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女藏學家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éel）

 

大衛·妮爾是一位神話般人物。她的東方（特別是西藏）探險記、日記、論著極多，被譯成了西方各主要文種及日文。她一生中對西藏充滿了無限的熱愛、崇拜和敬佩，將終生的精力用於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區的探險和潛心研究西藏學乃至東方學中的許多科學，甚至起了一個法號“智燈”。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喜瑪拉雅環境和社會文化研究所負責人布爾努瓦（Lucette Boulnois）曾與筆者講過：“法國的幾代藏學家都是在大衛·妮爾的事跡與著作的影響下才對這兩個學科產生了興趣並刻苦鑽研，最後成為一名作出成就的學者”。大衛·妮爾活了102歲（1868～1960年），按法國的算法是101歲，其探險與研究橫跨19～20兩個世紀，其著作那樣豐盛，譯本和再版本是那樣多，更主要的是她的著作通俗易懂，科學性與可讀性融為一體，很富有引力，所以吸引一大批讀者，被有誌鑽研藏學和佛教學的青年人奉為“啟蒙著作”，有許多人也借用她的“法號”或藏文名字而稱其著作為“智燈”。

 

但對於這樣一位神話般的女藏學家，我國學者隻有已故李安宅先生作了簡單的介紹，李先生於三四十年代可能在成都見過她；西藏社會科學漢文文獻編輯部曾組織翻譯她的《古老的西藏麵對新生的中國》一書，其於則很少有人介紹其著作，對於她那撲溯迷離的生平更少有人知曉。法國讓·夏倫於1985年在巴黎出版了她的傳記《亞曆山大莉婭·大衛·妮爾光輝的一生》一書。她的主要著作自80年代以來又陸續再版，在法國又依次掀起了“大衛·妮爾熱”。筆者現在自己所掌握的資料對大衛·妮爾的生平和學術活動作一番簡單介紹。

 

大衛·妮爾於1868年10月24日生於法國巴黎郊區的聖·曼德。她從童年時代就有一種超脫常人的性格，對神秘的未來世界簡直著了謎。年青時代從當時法國著名的印度學和中國學家席爾宛·烈維和愛德華·福科，特別注重學習梵文。她在摩爾根夫人的推薦下，居住於巴黎的最高神智學會，在那裏接觸到了西藏的翻譯經典，在梵文、神智學、神秘學、秘傳學諸領域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她就這樣萌發了將來成為一名東方學家（主要是藏學家）、佛教徒和佛教學家的念頭。她在法國的東方藝術寶庫吉美博物館工作期間，又對東方的佛教壁畫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同時也學習了中國和印度的文學與哲學。大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她取了一名“智燈”或“慧燈”的法號。大衛·妮爾認為佛教不隻是一種宗教，而更重要的則是一門哲學。她對東方如此崇拜，以至於當時歐洲的許多人就稱她“長著白種人的皮膚和黃種人的心靈”。

 

 

大衛·妮爾從1891年開始了使她終生漂泊不定的旅行。她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放棄了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等高等學府中的學業以及在吉美博物館的科研工作。她當時年僅23歲。大衛·妮爾到達印度後，潛心學習吠檀多派教理，於1892年7月7日加入了印度的最高神智學會。她在1893年時一度達到印度與中國西藏的邊境，首次接觸到了她曾作過大量研究的藏族人。首次領略了她那自幼就憧憬的西藏山川風土。這次旅行為她日後東方學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她於1904年2月在《法蘭西信使報》上發表了《朝鮮的宗教和迷信》一文，同年6月又發表了《西藏的僧侶及其教理》一文，這就使她在藏傳佛教與東方宗教的學壇中初露鋒芒。大衛·妮爾1910年於布魯塞爾新大學任教，主講佛教的現代問題，她由此也全神貫注地投入了東方學研究。1910年秋，大衛·妮爾為了赴遠東旅行而作出了數月的準備工作，頻頻拜訪東方學名家和閱讀東方學名著，其中下工夫最多的是攻讀鑽研《法句經》。1910年8月9日乘那不勒斯號船出發，這一去直到14年之後的1925年才返回，她在科倫坡下船時受到了熱烈歡迎。1911年11月16日離開錫蘭赴印度，1912年2月到達加爾各答。1912年3月～10月間，她在錫金度過，學習了三昧修持術，與錫金王子建立了友好關係。她最終於1912年4月到達大吉嶺，要準備“最終敲開西藏的大門了”。她頗費心血的搜集、研究和翻譯了西藏那膾炙人口的格薩爾史詩，後來出版了《嶺地格薩爾超人的一生》這部名著。這是西方學者最早對格薩爾的係統研究之一。

 

 

1912年4月15日，大衛·妮爾會見了正在噶倫堡的西藏宗教和政權的最高代表十三世達賴喇嘛。這是經錫蘭和印度的佛教界權威人士鼎力推薦的結果，同時也是達賴喇嘛首次召見一位歐洲民間的女子。她將這次會見的具體情況寫成文章並發表在1912年9月1日的《法蘭西信使報》上，後又收入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奧義和巫術》一書中。大衛·妮爾興致勃勃地立即寫信將此事告訴了其丈夫，聲稱同時受到召見的還有日本人河口慧海。妮爾也極為高興，她又如同在比利時國王和王後麵前那樣行禮，即以宮廷大禮參拜達賴。這一消息很快就在全世界傳開了，震動了附近地區。她接著又在錫金的拉城拜訪了幾位修道的駐地，聲稱自己曾在那裏過了一段米拉日巴式的修持生活。

1914年9月，當大衛·妮爾離開錫金甘托克時，歐洲爆發了第一次大戰，她一直關心著歐洲的局勢。為了準備最終赴西藏旅行；她又在那裏學會了騎馬馳騁，甚至還在一個距西藏邊界不到30公裏的山洞中隱修，積極學習藏語。她這麽多年始終是在修一條通向雪國淨土西藏的大道，掃清各種障礙，創造各種條件。

1916年7月13日，妮爾夫人未經任何人允許就進入了西藏，由其義子庸登喇嘛和另一名仆人陪同。她首先希望參觀寧瑪巴的佛塔和紮什倫布寺。1916年7月16日到達日喀則，受到班禪喇嘛的召見。班禪鼓勵她積極從事藏學研究，同時又把她介紹給其堪布廳中的所有權貴，特別是介紹給了其母親。她的西藏之行，引起英國的不滿，英國駐錫金官吏比爾在傳教士們的慫恿下要把她驅逐到大吉嶺（因為她未經英國人的允許進入了西藏，而這在當時是英國人不能容忍的），限她於14天內到達大吉嶺，否則將被強行驅逐出境。她萬般無奈於1916年9月15日到達大吉嶺，並於1916年10月在加爾各答接受了“佛教布教人和大學者”以及“特使”的尊號。她仍繼續在法國、英國、印度和美國的雜誌上發表論文和論述文。

妮爾夫人為了研究小乘佛教於1916年1月9日到達緬甸參觀了金寺、養鰻池和隱修院。於1917年1月6日離開。她離開緬甸後又經新加坡赴日本，再到達朝鮮，走了一條漢城—北京—塔爾寺之路。此時，河口慧海剛從西藏歸來，他建議大衛·妮爾可以不必經過英國人的允許而進入西藏。她決心化裝入藏，和庸登以母子相稱，裝作巡禮朝聖人。她事實上是於1917年10月2日離開漢城到中國，經沈陽過長城和山海關，於7日到達北京，於18日遷居柏林寺。由於她準備赴蒙古旅行，到蒙古研究藏傳佛教或喇嘛教，所以她去拜訪法國駐華公使馬特爾，公使聽取了她有關喇嘛的研究體會之後，又把她送到了中國外交部，外交部把她轉交主管西藏事物的部門，該部門再把她轉交古浪倉呼比勒罕處。古戒倉在接到財政部的3000元錢之後，不到半個月就要送她到西藏。她對呼比勒罕大加讚揚，主動提出去塔爾寺。1918年1月24日，呼比勒罕陪同她離開北京。

 

 

大衛·妮爾夫人於1918年7月～1921年2月間一直居住在塔爾寺，整整32個月。在此期間有幸會見了新的一世阿涅倉大喇嘛。據她記載，當時塔爾寺共有3800名喇嘛，她每天都觀賞喇嘛們的宗教儀軌、說法和舞蹈，以及欣賞塔爾寺內的那棵聖樹。塔爾寺的3800名喇嘛和其他轉世活佛在那裏自由自在地生活，每天出席早晚舉行兩次的宗教儀式，在其餘時間都忙於坐禪、誦經和遊戲。每名僧侶都有各自的僧房，彼此之間貧富不一，那裏也成了一個不同等級社會的縮影。他們中既有轉世聖人，又有巫師和經商者。她完全沉浸於學習和修持之中，每天早上練習三昧坐禪，完全以西藏人的方式生活：煮茶、洗嗽、讀經和翻譯，晚上的全部時間都用於寫信。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她在塔爾寺製造了一麵三色國旗來慶祝勝利。

 

 

當時她已50歲了，仍不停地向《法蘭西信使報》和《法蘭西晚報》投稿。1919年春，盡管拉卜楞寺剛剛遭到士兵們的搶劫，她依然遊覽了塔爾寺附近的不少佛寺，尤其是參觀了納木宗尼庵。她要求丈夫從巴黎為她采購進入西藏時所需的一切。為了保密和化裝入藏，她為書信和談話而編製了一整套暗號密碼，盡量避免提到西藏一名。妮爾夫人於同年7月～9月間參觀了青海湖，沿途經曆了不少驚險場麵。她用閑暇翻譯了《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的有關章節，將其中的資料與藏文資料融合為一體而作為她撰寫有關《佛教哲學與奧義》一書的主要素材來源。1959年出版並又曾多次再版和譯成多種文字的《無上智慧》一書中的許多知識即源出於此。為了作長途旅行的準備，她經常作每天步行40公裏的練習。妮爾發現塔爾寺一帶的漢人、穆斯林、蒙古人和藏族人都很善良、聰明而勤勞，比歐洲人更為樂於助人。1921年1月，塔爾寺因受土匪和暴動者的騷擾而動蕩不安，於2月5日離開了塔爾寺。

 

 

大衛·妮爾於是1921年～1923年間奔馳在中原與西藏之間的茫茫戈壁沙漠之中。她首先繞過了西藏的整個東部地區，到達了打箭爐，企圖通過商隊向拉薩前進。由於被人識破，他又從羌塘返回，從而使這條隻需要3個月的路卻使她整整走3年。當時雲南、四川、甘肅、安多和康區都處於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之下。他認為安多是最為令人感興趣的地方，那時尚為西方人的一個未知世界，為了搜集資料和探險考察而更樂意選擇其它探險旅行家們從未達到過的地方。這同時也是由於他成了青藏、康藏路上的熟人，很容易被人識破入藏計劃。當時已有不少歐洲人進入了西藏，如1624年的耶穌會士安德拉，1716年的德斯德裏，1719年之後的嘉布譴使會會士們以及1792年第一名歐洲非宗教人士荷蘭人範·德·普特，1864年是遣使會會士古伯察和秦神父，1896年幫瓦洛和奧爾良一直到達騰格裏湖。但康區始終為一片未知地和禁區。這一方麵是由於西藏人禁止外國人進入那裏，另一方麵是由於英國人企圖壟斷進入該地區的特權。大衛·妮爾旅行記中最又意義的記載也正是她對康區山川風貌、風俗習慣及其曆史文化的記述。 

1921年6月，妮爾夫人進入了西藏腹地，由庸登和已經陪同他兩年的傭人——塔爾寺的一名沙彌陪同。他相繼以一名空行母、女雲遊喇嘛、女活佛等變化不定的身份麵貌出現，沿途為人祝福、占卜、以仙氣醫治風濕病、以吹氣治耳聾等。她即使治不好病，由於隻不過是一名來去匆匆的過客，所以別人也無法抱怨她或者是她無法聽到別人的抱怨，3名瑜伽行者企圖活吃她，因為據說吃了活佛肉便可以獲得神奇法術。她被迫在一農婦家避難，後來又差點被一名英國牧師裏普賴騙去500兩銀子。

1921年6月21日，妮爾在撫邊被人識破，在經過一個崗哨時又被中國士兵認出她是歐洲人，於是便要求她出示護照檢查行李。中國官吏企圖把她投入監獄，由於她威脅說她將寫信給領事館並出示了一些外國來信，中國官吏實際上是把她軟禁起來了，當她被釋放後，又遇到了多種困難，既無法賣掉自己的牲畜，又不能解雇傭人，再加河水暴漲，使她筋疲力盡，最終在甘孜患急性結腸炎而染病臥床了。於是邊決定去巴塘看病，但由於該地區爆發了戰爭，無法通行，最後在藏族軍官的陪同下向玉樹度過7個月，考察了附近地區，在那裏過了一個寒冬。在玉樹期間與當時的英國軍官和後來的著名藏學家喬治·佩雷拉（GeorgesPeireira）為鄰居。此人本為環球旅行家和地理學家，負責英國政府委派他在達賴喇嘛身邊進行秘密活動的使命。佩雷拉為她舉行茶會，向她介紹西藏地圖和有關資料，特別是建議她去泊龍藏布江一帶進行考察探險。妮爾即以此而確定了她的入藏路線。她穿過了波蜜這一神秘地區，與波巴人有過廣泛的接觸，同時也受到了密切監視，隻好沿怒江西岸前進。由於她攜帶的照相機等物品被藏族士兵發現，因而導致了這次入藏旅行的失敗。

 

 

妮爾夫人遭到這次失敗後返回青海，考察了紮陵湖和鄂陵湖，遊覽了雅礱江和黃河的源頭，1922年～1923年的冬季一直在那裏生活。她在那裏與美國探險家駱克相遇，同時又與一位自稱為嶺地格薩爾王後裔的藏族人保持關係，著有一部《嶺地格薩爾超人的一生》，與此人關係甚密。

1923年6月18日，妮爾與庸登到了成都，在那裏患了腸炎。又第四次準備實現進入西藏內地和拉薩的計劃，所以大病港已痊愈就啟程上路了。她諸多書中的一部佼佼者——《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之行》（以下簡稱《拉薩之行》）就使這次探險考察的真實紀錄。妮爾夫人於1922年9月28日到達麗江，10月23日到達一名法國傳教士烏夫拉爾的住處並在那裏留下了一封信。從此直到1924年2月28日之前，包括她丈夫在內的人再也不知道她的行蹤了。因為她化裝旅行，日宿夜行。1923年底離開察宗，聲稱要去雪山陽坡考察野生動物。妮爾已經55歲，庸登已24歲。她皮膚曬得黝黑，完全如同一名真正的藏族女子，而且她又用鍋底黑和中國墨塗麵、染發和擦手，她們出發時攜帶的東西隻有一頂帳篷、一些支帳篷用的鐵柱子、繩索、修靴子的皮子及睡覺時防潮用的帆布等，此外還有一批食物：酥油、茶葉、糌粑、幹肉。其腰帶及衣下收藏有金銀和紙鈔、背囊中攜帶的指南針、鍾表、手槍、相機等違禁物品。

經過8天的旅行，遇到了第一批藏族朝聖巡禮人，曾幫助一名遭遺棄的老人“升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她穿過了塔那哨所，翻過一座座險峻的山口而到達了北托寺，一路上完全靠在莊園中行乞和請求留宿，向寺院、官吏、莊農、巡禮人行乞化緣。她特別記述了從繩索上吊渡瀾滄江時的驚險場麵。經過阿尼山口，便到達泊龍藏布江的源頭，沿途專找荒蕪人煙的地方和未有人經過的地方考察。1923年12月22日～24日，由於斷炊，隻好用修靴子的皮煮湯以充作過聖誕節的食物。

 

 

她首次與神秘的波巴人（波密人）接觸，覺得這些人很親切。波巴土著人請她喝茶並布施給一些食物，喇嘛庸登則為這些人打卦。當他們到達卓洛村時，村民們簡直不相信在大雪封山時越過了阿尼山口，所以把他們視為能創造奇跡的人，加倍向他們布施。鬆宗土著人布施的食物裝滿了口袋。害怕暴露身份和遭當時那裏活動猖獗的土匪們的劫掠，所以有錢不敢買東西，隻好靠行乞度日。她這次極好地扮演了庸登老母親的角色。母子二人最後在德母渡過了雅魯藏布江，到達江達。那裏有一從拉薩通向昌都的郵路，從這條路到達了拉薩，成了進入拉薩的第一名歐洲女子。

 

 

她在拉薩又遇到了多次險情，如在布達拉宮參觀、鄰居們的訴訟以她那神秘的行蹤。為了不引人注目，故意與一群赤貧共同居住在一間破房子中。《拉薩之行》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記述。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拉薩遇到了大衛·麥克唐納，此人是英國駐拉薩的商務代理人，也是這次旅行中在拉薩遇到的第一名歐洲人。因為有人告訴麥克唐納說，這個女子行為古怪，每天早上沐浴，還要擦幹身子，這在拉薩是很反常的舉止。許多人都認為她是拉達克女子。雖然西藏當局和英國代表沒有注意到她到達拉薩，全世界人卻都向她祝賀，拉達克人尤以他們的這名女子而感到光榮。她用8天時間跑遍了拉薩這座不大的城市，遍訪布達拉、小昭寺、宇妥、拉薩河、丁傑林、策墨林、巴那郡、八角街及羅布林卡，她的記述成了研究這些地方曆史的珍貴資料。妮爾讓一名土著攝影師為她與庸登在布達拉宮前留影紀念，為防止暴露自己而始終不敢取出自己的相機拍攝，因而放棄了收集寶貴照片的大好機會。她一方麵稱這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另一方麵又說：“既使有人給我百萬法郎，讓我在同樣條件下重新開始這樣的冒險，我確信自己也不肯這樣幹”。言不由衷，後來始終念念不忘返回西藏，而且在的老耄之年又一次在西藏的大門徘徊以試圖進入那裏。

 

 

1924年4月初，她又偕庸登離開拉薩赴江孜，在5月間的一個晚上到達那裏。她如同幽靈一般敲開了英國商務代辦麥克唐納的門。麥克唐納在1932年曾出版了一本名著《在西藏20年》。商務代辦的女婿企圖逮捕妮爾夫人，因為她未經英國人同意而進入了西藏境內。但她很快又被釋放並向麥克唐納借500盧比的錢購置衣物，希望以高貴者的身份重返上流社會。

1924年5月29日，妮爾夫人離開江孜又前往帕裏宗，在那裏獲悉了佩雷拉將軍去世的噩耗，與她在玉樹相會的情景曆曆在目，記憶猶新。從此之後，她每到以處，麥克唐納都事先派人作好準備大量食物。妮爾最後從亞東（春丕穀）到了印度，又轉向錫金，因為英國駐錫金行政長官貝利邀請她到甘托克。到了那裏才詳細熟悉了歐洲近年來所發生情況具體情節。當時駐在老撾巴東的法國神父多賽內爾邀請她到那裏居住，1924年6月至8月間住在該神父處，妮爾夫人想成為職業東方學家，華盛頓地理學會向她索求50幅圖片和1篇文章，麥克米蘭公司宣布她具有出版西藏遊記的專利權。由於經濟苦難以及與丈夫的隔閡（主要爭論是否把庸登帶回家中），在那裏逗留了很久。同年8月31日，法國政府的外交部長貝爾特洛同意拔給一筆1500美元的救濟金，她才從拮據中擺脫出來。於9月患“神經抑鬱症”而被迫臥床休息，接著又離開巴東而赴加爾各答休養3個月。她在印度會見聖雄甘地，經英國總督同意後見了麵，後來又拜訪過他幾次並在很長時間內保持通信關係。妮爾在閑暇中又費了很大力氣將搜集到的磨製人頭骨、魔刀、雕像集中起來，後來形成了她那“亞洲博物館”的雛形，在此期間（10月21日）收到了丈夫不歡迎她回去的信，這位56歲英雄驟然間變得無家可歸了。

 

 
 

1925年2月，妮爾到達孟買，像大明星那樣受到熱烈歡迎並受到各大報刊記者絡繹不絕的采訪。此前不久，1925年1月24日，巴黎阿瓦斯新聞社發出了一條快迅：“一名巴黎女子大衛·妮爾於1911年離法赴印度，到達了嚴禁外國人涉足的西藏拉薩”。巴黎從《費加羅報》到《晨報》各大報以及各省報均有大量報導，像《突尼斯社會主義報》那樣的法國殖民地報紙也連篇累牘地介紹。各地紛紛要求出版有關西藏的書籍和文章，合同與要求如同雪片一般飛到她手中。1924年2月底又赴錫蘭作了短暫停留，4月6日乘船返歐。闊別13年夫妻終於重逢了。

1924年5月10日，遠走的遊子回歸了祖國，妮爾夫人到達了法國勒阿爾港，如同對待英雄一般地熱烈歡迎她。其照片和事跡刊登在各大報刊中，新聞媒介都在爭相介紹她，甚至連上層社會的沙龍中也在議論她，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大衛·妮爾熱潮”。這位57歲的巴黎女子一時間成了大明星，比利時皇家地理學會和法國地理學會紛紛向她頒發獎章。世界婦女體育協會於1927年向她頒發了田徑大獎（因為她徒步遠遊東方），1928年又獲法國榮譽勳章。到處都爭相邀請她去做報告、講演、著書和寫文章，使她應接不暇，可以說她在巴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25年12月3日，法國地理學會舉辦了“穿越西藏的尖兵”的專題報告，贏得了滿場雷鳴般的掌聲。12月7日，應邀去法蘭西學院作講演，座無虛席，再次大出風頭。此後又頻頻赴比利時和瑞士等地舉辦講座。1926年3月28日在吉美博特講演時，連樓道裏都擠滿了人，甚至有不少政府部長、大使和社會名流都趕來聆聽與捧場。

妮爾夫人在作講演和報告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著書立說。1926年6月，她完成了《拉薩之行》一書，年底又完成了該書的英文版。她越過了喜瑪拉雅山山口的險關之後，又過了著書立說的難關。該書的英文本於1927年分別在倫敦和紐約出版，英美人都把她的遊記稱為“一部世界性的著作”，很快又被譯成了德文、荷蘭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英國《泰晤士報》與美國《紐約時報》都以長篇書評介紹說此書獲得了“無可比擬的成就”和“唯有赴極地探險者的業績方可與媲美”。

此書完成之後，妮爾夫人又撰寫了《西藏的巫術和奧義》一書。此期間先選定了法國馬佐為居住地，後又與1928年5月21日遷居底涅。底涅是法國位於通向尼斯大道上的一個美麗地方。她從西藏和亞洲其它地方搜集到的文物資料也於1929年1月間運往那裏，主要有佛像、魔刀、金剛、印度紗麗等，許多人都不無道理底把那裏比作“法國的布達拉宮”。她甚至在拉薩大昭寺的啟發下令人在那裏建造了一座佛塔，布置了一座佛堂，使其住宅成了“東西文化的一種綜合體”。這些展品後來又遷往巴黎專門為她修造的博物館中。

 

 

妮爾夫人在此期間成了法國的一名重要人物，甚至成了香榭裏宮中的談話內容。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加斯·杜梅格也成了《拉薩之行》一書的崇拜者，此書是他愛不釋手的著作之一，甚至準備以國家的名義把這名“巴黎女子”再派遣到世界上她願意去的任何地方。60歲的妮爾夫人也威風不減當年地又草擬了一次新的探險計劃，總統辦公室主任於1929年1月5日的信中詳細詢問了她需要多少款項和作一份概算表。共和國總統本人對她從事一次新的探險旅行也極為關注：“我認為的我們的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這個大陸的曆史如此源遠流長，以至於我們對它了解非常貧乏。這個大陸將會引起繼我們這一代人之後世世代代人的極大關心”。妮爾夫人也希望重返亞洲並經由俄國以研究那裏的薩滿教。有一天曾在法國遇見了蘇聯大使並向他表達了這一願望。大使熱情表示讚同和關心。她特別希望研究西伯利亞和蒙古薩滿教與密教相同或相似的傳說、信仰和修持行為，蘇聯大使卻認為薩滿教徒是反革命。妮爾的老師烈維反對她再次赴亞洲旅行，她因生氣而甚至拒絕將自己在西藏搜集刊的佛教著作給自己的老師。

妮爾夫人的著作接二連三地陸續出版了，其中《拉薩之行》、《西藏的巫術和奧義》及《在貴族——土匪的地區》形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禮》則為其前奏曲，從而使之變成了重奏。《西藏的巫術和奧義》一書的第一位讀者就是法國總統杜梅格，他認為“法蘭西像一個人一樣隨著這本書的脈搏跳動”。報界也是一片讚揚聲，許多人讀此書時還特別穿上了袈裟，儼然以一幅佛教徒的麵目出現《費加羅報》聲稱：“所有人都想作一名西藏人，因為喇嘛們用心靈感應來取代無線電，用心靈修持來生火取暖，用自動失去知覺而代替麻醉劑”。該報稱妮爾夫人為“尊敬的女喇嘛”，《未來報》稱她為“喇嘛夫人”。她在法國殖民地突尼斯的鼓動掀起了一股“西藏熱”，使那裏的人對西藏入了迷，對她本人也讚不絕口，一時間成了那裏評論界的顯赫人物。甚至連墨索裏尼邀請她到意大利作西藏學報告，因為他們於1905～1906年間曾相識，但她未能成功地說服這名未來的法西斯頭子實施佛教教義，法西斯是不會講佛教慈悲的。

1931年7月1日～1935年1月間，英國的西德尼小姐應邀到達底涅以幫助妮爾夫人出版其一係列藏學家著作的英譯本，協助她工作4年。

 

 

妮爾夫人與其義子庸登合作，從1933年4月到1934年7月共用1年零10個月的時間出版了一本《五智喇嘛》的書。當時的報刊甚至宣傳說再沒有比她更精通藏語和藏學的人了，為了保住這種榮譽也拚命盡多和盡好地寫作，連很少開口誇人的嚴謹學者烈維也十分崇拜他的這名學生了。

妮爾開始與各國藏學界和藏學家們交往。於1935年結識了當時41歲的意大利藏學家圖齊，而妮爾已經67歲了。他們分別代表著兩代藏學家。於1936年1月～2月間不知疲倦地訪問了維也納、斯圖加特、蘇黎世、巴塞爾、洛桑、日內瓦、巴黎和布魯塞爾，到處都受到了熱烈歡迎。她利用這些機會與各國東學家和特別是藏學家們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使自己的研究更近一步。

1936年5月，又寫成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一書，此書實際上是她在1911年出版的《佛教現代化》一書的增訂本，特別是在佛教聖地度過的13年的經驗作充實和修訂，使該書的學術價值提高了許多。

妮爾於1932年就被任命為大菩提學會的代表人，可以以該學會的名義發表講演。印度佛學院的教授們也接受他為其中一員，從而證實了東方學者對她的科學成就的認可，實際上這是由外行的讚揚變成了內行的欽佩。

妮爾於1937年初返回了酷愛的中國。她在這一年中的1月～5月間從布魯塞爾到了中國中原的藏傳佛教聖地五台山。因為她在1937年間很關心中國，每天閱讀報紙上有關中國的消息，非常注意***主席領導的中國***與蔣介石之間的戰爭以及日本入侵中國東三省乃至整個華北的戰事。特別希望能從事道教的研究。1937年1月5日離開巴黎到達布魯塞爾，又轉道華沙，沿途各地都受到了出版商們的招待。這樣一來妮爾夫人便踏上了一條巴黎——布魯塞爾——莫斯科——北京之路。1937年1月26日再次與庸登共同居住在北京。在北京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考察，與大批教授學者們交流研究道教。不過西藏始終是妮爾夫人關心的地方，從這年2月1日起便著手寫一部“西藏小說”《愛的魔力和魔法》，後又易其書名為《激情與魔法》。她在北京時又會見了一大批藏族喇嘛，包括紮什喇嘛（這是西方旅行家對班禪喇嘛的稱呼，意為紮什倫布寺的喇嘛）的一名親信——原籍為巴塘的格亞。每周3次地招待此人，此人為她領來了其他藏族人和藏學家。由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妮爾著手寫一部《在暴風雨的烏雲下》，後又寫出了其續篇《在中國遼闊的西部蒙昧地區》。日本於1937年7月占領北京時，她已於6月30日離開北京前往藏傳佛教的聖地五台山了，認為在五台山可以“從外部”來研究藏傳佛教。她先到達太原，在那裏將行李委托給一名法國夫人代管後，於7月8日下午到達五台山，住在菩薩頂，又聞到了西藏那酥油和神香的香味香氣了。於1937年7月8日～9日於五台山居住時又想到17年在塔爾寺的居住，塔爾寺60多名巡禮僧的到達更增加了她的愉快心情和這種幻覺。她在五台山搜集有關文殊師利化的資料，該菩薩在五台山的化現特別多。由於日本侵華軍瘋狂地饒殺搶掠，許多外國人都勸她離華，但妮爾夫人對中國始終戀戀不舍，尤其是始終未放棄再次入藏的希望，故遲遲不肯離去。1937年8月14日，她最終完成了《愛的魔力和魔法》一書並於1938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描述了藏族女子卡門與一名當了土匪的農民唐·約瑟之間愛情故事。9月21日，妮爾夫人離開五台山菩薩頂到太原受到了英國浸亂會會長的歡迎。10月8日離開太原，隨著逃難的人流於19日到達石家莊，後又轉車於10月11日到達漢口。雖然途中丟失了她的大批藏學著作手稿、詞典和其它資料，但她仍於漢口居住到1938年1月10日。拒絕了英國領事館安排她去香港的好意而到達四川重慶，居住一個月有餘之後又乘車到達成都，下塌於法國領事館。此時，妮爾應法國外交部的要求而忙於編寫一部急需的《藏法辭典》。

 

 

1937年12月5日在獲悉了達賴喇嘛圓寂的消息時感到很難過。因為認識的兩名西藏大教祖都不在世了，所以毅然決定再次入藏。她在69歲時，在轎子於山口被風卷走和轎夫被摔死的不幸情況下，又避開了戰亂逃兵和土匪，經過海拔3000多米的山口而於1938年7月4日到達四川打箭爐，從1938—1944年間一直被困於康地，打箭爐遍布逃兵和難民，隻好躋身於英國傳教區中生活6年，潛心於科學考察和寫作。中國政府懷疑她是外國間諜，隻好向英國駐重慶領事館求援。在領事館的調停下，中國當地的官吏向她道歉並恢複名譽而專門舉行一次宴會。她聲稱通過這些事件而感到了中國人的可愛可親。這段時間的著作都是在空襲警報之間寫成的。自幼喜愛傳奇怪誕故事的妮爾之好奇心在打箭爐得到了充分的滿足，也在那裏與西部的瑜伽行者、黑苯與白苯廣泛交往。當然有時也會處於他們的夾攻之中，因為黑苯忠於其祖先的薩滿教，而白苯則吸收了大量的喇嘛教義與儀軌。

1939年9月8日，妮爾夫人聽到在祖國所在的歐洲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如同1914年在西藏邊界山洞中聽到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痛心疾首，悲痛欲絕，與當地法國傳教區的神父們共同聚集在法國三色旗下，始終都迫不急待地等待法國領事館發出的快迅，時刻關懷著祖國的命運。她怒斥法西斯的暴行，想不到她於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的《在暴風雨烏雲下》一書中描述的中國戰亂到此時也成了法國的現實。

1945年春，妮爾夫人歡欣若狂地聽到了盟國部隊擊潰了法西斯的喜訊。她又回到成都，每天都在閱讀、思考和寫作，甚至還研究了***思想，特別注意到了***詩詞中提到孔子的地方。在成都舉辦了有關中國中原與西藏關係的講座，衷心希望漢藏兩族人民之間互相融洽、坦誠相待，互相諒解對雙方都有益。當聽到希特勒於1945年5月2日死去的消息時，高興地老淚縱橫。法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傅歇（後來戴高樂政府中的內閣部長）表示願意為她返回法國提供一切方便，法國駐成都領事館於1945年6月26日下達了讓她偕庸登返法並由國家提供旅費的命令。她於1945年7月27日乘飛機離開成都，於11月中旬到達加爾各答。12月間又犯肝病，所以妮爾夫人在77歲高齡時灑淚告別了加爾格答及其亞洲的朋友返回了祖國。

 

 

1946年7月1日，妮爾夫人與庸登返回了巴黎。法國和歐洲新聞界利用這一機會掀起了評論妮爾和西藏的熱潮。法國各大報紙又報導了“白人中第一個穿過拉薩之門的女子重返巴黎”以及“大旅行家和探險家大衛·妮爾令人不可思議的旅行”的消息。她與庸登再度成為明星。1947年春季，妮爾夫人在巴黎大學舉辦了“藏傳佛教幾種特征”的講座，後又把同一講座遷到比利時的列日、安特衛普和肯特舉行。也就這一年春季，法國出版了她的另一部暢銷書《在中國西部蒙昧地區》。作者於書中指出：“我們有許多事要向中國人學習，他們也有許多事向我們學習；我們可對他們有用，他們也會對我們有用。我們必須與中國建立文化、外交和商業關係，從而使雙方互相受益”。於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瑪拉雅的腹地》。妮爾始終與曾於1923年在雲南麗江相識的美國探險家和博物學家駱克（1884年～1962年）保持著友好關係，此人又向妮爾通報了一係列有關西藏的事情：前英國駐西藏麥克唐納夫婦的消息、呼必勒罕的兒子察戎倉結婚、打箭爐主教瓦朗丹被拋入監獄等。

 

 

大衛·妮爾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69年又修改為《我生活過的印度》）於1951年出版之後，這位“西藏的聖母”又出版了自梵文譯出的《薄梵伽歌》以及《藏傳佛教的密秘傳授》。1952年出版了《西藏未利佛經經典》，1953年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麵對新生的中國》等書。她3年間共出版了5本書，前兩本受印度之啟示，後兩本則受益於西藏之靈感。這些書很快就被譯成了西方各種文字並一再重版。法國從80年代起又將其全部著作重版了一次，它們仍不失暢為銷書之特征。

妮爾夫人於1952年秋會見了比利時王後和王子（即今天執政的博杜安國王）。他們親自駕車底涅，自拿破倫之後尚未有任何國王到過那裏。

她在1954年86歲時還曾計劃寫《西藏巡禮記》和《西藏和神秘巫術》，可惜未能最終完稿。

自1955年庸登逝世後，妮爾夫人在1955年～1958年間很孤獨，一位瑪德玲·佩羅娜從1959年起與她伴居，此人後來寫了一本《大衛·妮爾生命中最後10年》的書，記述了她們共同生活的這段經曆。

1961年，妮爾夫人出版了其《永生和轉世》一書，全書重點是講藏傳佛教的轉世問題的。在1961年～1963年於西方出現一股反華逆流時，妮爾夫人憤然地評擊了所謂“黃禍論”。她於1964年出版了《中國4000年的開拓史》一書，敘述了中國疆域版圖的形成曆史。1965年1月，她的護照到期，她還強烈要求務必再換一個，即使在此時也仍然抱著再次赴西藏旅行的希望，1965年2月3日，她令人用漢文寫好了自己墓誌銘並公公正正地抄好掛在其寢室牆上：“向偉大的哲學家大衛·妮爾夫人致敬。這位女精英獲得了極其豐碩的哲學知識，把佛教和佛教教義儀軌引進了歐洲”。這一年，向巴黎的維加書店訂購了《***選集》、《列寧選集》、《成吉思汗論集》、《馬克思選集》、《摩西文選》等書，此外還有盧瑟、依納爵·羅耀拉（天主教耶酥會的創始人）、以撒、班努瓦、貝魯爾的著作。也就在這一年，底涅的一所座落於雨果大街和勒克萊爾大街之間的女子中學被命名為“亞曆山大莉婭·大衛·妮爾中學”。

 

 

1960年10月24日，妮爾夫人在98歲生日時還親筆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麽美好啊！境界該多高啊！”。1968年，她又草擬了一些準備寫作的題目：《一名北方的瑜伽行者》。這一年是她的百歲壽誕，各大報均有慶祝文章，祝壽的信件從世界各地紛紛地寄給了她。1969年有人提議為她鑄造銅像，盡管遭到了她的拒絕，最後還是鑄成了。銅像以拉薩和西藏為背景，特別突出了布達拉宮。這是妮爾夫人生前熱愛的地方，大家在她死後也以此紀念她。

1969年9月8日星期一晨3點15分，神話般的法國女藏學家大衛·妮爾在她101歲生日的前夕與世長辭了，走完了她那漫長而神奇的一生。 

大衛·妮爾在西藏旅行時所作的全部筆記很早就已經出版。第1卷是於1904年～1917年間寫的，其中有許多實際上是她寫給其丈夫菲利普的信。日記和書信中記載了西藏及其附近地區的許多山川地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經濟、曆史、文化及政治情況。法國普倫出版社1975年～1986年再次重版了這套筆記。

根據筆者拙見，在大衛·妮爾著作中，《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之行》價值最大。這是她的西藏之行的遊記，於1922年10月啟程出發，於1923年6月到達拉薩。尤其使她從雲南經康區入藏，而該地區則很少有人研究，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實地考察方麵均為空白。

大衛·妮爾是本世紀上半葉初入藏旅行的，那時候，由於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壓迫餘剝削，西藏地區變得極其貧困，落後於陰暗麵很大。大衛·妮爾作為一個出生和成長在西方上流社會中的女子，當然會對西藏地區的落後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現代化文明的習俗提出指責與批評，這也不足為怪。西藏1950年和平解放以來，已經超越了幾個社會發展階段，那裏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大衛·妮爾描寫的那個西藏已不同日語了。但妮爾夫人記下的是西藏漫長曆史中的一幕，它也是可以使我們進行新舊社會對比的好教材。這是一部又價值的科學考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