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記 (增訂本) ：第十三章：老萬 （中）

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三章

 

憶老萬

 

(中)

 

 

          （接上文）去年，《華聲報》舉辦介紹華人生活方麵內容的征文賽。老萬 有意以我們的“音樂沙龍”為題材寫文章去應征。他先寫了一個草稿 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向他提了兩點:一是不要多提沙龍成員，二是 不要多介紹樂曲，應以沙龍活動的記敘為主。他後來重寫一篇寄去， 居然得了頭獎，贏得五百元獎金。而我們的“音樂沙龍”就此也揚了 名，於是不少人表示要想參加，弄得我有點為難，隻好將後來者列 入候補的另冊，或許也得罪了一些人。不過現在想來，那時老萬還 正在走好運，誰知道一年之後，他就會大劫難逃了呢!人的命運真 是變幻莫測呀!

          老萬是個活動能力很強的人，善於交際、能說會道，交際場上 很受歡迎。於是第二次來南澳不久，不但以前的老關係都重又接上 了頭，而且又交了不少新朋友，常常是 party 不斷。不久，中國爆 發“六四”慘案，老萬義憤填膺，又成了積極分子，我卻是個隻有“三 分鍾熱度”的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不會徹底。出於正義感 憤激一時之後，就會變得客觀冷靜起來。所以，與老萬在政治問題 上的看法就不十分一致。但我們仍是好朋友，尤其在音樂上。

          老萬原來與福林大學的工作合同是短期的，隻有半年、一年而 已。因為“六四”，老萬對回國的事也作了重新考慮，記得他曾對我 說:

          “我對國內的研究工作很滿意，雖然我也很愛澳大利亞，但在 這裏，我總不可能達到國內那樣的地位了。”

          不過，我想，為他的女兒著想，一定也是老萬決定留在澳洲的 決定因素之一。雖然他從未對我說過，但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老萬開始申請定居後，又開展了各種活動。聽說不但他的老板 替他擔保，而且他又找議員為他寫信支持。老萬當然不但關注中國 事態的發展，而且也密切注意澳洲對在澳中國公民的政策問題。每 次“音樂沙龍”未開始之時或中間休息階段，老萬總把所見所聞說得 有聲有色、斬釘截鐵，好象是他的第一手資料。別人也都向他詢問 詳情，似乎老萬成了移民局的谘詢處、包勃 · 霍克(當時的澳洲總 理)的發言人。其實，我知道他所講的一切都隻是報紙、雜誌上看 來的罷了。

          既然想在澳洲作長居打算，於是老萬又有了不少計劃和設想。 其中自始至終占領在他腦海中的是做生意。這是他第二次來南澳之 後不久就跟我提出的。一個學者忽然熱衷於買進賣出起來，這正是 國內近幾年盛行的風氣，我一點不感驚奇。但我自知既不是塊賺錢 的料，又不是個發財的命，所以對老萬的設想從未真正熱烈響應過。 然而我知道他想做買賣賺錢的念頭到死不減，因為我知道他不但與 不少人談過此事，而且在進醫院的一、兩個月前已經重病在身時， 他還對我和林君津津有味地說起:中國某一訪問學者來了三個月就 與太太開了一家外賣店，白天做研究、晚上做買賣。不想，很快， 老萬就進了醫院，一病不起了。這真隻能歸之於“生死由命、富貴在 天”了。

          不過，即使老萬真的熱衷於做買賣賺錢，他也決不是個銅臭味 滿身的市儈。除了“音樂沙龍”，他又參加了南澳研究醫學、生物科 學的中國學者定期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作過不少次報告，是該報告 會的骨幹。不久，聽說老萬又參加了一個華人宗教團體的學習聖經活動，究竟老萬隻是把它當作一種社團活動來參加，還是真的熱心 於拯救自己的靈魂起來，我卻不得而知。

          今年三、四月，聽說一位上海作家老劉要以“陪讀”身份來南澳， 老萬又想發起一個“文學沙龍”，與我和老薛商量。我不是一個有能 力的活動家和組織者，又最怕負任何責任，所以隻答應參加，但請 老萬和老薛組織，他們也同意了。作家老劉從上海來後一個月，老 萬剛搬入新居，他決定在新居舉行第一次“文學沙龍”活動，邀請了 近二十人參加，既辦沙龍，又慶祝喬遷之喜。沒想到正是那次活動 的前夜，老萬發病進院，兩個月後就英年早逝，“文學沙龍”也就此 夭折了。

          說到老萬的病，我還得從今年三月份說起。

          今年三月的“音樂沙龍”活動前幾天，我跟往常一樣讓老薛去通 知老萬，傳回的答複是:老萬能參加的。可是，當天下午在中華會 館的中文學校沒有見到老萬，晚上老萬也沒來。“沙龍”的成員之一 鍾醫生說:下午老萬突然腹痛，他打電話給鍾醫生說可能是急性腸 胃炎，請鍾晚上帶些藥去讓老薛轉交給他。老萬沒有事先請假而不 參加“沙龍”活動是前所未有的事。但臨時得病，人人會有，誰也沒 當一回事。

          可事實上，自從這次“急性腸胃炎”後，老萬的病就一直沒有好 過。

          一周以後，星期六下午我又見到老萬，隻見他麵色黃瘦，精神 也不好。他說那次病後，肚子裏一直很不舒服，有股氣在肚裏躦動， 食欲也極為不振。

          “不過，大概慢慢會好起來的。”他隨即樂觀地加上一句。

          然而，他的病並沒有慢慢好起來。每個星期六下午我見到他， 總發現他又黃瘦了一點。尤其是那種黃黑的臉色，我知道不是好預兆。我雖不是醫生，但見過得肝癌而死的人，發病前就有這種黃黑 的臉色。

          我勸他去看大夫徹底檢查一下，他總說:

          “最近已經好多了!”

          我很清楚，他並沒有“好多”，隻是一種托詞罷了。至於他為什 麽不去早點檢查，至今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謎。我甚至常想，是不是 因為他本身是個醫生，早就知道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何必再費時花 錢去檢查呢?

          有一次我還責怪鍾醫生為什麽不安排老萬去做徹底檢查。鍾醫 生說:

          “我早就要他去檢查了。他一直找借口推托，我真有點光火。”

          可見，醫生也與我有同感，決不是我一個人想入非非。

          就這麽又拖了一、二個月，就到了辦“文學沙龍”前老萬進醫院 那次病變。

          那天，我跟鍾醫生興致勃勃趕去看老萬新買的房子，卻掃興地 發現賓朋滿座卻獨缺主人。老萬太太忙著在張羅，解釋說:

          “老萬昨晚又突然腹痛，痛得無法忍受，於是送了急診。今天 已經恢複。但醫院說，既然已進來了，就住幾天好好檢查吧。老萬 特地關照:活動要照常進行，不要因他而取消。”

          那天晚上本應主持會議的老薛又晚到四十五分鍾。老萬特地從 醫院來電跟我和鍾醫生講話。跟鍾是討論他的病;跟我，則是詢問 “沙龍”的進行，要我代理主席掌握會議。於是，那天晚上我作了如 下的開場白:

          “今天是‘文學沙龍’的第一次活動，可是不巧兩個‘主’都缺席: 一個是主人，一個是主席。於是隻能由我這個來賓及聽眾臨時湊數 了。”

          自從那次進院之後，老萬的病進入了最後階段。其實，從那時 到去世，一共還不到兩個月。在此期間，我隻跟他通過幾次電話， 見過一次麵。但是，我對老萬的性格的了解，卻遠遠超過了以往交 往的七、八年。

          老萬的精神中最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堅強、樂觀和鎮定。麵對 死亡，而且是慢性的死亡，能如此之鎮定，如此之泰然，那要有多 大的毅力呀!在他最後的兩個月中，他和我都知道他已患絕症，但 在我們對話中，竟從來沒有提到一個死字。

          “文學沙龍”那次活動後幾天，我知道老萬出院了，就從辦公室 打了個電話給他，一方麵詢問病情，一方麵向他匯報那天活動情況。 他告訴我，醫院還沒有安排讓他檢查，所以不知道是什麽病，但他 覺得好累，要好好休息，所以中華會館的課已辭去。“音樂沙龍”和 “文學沙龍”，那天他並沒有講不來參加，所以我們花了半個小時時 間來研究“文學沙龍”怎樣辦下去的事。

          又過了一周，聽說老萬已作過檢查，我連忙在晚上打電話去。 他隻輕描淡寫地說:

          “醫生說老毛病複發。我十多年前生過乙型肝炎，後來好了， 一直沒有再發過，以為沒事了，不想這次又發。醫生要我好好休息。 所以，我現在已不再去上班，在家養病。‘音樂沙龍’和‘文學沙龍’我 也想不再參加了。”

          既然他說是老病複發，我倒對他的病不再擔心;但是聽說他不 再參加“沙龍”，我卻十分失望。我想了不少理由想讓他改變主意，

          譬如:答應縮短“沙龍”時間，提早結束，讓他可以早休息，甚至建 議把“沙龍”搬到他家去辦。但他總說:“我想休息，不能參加了。”

          最後，我說:“你是兩個沙龍的骨幹和發起人。老實說，如果 你堅決不參加，我也失去了興趣。可能我不再打算舉辦什麽沙龍 了。”

          這下，倒反使他急了起來，他一再鼓勵我沒有他的參加也應把 活動舉辦下去。

          在打那次電話時，我並不知道他生癌，隻以為是肝炎複發。然 而當時，他已明確知道得了絕症，而且隻能再活半年。但我現在回 想起來，在那次電話談話中，卻絲毫聽不出他有半點頹喪和悲觀。

          又過了半個月，老萬得肝癌的消息已傳得朋友中幾乎盡人皆知 了。但既然老萬自己不說，難道我打電話去?去慰問?安慰?表示 好奇?勸說?我不知道應該怎麽辦，於是去電問鍾醫生。她見我已 知道，就也證實了這一壞消息。不過我們當時仍隻當老萬還能再活 半年。

          老萬既然不能再來參加沙龍，我就決定把音樂送上門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