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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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二章
買唱片
（上）
到南澳，我稍定下神來，甚至還未真正辨明阿德萊德市的東南西北， 就開始我的尋找唱片活動了。在第一周內，我就摸清了全市主要的唱片店 地點。現在，我已收集了五、六百張立體聲唱片，三百多盒盒式磁帶和二 百多張激光唱片。全部都是古典音樂。當然，較之專業音樂家、專業收藏 家，或者音樂世家，這些收藏還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作為業餘收集者， 在短短八年之中能達到這一成果，很多人大概會很吃驚的吧。(注 1)
說到買唱片，我要承認自己有“收藏癖”。以前，收藏過郵票、明信 片，也想收藏錢幣、火柴商標，現在還在收藏書籍和唱片。有人想為“收 藏癖”作辯護，講可以增加知識，提高審美觀點，諸如此類。但我倒覺得 還不如用人人都有的原始的“占有欲”來解釋更恰當。正如有的女人喜歡買 衣衫、裙子，有的男子喜歡擁有權力、金錢一樣。隻不過我想擁有的東西 較為風雅，而且與人無礙罷了。
我的收藏唱片，當然是從五十年代初我父親買回來一架七十八轉的 電唱機和一些蘇聯唱片開始的。我父親不懂音樂 ——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 外國的。在他工作的地方附近有家大新華書店兼出售唱片。店裏售貨員見 到我父親這麽一位不在乎價錢的隨和的“大少爺”，就大量推銷店中的貨物。 父親剛買了唱機，當然也要有唱片喂它，於是，每次一大盒、一大盒地買 回了一大堆。從俄國民歌《伏爾加船夫曲》，到舒伯特的《小夜曲》，直 至大部的貝多芬的交響曲，什麽都有。有時星期天，我也會跟父親一起去 買。
我第一次正式收集唱片，是在進入大學之後。這時，我家已經換了 一架有三種轉速的唱機，但是那時我還隻有七十八轉的唱片，並沒有慢轉 唱片，因為那時還不知道在上海哪裏有慢轉唱片可買。
知道有三十三轉的慢轉唱片，那還是大學同學夏君告訴我的。他同 時還告訴我:在福州路“國際書店”可以買到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慢轉唱片。 那時一般知識分子的月工資僅五、六十元，而一張慢轉唱片卻要賣五至九 元。每個月的工資不吃、不用，至多能買七、八張唱片;何況我們都是尚 未工作的學生，而夏君家境又不富裕。
一個星期天，我終於由夏君陪著一起去了“國際書店”。看到東歐各 國，尤其是民主德國和捷克唱片上五光十色的照片和繪畫，聽到慢轉唱片 比快轉唱片好得多的音質，又了解到聽一部交響樂作品再也不用換五、六 張唱片，翻五、六次麵時，我覺得自己太孤陋寡聞，以前的收藏也太微薄 可憐了。於是，我當天就花十八塊錢買下了一套盒裝的捷克版《天鵝湖》。 這是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我早知道，但那天我之所以揀中這套唱片而不是 別的，老實說一半是因為它的裝潢 —— 一個硬紙布脊的盒子，封麵是一 個看上去像天鵝似的芭蕾舞演員的照得很好的照片。這兩張唱片我至今仍 保存在上海，如果我有資格開個唱片展覽會，這套唱片則有資格作為“開 國元勳”放在特殊的櫃子裏供起來。
一套《天鵝湖》唱片開始了我買唱片的曆史，在以後五、六年中， 我幾乎每周都要去一、兩次“國際書店”。除了星期日，有時下午沒有課我 也去店中遛一次，看到了新貨沒有。離文化大革命越近，國內的氣氛也漸 漸緊張起來，不過作為普通老百姓的我尚蒙在鼓裏罷了。但是，從“國際 書店”向蘇聯和東歐訂的唱片越來越少就可以感覺得到山雨欲來的形勢了。 後來，買一張價值達月工資七分之一的唱片也要一早在書店門口等開門後 蜂擁而入去搶購了。最後，書店以裝修為名幹脆關門大吉。那是一九六五 年 —— “文革”前一年的事，那家店從此時到我離開中國，再沒有賣過外國唱片。但當時上海還有舊唱片店，也出賣外國古典音樂唱片，我亦常常光 顧。
不管買的是新唱片還是舊唱片，當時在上海要買到西方國家的原版 唱片真是難上加難。我得到的第一張美國唱片倒是直接來自美國的，可惜， 那是張碎唱片。我說的不是笑話!
那時，我與十多個國家的三、四十位朋友交換郵票、明信片等紀念 品，其中也包括一位美國朋友威爾遜。他知道我喜歡收集唱片而沒有西方 唱片時，就寄了張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v)的第三鋼琴協奏曲給我。 我收到信後興奮極了，不僅因為這將是我的第一張西方唱片，而且因為我 早已聽熟了拉氏的第二鋼琴協奏曲，但不知為何當時上海電台從來不播他 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唱片則更買不到。我當然希望擁有一張珍奇的唱片。 耐心等了兩個多月，我終於接到了海關的通知，領了唱片回來一看，唱片 已打得粉碎，而且像是用重力從中間擊碎的，於是連片斷的音樂都聽不到 了。後來我才知道，拉赫瑪尼諾夫在俄國革命後移居法國，最後定居於美 國。從中國官方觀點來看，他當然是叛國投敵的罪人無疑。叛徒的音樂作 品判處“淩遲”之刑也是罪有應得、理所當然的吧!
不過，我也從別的筆友那兒收到過幾張流行音樂的小唱片，倒沒有 被打碎或沒收。那時東德有一種“明信片唱片”，在一張大明信片上塗上塑 料，灌上五、六分鍾一段樂曲或歌曲，正麵是張風景畫或歌星的照片，既 可看，又可聽，我很喜歡。我把五、六十張明信片唱片貼在硬紙上，裝訂 成冊，引得不少友人羨慕不已。可惜那些唱片大多不是嚴肅的古典音樂。
在我收到打碎的美國唱片的同時，夏君偶然發現以前大學同學中有 位丁小姐家中藏有西方的古典音樂唱片。後來我們知道這是丁小姐在香港 的親人送她的。雖然丁家住在虹口，從我的住處單程要坐一小時電車才能 到達，但是我與夏君仍趕去聽過好多回。就是在丁小姐那兒，我第一次見到英美出版的音樂慢轉唱片，第一次聽到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彈 奏的蕭邦圓舞曲。
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一九六六年中，我已收集到各種慢轉唱片三百 多張了。在那個年代，這些唱片真是一大筆財產。我特地買了一個書櫥儲 存這些唱片，放在我自己的房間後麵一間房裏，將它們按作曲家分類編排。 我甚至還想有朝一日能把那間房間改成我的“音樂室”。但是，這一設想還 未來得及實現，摧毀一切文明的大革命已經來到。
作為我這樣的家庭的成員，當然革命的暴力首當其衝:我們家被抄， 我的唱片也遭了難。“紅衛兵”隨意挑了一百多張唱片拿去了，說要去開展 覽會，展示“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我的寶貝唱片雖被拿去一部分，但 那時性命都難保，這些身外之物的損失就不再當大事來看待了，倒是暗暗 慶幸他們隻將剩餘的唱片封起來而沒有砸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我想，大概總有一天這些唱片會物歸原主。
抄家、封屋不久，我們全家都被“掃地出門”，住到離老屋不遠的一 個朝北後間中去。又不久，各單位都成立起“造反隊”來，我，作為“可以改 造的四類分子子女”，也搖身一變成了“造反隊”一員。我想到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戴了印有“造反隊”三個黃字的紅臂章，回到老屋去要求拿冬衣。 那時，占領我們房子的人正自身難保，又見我佩有紅臂章，也不敢多攔我。 於是，讓我和弟弟進去抬了幾箱衣服出來。與此同時，我也一次次將封著 的二百多張唱片，像偷運軍火一樣地夾帶了出來。自己的東西竟然要由自 己去偷，現在想想也有點可笑。
唱片物歸原主了，但在那“隔牆有耳”的環境中如何可聽?趁著那時 社會一片混亂，我也無事可做，就買了一些半透明厚紙，將那些“虎口餘 生”的唱片一一保護起來，還粘製了一些厚牛皮紙袋，將唱片三、五張一 袋地裝進去。既起保護作用，又有偽裝作用。在如此險惡的、視西方文化如洪水猛獸的年代中，在我們家小小的屋子中竟還能保存有二百多張外國 古典音樂唱片，倒也是個奇跡。(注 2)
後來，局勢緩和了一點，我設法買了一架舊唱機，偷偷放一些唱片 聽。既要防外人突然闖入發現我的秘密，又要怕驚憂同房住著的父母、弟 弟，因而隻能將音量開得盡量微弱。總之，這完全談不上欣賞音樂，隻能 說是聊勝於無而已。有時，我也帶了唱片去幾個友人家聽，但當時幾乎家 家如此，聽音樂比做賊還要鬼祟。現在回想，真不知那樣暗無天日的日子 是怎麽過來的。
“文革”結束之後，家庭政治經濟情況逐漸好轉。我最先想做的事情 之一是用一千五百元的巨款買了一架立體聲盒式錄音機，那是我在國內擁 有的第三架錄音機。前兩架都是用大磁帶盤的錄音機，在六十年代初有這 種錄音機，在上海無異於有私人汽車那麽稀奇。在“文革”中，當然它們也 落了個去展覽會現身說法表現資本家腐朽生活的下場。立體聲盒式錄音機 在西方國家可能在六十年代後期已經很普及了，我卻要再等十五年才在上 海大開眼界。但是，有了錄音機卻沒有立體聲唱片或磁帶可錄放，因此仍 然形同虛設。
好在不久我也去了美國，真正進入了音樂的“自由王國” —— 至少我 在未出國時那麽天真地想。記得我有一次甚至對同事童老師說:我在美國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張音樂會票，聽一場世界第一流水平的音樂會。 可是，一到美國，發現等著我的是:住在地下室裏，每天上四小時課，幹 十一、二小時活! （未完待續）
注 1: 寫此文時，我在南澳隻有五年，所以說“八年”，是把在美國的三年也加上去的。 我在美國時隻買原聲磁帶(cassette)，因為我不知道以後定居何處，無法買了 大批唱片搬家。那時，CD 還沒有發明或普及。到澳洲後，我盒式磁帶基本上不 買了，買的主要是膠木唱片。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前後，CD 逐漸普及，我就開始 購買 CD，而很少再買唱片了。
注 2: 其實，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抄家中“漏網之魚”的唱片並不是我們一家有，因 為後來我讀到的很多人的“文革”回憶錄中，都談到他們就是從當時社會上從私 人家中流傳出去的古典音樂唱片中開始接觸到西方古典音樂的。當然，那時我 們家頭上有幾朵烏雲籠罩著，不敢“亂說亂動”，所以，除了我的好友夏君之外， 幾乎沒有別人知道我的唱片收藏，更不敢把這些唱片出借給別人去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