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跳出“集權”思維,嚐試“兩權共享”——我的政治改革思路》刊出後,許多網友不斷提出質疑,在此,我表示感謝,同時繼續答複如下(有的網友提出不止一個質疑,我就把它們拆分開,分別答複):
網友:你用企業行為來比喻政黨行為未免有點邏輯錯亂,基本沒有可比性。即便如此,順著你的邏輯進一步思考,企業追逐利潤,政黨維護權力,但是企業如果產品或服務消費者不喜歡,可以用購買力投票,讓你股票下跌,甚至生存艱難或倒閉;對於一個不為民服務的政黨,如何讓民眾去維護其執政合法性呢?本來這麽簡單一個類別,就顯然分出邏輯對錯,你選擇性比較兩者的願望或目的,卻忘記了決定其目的是否可以實現的重要因素而不加說明。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答案絕不是要遷就那個過分的目的,而是民眾應當如何拋棄這個氣數已盡的政黨。這顯然與你的提議初衷大相徑庭,因為思考出發點截然不同,關注角度是政權自己而不是載覆舟的民眾。所以說,這個提議對於執政黨並不開心,對於民眾就是背叛。
答:在中國漫長的幾千年的曆史上,民眾曾無數次地揭竿而起,拋棄氣數已盡的執政者,但結果如何呢?我們如果依然把注意力和關注的角度放在“載覆舟的民眾”身上,那我們就依然會犯同樣的錯誤。拿企業來說,如果它騙了你,賣給了你有害的產品,你是可以用腳投票的:下次不再買它的產品。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在這個社會上還有其他的同類企業。但我們知道,在一個國家中,隻有一個政府,沒有第二家;因此你無法用低成本的用腳投票來躲開這個政府。怎麽辦呢?一個辦法是起義,推翻政府,用暴力剝奪政府的權力;另一個辦法是給政府提建議,讓他們改變做法,同時讓他們繼續擁有權力。哪個成本低呢?哪個可以擺脫改朝換代的曆史循環呢?依然打個比方:如果一個企業想靠偷工減料來增加利潤,那麽你就應該對它說,想增加利潤本身沒有錯,但不能靠偷工減料,因為那樣最終會使你徹底喪失利潤。如果一個政府想靠集權來維護自己的權力,你就應該對它說,維護權力本身沒有錯,但不能靠過度集權。隻有分一部分權力給你的下屬,反而能讓你更持久地擁有權力。
網友:博主的執著與尊重各位參與討論的精神令人敬佩。其實我並非對你的“共享”理解有誤,我用極大段論述想表明的正是獨裁體製對權力共享的排斥,這在毛極其左右連自己的生死患難和對這個黨成功有天大功勞的戰友,同誌,甚至恩人都無法容忍,包括“改革開放”後的那些“功臣”們,到了今天弱主執政,訴諸強權,強調要歸於一尊,不妄議政治,絕對一個聲音形勢下,你覺得與平級或下級權力“共享”比實行憲政更容易嗎?
答:首先,奪取政權後出現的亂殺功臣或功臣之間互殺,是集權體製決定的,和個人品質關係不大;實行兩權共享後,這種現象自然會消失。其次,曆史證明,“與平級或下級權力‘共享’比實行憲政更容易”。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和地方實行財政包幹製(過去是完全的統收統支製度),就是上級中央和下級地方的一種權力共享;強調“黨政分開”時,本質上也是一種中樞(黨)和部門(政府)之間的一種權力共享,等等。至於實行了一二十年的村民自治,甚至是一個權力由村民獨享(至少理論上如此)的實驗。這些,現在的執政黨都實行過或試驗過,說明他們可以接受其內部的權力共享啊(但他們絕不會接受多黨製的“輪流坐莊”)。隻是這些他們實驗過的權力共享,方式方法搞錯了,變成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而“兩權分解,三方共享”,則是一個正確的權力共享方式,一個既可以即保持活力,又避免僵化的方式。
網友:其實中國的問題從來不能改良(否則暴力革命也不會發生),革命也不再適用,問題也不在於實行這種那種理念與體製,而在於思維與邏輯上改革開放。真理早已不在手中,也不知道何為真理,因為沒有真實,一個沒有真實而上下左右人人都在欺騙別人同時欺騙自己的社會,你覺得能分享出真理來嗎?
答:在壞的體製下,沒有真話,自然也沒有真理。但體製一變,真話會自然出現(這就像農村責任田一分,種田的積極性立刻出現一樣)。試想,如果一個省長的任免不完全由中央決定,這個省長自然就會敢說真話了。他若再說中央愛聽的假話,他的下級們和平級的其他省長們就會投反對票了。總之,隻要找到好的改良方案,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事邏輯就會立刻改變。(曆史上的秦國士兵並非天然弑殺、天然勇敢,而是軍功爵製促成的。現在的各級幹部愛說假話,非本性使然,而是過度集權製造成的。)
網友:奴才本色,太監思維。沒了皇帝,太監沒法活,也想象著人民都沒法活。其實,皇帝死了,人民照樣活,而且活得更好。
答:兩千年的曆史事實是:碰上一個好點的皇帝,人民確實可以活得好一點;碰上一個壞皇帝,人民就會受苦受難;若不幸生活在整個官僚體係都腐爛了的社會,則無論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人民都要受苦受難。
網友:一黨獨裁是封建社會的老路 ,肯定走不通,最終就是暴力推翻,不要再走了。
答:我的方案不是“獨裁”(中樞集權+中央集權),而是“兩權分解,三方共享。”
網友:應該被說服的不是海外網友,而是共產黨。中共所以不搞政改,是因為早改早死亡,不改還可以挺下去。否則的話,為什麽要全黨讀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他們會喜歡托克維爾嗎?中國的海外溫和派多著呢,像李澤厚、劉再複這樣一直保持與民運的距離的學者,國內的胡星鬥,都有著很好的思考與建議。共產黨能夠容得下他們的一個字嗎?聽得進他們一句話嗎?即使我個人,我對海外民運的的警惕甚至遠遠大於共產黨。中國人與法國人在曆史上的形態太接近了,民主的多數人的暴力恐怕與共產黨相距沒有多遠吧?盡管目前中國公開力主民主的人還是少數的情況。中國隻有當統治者是專製者,然而決心自己將是最後一位統治者時,國家才會有希望。像蔣經國那樣。我一直在思考,誰來為共產黨唱挽歌?也許隻有我這樣的人吧?中國政治改革,原本就是一個極端複雜、小心謹慎的問題,而且需要大智慧的人。因為這是一場對西方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國的海外學者,都明確懂得,中國的民主走的絕對不是與西方民主完全相同的路。中國的未來文化走向也絕對不是全盤西化。餘英時、李澤厚、以及前不久剛剛去世的王康都肯定中國要走自己的路。他們從來都不主張所謂“全盤西化”。中共也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去看看《共產黨宣言》就知道了,馬克思是從自由為起點,最終要實現自由的。自由是他的永恒的主題。他的錯誤是企圖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一自由過程。共產黨的黨文化,它的組織機構與組織紀律,它的整體政治結構,哪裏允許絲毫的自由?一句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紀律錯誤,在這個原則下,慘死了多少共產黨內的冤魂,就不要再談給全體中國人民造成的一次次災難了。結論還是那句話,去說服共產黨吧。
答:不錯,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包括現在的執政黨內部),都有許多溫和的學者和官員,他們也都反對全盤西化,要走中國自己的路。可問題在於,就我目前所知,他們任何人都沒有提出過一個現實可行的政治改革方案(若我孤陋寡聞,你可以舉出幾個具體方案例子,我願意上網去搜)。所有這些人提出的方案,或者空泛,如“開放言論”“加強法製”;或者無法實施,如“司法獨立”“輿論監督”。就拿學者們提出的、共產黨采納的“村幹部直選”來說,實際效果如何呢?現在恐怕所有人(包括村民在內)都認為是一場失敗吧?(失敗的真正原因我會專文論述。)既然“村直選”都慘敗,誰還敢搞“鄉直選”“縣直選”?共產黨的中央機關自身也在探索,當然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我在中央兩個廳級單位中親眼目睹過改革,一次是自薦直選中層(處級)幹部(1990年代);一次是自薦半直選(群眾投票和上級投票各占50%)中層幹部(2010年代)。兩次改革結果均是災難:內部惡鬥,一地雞毛。正是目睹了這些,我才認真研究改革的路徑,提出了“兩權分解,三方共享”、異地(異部門)自薦的方案。現在我之所以在海外網站提出“兩權共享”的方案,原因在於:共產黨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它也是非黨人士變來的;中層幹部也是基層幹部變來的……我相信,海外的學子們有一些將來是會回國的,其中又有一些是會從政的,更有少數是有可能擔任領導職務的(哪怕隻是縣級、市級),那麽,我的方案如果他認為有一定的道理,他將來就會(在他的轄區內)試驗。我現在最希望的是有人能認真提出這個方案的缺失不足之處,然後咱們大家一起來完善它,等將來有了實踐的機會時,它能一舉成功。謝謝各位了!
網友:上書給習主席試試看,立馬被“分裂中央”。
答:“兩權共享”方案完全可以先在省、市、縣任一個層次實行,和中央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可以瞞著中央。我過去目睹的改革,連部級領導都不知道)。
網友:有益的思考。可惜即使首先實行“兩權共享”的方案也是現在當權者決不能接受的。
答:1、那我們就耐心地等待下一屆、下下屆的執政者吧。我們隻能做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但當曆史機遇出現的時候,若我們沒有準備好合適的改革方案,那麽,責任就在我們自己了。2、根據曆史的經驗,中國總是在集權和分權之間來回搖擺。現在又進入了一個集權時期。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就會又進入一個分權時期:那時,就需要我們提供一個可行的分權方案:兩權分解,三方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