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的打工妹

文/肖春雨

她叫呂蓮娟，她來東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東莞南城一家電子廠的無塵室裏，日複一日地擦拭電子零件，悄然消耗著青春歲月。

呂蓮娟是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她吃苦耐勞，夜以繼日出賣著最廉價的勞動，生產各式產品。

呂蓮娟來說：“東莞在劇變，但我們沒有變，”10年來，她工資的增長如逆水行舟，物價的飛漲卻像脫韁野馬，而她搖身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負擔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從廣西桂林的鄉村出發，來到這個世界工廠，埋進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推動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10年間，世界一日千裏，呂蓮娟及所屬的群體，極少數人幸運而艱難地躍進另一個階層；另一些人，卻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帶著一身傷殘，被拋回了農村。而她則如同沉默的大多數，在原點徘徊，接受命運，節衣縮食經營每一個日夜。


2000年，她的孩子才滿兩歲，呂蓮娟隨丈夫來東莞打工。當時南城步行街還隻是一條臭水溝，要3年以後才建設起來。她在臭水溝旁邊的下潡村住了下來，下敦村的樓房當時還毫無蹤跡，她望著一片矮小醜陋的瓦房，心想，家裏的村莊真是比這裏美多了，隻是那裏太窮了。

在廣西灌陽縣江口村，呂蓮娟一家3口人種著6分田，“根本沒法養活自己”，她說：大多數內陸農村遭遇著江口村同樣的貧窮。中國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以後，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力大量過剩。1997年之後幾年，農產品市場疲軟，銷售困難，農業生產收入連年下降，還得上交各種沉重的稅費。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過著貧困的日子。

1998年以後，幸免於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帶，承接起產業的轉移。2001年，中國加入WTO，製造基地大量向中國轉移。這一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白皮書，將中國稱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敞開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召喚著貧困的失地農民。2000年，像呂蓮娟一樣在城裏打工的農民工，有1.2億人。

在她堂妹的介紹下，呂蓮娟進入東莞新科電子廠，400塊錢包吃包住。丈夫則在新科附近家具廠的流水線上，做油漆工人。兩人拿著不到1000元的月工資，花去120塊錢，在村裏租下了一間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每當到夏天夜晚，賣西瓜的小攤販們就會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賣上兩千片。出租屋擠不下太多人，小孩們都睡到門口、街上。夫婦倆的小房間隻能放下一張小床，勞累了一天之後，他們偶爾躺在床上，暢想著未來。那時，他們還有自己的夢想。

生活的艱辛充滿了未知和驚險。那時，每個農民工都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許可證、外出打工許可證，每年辦理各種卡證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沒有證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勞動。不僅要補辦證件，還要罰款兩百元以上。每一天，東莞治安隊都要到村裏來查證，治安員隨意闖進他們的屋裏，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簾後，他們連同窗簾一起扯下來。

呂蓮娟夫婦老老實實辦證交費，提心吊膽，總算平安度過那幾年。可她的老鄉則沒那麽幸運，她的老鄉----保君三度被抓進收容所共罰款1400元，當時她有個叫譚大哥掏出剛辦的暫住證，治安員接過後就將之撕成兩半。孫大叔因為操著和她譚大哥同樣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進收容所，不僅罰款兩百，還要被懲罰掃地、洗被子。。。。。

2004年，因為缺工，呂蓮娟成了新科電子廠的正式員工。她有了工資卡。9月，她的底薪為440塊，當月加班140個小時，再扣除16塊錢綠化費，最終能拿到1179塊錢。兩個月後，她開始買了養老保險。這突然的改善讓她開心了好一陣子。

每一天，她6點鍾起床，在6：50之前趕到無塵室的流水線上，開始清理磁頭，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點，天已經完全黑了——她難以見到廠外的太陽。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願地忍受這一切，賺錢的唯一辦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後幾年，工資緩慢提升著，直到2008年，新勞動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塊錢。這一年施行的《就業促進法》規定，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農民工的平等就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同年，國務院加設新的辦事機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專責處理農民工事務。

但好景不長。當年9月，金融危機暴發了。押寶於出口導向的沿海中小企業紛紛倒閉，25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默默返鄉，或是往其他地方遷徙。

呂蓮娟所在工廠也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2009年開始，工廠不再讓她加班。賺不到更多錢，她也“跟著感覺走”，跟著其他工人消極怠工，在正常上班時間，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幹脆站著不幹活。

當不滿情緒向生活蔓延之時，新的生命悄然降臨。2009年6月，肚子裏的小女孩已經4個月大了，呂蓮娟忐忑不安地辭掉了工作。此時她想起她那個挺著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個渾身烏黑的嬰孩，那孩子不久之後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個早晨，她剛去上班，因為吸入過量消毒水，暈倒了。之後住院四十多天，除了醫療費，呂蓮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她經常頭痛，她想那也許是工作落下的後遺症。

呂蓮娟孤獨地麵對農民工群體共同的問題。他們不僅經常麵臨工傷的危險，還占據著90%職業病患者份額。有害的工作環境正在奪走這些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資源，患上職業病似乎是家常便飯，維權卻是舉步維艱。

呂蓮娟一家四口擠在東莞南城下敦村一個小單間裏，兒子睡一張床，她和丈夫、小女兒擠一張。小女孩總是哭鬧，鼻涕滴答。沒有衣櫃，衣服都掛在兒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漲，她在村裏輾轉換了幾個住處。這個幾平米的小單間，一個月要花去300塊錢。

陽台用鐵皮遮頂，鐵皮挖出一個洞，讓陽光透進這個潮濕的小房間。陽台一端用來做飯，一端是衛生間。下雨時，她就把小煤氣爐拖進房子，在地上做飯。

兒子王大順是去年接過來的。過去10年間，他都隨著外婆留在老家。為了省去春運的費用，夫婦倆也從未回家過年——來回的車費要700塊錢 ，是平常的兩三倍，過一次春節，要花去一兩個月的工資。如今兒子長大了，外婆漸漸管不住他。呂蓮娟害怕他像村裏其他留守兒童，去網吧上網，沉迷於遊戲，或是像那個14歲的孩子，吸毒過量而死於非命。

因為戶籍製度，農村戶口的王大順沒法享有城市的義務教育。到了東莞，他隻能在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年的學費將近5000塊，她退回來的社保金，隻夠支撐他讀兩年書。

辭去工作後，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個人養。他在工廠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任何保險及福利。扣掉300塊的夥食費和32個小時休息費，每月隻能拿到1400塊。

比起10年前， 生活變得更糟糕。她的工資從未超過兩千塊，底薪最高的一個月，加班130小時，最終也隻能拿到1949塊。物價卻一路飛漲：2000年，100元能買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隻能買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10年間，物價總上漲為25.37%。

豬肉漲價後，呂蓮娟便極少吃。前幾天生日，才買了5塊錢豬肉煮白蘿卜慶祝一番。但她堅持每天煮一個雞蛋給女兒吃，孩子是她通往未來的入場券。她想著，即便沒有儲蓄，沒有保險，有了孩子，她就不至於老無所依。

家裏幾乎沒有電器，那台小小的電視，起初呂蓮娟因為怕浪費電而不願意買，還是在丈夫的堅持下，花上60塊錢在廢品站買來的。

10年來，最大的消費是去年為兒子學英語買的影碟機，花了將近500塊錢。可兒子並不喜歡學英語，影碟機被廢棄在一邊。他想回家了。他懷念在家鄉的河裏恣意遊泳，懷念在田野間和小夥伴戲耍。他開始在學校裏結識老鄉、組成陣營，對抗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個頭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總是全力反擊。“打不過也要打”，這是12歲的王大順最新領悟的道理。

呂蓮娟想，這個城市永遠不屬於自己。她也想著回去，可是，老家沒有房，結婚時用的屋子還是借來的，再說，生了第二胎回去還要被罰款。

最近一年，中國從金融危機中恢複過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民工荒。她就想，現在工廠都缺工人，也許還會有機會呢？

在去與留的彷徨之間，在隨時準備遷徙的不確定之中，在展望未來一片茫然之時，呂蓮娟唯一確定的，就是盡可能節省，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