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會見尼克鬆總統
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西方主導的全球體係中摸爬滾打,在學習過程中沒有迷失自己,沒有放棄對最先進技術的追求,依靠獨特的把管理和規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產業政策,後來居上,開發出電動車等一係列領先世界的技術和產品,獲得了豐碩成果,標誌著中國走出了一條成功趕超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路子。
反觀蘇聯,由於領導人缺乏敏感和遠見,長期處於落後的經濟模式而不自知,導致最終解體的結果。對比中國的成功經驗,蘇聯的失敗首先是領導力的失敗。如果要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斯大林無疑要擔負首要責任。他製定執行的嚴苛死板的計劃經濟體製抑製了基層的積極性。繼任的幾任領導人也難辭其咎,他們都沒有能夠打破計劃經濟的桎梏,更糟糕的是出了赫魯曉夫這種自己不思改變,反而對探索不同道路的中國妄加幹涉,甚至用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來脅迫中國就範,驕橫昏聵,搞砸了蘇聯的經濟,也搞砸了中蘇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下結論,蘇聯的失敗主要是計劃經濟體製相對於西方市場經濟體製的失敗。計劃經濟體製排除了競爭,導致效率低下。蘇聯軍工、航天等部門因為與美國競爭成為蘇聯技術發展的亮點,而整個民用經濟卻因為實行計劃經濟而乏善可陳。蘇聯之所以排斥市場因素,可能與沙俄曆史上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展有關。沙俄從封建農奴製進入資本主義,還未發展起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崩潰,從未嚐到過市場經濟成功的滋味,加上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把西方的市場經濟視為腐朽沒落的經濟體製加以摒棄,把計劃經濟當作趕超西方的捷徑,在一條死胡同裏踉蹌掙紮,直至栽倒。
毛澤東沒有迷信蘇聯的意識形態教條,他敏銳地察覺到蘇聯體製的問題,運用他的政治天才,巧妙地與蘇聯分道揚鑣,擺脫了蘇聯模式的羈絆,使中國避免了蘇聯的命運,打開了與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交往的大門。他在這一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意誌和智慧,在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毛澤東的繼任者也沒有迷信美國的意識形態教條,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瞄準世界先進技術和產業,不懈探索,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創造出技術和經濟快速趕超西方的發展奇跡!
蘇聯的失敗,使俄羅斯失去了創建自我發展模式的自信,三十年來跟在歐美所謂的自由主義模式後麵亦步亦趨,經濟難有起色。俄羅斯又失去了30年的發展良機。
美國精英層對中國模式的反應則顯得非常敏感且極富戲劇性。2015年,《中國製造2025》一經頒布,就受到美國政經界的關注,很快就達成一致意見:這是對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挑戰和威脅。
特朗普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以《中國製造2025》為目標,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用美國時任商務部長羅斯的話:《中國製造2025》是對美國的“直接威脅”。時任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更是直言:加征關稅毫無疑問將直指《中國製造2025》。川普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就是從中國的高科技產品開始,然後是中端技術產品,最後剩下未加稅的是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加掩飾地露出要把中國鎖定在低端產業的用心。
去年4月,香港《南華早報》通過官方數據以及其他權威數據,對《中國製造2025》的進展進行了梳理,發現規劃涵蓋的10個關鍵領域裏的200多個目標已實現了86%以上,其中包括5G及通訊設備、集成電路、操作係統、工業軟件、智能製造、航空航天等。尤其是電動車、可再生能源等一些項目遠遠超過了規劃所定的目標。
在川普和拜登兩屆美國政府動用關稅和聯合盟國的製裁打壓下,86%的完成度已足以證明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失敗,製裁打壓的無效。考慮到離規劃完成的2025年底還有10個月時間,屆時規劃的完成度還將提高。
2021年,拜登繼任總統,見貿易戰效果不彰,馬上著手製定了三個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芯片法案》和《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這三個法案的實質都是用政府資金去投資、補貼新能源、芯片製造等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總金額達到2.2萬億美元,可以看作是美國版的產業政策。美國想要拿回曾經屬於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也要動用產業政策的手段。三個法案在國會迅速通過,說明一向指責中國產業政策的美國政客們,一旦發現中國的產業政策管用,能夠立刻拋掉所謂不幹預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麵紗,模仿對手的做法,行事速度比俄羅斯快得多,盡管嘴巴上仍舊罵罵咧咧。
有一點需要認清,美國的產業政策不僅僅涉及美國,還涉及到美國的盟國。作為西方盟主,拜登可以強迫盟友——包括中國台灣——把最頂尖的技術進貢給美國。這也說明流出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並非是無序流出,而是流向美國的盟國,仍在美國的控製範圍之內。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實際上並非隻是中美兩國之爭,很大程度上是與整個發達國家群體競爭。
高關稅是經濟技術落後國家的特征。中國曾經用高關稅來保護自己落後的技術和產業,現在輪到歐美對中國的電動車高築關稅壁壘了。攻守異勢。這是大潮開頭,還是曇花一現?將取決於未來各國產業政策的相互較量。不管結局如何,中國模式的產業政策已成全球的經濟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