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洪門發展的華人社會基礎
“江湖”中無論任何幫、派、堂口都需要有先立足後發展的過程,在澳洲淘金潮出現之前,洪門即使有種子散落也沒有可供的“土壤”。1854年之前是有批量的華人乘船來到澳洲,但很快就被分散到遠離城市的鄉鎮或農場去,能相聚的機會每年沒有多少次,故而多是在短時間步行可到的範圍內見見麵,以牌九番攤的形式互娛及排解在異國他鄉的寂寥。當然也有偷雞摸狗的事情出現,也有偶發的傷人殺人的惡行,所以澳洲本土對華人的評價還不錯;即使到了1855年初,雪梨晨鋒報依然是這樣評價:“We presume that John Chinaman has not at present trouble his capacious head with questions of political nature”(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7 April 1855, page 4)。“我們猜想,約翰·中國人目前還沒有費心去思考那些政治方麵的問題”這句話有點意思,所謂的政治問題不外乎有沒有可能在澳洲建立起如蘭芳公司類的東西給殖民地政府帶來麻煩,又或者導致滿清政府的不滿(類似後來的康有為或孫中山人物);如何沒有的話,其它的都僅是治安類的了,不太難解決。注意的是,其對華人的稱呼是用了“John”和 “Chinaman”兩個中性詞,而不是用“Chinee”。
這裏回顧1848年到1860年間乘船抵達澳洲的華人人口情況,統計數據是依據王省吾在1978年所著的“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Sing Wu Wong,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中的第367頁到第374頁輯錄的資料如下:
1848年由香港到雪梨的7人,由廈門到雪梨的120人;由星架坡到墨爾畔的123人;香港到阿特蘭德的2人。
1849由香港到雪梨的兩船共255人。
1850由廈門到雪梨的兩船共269人。
1851年由廈門到雪梨的兩船共421人,由上海到雪梨的9人;由澳門到塔省柯拔Hobart Town的393人;由廈門到昆士蘭Moreton Bay的225人。
1852年由廈門到雪梨的五船共1187人,由廣東汕頭到雪梨的67人。
1853年由香港到雪梨的30人;由廈門到雪梨的兩船共385人。
1854年由香港到雪梨的13人,由上海到雪梨的21人;由香港到墨爾畔的693人,由星架坡到墨爾畔的219人。
1855年由香港到雪梨的295人。
1856年由香港到雪梨的四船共1011人。
1857年由香港到雪梨的137人。
1858年由香港到雪梨的22船共11021人。
1859年由香港到雪梨的9船共2849人。
1860年由香港到雪梨的15船共6469人。
按上述資料製表(表1):
真正而言,上表並不能反映各省華人數量的真實情況,其一是隻有入境卻沒有離境的數據,很難確切華人的數量;其二是沒有可供數據減少老病死去的;其三是各省間的人口流動。過去所知的資料是各省行政獨立,居民來往異常艱難,梅光達曾上書要求寬限;而實際上是維省獨立後,跨境到紐省是需要支付1英鎊出境稅,見這一段:“The new law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ca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1st of March. All Chinese crossing the border into the neighboring Colony will have to pay ?4 per head, instead of ?l as heretofore” (“MISCELLANEOUS NEWS”, Bendigo Advertiser, Thursday 17 March 1859, page 3)。穿越邊境管理費的實施,主要是防止淘金人潮流動過大而難於管理,所以在之後常有不繳費而越境的人被抓後受罰(50英鎊)的報導。
導致維省政府出台征收華人入境稅10英鎊的原因不僅僅是南澳羅布桂珍港的萬多人非法進入維省,而是1855年在維省的華人已接近20000人了。其分布的地區如下表(表2):
其它的華人則散布在Ararat、Castlemaine、Pleasant Creek、Murray、Sandhurst、Avoca、Amherst、Alma、Adelaide Lead、Chinaman's Flat、Havelock、Mariner's Reef、White Hills、M'Cullum's Creek、Shellback、Waterloo、Mosquito等地區,數據來源是1855年散於澳洲英文報紙整理的。1855年的資料還算完整,其它年份十分零碎,隻給一個大概是30000 – 50000之間的可能。
假如企圖在澳洲英文報紙整理維省各地區華人曆年的人口情況,基本沒有可能,甚而維省政府在1861年之前也沒有作這方麵的努力,即使在1858年的人口調查中也是將華人與土著的數據混在一起(見下圖)。當缺乏這些數據時,相當困難了解洪門成員的活動軌跡;然而依據其它資料仍有機會知道一個大概範圍及情況,這留待後麵再談。
1855年是廣東三合會在1854年的“洪兵起事”失敗後被兩廣總督葉名琛追殺而流亡到香港及南洋、美洲的一年,洪門成員在這一年也有到達澳洲並不出奇,但是否有“開山立堂”的資格則成疑。然而香港運送32批(其中兩艘美國船的華人接近1000人)到南澳羅布桂珍港的華人中應有洪門成員在其間發揮領導作用,並且有可能在日後成為洪門的潛在組織,而在維省淘金潮中的接近20000華人就是洪門成長的土壤。
從表1的華人人口數量看,表麵似為紐省有洪門組織的機會高於維省,但實際上在1857年及之前的數量來看是並不多且分散,不如上一段所說維省華人中的組織能力;且其中大部份是由福建來的2382人占絕大部份,1855年之後來紐省的全是由香港而來,大部份流向紐省的淘金地或越境到維省,所以早期維省洪門的影響力相對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