動力，使得他們能夠在一種良好的集體氛圍中，心無旁騖地將學習擺在第一位，而且能夠將這種氛圍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1983 年3 月，物理係80 級學生裴儀進在丁肇中先生挑選研究生考試中獲得總分第一的好成績。校刊記者在采訪報道中稱其生活方式為四點一線，即成天穿梭於教室、宿舍、食堂和圖書館之間，如“蜂一樣的勤勉，牛一樣的堅韌。”這其實是科大學子的基本形象。即便是現在，市場經濟的大潮早將高校的學風衝擊得七零八落，但科大依然如故。以至於有社會賢達之士感慨地說：“中國之大，也許隻有科大還容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話講得有些沉重，也未必符合實際。可科大人的勤奮與刻苦，卻沒有絲毫的虛假。

愛生傳統

60 級校友陳顒回憶說：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傅承義老師親自指導的。傅老師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他告訴我，有一篇關於該題目的經典德文文獻很值得一讀。我說不懂德語，
傅老師聽後看了我一眼，一言未發。過後的星期五，我向傅老師匯報完論文完成情況後，傅老師拿出了一個硬皮筆記本，上麵整整齊齊地寫滿了英文。原來，他將這厚厚的72 頁德文文獻完整地翻譯了出來。傅老師說：“時間太緊，我隻把這篇文獻從德文譯成了英文，你拿去看吧！”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陳顒先生說，那一刻他一句話都
說不出來，隻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傅老師的辦公室。他說，這件事影響了他一輩子。
科大是有愛生傳統的。學生不僅學業上得到老師的悉心教誨，生活上也受到學校無微不至的關懷。在北京的時候，郭沫若校長給春節不回家的學生發壓歲錢，用稿費給困難學
生買過冬衣被；錢學森先生用稿酬給學生買計算尺等學習用具。到合肥後，學校籌資為學生宿舍安裝暖氣，有的教師不理解，認為應該先給教師宿舍裝暖氣。學校說服他們的理由
就是：“家裏窮，有錢可以買點好東西的時候，你是自己吃還是先給孩子吃？當然是先給孩子吃。在學校，學生就是我們的孩子。”結果，學生宿舍最先裝上了暖氣。愛生如子，愛生勝子。這話在科大許多老師那裏並非虛言。2004 年，生命科學學院畢業生李雙舟被確診為“急性粒單白血病”，施蘊渝院士以個人名義向上海、雲南的數家大企業去函，尋求捐助。在知道李雙舟即將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之後，施老師又為他送來了一萬元錢。讀校史上的這些名師的故事，你會時時被感動。什麽叫大師，什麽叫大愛？我想，即便教室再破舊、條件再艱苦，校園裏隻要有這樣一顆顆聖潔的靈魂在，那也該毫無慚色地稱之為堂堂學府了吧。

教授燒磚

1971 年3 月，科大在東區加速器小樓現在的地方建了個製磚廠，自己燒磚蓋樓，迄今還在使用的化學樓用的就是這個磚廠裏燒製的磚。參加燒磚的有陳希孺（後當選中科院院
士）、錢大同（後來成為科大教授）、黃茂光（科大力學係教授）、朱兆祥（力學係教授，寧波大學首任校長）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對科大人來說，是有傳統
的。在北京建校初期，就有很多師生參加過平整操場、修建大樓等建校勞動。到合肥後，條件之艱苦絲毫不亞於北京時期。原來的合肥師範學院是個文科學校，除了幾棟教學樓和
學生宿舍外，一無所有，缺乏理工科專業所必需的實驗室等基本條件，所以，師生們隻好自己動手，從頭建設。據校史記載，1972 年至1976 年前後5 年的時間裏，科大師生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了九幢職工宿舍樓，還建起了低速風洞實驗室、高速風洞實驗室、壓氣機房、計算機冷凍房、低溫液氮車間、鈑金焊接熱處理廠房、合成橡膠廠房、矽冶煉廠房、玻璃加工廠房、變電站、危險品倉庫、化學實驗室、力學實驗室、普通實驗室、加速器實驗室、圖書館書庫、教研小樓、低溫車間、地震台等基礎設施。遷址重建的艱辛曆程，讓科大人懂得了，沒有什麽困難能夠阻擋科大人前進的步伐，即便條件再差、環境再惡劣，
隻要心中有夢，理想不滅，就一定能夠自強不息、再創輝煌。

“不怕工農兵學員造反”

1972 年開始，全國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據阮耀鍾教授回憶，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看到工農兵學員在看英文專業參考書，知道科大對工農兵學員的教育抓得很緊，
曾奇怪地問：“難道你們不怕工農兵學員造反？”當時，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定位是“上、管、改”，也就是說上大學的是來管理大學，改造知識分子“臭老九”的，
科大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例外。不過，校方卻不理這一套，堅持認為老師的職責是好好教書，學生的任務是好好學習，對工農兵學員照樣嚴格要求和認真教育，派出最好的老師給他們上課。由於工農兵學員文化水平差異很大，有的甚至連初中的課程都沒有學過，老師們便將他們區分開來，有的補習初高中課程，有的上大學課程，絲毫也不懈怠。這樣做，一段時間裏遭到工農兵學員的抵製，可老師們仍然我行我素，教室裏哪怕隻有一個人，課也照上。結果，工農兵學員慢慢習慣並接受了，學習也認真起來。這批工農兵學員裏後來有不少在學術上取得很高的造詣，有的還當選了中國科學院院士。我曾想，科大的文化中似乎天然地擁有一種消解“政治狂躁症”的因子，所以曆次運動在科大所造成的衝擊和“深遠”影響，對正常教學科研秩序的破壞程度，都要較其他大學小得多。看來，正是崇尚科學的誌趣、恪守教書育人的本分，成就了科大人質樸自然的秉性。

民主傳統

劉達同誌在科大任黨委書記的時候，堅持住在一間不到20 平方米的集體宿舍裏，一直住到調離科大。他的宿舍大門始終朝著全校師生員工敞開著，教授、專家、一般教員、實
驗員、學生，乃至工人、炊事員，都可暢通無阻地登門反映情況。民主的前提是沒有特權，任何存在特權行為的地方都談不上民主二字。科大的領導層和管理層，曆來主動遠離特權，將自己定位在為教學科研一線服務上，官本位在科大是沒有市場的。劉達、錢誌道、錢臨照等，正是他們中的楷模。據說，某係總支書記曾接到一個電話，說要找某某書記，他很奇怪，回答說：我們這裏沒有某某書記。後來才意識到，這個電話其實是找自己的。這樣的例子很多。因為在科大，“老師”是最受歡迎的稱呼，叫某人職務反而讓人感到別扭。科大的學術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用學術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也因而成為一種通用的範式。行政管理中的決策與實施，也深深地打上了民主的烙印。不僅學科建設、教學改革、科學研究、資源配置等重要工作，要充分尊重學術委員會等學術組織的意見，即便行政管理中的日常事務，也充分公開，聽取各方意見。

從1985 年開始的教職工代表大會中，有一個特別的議程：代表質詢。就是讓教職工代表和校領導或部處負責人麵對麵公開交流，有問必答。提問者往往一針見血，火藥味十
足，被質詢對象則需要認真麵對，坦誠回答。科大人並不是刻意製造幹群對立情緒，其實要的就是這個認真勁兒，要的就是這個開誠布公的氛圍。問題擺在桌上，醜話說在當麵，沒有誰壓製你，也沒有誰打擊報複，公道自在人心，權威來自公正。這樣一種氛圍中，民主的意識深入人心，自然就是順理成章了。

來源：《科學新聞》 (2008 年 12 月 第2 期 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