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美君子
在美國生活了32年的謙謙君子
北京胡同的回憶
朋友圈傳來短文朗誦 - 王朔大師寫的《煩胡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文章也是第一次看到。王朔曾說過，“當我們回憶過去時總是有意無意的將其美化”。但《煩胡同》卻是例外，他開篇就說，“我在北京的胡同區住了近十年，老實講胡同可沒給我留下什麽美好的記憶”。
他文中提到當年“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買肉的人群沒有買兩毛錢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一下子打開了我記憶的閥門。
我雖然沒有像王朔住在胡同，但我在北京城裏的一個胡同小學讀了三年書，加上小學畢業趕上文革上不了初中而“留校鬧革命”，前後一共有四年的胡同生涯。
1963年底，我隨家人從紅太陽升起的湖南湘潭搬到了首都北京。因為所住大院附近的小學四年級人滿為患，我又不肯降級，隻能就讀於需要坐三站車的，位於城裏胡同內的“西城區奮鬥小學”，記得是乘2路無軌電車。不到十歲的我於是開始了每天手持學生月票（2塊錢/月）往返“汽車局”和”複興門”之間。那時，複興門早已拆除，但離學校不遠處的古老的城牆都還沒有拆，我們曾不顧危險爬到上麵玩過。
因為是就近上學，我們學校絕大多數同學都來自胡同家庭。雖然50多年過去了，但那些令王朔“感到觸目驚心”的“城裏（胡同）隨處可見的赤貧現象”，我仍能記得，似乎就發生在昨天，很多同學的名字我至今都還能記起。
包永東。班裏少先隊的中隊長，我當時是大隊委員。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特別是文革期間沒事常去他家玩。一次，陪他去他們胡同裏的副食品商店買豬肉，他真的就是像王朔說的隻買兩毛錢的。我當時一定很驚訝，不知脫口說了一句什麽話，弄得自尊心極強的他一下子臉紅到了脖子根，反駁道：就你們家趁（北京方言 - 有錢的意思），得了吧。。。賣肉的師傅司空見慣，根本不嫌棄，且手藝高超，手起刀落，楞是把一長條肉割得像張紙那麽薄，一稱，正好兩毛錢。那次尷尬的場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就算王朔不提，我也絕不會忘記。
白亮亮。他每天放學都要從我們學校所在的複興門往我們家相反的方向走三站（無軌電車）路到西單北邊的郵電局，取200份《北京晚報》，然後在西單大街沿街叫賣。全賣掉的話，可以掙四毛錢（每份晚報二分錢，他賺二厘錢）。這活還不是你想幹就有的，這全靠他的爸爸在這個郵局工作的關係。他的嗓門特別大（亮），有點像他的名字，估計是每天吆喝賣報的原故吧。他學習不太好真的情有可原 - 時間不夠呀。
丁建民。我因為來不及回家吃午飯，故隻能每天帶飯。班主任安玫老師幫著安排我每天到他家熱飯並午休。他家不大，好像最多兩間房，擠得滿滿當當的，是王朔說的三代同堂。
劉瑞河。那時時興“一幫一，一對紅”，我因為學習好，每天放學後都被老師安排到他家和他一起做作業。他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好像是家庭婦女。他們家屋裏很黑，我和劉瑞河每天下午放學後就擠在一盞15瓦的燈泡下做作業。我的眼腈近視估計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因為我父母都不近視，在外地上學時眼睛很好。
。。。
在我的記憶裏，我的同學沒有一家是自己住一個四合院的，都是很多家擠在一個大雜院裏。估計是解放後政府沒收了四合院分配給市民住的，有點像農村裏的“打土豪，分田地”吧。每個四合院都基本如王朔筆下描述的：院子中間一個自來水管，沒有衛生設備，冬天也沒有暖氣，房間裏多是泥地。
胡同裏隔不太遠就有一個公共廁所，常見到掏糞工人在那裏手工作業 – 肩背掏好的糞，往返於廁所和糞車之間。盛夏時節，臭氣熏天，老遠就能聞到。那些廁所無需路標，聞著味就一定能找到。但如果沒有胡同，也就沒有了當年家喻戶曉的全國勞動模範 – 幾次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的掏糞工人時傳祥。
記得是1965年的國慶節，學校組織我們十萬學生去天安門廣場後排，參加手舉折疊紙花的組字的活動。男生要求白襯衣，藍長褲和白球鞋。班裏有些同學因為家裏買不起而不能參加，有一個同學借哥哥/姐姐的鞋，因為過大，鞋帶不得不係得緊緊的。
王朔被圈裏人稱為朔爺，其作品被大眾稱為痞子文學。他的膽子也忒大了，居然敢把新中國首善之都的胡同生活等同於監獄，把解放後翻身做了主人的胡同的勞苦大眾貶低為“衣衫襤褸，麵帶菜色 ”，“整個一幅舊社會的生活寫真”。
現在不再像文革期間那樣提倡“憶苦思甜”了。否則，我應也有資格大吐一下王碩所說的“舊社會”的苦水，讓90後，00後們好好珍惜改革開放後“新社會”的幸福生活。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煩胡同》
作者：王朔
我在北京的胡同區住了近十年，老實講胡同可沒給我留下什麽美好的記憶。
1970年我家從西郊搬到東城朝內北小街倉南胡同5號。那時我十歲。城裏隨處可見的赤貧現象令我感到觸目驚心。在此之前，“城裏”的概念對我前言就是“西單”“王府井”這樣的商業街。
我家住的那一帶俗稱“朝陽門城根兒”。那一帶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爛爛的房子，很少向世界標榜的那種規規矩矩的四合院。胡同裏的居民衣衫襤褸，麵帶菜色。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買肉的人群沒有買兩毛錢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
我在東門倉小學上學時，每逢開學都是尷尬的日子。班裏很多同學都交不起兩塊五的學雜費。老師宣布沒交學費的同學站起來，班裏就會呼啦啦站起一片，個個麵有愧色。坐在我前麵的一個男生，是我們班班長，學習一般，表現積極。他父親是個木匠，一個月掙三十五元錢，而他家七口人，平均每人月生活費隻五元錢。當時北京所謂貧困線是人均每月十二元。我去過他家，一間屋半間炕，他媽懷裏還奶著孩子，惡聲惡氣地罵人，整個一幅舊社會的生活寫真。所以這位“班長”在班裏威信掃地。
住在胡同裏的同學家裏大都生活困難，三代同堂，沒有衛生設備，一個大雜院隻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房間裏是泥地，鋪紅磚就算奢侈的了。
七十年代是暴雨傾盆的年代，北京城西高東低。每逢雨季，大雨便會泡塌一些房子，我上學路過這些倒了山牆的房子，看到牆的斷麵竟無一塊整磚，都是半拉碎磚和泥砌的。1976年大地震北京塌了幾萬間房，百分之百是胡同裏的房子。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什麽快樂可言？胡同裏天天打架、罵街。大姑娘小媳婦橫立街頭拍腿大罵，汙言穢語滔滔不絕。赤膊小子玩交練拳，上學時書包裏也裝著菜刀，動輒板磚橫飛，刀棍加身。毫不誇張地說，那一帶每條胡同的每座街門裏都有服刑的半大小子。據說“朝陽門城根兒”解放前就是治安重點區，可說是有著“光榮傳統”。很多同學從他爸爸起就是“頑主”，玩了幾十年。一打架全家出動，當媽的在家烙餅、煮紅皮雞蛋。
這樣的胡同大概也就在路過的洋人、悲天憫人的文化閑漢眼中有一種文化味道。天知道有幾個北京人是打大宅門裏出身的。咱別給世界一誤會，好像咱北京人過去住得有多麽講究、多麽趣味盎然。反正對我來說，滿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覺得可惜了的。
住一輩子監獄的人回憶監獄生活也少不了廉價溫馨，你不能真覺得監獄生活是人過的日子。獄卒的回憶更不算數。
您是過來人。為了防凍，水管都用手指粗的草繩密密的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