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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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六章
大學生的“胡鬧日”
我認為，東方人和西方人性格的不同，最可以從年輕人身上看到。 我記得幾年前在中國《人民日報》上看過一篇某作者去美國愛俄華州參加 “筆會”後回國寫的散文，其中有一節寫她看見美國遊行隊伍中的青年男女。 原文早已忘記，但記得她在描寫一群男女青年在隊伍中走得如何輕快，笑 得如何自然，行為如何直爽之後，作了一番感歎，說:在美國，青年們在 一舉一動之前，從來不用有父母的批準，也不用去看老祖母的臉色，更不 用去考慮自己這樣做、這樣說是否與眾不同。中國青年已被封建傳統、禮 教束縛得失去了個性，甚至失去了天真的笑容和活潑的個性。
我基本上同意那位作家的看法。“崇尚個性”，這是資產階級民主思 想的重要內涵。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人們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 等、博愛”。從“個性”這一角度來說，這句口號中的三個詞都是與“個性”的 強調有關:“自由”是指個性的解放;“平等”是指對個性的尊重;“博愛”是 指對個性的愛護。在西歐發動資產階級革命至今幾百年之中，西方人已養 成了表現自己個性，也尊重別人個性的習慣，整個社會也就成了不同個體 在平等(至少在精神上、概念上)基礎上結合而成的集合體。所以，西方 人敢想、敢說、敢為，敢表現“真我”而不怕別人的議論和譏笑。正因為每 一個人都敢這樣做，因此整個“社會”實際並不淩駕於個人之上;個人，隻 是因為生存或某種必要的共同活動的需要，才在一個“社會”中結合在一起。
但在東方，或者更具體說，在中國，“集體”永遠是高於“個人”之上的， 所以曆來宣傳“盡忠報國”。即使共和之後，仍然宣揚“愛祖國”，“愛黨”， “愛領袖”。在一個家庭中，每個家庭成員需服從全家利益，於是:“聚族而 居”，“父母在，不遠遊”，“家醜不可外揚”，甚至兄姐沒有結婚，弟妹也不 許成家等等不成文的規矩也在不少中國家庭存在了幾千年，束縛了年輕人 的行動，有的還害死了不少無辜青年。
這種以“個人”還是“集體”為重的現象早就被不少人發現了。最近我看 了幾本外國記者寫的關於中國的書，他們都提到了這一問題。例如，美國 《紐約時報》一九八 O 年左右駐北京的記者福克斯·伯脫菲爾德(Fox Butterfield)寫的《苦海餘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中，以吃 飯方式的不同來說明東西方社會結構方式的不同。他說，在中國，幾個人 上飯館吃飯，總是叫幾個菜，端來放在桌子中間，大家共用;而在西方， 則每個人各要各的菜，放在各自的麵前，各人吃自己的，即使上中國飯館 也一樣。
當然，過份強調“個人”，會造成一個極端自私的社會; 但如果人人 都能在不侵犯別人自由的基礎上發展“個性”，那麽，生活就會變得豐富多 彩。
在西方，很多節日都可以表現人們的“個性”。例如，不少人都知道 有個“愚人節”，大家可以亂講話而不怕挨別人罵;也知道美國每年十月底 有個“鬼節”，男女老少可以塗了鬼臉、化了裝在街上狂歡，小孩子們也可 以名正言順地挨家挨戶去要錢、要糖而不會挨罵。可是，很少人知道，有 的大學還有自己傳統的節日。
在阿德萊德大學一百多年漫長的曆史中，不知從何年開始，學生將 一年中第二學期的最後一天稱作“百樂戲日”(Prosh Day)——大學生的 “胡鬧日”。(注 1)
說來將這天定為“胡鬧日”，倒也蠻有“科學根據”的。阿德萊德大學 實行一年三學期製。第二學期終了時，正是一年之中南半球的“隆冬”時節。 經過兩個學期的學習，學生的精神和身體都已感到疲勞;而展望前麵，漫 長的下半年還有一次期中考試、一學期的課程，以及“性命攸關”的年終大 考擺在眼前。不輕鬆活潑、自得其樂一下，怎麽能堅持到年終?也許正因 為這個原因，校方也從來都默認這一天學生的“胡鬧權”;不少教授也大開 方便之門:放學生一天假，或者上十分鍾課，早點讓學生去暢暢快快地胡 鬧。
好在大學生也有自製能力，何況開的胡鬧玩笑也一般都是善意的: 在黑板上塗些幽默可笑的字畫啦，拿彩紙、水槍、“粉彈”當武器來攻擊老 師、同學啦，戴上麵具、套上軍用偽裝服、提著塑料衝鋒槍在校園中、大 樓裏“打仗”啦。還有人會想到跟校園中平時看來道貌岸然，高不可攀的幾 尊曆任校長、名學者的銅像開玩笑——給他們戴上彩色的紙高帽。
盡管隻此而已，每年這天，市裏也調來幾名警察、幾輛救護車、救 火車，以防出亂子。
有一年的“百樂戲日”，學生似乎有點越了規:有些人跑到離學校不 遠的州議會，“綁架”了州環境計劃部長霍古德博士。
原來，霍古德部長的女兒露薏絲小姐也在阿德萊德大學念書，那時 在念理科二年級。所以，她一定事先與“匪徒”有過密謀策劃，“綁匪”們就 此有了“內線”。
那天中午，霍古德部長開完會從州議會門前的石階上下來，即遇見 一群戴著墨鏡、麵具的大學生，他們手裏拿著水槍，對準部長先生的腦門， 命令他乖乖跟他們走。
這群學生自稱是“反種族剝削運動”的代表，他們押著部長先生，在 眾目睽睽之下，沿著市裏最熱鬧的大街之一 —— 北大街走回學校裏他們 的總部去。總部門前有一批手提塑料衝鋒槍的警衛，倒也威風。進門時， 部長先生差點讓樓上扔下的“粉彈”擊中。
“綁匪”們的要求倒也簡單，隻要“贖金”。他們打電話給州長貝儂先 生及霍古德博士的五位部長同僚。他的上司及同事們都可憐他的“遭遇”， 於是當場答應付贖金三十元;環境計劃部的同事也同情上級的“不幸”，於 是也答應再添三十元;校方也願再資助十元。“綁匪”倒都是“正人君子”， 相信贖戶的口頭保證，未等贖款到手就將“肉票”放了。當然，贖戶也是君 子，錢是不一定照付不誤的。這次“綁架”的組織人之一，十九歲的大 衛 · 鄧肯宣布，贖金將作慈善業的捐款。
最幽默的倒是那位被綁的部長先生，他在釋放後說:
“我猜我是值不了幾個錢的。”
一位部長隻值七十元，似乎也太可憐了!
一年一度的“胡鬧日”過去了，學生們又得夾著書本鑽圖書館去了。 等來年“百樂戲”日再胡鬧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阿德萊德東城書屋
注 1: 澳大利亞學校，春季是一個學年的開始。我剛到阿德萊德大學時，大學實行一 年三學期製，似乎是跟英國一致的學製，所以，第二學期結束，放過兩周假後， 就進入最後一個學期，學生就要迎接年終的大考了。後來，大概九十年代吧， 為了與中小學的學製統一起來，就改成一年兩個學期(semester)，每個學期再 分成兩個小學期(term)。於是就成了一年四個小學期了。兩個小學期中，學 生有兩周休息;兩個大學期中有五周的複習和考試，然後放三周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