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語言奇才——方誌彤
錢鍾書學貫古今中外，知識淵博。人們提起他，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多年前隨著《圍城》電視劇的播出，全國上下風靡一時，大學者錢鍾書走入了普通大眾的視線，被人們尊為當代的大師。
但有些人並不知道，錢鍾書當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同窗好友同樣可稱得上大師，他的名字叫方誌彤，其學術水平與錢鍾書旗鼓相當，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麵有可能還在錢的學術水平之上。在清華讀書期間，錢和方惺惺相惜，互為知己。這兩位大師眼界高遠，才富學深，都喜不吝批評，寡於讚美之詞（not the type to hold back criticism nor to offer undeserved praise）。錢稱方為intimate friend（摯友）；方則稱錢為my crony of Tsinghua（我的清華老夥計）。至於錢在《圍城》裏是否故意拿自己這位老夥計的姓氏開玩笑，給主人公取名叫方鴻漸，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方誌彤（早年多寫作“方誌浵”，英文名：Achilles Chih-t'ung Fang，本名“金淳謨”），生於1910年8月20日，卒於1995年11月22日），哈佛大學學者，著名漢學家和比較文學家，通曉多種語言（注意這裏說的是“通曉”，也就是不但可以看懂某國文字的文史哲高深書籍，而且也可以用該國文字進行學術寫作並口頭交流。錢鍾書在《談中國詩》中提到：有位批評家說，專學外國語言而不研究外國文學，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結果隻跟丫頭勾搭上了。當然不是每個學習外國語言的人都能娶到千金小姐，勾搭上丫頭的卻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中文、日文、韓文、英文、德文、法文、希臘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
方誌彤曾經說過：“我的母語是韓國話，然後學日語，再學中國話。我在韓國讀書的時候講的是日語，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歲開始學德語，不是在學校學，自己學的，捧著課本學，課本上那些荒唐的東西隻有德國人才寫得出來。我發願要學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語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沒學好。”
十多年前香港《蘋果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內容說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裏·萊文（Harry Levin）應邀到北京進行美中學術交流，其中當然包括會見錢鍾書先生了。萊文到了錢鍾書的住所後，錢先生當時笑嘻嘻地對他說，“啊，你是來參觀我這個神秘動物（原話：mythological animal）……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哈哈！”賓主落座後，二位不待寒暄，立刻在世界文化的版圖上縱橫交錯地漫遊，一會兒希臘羅馬，一會兒法國意大利，一會兒繪畫，一會兒詩歌，好比中美兩大武林高手在華山頂上論劍比武……據說會談結束，萊文教授出門坐在回賓館的車裏，悶悶不樂，一言不發。車子快到賓館時，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感到自慚形穢。”（原話：I am humbled.言語間無不流露出關公門前耍大刀的意思）。車上陪同的人問：“為甚麽？”萊文回答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原話：He has another world that I know nothing about.）
如果這則故事屬實，萊文教授這下子應該徹底明白了錢先生和他剛見麵時稱自己為神秘動物的意思了吧。但萊文作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不會不認識在哈佛大學供職的同事方誌彤。赴中國之前，萊文如果能夠向方誌彤請教，了解一下他這位清華老夥計的學識水平，也就不至於落得個自慚形穢的尷尬結果。估計萊文教授沒有讀過張石公的《夜航船》，否則他應該知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自古華夏多高手的道理。
1997年，方誌彤的得意門生美國著名漢學家、中國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在《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上用英語專門為方誌彤寫了一篇誄文，其中記述了這位偉大學者的生平以及生前的主要學術活動。海陶瑋的學術專攻方向是中國詩歌與文藝批評及其翻譯。
海陶瑋的這篇誄文中提到，方誌彤生於當時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朝鮮一個有著中國血統的家庭。但方誌彤在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正式文件中，稱自己生於當時的中國山西省安邑縣（現隸屬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不知道方誌彤是否會說河東方言。方誌彤十分堅持自己的中國身份認同，並忌諱別人指其出身朝鮮。以下是1947年8月24日由上海出發的“高登將軍號”（General W.H. Gordon）郵輪抵達舊金山入境檔案中的一份乘客名單，1947年9月8日“高登將軍號”郵輪抵達舊金山。這頁上一共有30名乘客，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是用打字機打上去的，補充的部分則用手寫上去。第27名，打字Fang Achilles括號中手寫Chih Tung，正是方誌彤，他的英文名是Achilles（阿基裏斯）（錢鍾書當年訪美時在給方誌彤的一封英文信中還拿這個英文名字開了個小小的玩笑，方誌彤正好腿有傷，需要拄拐），接下來的個人信息是：37歲，男，喪偶，教師，山西安邑，登記日期：1947年7月22日，登記地點：北平。（在此特別鳴謝文學城博主元亨利博客提供的有關方誌彤的信息：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378/202111/26842.html，此君所提供的民國期間從中國入境美國的人士檔案資料詳實可靠，可謂功德無量。）
方誌彤上學之前在家裏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啟蒙教育。在日本占領朝鮮的那些日子裏，學校采用日語教學，方誌彤當時在學校就掌握了這門語言，並把它應用到後來的學術工作中，但隨後他拒絕用日語和人交談。在一位傳教士的幫助下，方誌彤離開朝鮮，前往上海，17歲時從美國浸會學院（American Baptist College）畢業。然後去了北平，考入國立清華大學（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主修哲學（注意《圍城》中方鴻漸在歐洲留學期間學的也是哲學）和古典研究。1932年畢業後，方誌彤繼續在清華大學進行了兩年的研究生學習，然後到南寧的廣西醫學院（Kuanghsi Medical College）擔任講師，教授德語和拉丁語。在那裏他與Irene Pan結婚，1937年夫婦倆帶著還在繈褓中的兒子回到北平，住在方誌彤的嶽父母家，Irene Pan於1938年去世。
方誌彤在北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雜誌社總編尤金•費費爾神父（Fr. Eugen Feifel, S.V.D.）的助理，主要負責審查雜誌社投稿中的譯文。稿件中不準確、不合邏輯以及前後不一致之處，都逃不過他那雙敏銳的眼睛。他會毫不留情予以糾正，但投稿者對他的這種做法並不總是心存感激。
方誌彤對該雜誌的投稿並不多，其中包括一些簡短的通告和評論，最具價值的是一個“評論之評論”（Review of Reviews）專欄，這個專欄對歐洲語言和日文雜誌上的重要漢學文章進行摘要總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論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日本主要漢學期刊的注意，當時這些期刊並不是定期為其發表的文章提供英文摘要。除了在《華裔學誌》的編輯工作外，方誌彤還在輔仁大學（Fu-Jen University）和中德學會（Deutschland-Institu）教授德語。中德學會出版了一份雙語期刊《研究與進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方誌彤負責這份期刊的翻譯和評論工作。該學會還出版了他的德語教科書《德文津粱》（Gesprochenes Deutsch》的中文版。
從這幾項工作中獲得的收入為方誌彤的唯一愛好（香煙和廉價酒除外）提供了微薄的資金，即他對書籍的嗜好。他購買二手書，每次都是一本接一本地買，直到他購齊了整套《四部叢刊》（共計3,100多冊）和《二十四史》的絕大部分（共計3,300冊）為止，另外還有不計其數的工具書。
方誌彤經常在北平各大書店流連忘返，春節期間也從不錯過順直門外的集市，成箱的書籍在那裏排得有二三裏長，其中隱藏著一些寶藏，這些寶藏的價格常常被人低估，可遇而不可求。在北平冬天凜冽的寒風中，他經常悠閑踱步其中，一雙眼睛掃視著一本本薄薄書卷的書脊，伸手挑出他個人收藏中缺少的那本。這項壯舉結合了敏銳的眼力、超強的記憶力和隨時可以回憶起來的能力，機緣巧合是對這種能力最好的回報。他的朋友也從他的這種技能中獲益，因為他也會偶爾挑出一本他知道他朋友想要的書目——或者他朋友知道自己想要的書目。
通過在中德學會的工作，方誌彤為北平的德國漢學家所熟知。作為一名無堅不摧的中國學者，他的名氣在北平的美國學生中廣為傳播。他們中的一些人向他求教，他都慷慨提供幫助，並拒絕收取他為之所花費時間的報酬。當他的美國朋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關押時，方誌彤利用空閑時間翻譯了《資治通鑒》中有關三國時期的十個章節，並做了精心的注解，找出了司馬光（注意司馬光是山西省運城市夏縣人，距離安邑隻有四十華裏）采用的每一份現存資料的來源，並翻譯了所有的相關段落，這項工作後來以《三國編年史》（Chronicles of Three Kingdoms）的書名分兩卷出版。最初他計劃將294章全部翻譯出來，但強製隔離的條件再也沒有出現過，於是他轉向了其他不那麽重要的工作。
公元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應哈佛大學的邀請，方誌彤在麻省的劍橋市從事漢英詞典的編纂工作，並帶著他11歲的兒子維明移民美國。（這點錢鍾書比方誌彤做得高明，寧可留在大陸主持《毛選》的英文翻譯工作，也不願到美國做二等公民。據說上世紀8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邀請錢鍾書講學，時間是半年，兩周講一次，一次40分鍾，合起來大約是8個小時，而給予的報酬是16萬美元，交通、住宿、餐飲免費提供，可與夫人同往，但卻遭到錢的拒絕。他對校方特使說：“你們研究生的論文我都看過了。就這樣水平，我給他們講課，你們以為，他們聽得懂嗎?”方誌彤大可以套用《圍城》中唐小姐所說的來調侃一下他的這位清華老夥計：“我們配有架子麽？我們是聽人家叫來喚去的。就算是請了才來，那有什麽希奇？要請了還不肯去，才夠得上偉大呢！”）無論在哪個方麵，方誌彤都能勝任這項工作，為了緩解詞典編纂的枯燥乏味，他在編纂詞條中采用了加入文學元素的辦法，適當引用《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中的文字。例如，“Haveth Childers Everywhere”介紹了漢字“子”的各種不同寫法，後來作為樣本分冊出版，但可惜沒有生動活潑的標題。《芬尼根守靈夜》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著名小說，他把自己認為有用的素材全部收集到這部小說中，其文字常融合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古希臘語、古羅馬語等六十多國語言與方言，還不時自創新詞和雙關語，這可能也是哈佛大學後來不讓方誌彤繼續從事這項工作的原因之一。
方誌彤開始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時，他對編纂字典的厭煩情緒得到了緩解，該專業要求學生具有英語、德語和中國文學這三個必要的專業領域。他的一篇研討論文就是關於《芬尼根的守靈夜》中的中國元素。作為一名半工半讀的學生，他花了好幾年時間完成了關於美國大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比薩詩章》（The Pisan Cantos）的論文。他考證了《詩章》中的所有典故，這項工作非常適合他，因為他有在多種語言方麵的大量閱讀和敏銳的偵探本能。舉個小例子，《詩章》第11節中有一句話："der in Baluba das Gewitter gemacht hat"，這顯然是一句引文，但出自哪裏？方誌彤在弗羅貝紐斯的《Erlebte Erdteile》七卷中找到了這句話，作者在其中提到了一個非洲薩滿的活動（注意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完全靠博聞強記的人腦和平時的個人筆記）。這篇論文長達865頁，方誌彤於1958年獲得博士學位，此後這篇論文一直成為了研究龐德的學者們搜集資料的主要來源。這篇論文從未出版，因為方誌彤不願意公開記錄龐德對資料的處理方式，以免冒犯這位大詩人或詩人的妻子。為了給龐大詩人留麵子，方誌彤的這篇博士論文迄今仍沒有公諸於世（或者已經公諸於世也未可知）。方誌彤與龐德夫婦關係都非常稔熟。龐德被關押在華盛頓期間，方誌彤曾多次探望過他，並和龐德保持著長時間的通信，雙方書信往來各有100多封，為龐德提供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並擔任龐德的儒學導師。龐德的《詩經》譯本《孔子選定的經典文集》（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1954）載有方誌彤的介紹。
哈佛燕京詞典項目停止後，方誌彤成為哈佛大學遠東語言係的講師，教授古典漢語的高級課程，並開設關於中國文學理論和藝術批評講座。1975年，他成為高級講師，在哈佛大學工作了30年後，直到1977年退休。
方誌彤畢生癡迷於書籍。他與清朝兩名藏書家惺惺相惜，並將他們所著關於書籍收藏的《藏書十約》（作者：葉德輝）和《藏書記要》（作者：孫慶增）中的絕妙文章翻譯成英文。到美國後，方誌彤開始大量購買西方書籍，很快在波士頓的古董商中變得如同在北平琉璃廠一樣享有盛名。他的興趣包羅萬象：拉丁語和希臘語文學（兩整套洛布（Loeb）古典叢書，每套共計500多冊，每次買一本，都是別人用過或有破損的舊書，一買就是好多年），全套拉丁語聖經時代經典集（Patrology），古今哲學和文學作品。他不遺餘力地追求適合自己品味的作家：喬治•塞恩斯伯裏（George Saintsbury）的所有作品，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所有初版作品，龐德（Ezra Pound）和喬伊斯（James Joyce）的所有印刷品或與之有關的作品。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擺了幾排書架，就像他家的大多數房間一樣，退休時他把辦公室交還給學校，每次用一個購物袋把書帶回家，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算把書全部搬回到家，這些書加上他家中原有的書差點沒把他家的地板壓塌。去世之前，方誌彤立下遺囑將這些藏書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在此之前，因為找不到地方存放，他曾寄送過一批約5000冊的書籍給北京大學圖書館。
美國著名詩人摩爾在1965年曾作一詩，題為“In Lieu of the Lyre”，詩中第一節第五行即稱方誌彤為“word-wizard”，並提及方誌彤對陸機《文賦》的英譯。方誌彤無所不知，但出版甚微（“He knew everything, but published little.”），頗有黃季剛當年“惟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的風範。作為一位天生的師者，方誌彤隨時準備同他的學生、朋友和同事分享大量知識。他不是蘇格拉底（Socratic）式的老師，而是刻板教條，並且極少給人讚譽之詞，就像他所崇拜的孔夫子那樣。但他仍吸引了不少勤奮好學的學生，這些學生為了領受到這位大師的教誨，不會被他尖酸刻薄的批評而嚇退。方誌彤退休之後，甚至在臨終前生病期間，學生繼續向他尋求幫助，他都一一幫助解答。事實上，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花了一個小時給一名學生輔導。他被提前三個月診斷出得了癌症，但已經無法手術了。方誌彤拒絕接受手術治療，在家中去世，享年85歲。他的身體成了一個脆弱的外殼，但頭腦和記憶仍然完好無損。作為一位堅忍不拔的儒學道德家而言，方誌彤以這種相當有尊嚴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1948年，他與他在北平認識的德裔馬儀思（Ilse Martin）女士結婚。他們育有兩個孩子，維音（Bernard Wei-yin）和維賢（Madeleine Wei-hsien），在他最後的病中夫人和孩子們都陪著照顧他。根據遺囑，方誌彤葬在奧本山公墓，當時沒有舉行任何宗教儀式。
美國詩人約翰·索爾特（John Solt）為方誌彤題寫了一首詩，把握了一位被移植到兩種異國文化中客居異鄉的孤獨男人的被疏離的感覺和人的基本尊嚴。在每天從辦公室到回家的路上，他將這兩種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文化。此詩作於1984年，附上英文原作以及在下的中文拙譯。
the old Chinese sage
lit pipe and white hair
makes his way with crooked cane
he has seen himself as not here
so long he has returned
eyes washed with ocean glimmer
bird on branch sways
the past distant
he climbs hill with
carved forest in hand
gliding on centuries
of fallen leaves
這是一位來自中國
白發蒼蒼的
古聖先賢
他點燃了煙鬥
走在路上
手裏拄著彎曲的拐杖
他意識到
好長時間
自己已不在此處
如今他又回來了
眼睛裏閃爍著
海洋粼粼的波光
鳥兒在枝頭搖擺
飛過遙遠的過去
他爬上山頭
手裏握著
雕刻的森林
他正在幾世紀堆積的
落葉之上
翱翔
另：關於上文提到的哈佛大學海陶瑋教授，還有一個小故事。錢鍾書曾在致李文俊的信中提到：“方先生精通希臘文”，而方誌彤對其英文也頗為自信。他在幫伊麗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通校黃節的《詩學》英譯時，有一小行改譯，赫芙提出疑問，方誌彤說：“讓我再想想。”他查了一兩本書，再讀一遍原文後把修改的地方劃掉，說：“你原來翻得沒錯，是我錯了。”海陶瑋得知後，稱羨不已：“假如他能對我也說這句話，那我這一生就圓滿了。”
初稿：2021年12月29日於美國加州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