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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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九章
居所
(上)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聖誕節前兩日，我搬進了我生平第一 所個人擁有的住房。第二天，我就與鍾醫生全家一起到堪培拉和悉尼旅行 去了，直至一九八七年元旦才回來。所以，實際上，我是一九八七年的第 一天才正式住進我的新居來的。
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所個人擁有的住房”，當然並非說我以前所住的 屋子都是租用別人的; 在國內時，我基本上住在自己的屋子裏，隻是那些 屋子都是由我家族或家庭擁有的，並沒有我的份。
提起以前我住過的房子，倒有點意思。那不隻因為它們與我的童年、 少年及青年有關，而且，它們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我想，現在的青少年，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海外的;西方的，還是東方的，除非從電影上、書本 上看到，卻是很難再親身體會到的了，因為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已 經改變。
我出生的那座大房子在上海。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家從杭州 移居上海，搬到那所大房子去住可能還不久。
那座房子是座老式的大洋房，我在那兒住了差不多十年，卻還不知 道那座房子裏有多少房間。我父母總把它稱作是“五開間”的房子，其實它是一座“L”形的大屋子。“L”中長的一豎朝南，是我兩個叔祖父——二叔祖 和三叔祖——的住處，我們稱他們是“二房”和“三房”。兩位叔祖都有一大 群子女，有的子女已結婚成家，也住在那幢房子裏;兩房裏還有不少男女 傭人。那一豎的頂頭上還有一個大廚房，廚房在我的印象中總是深黝黝、 黑洞洞、霧蒙蒙的，有幾個大司務在裏邊操作，因為他們要供應整幢房子 裏的飯菜。那一豎的中間，底樓是一個大客廳，放著重得連地板都壓得塌 的一套紫檀木桌椅，是清朝的製品，有:香桌、供桌、圓桌、踏腳架、茶 幾、嵌太湖石的太師椅等幾十件。客廳隔壁是八十多歲的我曾祖母的房間。 在我印象中，她永遠是捧著個茶杯坐著的、講起話來一口紹興口音的和善 的老太太。她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那座房子裏去世。“L”形那長的一豎是 兩層樓的房子，頂上是個大平台，平台後半部分是幾個頂樓，有尖尖的頂， 於是平台的前部成了一條走廊形的空地。頂樓裏放箱子，我們叫它們“箱 子間”。小時候我最喜歡跟父母去箱子間，因為一則可以在堆滿箱子，有 濃重樟腦丸氣味的房間裏發現從未見過的古老陳舊的東西;一則，可躲在 一幢幢疊得比人高的箱子後捉迷藏，在高高在上的樓頂平台上看風景。有 時，堂房叔叔們還扶著我爬到坡度平緩的房頂上去坐一會兒。
“L”形建築橫的那短的一劃，則是不算在那正屋“五開間”之內的。原 來大概是獨立的一幢三開間大洋房，也是兩層樓，後來不知什麽時候用走 廊將兩幢房子連了起來，成了一體的“L”形。“L”形的拐彎處就是一條也是 “L”形的走廊，一邊是玻璃窗，一邊沿著長長的走廊都是小房間，住傭人、 堆雜物、放柴火。那橫頭的三開間樓下也是客廳。為了有別於“大客廳”， 就把它稱為“花廳”。旁邊的房間常常空著或作客房。
“三開間”的樓上則是我們大房的小天地。我父親自幼喪失了雙親， 由我曾祖母，即那位八十多歲才去世的老太太帶大，所以他是長房唯一的 後代。在這長房中隻有我父母、我們四兄弟姐妹和三、四個女仆，占據了 “三開間”的樓上一層和一部分走廊。父母房間外有一個大曬台，三間正屋 前是一個有一排玻璃窗的長走廊。從走廊和曬台上可以望見我們家附近上海著名寺院玉佛寺的大黑頂和黃泥牆。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傍晚，總會不 知從哪兒飛來一大群烏鴉，總有幾百隻吧，遮得天空黑壓壓一片，“呱呱” 的叫聲既嘈雜、嘹亮，又淒涼、慘淡。它們在我家附近的上空盤旋了一陣 子，就紛紛落在玉佛寺屋簷上、屋脊上，整整齊齊一排排的，我們叫它 “烏鴉開會”。他們的集會總要到天幾乎全黑了才散，我至今弄不明白為什 麽烏鴉專選那座寺院的屋頂每天定期集會。不過，我可以肯定，在連麻雀 都已難以找到的上海，現在一定再也看不到這種烏鴉集會了。
在“L”形的缺口處則是一個占地幾畝的大花園。有一年，我的一個堂 叔忽發奇想，在草地一角挖了個長方形的大水池，我不知道他原先是否想 造一個遊泳池，但沒有完工就不再繼續進行了。於是池裏積了水，長了水 草，春天蛙聲大作，有時我們還去抓蝌蚪。花園與大門以一條很長很長的 走廊相連，走廊與花園相接處有一扇花格大鐵門，從來不關，我們叫它 “二門”。有時我們一群孩子作遊戲，把鐵門拉攏而忘了打開，害得汽車進 出時司機要下車開門，於是我們就會挨幾句罵。長廊的另一頭是一扇莊嚴 沉重的大鐵門，將我們一個家族的三房人家與外邊世界完全隔絕了開來。 在大鐵門的小天地中，我有弟弟妹妹，有跟我年紀相差不多的堂房叔叔、 阿姨，不難找到遊伴，也不難想出玩耍的辦法。因此，可以說，那座大房 屋就是我十歲前的整個天地，除了由傭人開車接送我上學離開那座房子， 與外界接觸一下之外，我對外界如何，完全一無所知。
在我生活的頭十年中，我也住過另兩處地方，都在杭州，而且時間 都不長，隻有半年至一年而已。兩處中的一處是我的外婆家。
我母親姓高，是杭州世家，有“高半城”的盛名，意思是說:杭州城 一半的財產都是他們的。我外公除了在雙陳衙布店弄有一棟比上海我的出 生地更大的老式庭園式住宅外，在西湖邊還有莊園，是西湖名勝之一，稱 “紅櫟山莊”。在產茶區龍井獅子峰頂上又蓋了一座一麵可以望西湖，一麵 可以望錢塘江的日本式房子，平時在山上修身養性。我一直到十多歲，幾乎每年總要隨父母去杭州外婆家住幾天，度個寒假、春假或暑假。記得四、 五歲時，我與比我小一歲的妹妹隨保姆去杭州參加大舅舅的婚禮。那時， 我外公是杭州著名的私立學校的董事長，他帶我和妹妹去參觀小學部，見 我們有興趣，就將我們倆安插在一年級一個班裏。兩個隻有四、五歲的的 孩子並排坐在一張長課桌前，就這麽開始了以後漫長的學校生活。
因為在杭州念書，我和妹妹就隨外婆在布店弄的大房子裏住了半年。 到底那時太小，我對那時住的房子究竟怎麽大已不太清楚了。隻記得有一 部分房子中有個大天井，天井裏是一個跟遊泳池差不多大小的金魚池，池 中間是一座很高大的篆書“雲”字形的大假山石，池的四周是雕花木欄杆。 我最愛伏在欄杆上看碧綠碧綠的水中金紅的魚在遊來遊去。大屋子中還有 一間屋子，四周全是彩色的玻璃，太陽射進房來，在大青磚地上映出紅黃 藍白的圖案和顏色來。屋後有一個大花園，有一間房子叫“梅廳”，可能因 為在屋外有幾棵梅樹，冬天梅花開時可以賞梅。園子旁邊還有一間三麵是 玻璃的房間，無論是陰晴雨雪、春夏秋冬都可在屋裏賞園景。有一天不知 哪裏爬出一條二、三尺長的大青蛇來，嚇得我和妹妹都爬到太湖石桌椅上 去。不一會兒一個男傭人用兩個大銅痰盂將蛇套在裏麵拿到什麽地方去放 掉了。因為據說蛇是“家神”，不能打死的。
在九歲那年，因為我在上海常常無故哭鬧，母親又把我送到杭州住 了一年，由一個女仆照顧我。那次不是住在外婆家，而是住到自己徐家的 房子裏去了。
我家由我曾祖父開始移居杭州。後來買了金洞橋一幢大房子，一直 住到抗日戰爭爆發，杭州淪陷才移居上海。我在杭州住時，金洞橋那幢大 房子雖然已不作我家的主要住宅，但仍保留著。有時我的叔祖父及堂叔們 去杭州時就住在那兒。因我母親家房子也很大，所以我們一房平時即使去 杭州也是住外婆家的多。我九歲時，已經“解放”，外公家無法維持幾十間房間的大屋，已將房子賣給政府，所以，我就住到了金洞橋的房子裏，反正 那座房子平時空閑著。
金洞橋徐宅的房子是比上述兩處更要大得多的像《紅樓夢》裏描寫 的“大觀園”那樣的房子。原來是一位姓許名增，號邁孫的清末大詞人的私 宅，名“榆園”(又名“娛園”)。後來，許家敗落了，後代就將“榆園”賣給 了徐家。那個占地十多畝、一百多間房間的屋子，我始終沒有來得及全部 去過。隻記得一間間陰森森的大廳都是大青磚鋪的地。廳中有兩人圍抱的 大梁柱，廳內放著一套套紫檀、紅木的家具，不知是哪一個朝代就已放著 了。小時候，凡自己走過這幾座大廳，都要半跑著快快穿過，怕有鬼會出 來。
在所有的大廳前，都有一個個的庭園，有的裏麵有假山，有的有人 工小溪及九曲橋，有的有梅、竹、盆景，還有亭子。
除了可供人居住的房間之外，客廳就有十多個，有轎廳，大廳、二 廳、三廳、船廳、花廳，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船廳”。那是在二樓的一 間沿河的大房間，也有彩色玻璃鑲在窗上。有一麵的窗外就是大運河。靠 在窗口可以看見窗下著名的大運河渾濁的河水緩緩流去，河上各式船隻也 一目了然。可惜“船廳”的窗很大，窗沿很低，平時沒有成人陪伴，父母不 讓我們孩子單獨去“船廳”玩兒。
我九歲那年主要住在一個稱之為“洋房”的區域，因為那部分房子可 能是後蓋的，樣子比較新，有點西式，所以稱為“洋房”。“洋房”有一後門， 穿過一條窄巷(叫“魚帶子巷”，可能因為巷的狹窄和彎曲吧)，可通外麵 主要幹道。平時進出，我們都走那扇後門，我很樂意這樣，因為可以不用 穿過那一連串陰氣慘慘的大廳了。
“洋房”似乎是個獨立的住宅單位，是座不大的平房。屋前有一個小 花園，夏天在院子裏乘涼，聽著照管我的趙媽講故事。我半醒半睡地躺在 藤榻上，常可看見一種叫“白鼻驄”和一種叫“果子狸”的比鬆鼠要大得多的 動物在旁邊屋頂上爬過，有時，它們還會大膽地停下來張望我們。在“洋 房”的後麵，則是一個水泥地的玻璃大暖房，暖房裏是兩排共十多盆白蘭 花。我以後在別處從未見過有那麽大的白蘭花。每年初夏，一人多高的樹 上開滿白色的筆形小花，清香滿屋。
“解放”之後，外婆家首先賣掉了那座在“太平天國”時被“太平軍”作過王 府的龐大住宅;金洞橋的“榆園”既然平時不用，也一部分、一部分賣給了 政府。最後，上海那座大房子也賣掉作了醫院。我們三房人家各自分立門 戶。離開上海老家後，我隻回過老屋一次。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個比 我小一歲，但排起輩份來我要稱他為“廿四叔叔”的小堂叔忽發奇想要舊地 重遊一下。於是一天下了課，我們乘電車去了那座老房子，也沒事先告訴 父母。到那兒一看，房屋已改得麵目全非了，連院子裏都蓋了房子，三樓 “箱子間”也成了病房。屋裏屋外人群川流不息，誰都沒有注意兩個小屋主 竟敢“反攻倒算”來了。回家以後，雖然我們很興奮地向各自的父母報告了 那次“探險”的結果，但以後卻再沒有興致去重遊已無舊夢可尋的老屋了。 隻有當我閱讀茅盾的《子夜》時，看到書中描寫主角徐佑德的大住宅，我 才會想起上海我的出生地;也隻有在閱讀《紅樓夢》或巴金的《家》、 《春》、《秋》三部曲時，才會想起杭州高家和徐家的兩所大宅院。
曹雪芹的《紅樓夢》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所描寫的大家庭生活， 反映的是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而茅盾的《子夜》，則描寫的是中國短促 的、早夭的資本主義時代。這兩個時代的合並，就是中國幾千年漫長曆史 的總和 —— 我當然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曆史。而我倒也有幸，不 但親眼目睹，而且親身經曆了這兩個時代的生活情景，因為我十歲前住過 的三處居所，正是這兩個時代的代表。
一九四九年的“解放”，翻過了中國曆史的一個章節。徐、高兩個大 家族賣掉了他們的三幢大房子，正是這兩個時代結束的象征。而我，卻正 好趕上作了它們的送葬人。當然，我送走的不隻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兩 個時代，我也送走了我的童年。我童年的一切回憶，都是與這三處居所緊 緊相連的。(注 1) （未完待續）
注 1: 關於這三棟房子，我在《山居雜憶》和《山居續憶》中都有更詳細、更具體的 描述，有興趣的話，可去找那兩本書來看。《山居雜憶》已經出過三版，現在 還可以買到;《山居續憶》還未出版，但在“文學城”我的博客“六樹堂文集”中 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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