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晉以降,無書。唐以後,無詩。清人道,非秦漢文,不讀。自讀得《報任安書》,若沒有魯迅,真的不知道有什麽可稱作好文章的。
中國有一傲,官家投資並承認一本私人曆史著作《史記》。讀《史記》,讀不出這私,幾乎白讀。這私在哪兒?《報任安書》一一道來。
《報任安書》,當信寫的。寫著寫著,便不再當信,好像也沒法當信寫了。
有宋人置疑真偽。大胡子蘇軾就是。讀其所疑,實在以為,這些人日子過得太好,最大的委屈不過貶職,仍有筍吃,懷裏還有皇後娘“為後朝儲備人才”的體恤。這樣的人生積蓄,旦臨司馬遷這樣的災難深重,沒法想象之餘,竟置疑起來。
話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這腔悲憤的深沉,自發出至今,還沒見過。而在司馬遷的命運前,它自有可以悲憤的幸運。
能夠“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之於司馬遷,是奢侈。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出獄複職後,則“居則忽忽若有所生,出則不知其所往”。
而這一切,又是自找的。
慘淡卻不能麵對,淋漓也隻得任其。在沒有活下去的理由之下,司馬遷到達了鮮有到達的人生絕境。
司馬遷,不是冤案,更不是錯案,是鐵案。它將司馬遷品格中——- 也可謂人類品格中——- 的齷齪,刻在所謂的恥辱柱上。
卻正是這般的人品,寫下了煌煌《史記》。
《史記》中,堯舜禹的苦難,贏政的早年屈辱,呂不韋的彎彎繞心機,呂後的狠毒,滑稽優秀伶們的卑微求生…. 司馬遷寫得“淩駕”“俯瞰”,卻沒有“吃的鹽比米多”的自視,而是以更為廣闊深重的人生見識,置其以恰當。在這兒,司馬遷於無限的卑微中,以沒法理解的堅忍,韌韌地抬起頭來。
《報任安書》寫了委屈,傾訴般的,也公訴般的。希冀理解,同情。其實,它隻說出了司馬遷的一小半。《史記》,則是司馬遷的一大半。司馬遷用《史記》寫出了在沒有存活理由之下的存活,在根本直不起腰來的地方硬是抬起頭來,顯示出難以想像的遭遇中誕生的難以企及的堅韌。
二
話說“文筆”。
讀《報任安書》,讀進去。這是“文章”?這是筆觸?
這是一腔血迸,是悶的破門而出,告訴:這不是文章,這裏沒有文筆,隻有命,隻有命的苦難。
《報任安書》,是“積厚薄發”,但沒有積厚薄發的有意。讀其敘述,件件都是不知自言自語了多少遍的“八年了,別提它了!”(語自《智取威虎山》裏的老常);讀其論理,都是高常寶聽到老爸這句話後的“爹!”般的噴湧;“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風流倜儻之人稱焉”“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其義正大,而且安靜。自有一重視察人生的清醒,卻絲毫不“人生就是那麽回事”地玩超脫;“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心誌如此曲折,哪有取舍的選擇!更哪有文筆的閑心!…..
心尖和筆尖不分,是為《報任安書》。這事,後代漸忘,卻總結出個文筆,寫起文章來。
三
《報任安書》,是一己之痛。
《紀念劉和珍君》,是痛他人之痛而及自己之痛。
《報任安書》是信,是不寫的寫。
《記念劉和珍君》是“我早知道,我有寫點東西的必要了”。
《報任安書》由憐己,而憫人,而悲天。
《紀念劉和珍君》則憐人,而憤世,而出離憤怒又不知其所往。
因此,它們寫出了這地方世道與人生的惆悵和悲涼。
它們還說了,血寫,寫不多。墨寫,寫寫就多了。
四
牛馬走於這般深厚的靈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