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有幾個饑兒餓殍 劉海鷗
先說兩句，文學城的新聞欄目中多年來多次對大饑荒（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否餓死人的問題進行爭論，每次我看到這樣的消息就以下列的事實證明餓死人的事實，但是每次我的評論都被刪除，從未麵世。我發現隻要談理論，愛怎麽爭就怎麽爭，就是不能讓事實說話，以後我再也不參與這樣的爭論了。今天看到又有帖子討論這個問題，我又忍不住要說話。我把我寫的劉家百年史《半壁家園》中有關的一節發表如下，希望這次大家能看到。
“老天”的報複
一九五八年各地上報中央的農業估產量超過一萬億斤。毛澤東樂得合不上嘴，發愁“怎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呢？農業社員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又令中央領導和科學院召開會議研究“糧食多了怎麽辦”。
僅僅一年的時間，一枕黃粱夢醒。夢囈言猶在耳，中國已經遭到了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殘酷報複——為時三年的“大饑荒”。悲慘的是，報複被強加在了無辜的老百姓頭上，而替罪羊是老天爺和蘇修，全國人民被告知“老天爺鬧了三年自然災害，讓全國人民沒吃沒喝，而蘇修則乘人之危，撤資撤專家”。事實上那三年全國大多數地區前所未有地風調雨順。蘇聯是在一九六零年的七月撤走的專家，而一九五九年中國已經開始了大饑荒。
連北京也不例外，一九五九年的北京突然間副食供應就緊張起來了。我們開始感到吃不飽飯。學校號召全體同學要和國家一起同舟共濟，粉碎蘇修的陰謀。具體的行動就是自報減少定量。同學們同仇敵愾，紛紛響應。我們對斤兩沒有概念，隻是端起碗就吃飯而已。自減多少斤的都有，有個要求進步的同學竟自報把定量減到十二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四兩糧食。最後由政府規定，一刀切，按照年齡劃分。我們的定量都由以前的三十一斤減到二十七斤。
因為沒有足夠的副食，少了這幾斤糧食，更顯出了饑餓。那時候，媽媽下放農村，爸爸也經常不在家，我們幾個孩子在媽媽的機關食堂吃飯。每天定量是九兩，像猴子算栗子一樣，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地盤算早午晚各吃幾兩糧食，總是不夠吃。有時爸爸媽媽不得不從自己的口糧裏分出一些補充我們的不足。一天媽媽突然從農村回來，臉色蠟黃，因為營養不良“浮腫”已經很嚴重了，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大坑。那陣浮腫病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病症。這個病無藥可救，唯一的方子是加強營養，可是除了一個月每人半斤肉（到了一九六零年連肉也供應不上了），二糧油，哪兒有營養可補充？醫生給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之後媽媽浮腫未消又回到農村。
媽媽浮腫回家休息
有幾個饑兒餓殍
我是想不到的，我們的“苦日子”已經是非常幸福，非常奢侈的了。真正受苦受難的是廣大的中國農民。一九五八年“公共食堂”的吃喝無度和大煉鋼鐵荒廢農田，導致一九五九年各地出現了嚴重的糧荒。但是公糧一顆都不能少交，你不是報畝產萬斤嗎？那就得按萬斤的比例上繳公糧。糧食從哪來？從農民的口糧中搶。且不說分不到口糧，連來年的種子糧都存不下來。老百姓沒活路了，先是吃野菜，然後是樹皮、草根，最後都吃光了，人們開始死亡或者吃人。
爸爸的家鄉安徽濉溪縣臨渙集和整個安徽省一樣是大饑荒的重災區。那年，天災人禍如兩座大山壓向了家鄉人的頭頂。對此，臨渙區誌僅用六十多個字作了高度的概括：
二月，“五風”嚴重，人民生活極為困難。六月至九月中旬，百日無雨，災害嚴重。十月下旬，全區開展群眾性的整風運動。十二月，教育戰線開展反“右傾”鬥爭，又傷害了一些同誌。（注：五風為“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
臨渙集的劉姓家人隻有爸爸的堂兄和堂妹兩家人，在那兩年基本上死光了。饑餓死亡的消息被封鎖了很久。當爸爸聽說老家的狀況時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了。爸爸跌足擊掌地歎息：“唉，我當時不知道老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如果要知道，我一定會想辦法給他們寄一些糧票的。”
爸爸並非事後說說而已。一九五九年尚未入冬時，隻有一個人向爸爸求助——他的娘家舅餘文忠。他從老家來信說家裏沒有吃的，一家老小快活不下去了，能不能給一些全國糧票。爸爸立刻想辦法弄到三十斤全國糧票寄去。餘文忠後來還跟爸爸要過糧票，爸爸勒緊腰帶又寄了幾次，但是除了第一次，以後根本收不到，全被郵局扣下私分了。在家家都有人餓死的年月，舅老爺用這三十斤糧票買了豌豆，每天開水泡上一小把，省吃儉用，一家子人竟勉強活了過來。人的生命力真是強啊，一個人要餓死時，幾顆豆子就可延續生命。我們家一個從陝西農村來的保姆每次都要把煮完牛奶的鍋，倒一點水涮涮喝掉，並且總要補充說：“困難時期，這一點刷鍋水水，可以救活一個嬰兒。”餘文忠一家一直對這三十斤糧票的“救命之恩”感恩戴德。我回鄉間時，住在餘家，餘文忠舅老爺已經過世，舅奶奶還健在，還是一再地跟我提，這三十斤全國糧票救活了他們一家人啊。
爸爸以為餘文忠家挨餓隻是個案，沒有想到那時老家已經是餓殍遍野了，更想不到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同學朋友都已經命喪黃泉。再強的生命力還是因缺了那點涮鍋水、那幾顆豆子而化為黃土。
爸爸的堂兄，我的長蔚大伯就是那年死的。一九五七年爸爸曾幫他弄了一個書攤，“困難時期”就來了，誰還有心思去看閑書？長蔚伯最終還是因為貧困和饑餓死去了。我回鄉訪親時聽鄉人說，劉長蔚是被燒死的。劉長蔚孤身一人生活，已經什麽吃的都沒有了，唯一能進肚子的，是老煙葉子的那團煙氣，不對，連煙葉子也沒有，不過是隨便抓點什麽荒草樹葉抽來填充肚子。在半睡半醒半死半活的掙紮中，抽煙的火星落在了鋪襯上，逐漸燃起大火。人早已餓得不能動彈，沒有力氣逃逸，活活燒死了。
長蔚的妹妹我的長薈姑也是那時死的。關於長薈姑，我要多寫幾句，是替那死去的冤魂寫，也是替爸爸寫。爸爸詳細地給我講了她的故事，希望我記錄下來，以告後人。
長薈比爸爸小兩歲，小時候是爸爸的好玩伴。因為又生的是女孩，家裏嫌太俗了，取小名“小俗”。小俗是個漂亮女子，嫁給了海孜的趙敬安，生了一兒兩女。其中一個女兒過繼給了丈夫的哥哥趙達。趙達早年去了延安，後來成為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先後任蚌埠市委書記、安徽省委組織部長。這個女孩生活在趙達身邊，比她的弟妹要幸福得多。有一段時間趙達在北京工作，把她也帶到北京上小學，就住在我家。我們叫她娜莎，是爸爸給她取的名字。娜莎秀麗，文靜，靦腆，有如鄉間早春的二月蘭般淡雅。“娜莎”這個蘇聯名字和她一點也不相配。後來她隨趙達回到安徽在合肥安了家，當了小學老師直至退休。
相比之下，小俗其他兩個孩子的童年生活不僅談不上幸福，而且隻能用“悲慘”二字來形容——小俗夫妻兩人在一九五九年的冬天雙雙餓死。兩個幼年失怙的孩子，像飄落在荒野的草籽，風雨飄搖中僥幸活了下來。
爸爸十幾年後才得知堂妹一家人的詳情。那是一九七三年，爸爸離開幹校時回了一趟老家，托人告訴小俗的女兒，她舅舅來了。小俗女兒馬上挽著一籃饅頭和一包粗點心來看望爸爸。一提起她的父母痛哭不止。她說，那時候糧食全都交了公，隊幹部還上家來搜，一粒糧食都不給留下。一家人實在餓壞了，娘跪在麥穰垛邊用篩子把全部麥穰重新篩過，希望找到遺落的麥粒。一天下來，隻篩出半茶杯。全都給了兒女吃。沒有了糧食，就吃樹皮草根。但凡能進口的東西，爹娘一點一滴全給了孩子。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連樹皮草根也找不到了。村子裏天天死人，人死了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邊，人們已經餓得沒力氣去挖坑埋人了。隻有狗吃死人吃得肥嘟嘟的。那幹嘛不殺狗吃呢，甭說殺了，誰有勁兒抓狗啊。
小俗和丈夫趙敬安已經幾天沒有進食，全身浮腫，皮膚發亮。再呆下去必死無疑，趙敬安決定攜全家外出逃荒。他自己先偷偷地潛出村子探路。說偷偷，是因為政府有令，農民不許出外逃荒，他隻能趁月黑風高夤夜出逃。餓，沒力氣，從海孜到縣城走了兩天。好不容易走到了火車站，才發現自己和其他大批難民已經被帶著武器的解放軍包圍。難民們被槍支押解到北關，強行驅散。趙敬安隻好回家，這回程幾十裏，肚子裏不要說一粒糧食，甚至連一絲樹葉草根都沒有，勉強走了二十裏地，再也走不動了，就爬行。爬了十多裏，力量已盡，半道上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死時才四十歲多一點。在家等候的小俗也沒有熬過那個冬天。
人相食
爸爸說到這裏，哽咽得說不下去。停了一會兒，爸爸長歎：“唉……那個時候一個省委組織部長都無法挽救其弟弟和弟妹的生命。”又說：“封建社會和國民黨時代遇上天災人禍，政府還要放糧賑災。實在不行，老百姓還可以攜家帶小，逃荒謀生。但是那些年不僅有糧不賑，還圈起災民，不許逃難。縣裏其實是有糧食的，可上級明令倉糧用來備戰，不許開倉，違者法辦。”爸爸說：“餘子錚就能證明此事。”餘子錚（餘文濤）是爸爸的另一個娘家舅舅，當時他在河南省公安廳二處當處長。他告訴爸爸，一九六零年他去河南永城縣公幹，對大批餓死人的事情十分震驚。縣委書記告訴他，其實糧食是有的，每個縣都有糧倉貯滿糧食，但是上麵有死令：絕對不準動用。
當然不光是河南省有存糧，全國各省都一樣，要不然，那些畝產“萬斤、十萬斤”的公糧都交到哪裏去了？據說全國總共有幾百億斤藏糧。絕大多數“好幹部”，堅決執行“上麵”的命令，死守藏糧。隻有極少數人逆流而動，安徽就有一個——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張愷帆。他得知自己的老家無為縣餓死人最多，便回鄉調查情況，痛罵縣委書記：“你把人還給我。”他下令解散了幾千個食堂並開倉賑糧。這個“事件”驚動了中央，毛澤東親自作了批語：
印發各級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委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毛澤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的批語》
解救老百姓被說成是投機，是分裂黨，是反動。人性的缺失從這時起愈演愈烈。一貫極“左”的省委書記曾希聖得到尚方寶劍，立即將張愷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強行關押後送去煤礦勞動。
此後，安徽省更是餓殍遍野，成為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大饑餓後期曾希聖見死人太多，不得不采取了在部分地區實行聯產責任製的辦法，但是為時已晚，幾百萬生命已經無法挽回。對於曾希聖，皖人皆曰可殺。大饑餓結束後，安徽百姓中廣為流傳說，毛澤東因為痛心安徽死人，揮淚斬馬謖，下令槍斃曾希聖。可惜這隻是老百姓一廂情願的故事。毛澤東的憤怒是因為聯產責任製的實行又退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而對曾希聖的處罰也不過是換了個地方換了個平行職位而已。改革開放以後，曾某竟因為當時聯產責任製的權宜之計歪打正著，變成了反對錯誤路線的英雄人物。
那幾年全中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單單是皖北就餓死二百多萬。光是臨渙這個小小的集鎮，就少了近一半人口！根據區誌上的官方統計：一九五七年臨渙集人口為9674戶，64534人，到了一九六零年驟減至3472戶，人口僅僅剩下34246人。統計表上減少的人口，除了少數勝利逃亡和自然死亡的人外，多數是死於這場饑荒。
但是大饑荒後全國人口統計的數字被周某人下令銷毀了。幾十年如一日地瞞過了活著的人，瞞過了一代又一代。
爸爸的外老爺家（即他母親的餘姓娘家）也同樣躲不過厄難。餘家本是人丁興旺的大家族。生活富足時期修橋築路，臨渙城外澮水河上的的橋子就為餘家所築，後來經濟發展，餘橋子不勝其負，政府在邊上另築一混凝土大橋仍叫“餘大橋”。就是這樣的家庭在大饑餓時期，年青的老的弱的小的餓死了十七八口。爸爸的三個舅舅餘文漢、餘文藻、餘文傑及其老婆餓死了，他的大姨餓死了，他的表弟餘運良夫妻、餘運民和餘運樂的老婆也都餓死了……按照我餘運海表叔的話說，就像機關槍掃射一樣，“突突突”一片一片地倒下了（見附錄一，我四妹劉源的《嫁禍天災》）。
爸爸從小一起玩的好朋友根元也餓死了。一九七三年爸爸回鄉去看望他，才知道他早已餓死。另外還有一個姓王的小學同學一家都死光了，當時他老婆已經餓死，兩個兒子也餓得奄奄一息，見隔壁鄰居徐老師——孩子們的小學老師——家還冒著炊煙，他顧不上臉麵，拖著孩子前去乞討。徐老師家的鍋裏煮著水草，兩個孩子求老師給點水草吃。徐老師說：“我家也有大人小孩，這點水草還不夠我們吃，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回去吧。”然後把他們推出門去。不久，王姓父子三人全都餓死了。徐老師一家活了下來。徐老師也是爸爸的小學同學，他和爸爸一直有聯係，一九五七年曾帶全家到北京住在我家。爸爸每次回鄉都要與他共話當年。談到王姓同學一家的死，徐老師心裏始終內疚。爸爸很理解，徐老師不應該承擔見死不救的責任，在那個時候，人隻剩下求生的本能了，確確實實是“你死我活”的嚴峻問題，誰不想活下來呢？要責備的不是這些在生死線上掙紮的人。
更有甚者，由於饑餓，安徽還出現了人吃人的事件。長蔚大伯的二兒子玉海一九六零年辦完他父親的喪事經北京看望爸爸，見到我就說：“像你這麽胖的人，一到鄉下就會被宰了吃掉。”我以為他是說笑話嘲笑我的身材，他說：“不是騙你，咱們鄉下吃人都吃紅了眼。”話說得一本正經，表情很是沉痛。
堂哥說：“像你這麽胖的，回老家立刻就被人宰了吃。“
一九七三年四妹去臨渙集插隊，人們似乎還沒有從大饑荒的恐懼中解脫出來，常聽見人們談論困難時期人吃人的事，還指給她看，誰家吃過人，誰家的孩子被人吃掉了。四妹說，吃過人的那些人眼睛是紅的，村上的人都不願和他們來往，很孤立。而小孩被人吃掉的那家人，兩口子到現在還沒有從那場噩夢中掙紮出來（見附錄二，劉源的《暴戾恣睢》）。
一九七九年爸爸參加了第四屆全國文化藝術界代表大會。安徽省作協主席陳登科在會上作報告說，困難時期他在皖北，上麵派他調查非正常死亡情況。他接到很多告狀信，都是反映當地人吃人的事情。
關於吃人，臨渙區誌上有過記載：
一五零九年（正德四年）夏大旱，又蝗蟲災，民饑，自相殘殺，以充饑腹。一六四一年（明崇禎十四年）春大饑，人相食，道絕行人。
都是三四百年前的事了。而發生在五十年前這幾百萬人的死亡和相食，在我老家的區誌上是這樣寫的：
一九六零年，春災情嚴重，加上“五風”侵害，人員外流，造成人民非正常死亡。
曆史就這樣一句話帶過去了。
劉少奇在大饑荒時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史書的！”史書上有嗎？沒有，說這話的人卻被整死了。
下麵是兩篇我妹妹劉源寫的博文：
附錄一、嫁禍天災 （取自劉源博客）
我安徽老家兩個表叔來濟南看我。兩位表叔是我爸爸親舅舅的兒子，還有一個女兒在2001年過世了。大表叔（餘運海）81歲了，二表叔（餘運樂）76歲了。大表叔五幾年就紮根黑龍江樺南林場；二表叔一直在老家當地的麵粉廠工作，退休後家居濉溪縣。
表叔說起“困難時期”餓死人，曆數我奶奶餘姓家族死了十好幾口人。說起那時每天死的人啊就像用機關槍掃射，一片一片地倒下。
二表叔在麵粉廠工作稍有“便利條件”，曾帶回家30斤麥麩子給饑餓的家人填肚子。不想才吃了一頓其餘的就被上麵搜刮走了。有的人家餓紅了眼，吃小孩，把小孩藏在被子裏每天吃一點，然後再把被子掖好，生怕別人發現搶走。死掉的人裸露遍野，沒人有力氣將他們掩埋，糧站站長許願——誰埋，給誰兩捧紅芋（地瓜）幹兒，馬上就有人渴求地瓜幹兒出力了……慘絕人寰的曆史，我就不願讓表叔再講下去了。我情知是放衛星虛報浮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大行極左之道的故，就打岔問表叔，餓死人的那幾年，到底有沒有老天爺的事兒，表叔說人治！豐收得很，風調雨順得很！
我問畝產按常規應該是多少斤，答頂多150斤。而衛星價是幾千斤上萬斤！
我突然也像被餓倒，沒有一點力氣罵街了。
大表叔在黑龍江，二表叔在麵粉廠，得以活命。二表叔是見證人。活證人越來越少了，這段曆史可以大言不慚地被無恥的文字編篡下去。
附錄二、暴戾恣睢（節選自劉源回憶在老家插隊生活之《活過的》）
1958年始，安徽、河南、山東、四川、廣西……全國“受災的”的百姓開始蘸著自己的血淚，塗抹了一幅驚駭中國曆史的血腥畫麵；以痛失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把“在全國扔原子彈”的暴君們牢牢地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那時，放衛星浮誇吹破天，糧食指標定得比天高，到處虛報畝產幾千斤。上邊不調查研究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按照這個數目收糧。這無疑要把百姓推向死亡。這就好比一個已瀕臨死亡的人卻還要從他身體裏抽走大量的血液……
有一天在陳大娘家玩兒，老人家給我講了那時的光景……
“虛報每畝產量幾千斤，你想咋可能哩，每畝連土加起來也不夠幾千斤呀。人家給上邊報上去了，就得按這個數目交糧，地裏收不上來，上邊就竄到農民家裏，見糧食就搶，充數交上去，一口糧都不給留啊。本來鬧災收成就少，這一搶吃啥？幾天幾天沒吃沒喝的。莊裏的樹都沒了皮，草都拔光了，牛馬沒草吃跟人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呀。紅芋秧子那可是最好的吃食兒啊，早搶沒了。天天死人那，人人都餓得沒力氣挖坑埋人啊，死了人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邊，那時候就狗不死呀，吃死人吃的肥嘟嘟的。說人殺狗吃唄，可誰有勁兒抓狗殺狗啊。”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糧食，是萬物中的主宰。
主宰萬物的糧食沒了，萬物就不複存在。人沒飯吃就要餓死，沒有了人，萬物就要遭滅頂之災……領導同誌：這麽簡單的問題你們不想？不懂？
人啊，生就就是被蹂躪、摧殘、毀滅，像是一堆堆螞蟻被碾碎在皮靴下……
北戴河會議還要求鋼鐵要比58年翻近兩三倍……
“讓全民大煉鋼鐵，農村的勞力都煉鋼鐵去了，地裏的莊稼都沒人收。上邊來人把灶台上的鐵鍋都拔了去，沾點鐵邊兒的東西都拿走了，沒鍋沒糧的日子你說怎麽過活？把人餓得頭都耷拉著，連打招呼的力氣都沒有了，見了麵隻能無力地點點頭，房子壞了沒人有力氣修理，到處都是房倒屋塌啊……”
陳大娘深深地陷入了對過去悲慘世道的回憶中。我頭一次聽說在新中國、在鶯歌燕舞的大躍進年代居然會有這麽慘烈的事件。顯然，那段最不能在記憶中出現的慘絕人寰的一幕幕又觸動了已被重度痛傷過的老人脆弱的心。
我腦袋裏一片黑沉像灌了鉛，血管全部曲張開來，鮮紅的血在極度憤怒恐懼的情況下會變黑的，黑了的血在血管裏從哽咽到慟哭，流速一定是很緩慢了，不再是以二十秒的速度繞全身一周。
我兩眼呆直地盯著大娘被激怒後抖動的嘴唇，不由自主微微晃動的頭，紅紅的眼圈。大娘的敘說把我帶進臨渙哀鴻餓殍遍野，處處斷壁殘垣“千村斃命路遺屍，萬戶消失鬼無聲”的悲慘年代裏。
我的心緊縮與悲傷，這是連鬼都悲痛得不出聲響的真實的、慘無人道的人間悲劇。
“稍微胖點的小孩都吃光了。從你住的地方往北去路西，xxx就吃過小孩，還有那個住小學東頭的老x家，她家的小孩就是那時候被人吃了……”大娘繼續為我勾勒出一幅幅讓人顫栗的畫麵……
這兩家人我都見過。吃過人的xxx四十來歲，人高馬大，紅光滿麵，兩眼炯炯有神。記得他經常站在自家院裏或門口，插著腰虎視眈眈的，那架勢好似當年窺視捕食目標。他家盡管和大家一樣吃得很糟糕，但是幾個小孩卻不同於其他孩子，他們個個虎虎有生氣，紅撲撲的圓臉，身板結實得像小黑鐵塔。我當時猜想，人類吃食物很全麵，人肉的營養合成應該是多方位的，不亞於牛豬羊雞，所以xxx會長的高大勇猛，所以他的後代遺傳因子裏有人肉的養分當然也就長得壯……
而那家小孩被人吃掉的老x家，兩口子四十多歲了，男的終日不言不語，木然出進於自己的破屋漏院，女的滿臉皺紋像六十開外的人，頭發枯黃沒光澤，臉色兒也是黃澀黃澀的，她那幽憂的眼神、風風火火的疾走和飄動的稀疏的枯發，好像還似當年在漫山遍野、在河邊灘塗奔波呼號尋找自己的愛子……
聽完大娘的講述，我精神被壓抑了好多時日。1958年正是我上小學二年級，是冬天滑冰，夏天遊泳，吃喝不愁的幸福快樂無憂無慮的時代。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坐在堆滿豐盛菜肴的飯桌旁，兩眼呆呆地盯著天花板突然想到了死，人死了再也不能吃喝玩樂，覺得非常恐懼。而就在我吃著山珍海味恐懼尚遙不可及的死的時候，我家鄉的鄉親們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鄉親們餓著肚子真實地悲慘地死去了。
節自劉海鷗的劉家百年曆史《半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