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
潘漢年功高深知內情而蒙冤至死
卜一
《孫子兵法。 用間篇》道：「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眾者,- - - -知敵之情者也。 」說明了在政治、軍事鬥爭中，情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中國現代國共鬥爭中，出了兩個情報奇才：共產黨的潘漢年和國民黨的戴笠。 他們二人都各為其黨立下大功，但他們的下場都極其悲慘，令人聞之傷感！
戴笠
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大冤案案主
潘漢年於中共建國初年（1955）突然被秘密逮捕，後被定罪為「長期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內奸份子」。 他在監獄、勞改農場渡過了二十四年飽受折磨的餘生。 直到他死後三年（1982），中共中央才為潘漢年平反，發布《關於為潘漢年同誌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其中說：「潘漢年同誌是我們黨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的曆史任重要領導職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有過許多重大貢獻。 1955年以後被錯定為「內奸」，受到錯誤的處理，蒙受冤屈二十多年。 」 潘漢年被稱為「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大冤案案主」。 他為什麽獲罪蒙冤？ 至今猶是眾說紛紜，真假難辮。
少年
潘漢年，江蘇宜興歸徑鄉人，於1906年出生，為書香子弟，能文善詩、頗富機智;17歲開始文藝工作，參加郭沫若、鬱達夫等創辦的「創造社」。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隨郭沫若擔任政治宣傳及編輯工作，後與魯迅等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郭沫若
參加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與十九路軍談判
他於1925年參加共產黨，最初主要在周恩來領導下與陳雲、陳賡等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為保護當時危機重重的黨中央而舍身效力。 後前往江西蘇區，1933年閩變發生，潘奉命前往福建與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達成《反日反蔣初步協議》。
毛澤東與周恩來
陳雲
與陳濟堂部談判、達成長征讓路
1934年，中共中央蘇區在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之下，情勢危急。 是年初秋，中共中央派潘漢年與何長工兩人前往廣東與陳濟堂部進行談判，達成停戰協議。 10月，紅軍主力得以由江西向西流竄（長征）。 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中，毛澤東重新掌握了軍政大權，乃派潘漢年及陳雲離隊前往蘇聯擔任聯絡工作。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舊址
為民族統一戰線奔波
1935-36年間，潘漢年代表中共奔波於莫斯科、香港、上海、南京、西安之間，與國民黨鄧文儀、張衝、陳立夫、張學良等密談，探討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以及紅軍與東北軍的合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潘由上海前往南京會見宋美齡、宋子文等，為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許多工作。 事變和平解決後，潘多次隨周恩來與蔣介石、陳立夫、張衝等會談，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聯合、統一對日抗戰。
陳立夫
張衝
鄧文儀
西安事變前的蔣介石與張學良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與宋美齡飛回南京
抗戰期間，打入敵偽、日軍，與軍統、中統連係、鬥爭
抗戰期間，潘活動於香港、上海、南京等地，打入敵偽、日本軍政界，並與軍統、中統即連係又鬥爭，為中共擴展華北、華東根據地而努力。 1941年夏，潘事先獲知希特勒即將發動攻蘇，及日本將屏除北進而計畫「南進」，向太平洋發動戰事的情報，使得中共中央得以有效策劃以應時變，繼續擴大發展。
解放戰爭中統戰工作成績卓越
1945年夏，抗日勝利後，在與國民黨爭奪接收日、偽投降中，潘漢年領導的情報係統提供了大量的情報，使得共軍搶占許多城鎮。 其後全麵內戰爆發，潘卓越的工作將大批的「民主人士」秘密護送前往解放區，以統戰瓦解國民黨。 當時毛澤東對潘的工作一再讚賞，親切地呼其為小開（注：綽號，意為小老板）。
解放後任上海副市長
建國後，潘隨陳毅工作，擔任上海常務副市長，市黨組書記，負責恢複生產、治安及管理工商，經常深入基層，開展群眾工作。 當時上海有時發生勞資爭議，嚴重時工廠被迫停工。 潘漢年往來於勞資之間，一邊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邊對資方進行開導。 不但穩定了上海工商業生產，而且使廣大商界人士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有了深切了解。
陳毅
突然深夜被秘密押解
1955年春，潘漢年前往北京參加中共全國代表會議，4月3日夜在北京飯店突被秘密逮捕，送往秦城監獄羈押。 據中共公布的現有資料，潘之獲罪是由於他於1943年3月在南京被敵偽特務頭李士群和胡均鶴「挾持」去見了汪精衛，但一直沒有向上級報告。 195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全國代表會議中，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是主要的議程。 毛澤東囑參加會議的人自行作檢討。 潘漢年乃私下向陳毅呈交了一份報告，「坦白交待」了1943年他去見汪精衛的事。 陳毅拿了這份報告去見毛，毛見到潘的報告後，當場大怒，立刻批示：「潘漢年此人從此不能信任， 並應立刻逮捕審查！」 4月3日夜，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率屬下去北京飯店押解，送往秦城。
老北京飯店
李克農審查報告：進行的情報工作均遵照上級指示
接著由時任情報部長的李克農主持，作了三個月的詳細調查，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結論是：「潘漢年一再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進行情報工作，均由上級指示而行，並有文件報告存檔，而也一直未泄露中共組織機密。 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秘的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 那時周恩來、陳雲也明確反對加罪於潘漢年，這個案子停滯下來，潘隻好在秦城待了近七年。
李克農
毛澤東指其投降國民黨，為CC派人物
卻是到了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突然發言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監獄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 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毛的這份「點名」發言將潘案定了性，公安部遂重新作了報告，經毛批示：「潘漢年是暗藏黨內很久的內奸，罪行極為嚴重，論罪該殺，但是從內部查出，給予寬大處理。」
文革中判無期徒刑，含冤至死
196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的所謂「罪行」是：(1) 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2)1940年前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3)在上海解放後掩護大批反革命分子並向台灣供給情報，引起“二六轟炸”。根據這三條罪名，認定潘是“長期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內奸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旋即給予假釋,與妻子董慧一起被下放到北京團河農場勞改。文革開始後,潘於1967年5月再度被押往秦城監獄,並重判無期徒刑、永遠開除黨籍,與董慧被下放到湖南茶陵的洣江茶場勞改,直至1979年去世。兩年後董慧也含冤隨之而去。
汪精衛與陳璧君
被整肅的關鍵是潘曾隱瞞與汪精衛會見之事
毛澤東對潘漢年案的定性在當時就出人意料。 他的罪名不是「與汪偽勾結」，也不是「高饒同黨」，而是「國民黨特務CC派人物」、「投入敵偽」。 1982年，中共為潘漢年平反，全盤否定了這個謬論。 但當年毛澤東為什麽一定要納潘入罪呢？ 國內有人說，因為潘漢年在莫斯科與王明走的太近，引起毛的猜疑。 這個道理不太合邏輯。 如果潘走王明的路線，毛早應在當時或延安整風時就把他整肅了，那會繼續重用他，等到二十年後，王明已無大作用時才動手呢？另外也有人說，潘是被康生和柯慶施所陷害。 康、柯的確是小人、奸臣，但隻是「爪牙」之屬，承毛旨意辦事而已。
毛整肅潘的關鍵當然是潘與汪精衛會見的事，也有傳聞見麵的時間不是1943年，而是在1942年，甚至還見過兩次。 國內主流的說法是潘隱瞞了毛十二三年才向他報告，毛遂認為潘不可信。 這種說法完全不合邏輯和事實，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王明《中共50年》中的記載
王明（陳紹禹）於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50年》，該書對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事有如下一段報道： 「在1940年10月的一個夜裏，我在延安和毛澤東有如下一段談話：
他（注：毛澤東）說：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議成立英美法蘇反對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是錯誤的。 應當做的事不是去搞什麽英美法蘇聯盟，而應搞德意日蘇的聯盟。 』
我（注：王明）問：『為什麽？』
他回答說：『- - -這你可能說我是主張親法西斯路線的，不是嗎？這我不怕。 至於中國應當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以反對蔣介石，而不應當建立你所建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你也錯了。 』
他就這樣似請求非請求地，終於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他這篇文章。-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台， 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 -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攻宣傳。- - -
1955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可知）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處決了（注：關押二、三十年）。 - --（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 」
王明從1931年起居於中共領導階層多年， 熟知中共內情，他晚年（1956-1974年）被毛澤東整肅，逃往蘇聯。 這些報道雖可能有些細節與史實稍有出入，但大體是可信的。
王明
李士群（右）與胡均鶴
（二） 級別相差太大，不對等
因為級別相差太大，不對等，如沒有毛澤東授權教潘漢年代表他去傳話， 汪精衛不可能與潘漢年會談。 這是一個普通的常識，隻要稍具政治、行政甚至商業經驗的讀者不難知道。
（三） 會見之後，國民黨的消息與反應
當潘漢年與汪精衛會麵時， 國民黨軍統戴笠手下打入汪偽政權的鮑文沛與潘打了個照麵。 鮑文沛事後立即呈報戴笠與蔣介石。 他們非常重視這個事情，密切觀察中共的動向，同時在報紙登出這個消息，攻擊中共勾結日本，破壞抗戰。 但中共中央立即否認潘與汪會見之事！
（四）會見之後，中共內部的消息及措施
當潘漢年與汪精衛會談後， 中共潛伏在汪偽政權的地下工作人員也獲得此消息，十分詫異。 於是立即呈報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劉則立即呈報時任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 饒漱石則立刻會同曾山（華中局組織部長，曾授權代表新四軍與日軍秘密談判）向中共中央做報告。 饒漱石並指責潘漢年與敵偽關係過於密切，來往已屬不正常。 中共組織嚴密，層層節製，連國民黨都知道了，難倒中共內部不會「搞清楚」嗎。
饒漱石
（五）毛澤東給饒漱石的回複
耐人尋味的乃是，1945年春潘漢年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澤東親自召見，麵授機宜不久，毛澤東簽發劉少奇、康生署名給饒漱石的電報說： 「- --,至於敵偽及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 完全是造謠誣蔑。 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對無懷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 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做，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釋清楚。 」 這個回應說明得很清楚，潘漢年是奉了毛澤東的指示，而去見汪精衛的，潘直接向中央報告，饒漱石等事先均不得知其事。 毛澤東曉得饒從情報中知道了，立即「鄭重否認」，同時嚴令饒漱石「心照不宣，少囉嗦」 。 但十多年後，饒漱石還是不免被下獄以滅口。
康生
（六）過不了延安整風這一關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從1941年5月開始，直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為止。 延安整風運動主要的目的是徹底打倒王明，使中國共產黨「定於一尊、高舉毛澤東思想」。 運動中提出的口號是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各級的幹部都經曆了嚴酷的調查、批評與自我批評。 運動中所采用的學習、反省、考試、坦白、檢討、揭露、批鬥、隔離、審查、甄別、挑動群眾鬥群眾等方式成為中共後來曆次運動的樣板。 特別整風後期在康生主持的「搶救運動」中，各機關、學校紛紛掀起「坦白」高潮。 通過大會、小會、規勸會、鬥爭會、控訴會，造成聲勢，強迫黨員、幹部進行坦白。 成千上萬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
王明稱這個整風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如果當時潘漢年真正隱瞞了他沒有指示而會見汪精衛一事，他是絕對過不了整風運動這一關的。有趣的乃是潘不但安全過關，而且還由主持「搶救運動」的康生承毛澤東授意，去電給饒漱石替潘漢年打了個保單！
延安整風運動
中共七大，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七） 李克農的調查報告
1955年李克農做的審查報告說：「潘漢年一再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進行情報工作，均由上級指示而行，並有檔報告存檔，而也一直未泄露中共組織機密。 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秘的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可見毛澤東、周恩來是知情者，潘是奉命而行。
（八）抗戰時期共軍發展的情況
下表展示了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及共軍總和的兵力發展統計表。 可見在1937-40年，中共的軍力都在急速增長。但從汪偽政權在1940年成立以後，積極配合日軍進行“清鄉”，致使1941-42年間，共軍實力呈現消減狀態。但從潘漢年於1943年會見汪精衛談判後，中共軍力始得開始恢複擴展，次年開始取得驚人的成長。 雖然時局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潘漢年對日方、敵偽進行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沒的。
抗戰時期 八路軍 新四軍 華南遊擊隊 共軍總計 逐年人數統計表
1937 80,000 12,000 0 92,000
1938 156,700 25,000 0 181,700
1939 270,000 50,000 0 320,000
1940 400,000 100,000 0 -----500,000
1941 305,000 135,000 0 -----440,000
1942 340,000 110,960--- ---0. 450,960
1943 339,000 125,892 4,500 469,392
1944 507,620 251,393 20,730 779,743
1945 1,028,890 268,581 20,820--1,318,294
（九）胡均鶴、饒漱石的遭遇
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兩個當事人、知情者：胡均鶴、饒漱石，均在潘漢年被捕前不久被關押，其後定罪中都與潘漢年的工作有關。
胡均鶴早年參加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後被國民黨中統逮捕，經顧順章誘導，投入中統，抗戰期間轉入敵偽李士群手下工作，由他安排並與潘漢年同去見汪精衛。 抗戰勝利後胡均鶴投奔中共，且立了大功，卻在潘被捕前幾個月被收押，後監禁到1984年才平反、釋放。 50年代時，汪精衛、李士群早已去世，胡成了當年潘會見汪精衛的唯一見證人。
饒漱石雖沒得到平反，但在中共欽定的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第436條注釋中發現這樣一段話： 「但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麵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 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特殊方式」的平反了，而且否定了潘漢年見汪精衛的「罪行」。
（十）1983年發布潘漢年平反的報告
毛澤東去世後，打倒四人幫，鄧小平複出，改革開放，逐步平反了許多冤案。潘漢年的同鄉、 親密戰友陳雲一直積極為潘的平反而努力，並得到鄧小平的協助，重新審查，終於在潘漢年去世三年後的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被逮捕關押受審查;後來又被定罪判刑，開除黨籍;1977年病故。 《通知》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誌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黨籍;追認潘漢年同誌的曆史功績，公開為他恢複名譽。 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誌，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
連續劇-《潘漢年傳》
1997年，中共為了紀念潘漢年，拍了一部很有水平的連續劇——《潘漢年傳》。 其中描敘到汪、潘會見的情景，汪對潘說：「我與你們毛先生原來是朋友，後來被別人挑撥，產生了誤會。 我要告訴你們，不要跟蔣介石搞到一起。 他懂什麽？他隻是個軍閥。 」 而潘則義正嚴詞地強調汪與敵偽應投向新四軍。 這其中說明了幾點：會談中提到毛與汪的舊情、紅軍與敵偽的「合作」，及共同反蔣。
毛澤東與汪精衛的交情非比一般
當今國共雙方都忌談的一段曆史乃是：毛澤東與汪精衛的交情非比一般。 汪是毛初出茅廬時的恩師、後台。 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毛澤東於1923年加入國民黨，結識了汪精衛。 汪十分欣賞毛的才華，特別是兩人對詩詞愛好的相投，對毛多所關愛、提拔，使毛得以在國共合作中初露鋒芒。 次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孫中山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到上海擔任上海執行部委員及組織部秘書。
1925年1月，毛在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落選中央局委員，但是年10月他到廣州後，汪將其宣傳部長的重要職位交給毛代理，後極力支持毛澤東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並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由此可見，汪是毛政治生涯的引導人。 毛澤東當時在國民黨幹的很起勁，曾受到蔡和森的指責。 柳亞子也曾警告他國共合作很危險，毛卻與柳極力爭辯。 可見當時毛對汪感念之深。 一直到1927年3月10-17日，毛澤東還在漢口參加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汪精衛於4月初由外國回到漢口，領導在漢口的國民黨（包括毛澤東）與在南京由蔣介石控製的國民黨抗爭（寧漢分裂）。緊接著，蔣介石就於4月12日在南京、上海等地開始“清黨”，大批誅殺共產黨員。
1927年3月，寧漢分裂時，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前排中為宋慶齡，二排右三為毛澤東
毛澤東有否給潘漢年指令去見汪精衛?
潘漢年於1939年4月離開延安前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正值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河內，發表豔電，主張與日本人合作，並籌組偽政府之際。 據國內流傳，毛澤東曾與潘單獨麵談，提到他和汪的舊情，囑潘到上海、南京後，設法去和汪精衛取得聯係，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 而基於當時中共發展的需要，與汪精衛、敵偽的聯係是必要的。 斯大林於1939年8月23日與希特勒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4月3日又與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簽訂《日蘇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都是很好的例子。
潘到京滬後，很快就見到李士群、胡均鶴等。 毛澤東在抗日期間，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發展、壯大中共，與蔣介石抗衡。 據徐向前的回憶錄《曆史的回顧》記載，七七事變後，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發言：「我黨要提高警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發展壯大自己，在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我黨的獨立性，以免被蔣介石吃掉。 」 抗戰之初，中共在華北迅速地發展，但其後遭到日軍及國民黨兩方的壓製，發展產生困難。
1939年，汪精衛籌組中方第三勢力（偽政權），毛澤東非常關注;1941、42年希特勒席卷蘇聯， 蘇共搖搖欲墜，毛也必須考慮改變策略、另找出路;到了 1943年，軸心國敗跡已現，戰後接收問題提上議程，當時國民黨戴笠與敵偽大部分要員都取得聯係， 毛也囑潘漢年加緊工作以備與蔣介石在戰後爭奪地盤。 另外人熟無情，不知毛這份「感念知遇之恩」 又是如何教潘轉達「致意」的？
總之，於公於私，潘受毛指令去見汪是合理而切實的。 正如1955年李克農報告所說的：均由上級指示而行,--。 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秘的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王明也在其《中共50年》裏說的很清楚。
中共欽定的曆史必需否認毛澤東授意潘漢年見汪精衛
事實上中共在抗戰期間暗地與敵偽來往並不足為奇，也是時勢所需，一方麵為了減少當時損失，更重要的乃是為了與國民黨爭地盤。 特別到了抗戰後期，國共雙方為了戰後搶奪接受「淪陷區」，都做了許多與敵偽溝通的工作。 重慶的軍統就一直與敵偽的周佛海密切聯係，招降納叛。 潘漢年的工作當然與軍統別無二致。
但這些都是不足為外人道哉，特別是過了多年後，時過境遷，堂堂的 「偉大的領袖」如果被「傳說」是被惡名昭張的「漢奸」培養，曾與「漢奸」溝接合作，那豈不是有失「英明」了嗎？ 1955年，潘重提舊事，他那份交陳毅轉給毛澤東的報告也許說了一些毛澤東見不得人的事，才使得毛大為震怒，趕緊下令逮捕潘漢年，而饒漱石、胡均鶴也都被捕，以滅其口！
時至今日，中共還一再與台灣的國民黨爭論「誰領導了抗日」？中共正統、欽定的史學界也一貫宣傳其「中流砥柱、獨挑大梁、堅決領導抗日」，而國民黨則是消極抗戰、暗地妥協。 以至關於「毛澤東授意潘漢年見汪精衛」這件事，一直采取「堅決否認」或「心照不宣」的表述方式，弄出個「潘漢年被『挾持』去見了汪精衛，但一直隱瞞，過了十二年才向上級報告」，這也就成了中共的「欽定」曆史了。 中共欽定的曆史和真實的曆史往往是有相當差距的。 隻得留待後人明鑒之矣！
深知內情而蒙冤
武則天曾重用來俊臣（注：請君入甕出自此君）監視群臣、鏟除異己。 最後武則天決定去掉來俊臣。 臨刑前，來俊臣頗為泰然地說道：「我知道的內情太多了！」 《孫子兵法。 用間篇》道：「間事未發，而先聞者， 聞與所告者死！」 潘漢年莫非為「先聞者」 而慘遭牢獄、蒙冤而死？
蒙冤後的潘漢年與董慧
來函從大視角看問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
正如本文所提到：潘漢年會晤汪精衛之後，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立即得到消息，呈報蔣介石。國名黨立即登報攻擊中共“勾結日本，破壞抗戰”。
中國近代分裂、戰亂，“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比比皆是。就拿抗日期間來看，黃橋戰役，共軍大勝；皖南事變，國軍大勝。可是都是內鬥，真正勝的、笑的是日本人！從本文的共軍發展統計表看出，潘漢年見了汪精衛後，新四軍、八路軍迅速成長。卻是1944年4-12月，日軍發動“一號攻擊”，由河南、湖南一直打到廣西。國府後方節節敗退，湘桂黔撤退，成千上萬百姓逃難，流離顛沛，慘況空前。勝利之際，蔣介石為了對付共產黨，大力支持“保護天皇”，提出荒唐的“以德報怨”；與史達林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割讓外蒙古（獨立），租界旅順，大連開放共管，中長鐵路共管三十年，以換取史達林答應隻支持國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共。
當時一般人，包括潘漢年，也隻得“各為其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希望今後中國、台灣的當政者和人民都能以民族、百姓利益為重，不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錯事！
感謝來函策勵！
能把自己一生經曆，所見、所聞、所學整理，記錄，呈給大眾，留給後世，
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中國、世界，明天會更好！
如果是對於共產黨來說，他可能是這樣，
但如果是從是非正義，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說
這是個大罪人
勾結日本人，偉大的衛國戰爭背後，這個中國人在背後搞鬼，為敵軍輸送情報，為黨和敵人謀取“和平”
這是史實，日本防衛廳公布出來的曆史檔案，二戰期間那個生長在中國的日本教授專門研究這部分曆史，大家可以去油管和google
曹操借糧官頭穩定軍心
《三國演義》第十七回 官渡之戰中：
卻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人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解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垕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
但曹操借頭換替人家養育妻子。而主席借潘漢年的命，連妻子的命也一起借了！
魏帝曹髦（高貴鄉公）有一天忍無可忍，說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領了一群人要去討伐司馬昭，在宮廷就碰到司馬昭手下賈充，他指使家將成濟把魏帝殺死。 事後司馬昭以‘弑君’之罪名夷成濟三族。
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廖永忠去“迎接”小明王韓林兒，船走到瓜步遇難，小明王淹死。其後朱元璋不認帳，說廖永忠體會錯了他的意思。以廖的戰功應該被封為“公”，但朱元璋特別聲明，廖體會朕意失誤，降封為“侯”。洪武八年（1375年）被朱元璋賜死。
他的被抓的真正原因就是他與共產國際或蘇聯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是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在中國活動的。。
在共產國際看來，中國黨在其發展過程中偏離了既定政治路線，為黨內的地方山頭主義掌控。斯大林一直希望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國黨的早期聯係糾正這一局麵，無果。。以至於斯大林在1944年的Yalta會議期間告訴羅斯福總統說，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是一個共產黨！
毛第一次去蘇聯同斯大林見麵時坐下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一生一直是受排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