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書的故事(2)——解放思想的年代

我和書的故事(2)——解放思想的年代

 "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麵包上”。

高爾基的這句話，真切地描述了書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一代讀書人心目中的位置。

上學的路上，會路過一個新華書店分店，我常常放學後到那裏逛，很快就記住了書籍的擺放規律和這個書店進貨的固定日子。那時的書店不開架，讀者與書架之間，隔著一個玻璃櫃台和一條半米寬的售書人員通道。擺放文學書籍的櫃台前麵，總是擠滿人。想要翻看架上的書，先要擠到櫃台前麵，快速掃描上架的新書，然後“同誌，麻煩您拿……給我看看！”。

 剛剛改革開放，新書還是有限，我手裏的零花錢也很有限。從一個月的早餐零錢中，大約可以省下一塊錢，夠買一本厚書（500頁以上）或兩本薄書（200頁左右）。現在手邊還保存著一本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詩選 新月集 飛鳥集》，定價0.68元。可惜底頁脫落了，不然可以從售書章上看出來購書地點。

記不清從什麽時候開始，路邊上有了報亭。閱讀《收獲》《十月》《當代》《花城》等期刊雜誌，我慢慢建立了對作品的欣賞品味。在此之前，現代的中文作家，隻是集中閱讀過魯迅和浩然的作品，隻知道魯迅風格和浩然風格。第一次讓我體會到文字魅力的，是刊載在《收獲》上的＂幹校六記＂。在讀過太多很有衝擊力的“傷痕”文學之後，“幹校六記”文筆的平靜淡定，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小說《圍城》火了，我才知道原來“幹校六記”的作者這麽有份量。在《文匯月刊》上讀到《棋王》也是類似感覺，似乎在文字中“品”出了獨特的味道，以至於後來讀《樹王》，剛剛讀了開頭幾句，便目光上移去尋找作者名字，看到“阿城”，便舒了一口氣：像贏回了自己給自己下的賭注。閱讀張潔、張曼菱、張抗抗、張辛欣、蔣子龍、劉心武、劉紹棠、王蒙等作家的小說，我就像走進了點心店：原來有這麽多口味的麵包點心啊！

上大學時，宿舍裏有一位同學有許多文科朋友，假期歸來，她總會帶些當時流行的小說回來。於是，我們的每個學期總是有和工科課程同步的經典文學讀物。比如學《理論力學》的時候我們讀巴爾紮克的《高老頭》、《朱安黨人》，修《材料力學》的時候我們讀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還有《飄》，修《結構力學》的時候是《雙城記》、《遠大前程》、和艾勒裏奎恩的推理小說——各種“……之謎”。

學校圖書館有不少世界名著。借書時，先到檢索室，像查字典一樣，按照書名從卡片櫃找到卡片，或者到文科小說分類裏找到寫有書名的卡片，抄下書號，填寫索書單，到服務櫃台排隊，將索書單交給管理員。管理員用一個大鐵夾子把索書單夾在一起，掛在一根通往書庫的鐵絲上，然後猛揮臂，將大鐵夾子推進書庫。書庫裏的館員根據索書單上的號碼到一排排書架找書，找到的書裝在籃子裏，用另一根鐵絲送出來。櫃台前圍著一群眼巴巴的讀者，留神聽管理員呼叫自己的名字。 被叫到名字的幸運讀者，籃子裏是要借的書；也有不幸運的，借的書太熱門，白白等半天，籃子裏送出來的是寫有“已借出”的索書單。書被別人借走了。

我借過一本《精神現象學》，讀了幾頁，每個字都認識，每句話都不明白；還借過一本《唐詩……集》，應該是我讀的第一本唐詩。這本唐詩集水平不低。開篇是初唐四傑。我才知道，原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唐詩啊！“春江花月夜”也收錄在內，當時讀來覺得意象十分靜謐，睡不著時便默默誦讀，想象著“月照花林皆似霰”，漸入夢鄉。

讀研的時候有五個借書證，其中一個可以借文科書。研究生還有個特權，可以進書庫選書。便讀了《聊齋》《東周列國誌》《牛虻》《圍城》《居裏夫人傳》等

那時候的書真的就是精神食糧。大多數的50後60後，盡管年齡相差十多歲，在知識結構和人生觀念方麵，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因為都是思想解放、討論時間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年代裏，讀著同一群作家的作品，構築著或填補著本應在少年和青年時期建立的思維體係。我的筆記本上，有《晚霞消失的時候》《公開的情書》《愛，是不能忘記的》的讀後感，也有《歐洲哲學史上的人道主義》《宗教史話》的讀書筆記。

 說來遺憾，我求知欲最為旺盛的時期，是饑餓的年代；等到解放思想了，我進了大學，接受嚴格的工程學科訓練。那時的口號是“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忙著實現四化，忙著向科學進軍。工科大學裏，人人都是一頭鑽進數字和圖紙裏。為了不至於在社會科學方麵太無知，我規定自己每周抽一個下午到閱覽室讀期刊雜誌，每月讀一本非專業書籍。可惜，那個時候還是太功利，即使讀社科雜誌，也多半集中讀“科學方法論”一類。知識結構中，缺了曆史、美學、人文等，會缺乏對人生的審視、會錯失許多發現美的驚喜、會多少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的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