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單邊主義展望

自冷戰結束以來，人們普遍預期美國遵循的外交政策要麽維護其在自由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要麽撤退並適應後美國時代的多極世界。但本文作者貝克利在2020年《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指出，美國最有可能成為一個流氓超級大國，既不是國際主義者，也不是孤立主義者，而是富侵略性、實力強大、日益自我的超級大國（下圖 Historicophiles）。美國總統川普將關稅提高到與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不相上下的水平，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冷落盟友，並提議奪取包括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在內的外國領土，即為實證。川普將長期積壓的對全球領導力，以及讓美國戰略轉向國內的更深層次結構性力量的不滿，傾瀉道出。現在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如何走自己的路 - 以及這條路最終通向何方。

如果不加以製止，華盛頓的單邊轉向可能會破壞世界穩定，並削弱其自身的長期實力。但如果能夠認識到並加以引導，這些力量或許可以構成一個更有針對性、更可持續的戰略的基礎；這一戰略既能擺脫自由主義霸權的過度擴張，又不會放棄自由主義秩序的核心優勢。政治學者、政府政策研究員貝克利不久前投書《外交事務》雜誌，討論川普政府的政策，並提出可使美國長治久安，永葆美國強大富裕的政策建議。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趨向保守 

美國之所以會傾向不守規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擁有的超凡能力。盡管幾十年來悲觀論者不斷看衰美國，但美國的實力依然強大。美國的消費市場規模幾乎是中國大陸和歐元區市場的總和。全球一半的貿易和近90%的金融交易均以美元結算，並通過與美國有關聯的銀行進行，這賦予了華盛頓實施製裁的權力（下圖 IMF/MacroMicro）。與人們普遍看法相異且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美國卻是世界上貿易依賴程度最低的經濟體之一：出口僅占GDP的11%（其中三分之一銷往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全球平均水平為30%。美國公司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風險投資，主導著能源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並在包括半導體、航空航天和生物技術在內的高科技行業創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利潤 - 幾乎是中國大陸獲得利潤的十倍。美國依賴中國大陸提供諸如基礎化學品、仿製藥、稀土和低端芯片這類商品，同時中國大陸隻能從美國及其盟友那兒獲得高端技術，以及可靠的糧食和能源。因此，一旦美中關係破裂，雙方都會受損，中國大陸可能損失更大。

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在距其海岸數千英裏的地方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國家。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和經濟產出的三分之一的70個國家依賴美國通過防務協議提供的保護，並需要美國的情報和後勤支持其軍隊出國作戰。在一個如此深度依賴美國市場和軍事力量的世界裏，華盛頓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來修改這些規則，甚至徹底廢除它們。美國不僅擁有我行我素的手段，而且也越來越樂與將自己的意願付諸實踐。由此，美國主導的自由秩序已經逾越了建立時的初衷，暴露出各種既有的矛盾和弱點正日益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負擔。二戰後的自由秩序並沒有失敗，而是戰勝了不再存在的威脅：二戰的破壞和共產主義的蔓延。到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控製了近一半的歐亞大陸，軍事力量是西歐的兩倍。致力於廢除私有財產的共產黨控製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工業產出，並在西方主要民主國家贏得了高達40%的選票。在這種情況下，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顯而易見，捍衛資本主義秩序的必要性也顯而易見。正是美國主導的自由秩序，讓西方變得繁榮民主，使蘇聯集團解體。但是，美國主導的自由秩序無法解決的新問題。

例如，許多習慣於華盛頓保護的美國盟友如今已無力承擔沉重的國防負擔。在美國安全保障的庇護下，西歐各國以及加拿大和日本大幅削減了國防開支，擴大了福利國家，並與中國大陸市場和俄羅斯能源深度交織。許多美國盟友甚至連自身周邊安全都難以保障，更不用說維護全球穩定了。而當危機爆發時，它們仍然會向華盛頓求助 - 在南海麵對中國大陸海軍時，在烏克蘭武裝以對抗俄羅斯時，或在紅海保護航運免受胡塞武裝的襲擊時，皆是如此。曾經是自由秩序支柱的國家如今已成為美國的依附者，它們如今在消耗，而非協助增強美國的實力。

更糟糕的是，通過推動俄羅斯和中國大陸融入自由秩序，美國幫助增強了這兩個最危險對手的力量。這兩個政權都受益於美國主導的同盟體係，該同盟體係將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曆史上的對手德國和日本改造成和平國家，遏製了核擴散，並確保了全球貿易路線的安全。但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則利用機會，開始以武力重新繪製歐亞大陸的版圖：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下圖 U.S. Embassy in Italy/ABC News）；中國大陸則在南海進行軍事化造島，在中印邊境發生衝突，並不斷升級對台灣的威脅。

同時，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還獲得了進入西方市場、機構和網絡的渠道，然後利用這些渠道對西方係統進行黑客攻擊、欺淩和掠奪。俄羅斯通過西方銀行為寡頭洗刷財富，散布虛假信息，並將能源武器化，以分裂歐洲。中國大陸則一邊保護國內市場，一邊用產業政策支持本國商品攫取他國市場。現在，中國大陸在造船、無人機、電子和製藥等戰略製造業領域占據世界主導地位，並通過削減稀土出口、威脅藥品供應鏈、向台灣投放無人機以及向歐洲大量投放低價電動汽車來脅迫美國及其盟友。北京利用開放的互聯網竊取知識產權，在西方基礎設施中植入惡意軟件，並散布虛假宣傳。開放曾經是美國戰略的基石，如今卻成了顛覆美國的特洛伊木馬。

二戰後，華盛頓支持非殖民化，並將新興國家納入全球市場和機構，推動了全球化和“其他國家的崛起”，主權國家的數量也翻了一番。但隨著新參與者的湧現，美國的權威逐漸瓦解，否決美國關點的國家也隨之增加。曾經擴大美國影響力的機構 - 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 - 如今已淪為僵持不下乃至反美的舞台。全球化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也掏空了美國產業。2000年至2020年間，美國工業產出（不包括半導體）下降了近10%，三分之一的工廠就業崗位消失。幾乎所有淨就業增長都流向了最富裕的20%的郵政編碼地區，而美國大部分地區則被拋在身後。其社會影響令人震驚：殘疾索賠不斷增加，違禁藥物過量，以及適齡工人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數達到了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許多受損的社區由於選舉製度放大了農村的聲音，使其壓倒了城市多數派，從而保留了政治影響力。其結果是：美國從自由國際主義艱難地轉向了保護主義和邊境管製。

流氓超級大國的誘惑  

正如我在2020年所論述的那樣，人口結構變化和自動化蓬勃發展這兩大強勁趨勢正在重塑全球格局，並強化美國單邊主義的傾向。快速的人口結構變化正在削弱歐亞大陸的大國，並破壞大片發展中國家的穩定。與此同時，新技術正在減少美國對外國勞動力、能源和大型軍事基地的需求。其結果是日益加劇的不對稱：一方麵，混亂加劇，盟友力量日益削弱；另一方麵，美國的自給自足能力和遠程打擊能力不斷增強。隨著這種差距的擴大，華盛頓麵臨著更強烈的單幹誘惑（下圖 France 24/AP/VOA）。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美國是本世紀唯一一個預計黃金年齡勞動力將持續增長的大國。到2050年，歐亞大陸主要經濟體的勞動力將流失約2億25至49歲的成年人，許多國家的勞動力流失率將達到25%至40%。到2100年，這一數字將超過3億，僅中國大陸就預計將流失74%的黃金年齡勞動力。到本世紀中葉，大多數國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將增加一倍以上，這將使撫養比（即每位退休人員對應的勞動者人數）達到毀滅性的水平；例如，到2050年，中國大陸的撫養比將從2000年的10比1下降到2比1以下。人口下降已經導致歐亞大陸主要經濟體的年增長率下降超過一個百分點，債務與GDP之比平均飆升至250%以上。隨著其他經濟體萎縮和緊張，美國經濟將在全球增長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財政基礎和軍事人力也將相對更加強勁。

然而，美國不太可能將其人口優勢轉化為自由霸權的新時代。相反，人口結構紊亂加劇了一種危險的失衡，從而增加了盟國防禦的風險：人口減少的專製對手仍在軍事化，而民主盟友則受製於選民老齡化和日益增加的福利義務，重整軍備緩慢。隨著歐亞大陸的平衡向專製國家傾斜，美國對盟友的國防承諾麵臨持續上升的風險。如俄羅斯、中國大陸和朝鮮等威權國家，正求助於軍隊來鞏固其政權。當經濟增長放緩、動亂威脅出現時，獨裁者會將資源投入軍隊，以壓製異見、遏製對手，並確保軍隊的忠誠。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曾走上了這條道路，在經濟和人口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國防開支翻了一番。如今，俄羅斯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 將GDP的8%用於國防，大幅削減民用預算，並以每月2.5萬至3萬人的速度補充烏克蘭戰場上的損失。中國大陸則在勞動力不斷減少的同時，進行著自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和平時期軍事集結。

而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歐洲各國等民主盟友的重新武裝卻步履蹣跚，原因是稅基縮減以及選民老齡化，他們更看重社會支出而非國防。預計到2050年，台灣的征兵人數將減少一半。日本、韓國和烏克蘭在艱難地實現征兵目標，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軍隊規模則停滯不前或有所下降。結果就是，一場風暴正在醞釀：威權國家為衝突做準備；民主國家卻應對得太少、太遲；美國越來越不確定是否值得冒越來越大的風險去保衛遠方盟友（下圖 Medium/National Hog Farmer/DW）。

隨著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陷入人口動蕩，美國對涉足外國事務日益增長的厭惡情緒將會加深。富裕國家正在老齡化和萎縮，而全球大部分南方國家卻在迅速擴張。到2050年，僅非洲的人口就將增加10億以上 - 其中大部分國家都已深陷貧困、治理薄弱和氣候壓力的泥潭。許多非洲國家的青年失業率超過30%，教育體係也正在崩潰。大約一半的非洲國家深陷債務困境，四分之一的國家正處於衝突之中，中東和南亞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那些能力最薄弱國家裏人口激增的青年，正在引發動蕩、極端主義和大規模移民。隨著移民湧向美洲和歐洲，他們正在助長民粹主義的反彈，並強化美國自我封閉的本能。

與此同時，新技術使美國自我封閉不僅變得合理，而且極具誘惑力。無人機、遠程轟炸機、網絡武器、潛艇和精確製導導彈有可能使美國能夠打擊全球目標，同時減少對大型永久性海外基地的依賴 - 這些基地越來越容易受到裝備類似技術的對手的攻擊。因此，美國軍隊正在從一支致力於保護盟友的力量，轉變為一支專注於懲罰敵人的力量，其方式包括從美國領土發動打擊，在對手邊境附近部署無人機和地雷的自動殺傷區，以及派遣靈活的遠征部隊打擊高價值目標並在造成人員傷亡之前撤離。其目標不再是通過存在進行威懾，而是從遠處進行摧毀。

同樣的邏輯正在重塑美國經濟。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減少對外國勞動力的需求。3D打印和智能物流正在壓縮供應鏈，並推動企業回流。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外國呼叫中心。隨著工廠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能源價格低廉以及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企業正在回流，既出於安全考慮，更著眼於商業利益。美國對全球經濟的依賴不會消失，但這種依賴正在變得更窄、更具選擇性，並且在下一次全球危機來襲時更容易被切斷。堡壘經濟正在崛起，與堡壘軍事相媲美。兩者共同作用，使脫離接觸變得更安全、更明智。

這就是為什麽“流氓超級大國”並非空穴來風 - 而是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問題不再是美國是否會走向流氓，而是它將變成哪種流氓。它會成為一個魯莽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強權，肆意攻擊、斷絕關係，以巨大的長期代價追求有限的利益嗎？還是它能夠將其力量轉化為更具戰略性的姿態 - 既能避免過度擴張，又能在更緊密的、擁有強大實力的合作夥伴群體中維護自由秩序的核心？

一個運轉良好的自由世界 

如果生活僅僅關乎金錢，而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盡快盡可能多的攫取金錢，那麽川普或許是一位理想的領導者。通過對朋友和敵人一視同仁地征收關稅、削減對外援助、奪取戰略要地、並讓盟友自生自滅，川普的做法或許至少能榨取一些額外的現金。但經濟並非唯一的遊戲。這裏還有地緣政治。美國將全球事務視為一場交易，正麵臨著摧毀維持了幾代人和平的體係的風險（下圖 foreign affais/The Washington Post）。貿易戰不僅會提高價格，還會瓦解聯盟，並將競爭對手推向對抗。這正是20世紀30年代世界分崩離析的原因：保護主義、恐懼，以及新興大國除了武力之外別無發展途徑。川普政府官員喜歡將中國大陸比作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 - 一個最終可能會被迫做出讓步的貿易夥伴。但中國大陸並非受美國保護的民主盟友。它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威權國家，與過往大國一樣，將經濟和安全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麵。其軍民融合理論更準確地呼應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富國強軍”意識形態。從北京的角度來看，華盛頓挑起的貿易戰不僅僅是經濟爭端。它們還是對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攻擊，並且可能是戰爭的前奏。

與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類似，北京認為自己麵臨著一個經濟上充滿敵意、軍事上卻脆弱不堪的美國。美軍在距台灣500英裏（約800公裏）範圍內隻有兩個主要基地 - 如今都在中國大陸導彈的射程之內。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彈藥庫存將在幾周內耗盡。與此同時，77%的美國年輕人不適合服兵役，主要原因是肥胖、吸毒和缺乏教育。川普計劃公布1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但重建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在彌補軍事缺口之前就提高關稅，美國或許是在挑起一場它尚未做好充分準備取勝的戰爭。

一些人認為，美國應該幹脆犧牲台灣和烏克蘭，接受一個被大國勢力劃分的世界：北京在亞洲，莫斯科在東歐，華盛頓在西半球，以此來回避衝突（下圖 THE WALL STREET JOUNAL/REPORTER）。他們以冷戰時期華盛頓勉強容忍蘇聯統治東歐為例，證明這種安排能夠維護和平。但這種類比存在嚴重缺陷。與二戰後的蘇聯不同，俄羅斯和中國大陸並非在捍衛勝利的邊界，而是在試圖推翻他們眼中的失敗邊界。他們的領土主張並非止於烏克蘭和台灣；而是從那裏開始。莫斯科試圖重建一個橫跨東歐和中亞的“俄羅斯世界”。北京宣稱對南海和東海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區擁有主權。中國大陸軍方官員和宣傳人員甚至對關島和夏威夷等美國領土發出威脅，將它們描繪成西方帝國主義的遺物。

讓中國大陸或俄羅斯分得這些勢力範圍的部分領土並不能滿足它們 - 這隻會激起它們謀求更多權力的欲望。而它們所到之處，暴力和壓迫將接踵而至。在烏克蘭，俄羅斯轟炸產房、折磨平民、綁架兒童、掠奪文化瑰寶。在格魯吉亞、敘利亞和車臣，俄羅斯夷平城市，扶植殘暴政權。中國大陸壓製香港的自由，在西藏實行戒嚴，在新疆設立集中營，並通過人工島嶼堡壘和大批海上民兵在南海實施軍事化。俄羅斯或中國大陸勢力範圍的擴張不會帶來秩序或繁榮 - 它隻會蔓延國家恐怖機器。

即使撇開安全風險，勢力範圍的論據在經濟層麵上也站不住腳。巨額財富從來都不是來自堡壘經濟。它來自開放的海上商業秩序，這些秩序能夠實現持續的複合經濟增長。如果華盛頓退回到大陸主義，將勢力範圍拱手讓給北京和莫斯科，它或許能比大多數國家更安全、更富裕。但它將遠低於它所能達到的安全和富裕水平，而且更有可能在未來麵臨衝突的危險。

危中之機 

更好的戰略不是任由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瓜分世界，而應以一個鞏固的自由世界集團來遏製中俄。如今北美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加起來擁有5億人口、巨大的能源儲備和廣泛的工業能力（下圖 ShutterStock/Evans Distribution Systems）。通過共享的基礎設施、安全的供應鏈和勞動力流動性來深化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陸自貿區，將為美國提供一個經濟繁榮的全球競爭基礎，使其可與任何對手進行全球競爭。

美國應該在海外建立分層防禦體係，以抵禦威權軸心 - 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和朝鮮。包括波蘭、韓國、台灣和烏克蘭在內的前沿民主國家和地區應該配備短程導彈和火箭發射器、機動防空係統、巡飛無人機和地雷，以擊退入侵。在其身後，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在內的核心盟友將通過遠程導彈和機動式陸、海、空力量加強戰線，旨在打擊整個戰區並支援前線防禦。美國將作為最終的後盾和推動者，提供衛星情報、重型運輸和後勤保障、核威懾以及由航母、隱形轟炸機和潛艇實施的大規模空襲和導彈打擊。

這一軍事聯盟也將形成一個經濟集團。美國將提供市場準入，以換取盟友增加國防支出的切實承諾；在半導體、電信、能源和先進製造業等關鍵領域與俄羅斯和中國大陸脫鉤；並允許美國企業以互惠的方式進入其市場。貿易協議將包括投資審查、出口管製和產業補貼方麵的聯合規則，並將支持在先進技術方麵與盟國聯合生產。在軍事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經濟集團的目標，並非重建普世自由秩序，而是鞏固一個緊密的經濟聯盟。這將是一個保衛其成員、孤立對手並擁有集體談判能力的聯盟。

人們說世界前景黯淡，危機重重。但危機危機，危險中蘊含機遇。回溯曆史，持久的國際秩序，無論是威斯特伐利亞體係、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促成的歐洲和平、二戰後的自由秩序，不都是在大國競爭白熱化時期形成嗎，不都因恐懼而非理想主義來迫使各國團結起來嗎。縱觀美國曆史，隻有在國家存亡攸關之時才會進行大規模投資 - 正是內戰推動了北方鐵路網的快速擴張，為後來的橫貫大陸鐵路線奠定了基礎；冷戰時期的恐懼而非和平時期的共識，促成了美國州際公路係統和《國防教育法》的建立；為贏得與蘇聯的競爭，國防部的軍事研發資助了美國半導體產業、GPS技術和互聯網的突破性發展（下圖 WIKI/Defense Acquisition）。所以，國家安全關切一直是美國公共投資最持續的引擎。

當今美國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競爭可以再次發揮這種激勵作用：推動美國重建基礎設施和製造業、強化供應鏈、重振國防工業基礎、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以及恢複公民信任。美國的目標不僅僅是贏得大國競爭，而是引導這種競爭。美國將通過競爭來修複國內的裂痕，塑造一個反映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世界，一個對美國以及那些願意並能夠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都有效的自由世界。

* 本文作者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為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政治學副教授。他同時還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亞洲主任和紐約市城市學院的公共學者（Moynihan Moynihan Public Scholar）。

參考資料 

Beckley, M. (2025). The Age of American unilateralism.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ge-american-unilateralism

[武勝]

除了冷戰思維別無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