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處即是家
跨躍中美文化，敏於文化差異，釋析三覌
院裏院外
在胡同裏，所有的居民的戶籍都要歸居委會管，你想辦理戶口，領糧票，都要找街道居委會，而在大院裏，居委會就是本機關的一個部門。對於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們都不甚了了。搬進北京軍區大院之前，楊五一生活在護國寺附近的平房區。“那時大院還沒建好，護國寺這片胡同裏住的都是北京軍區的人。”
雖然住在胡同裏，也沒有院牆，但楊五一感到其實那還是個“大院”。他們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組織的，根本沒機會接觸到普通市民。見麵閑聊說幾句客套話，平時做了稀罕吃的互相送送，過年過節串個親戚，結婚送禮擺喜酒……這些北京人的老禮兒，跟大院裏的人無關。他們習慣於更簡單，更直接的方式。
在海軍大院長大的袁憶清，婆家也是部隊的。直到出身“地方”的弟媳進門，才第一次有人張羅給孩子壓歲錢。“我們小時候根本不講究這些，大人也不給，孩子也不要。給來給去多麻煩！”袁憶清更喜歡院裏簡單的方式。
對於胡同裏長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裏的生活也顯得非常神秘。1963年，從小在胡同裏長大的靈山考進了北京外語學校。外語學校裏集中著很多部委、軍隊的高幹子弟。靈山此前從來沒想過，北京城居然還生活著這樣一個階層。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一人一塊手表，“胡同裏即便是大學生也很少戴表”。“歐米茄”“勞力士”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時第一次聽說。
大院子弟們彼此間的話題更與市民孩子不同。對於政治他們有著超乎一般的興趣。“他們湊在一起老聊國家大事、世界形勢，要不然就是一些從父母那裏聽來的內幕消息。胡同裏的孩子哪兒管這些呀？我們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學習。政治跟我們壓根兒沒關係。”靈山回憶。
對於父母間官職的高低，大院子弟們異常敏感。民俗學者高巍小時候住在景山後街，家裏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景山後身是著名的總參大院，他所在的小學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高巍記得：“那時候已經取消軍銜製了，這幫大院孩子們沒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學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了，就比誰參加革命早。我那點兒關於軍銜的知識都是那時候學來的。”
1958年，北京崇文區北五老胡同22號家屬組織起來參加社會生產，生產組員們到集體食堂買飯。這是與大院社會截然不同的胡同記憶，至今讓靈山記憶猶新的一幕是，搬進學生宿舍第一天。同屋的一個女同學問她：“你們家是高幹嗎？”靈山說，不是。女同學不言語了，過了一會兒說：“你長得像‘高幹’。”“長相還能看出來？高幹家出來的長什麽樣？”女同學說不上來，但在他們心中確實有一把尺子。對於平民子弟，他們確乎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優越感。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屬兩個陣營。在學校裏，即便不是一個院的，大院孩子也願意跟大院孩子在一起玩。楊五一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大院的。雖然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對胡同裏老北京的生活並不了解。“跟胡同裏的孩子接觸也不多，人家也不跟你深交。”
作為胡同裏長大的代表，高巍對於大院子弟的處事方法也感到驚訝。那一年王朔因為與母親的關係緊張而到《心理訪談》做客。他跟母親的對話方式讓高巍感到驚訝，“胡同裏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麽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了，也能給你大嘴巴。”就算再生氣，胡同裏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
高巍認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閑適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雖然沒有什麽高貴的生活，但榮華富貴他們都見過。雖然，彼此也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兒打架，但打完了還能交朋友，沒有什麽過不去的。
事實上，高巍口中閑適、隨和的胡同北京早已是陳年往事。正經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經越來越稀少，即使沒拆也不像個樣子了。解放初，北京人口僅有100多萬。60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已攀升至2000多萬。現實中，老北京人早已是鳳毛麟角，在來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們的衝擊下，在北京市舊城改造的風潮中，隨著一條一條胡同的消失，老舍描寫的那種四合院裏居民們家長裏短、共議國家大事的老北京場景正在漸漸淡出，哪種四合院大多建於元朝，許多破落的四合院成変了大雜院，裡麵住著北京最窮的城市貧民，有個電影叫龍鬚溝，還有話劇叫窩頭會館，講得就是這一類大雜院。許多從小就生在機關大院宿舍樓裏的北京孩子，連四合院都沒有見過。北京一些有名的四合院後來成了獨門獨戶名人故居，黨政高官的宅院。住機關大院的幹部總得來講離住上四合院還差一大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