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七日是庚午蛇年的大年初一，也是我來到澳洲迎來的第一個春節。清晨，幾縷陽光從窗戶的一角爬了進來，好像是專來給我們拜大年似的。房間裏所有的人都起得很早。吃過了早餐，李祁先來到我們這裏，他住在我們臨近的一條街上，今天我們相約一起去市內觀光遊玩。
小時候過年，我總愛穿新衣服，長大成人之後，這種習俗已不再堅持，但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出門前，我把箱子裏的衣服都翻了個遍，看看自己穿哪套衣服較為合適，一番比較之後，最後還是決定穿較為寬鬆休閑的衣服，上身一件鵝黃色的布襯衣，配上一條灰色的卡其西褲，腳登一雙白色的運動鞋。其實房間裏並不隻有我一個人這般的鄭重其事，其他室友也是如此，特別是女孩子們更是在穿衣鏡前顧盼生姿，磨蹭良久。所以等她們一起出門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需要足夠多的耐心。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大年初一，我們這裏沒有新舊桃符的門神可以換，唯有脫掉平日裏這身上學打工穿的舊衣服，換上一套新衣服，以一番新的麵貌示人，同樣可以達到除舊布新的效果。我們這些在艱難困苦中奔波生活的人，好像很看重這所謂的＂新麵貌＂，因為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這樣的信條。好的開始固然很重要，到底能不能與成功劃等號，我不敢說。
屋外陽光明媚，氣溫和暖。我看了一下手表，欣慰的覺得出門的時間總算並不太晚。我們坐上一列駛往市中心的火車。列車飛快地奔馳著，隆隆聲不絕於耳，窗外是飛掠而過的美麗景致，可惜卻吸引不了我們的目光，大家似乎對彼此的衣著打扮更感興趣。
李祁先是打趣地說：＂今天我們才算是真正有了點‘人樣’。＂
孫小玲點頭稱是，說道：＂總算可以揚眉吐氣出彩一回了，出國前，我們這些人不都是體體麵麵的生活，從沒有邋裏邋遢的樣子示過人。來了這裏一個月，人好像被脫去了一層皮（愛麵子），現在衣著寒酸的去見人，也不覺得是件羞愧丟人的事情。＂孫小玲說話總是快人快語，一針見血，從不掩飾自己的想法。
＂還是多拍幾張照片寄回家，讓他們鑒別一下我們這身衣服到底是‘土’還是‘洋’＂，我在一旁插話道，其實我是渴望多照些相片，才說出這麽不著邊際的話。
張惠萍看了一眼大家，說：＂今天大家的穿著打扮才像個真正的上海人。＂
＂難道我們不打扮就不是個上海人了？＂孫小玲急忙爭辨道
李祁插話道：＂此話沒錯。＂然後指著張惠萍說：＂今天唐人街人潮湧動，你幫我們鑒別一下哪些人是上海人，哪些又不是。＂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穿什麽樣的衣服才像個上海人？似乎沒什麽固定的標準，＂像＂與＂不像＂主要體現在人的精神特質上，而且這種特有的＂味道＂隻有上海人才能心領神會。我們從新年的穿衣打扮，說到我們上海人的生活，再說到上海人是怎樣過年……大家對盤桓在美好記憶中的上海總是那麽的津津樂道。
到了中央火車站，我們先去了悉尼唐人街。大年初一的唐人街熱鬧非凡，一條近百米的南北街道，擠滿了喜氣洋洋過節的民眾，街道二旁的店鋪門前到處張燈結彩，一派節日的歡樂氣氛。一家餐廳的門口圍著很多人，鑼鼓喧天，歡呼雀躍的聲音從人群中傳來，人們正興致勃勃地圍觀舞龍和舞獅表演，我們也興奮的擠進了人群，這樣熱鬧喜慶的表演我們在上海可從未見過。我們幾個人像孩子似的一路尾隨著看表演，沉浸在歡天喜地的快樂之中。
出了唐人街，我們又去一趟麥當勞餐廳，吃了一頓別樣的新年＂大餐＂，其實寒酸得我還是點了一份炸薯條。然後我們又去了環型碼頭、悉尼歌劇院、皇家植物園，這些熱門景點都是留學生喜歡遊玩的地方。雖然今天是中國的農曆新年，但那裏的一切還是如平常那樣，絲毫沒有春節的氛圍，這個節日對我們中國人有特別的意義，對西人來說未必如此，他們還是同往常一樣衣著隨便，神情自在，悠閑自得地享受燦爛的陽光，夏日的海風，還有民安物阜，祥和平安的生活。哪像我們個個衣冠整齊，一臉喜上眉梢的神情，還前呼後擁地大聲說話，拍照留影，活脫脫像個異邦來的遊客。
年初二是個星期天，房東Peter請了一天的假，這樣我們房間裏的室友們可以非常難得的湊在一起。前幾天Peter把他春節聚餐的想法告訴我們，大家都覺得這個主意很不錯，一致表示讚同。初二的中午，我們這裏要舉行一個大聚餐，每個人都得準備一個菜，再拿出十塊澳元作為購買熟食和啤酒的資金，還可以邀請自己的好友一同加入。節前我曾致電給陸元昌，邀他過來與我們一起共度佳節，但他有工要做，不克前來。參加聚餐的有我們房間所有的人，另加我們的＂編外＂室友，共計十多個人，大家聚在一起非常熱鬧，推杯換盞，喜氣洋洋，來到澳洲，還是第一次參加這麽喜慶的聚會。我們坐在一起邊吃邊聊，話題大多集中在從前上海過年的一些奇聞趣事上，還有負笈留學，遠離故土的辛酸經曆，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向往。除了聊不完的話題，準備的菜肴也非常豐富，而且還特別的好吃，尤其是港式烤鴨、叉燒、脆皮燒肉、澳洲啤酒，都是我從未吃過的東西。這麽愉快的春節聚餐，至今想起還令人難以忘懷。
過完了春節，我來澳洲已有整整一個月了，在這段時間裏，我接到妻寄來的四封家信，信中有思念，有回憶，有囑托，也有些埋怨的話。在最近的一封信裏，妻寫道：＂出國前幾天，你是那麽的意氣奮發，整天忙著在外麵應酬，有道不完的別，又有赴不完的宴席，你對別人總是有求必應，唯獨忽略了我的存在，我多麽希望你能勻出點時間來陪陪我和女兒，哪怕隻有半天的時間也好。但你無動於衷，看到你快樂的忙進忙出，我隻能暗自落淚，把這些小小的願望統統藏在心裏。今天我講給你聽這些，並沒有責怪的意思，隻是想告訴你，我當時憂傷的感受。＂
妻的來信像一根鋼針刺痛了我的心，信中提及的一幕幕情景，重複不斷的在我腦海裏浮現，多麽孤單的背影，多麽熟悉的眼淚，多麽刺耳的幽怨，妻的來信觸碰到我最不堪回首的記憶。在我小的時候，也常常看到外婆背對著我們，一個人暗自流淚，當我懂事之後，每當我看到外婆憂傷的臉上掛著淚珠，我會用自己的小手幫外婆擦試著眼淚，還不停的搖撼外婆，說：＂外婆不要哭。＂其實我自己也是噙著淚來安慰她。那時候我什麽都不懂，不明白外婆為什麽老是偷偷的垂淚，直到長大成人才真正明白其中的真相。外公是國民黨軍政要員，一九四九年，他先去了台灣，本來外婆一同前往，但親情難以割舍，大舅久病不愈（肺結核病），行動不便，住在上海江灣澄衷療養院，他當時任國防部史政局圖書館上校副館長。那時媽媽還小，她和三姨媽、小舅、小姨都還在上海念書，這麽大一家人要搬去台灣談何容易。外婆這一觀望拖延竟變成了與外公的天人永隔。一九六三年外公在台灣去世，安葬在台北的陽明山國家烈士公墓。外婆那時才50多歲。我們全家人沒有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訴給外婆，都想讓她老人家能夠帶著那份期待，那份眷戀走完崎嶇的人生路。誰能忍心在她魂牽夢繞40多年的等待中，硬生生的去戳破她用美夢編織成的幻想，雖然這種夢想已經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家庭是她們那個動蕩年代女人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也是她們一曲曲的人生悲歌。所以我從小就怕見到女人垂淚的樣子，尤其是自己心愛的女人，如今看到妻難過落淚的樣子，我實在是於心不忍。
我天天都盼望著妻的來信，即使來信中有再多的怨言我也願意讀。每天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問室友：＂今天有沒有我的來信？＂有妻的來信，我會覺得很開心，反之則會悶悶不樂，做什麽事都興致索然，妻的來信成了我日常最大的盼望。周末，郵差們休息，也斷了盼望來信的念想，但我還是能找到一些舒解情感的方法，一個人呆坐在陽台上，寫信，回憶，沉思，讀書。還不時的重溫過去妻和好友們的來信，喜歡聆聽童安格的《大約在冬季》那首歌，不知怎的，每次聽他那富有情感的歌聲，總能讓我情不自勝，淚流滿麵。
輕輕的我將離開你
請將眼角的淚拭去
漫漫長夜裏未來日子裏
親愛的你別為我哭泣
前方的路雖然太淒迷
請在笑容裏為我祝福
雖然迎著風雖然下著雨
我在風雨之中念著你
沒有你的日子裏
我會更加珍惜自己
沒有我的歲月裏
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問我何時歸故裏
我也輕聲地問自己
不是在此時不知在何時
我想大約會是在冬季
我們會不會重逢在漫天飛雪的冬季？我一直在心裏自問，但卻無言自答，因為從走出國門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己的命運與妻緊緊的連在了一起。妻是個賢妻良母型的傳統女性，心靈手巧，善良大度，勤儉持家，在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她的天，女兒是她的地，在＂天＂與＂地＂之間唯獨沒有她自己。她的為人處世不同於新時代的女性，倒更像是早於她半個世紀出生的傳統女性。她好靜，在靜中透著閑雅溫柔的魅力。她不愛交際，交際也僅限與同性之間的來往。她喜歡素淡質樸，而質樸裏卻透露出對時尚的追求。她以誠待人，對人對事從不說三道四，飛短流長。結婚之後，她買菜，做飯，洗衣，清潔，裏裏外外樣樣做的盡善盡美，女兒體弱多病，她便請長假細心照料，相對於職場，她更樂於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小家庭。我拿到簽證之後，她更是忙上忙下的為我置辦出國的服裝和生活用品，淮海西路、南京東路、四川中路、華亭路服裝市場……不知消磨了她多少寶貴的時光，連我出國的行李打包和著裝要求她都細細過問，決不馬虎。
最近妻的煩心事又多出了一樁，上幾次我寫給她的信裏，曾大鬧起情緒，吵著想要早點回國。妻知道我的性格軟弱，遇事總是先打退堂鼓，緣故是我從小就吃不起苦，少有堅韌不拔的勇氣。所以她馬上寫來了一封長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要我斷了此等荒唐的念頭。她在信中說道：＂你現在不在我身畔，但你的愛沒有一刻離開過我。其實我對你的情感也是如此，’夜闌人靜月光明，倚窗望月遙相思。’如果你讓我失望，做了一個不戰而退的‘逃兵’（回國），那麽我們共同的誌向就會出現裂痕，長此以往，很有可能走入‘誌趣各異情不投，朝夕相處意難合。’的死胡同。＂妻的話雖嚴厲，但出發點是為了慰勵我，鞭策我，要我迎難而上，她堅信這道難關別人能過，我一定也能闖過去。
出國前，我與妻有個約定，我每個星期寫一封家信，每二個星期打一次國際長途電話回家。書寫家信的壓力相對比較小，國際長途電話就不太一樣，悉尼和上海的通話費率是2.10澳元/分鍾，通話時間的長短不大好拿捏，電話講的太短，有點意猶未盡，隔靴搔癢的感覺。講的太多，電話費貴的嚇人，一通電話的費用甚至等同於我一周的生活費，以我目前的狀況，這樣的開支有點高的離譜，但又不能忍著不打，我寧願生活上節衣縮食，也不願忍受思念所帶來的心靈煎熬。
二月十四日是西方情人節，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手捧鮮花的男子匆忙趕路的樣子，心裏好生羨慕。我不住的問自己，我有什麽樣的禮物送給遠方的妻子呢？還是破個例，回去打個國際長途電話回家（前幾天剛打過），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妻應該會體諒我的心情。然而事不湊巧，妻竟然不在家裏。她去了張惠萍在上海虹口安慶東路的家，因為張惠萍的一個同學蔣惠玲月底前要來這裏讀書，所以我請她幫我帶個飯盒，妻正是為這事去了張家，她買了一個嶄新的不鏽鋼飯盒，飯盒裏還塞了一封信和一包臘肉香腸，當然香腸在入悉尼海關的時給沒收了，還好並未有進一步的罰款。雖然丟了一包香腸，但我心裏還是很感激妻的，她做任何事情都為了我，細心周到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