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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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唐納德·川普開始第二任期時，他繼承的是一個比他四年前離開時更加敵視美國利益的世界。中國大陸持續增加其在全球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俄羅斯在烏克蘭打一場殘酷而毫無理性的戰爭且逐漸取得優勢。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的伊朗，繼續發展其核武能力。更嚴峻的是這三個美國對手正與朝鮮更緊密地合作，企圖替換近一個世紀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和平與繁榮的世界秩序。拜登政府以接觸和妥協的方式來應對這些威脅。但這些修正主義國家拒絕接受現有國際秩序，極力從美國的弱點中尋找為自己攫取霸權的機會（下圖 shutterstock）。華盛頓的許多人都承認這一威脅，承認大國競爭的現實，卻對為贏得與這些修正主義大國的競爭，美國必須投資硬實力的需要視而不見。
盡管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是一個全球性挑戰，但川普很可能會考慮降低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利益和承諾，以犧牲歐洲或中東的利益為代價來關注亞洲/中國。這種以國內為主、國際上隻關注中國大陸的孤立主義右翼觀點，意味著美國在俄羅斯對歐洲的侵略麵前退縮。而美國左翼則希望就伊核問題與伊朗接觸，並且長期以來都反對支持以色列。左、右翼兩個陣營都沒有承諾必須保持美國軍事優勢或維持美國領導的聯盟以便與修正主義大國競爭。但是，美國（川普政府）不能也不應該撤退，因為敵人虎視眈眈，隨時都在準備填補美國撤退留下空白。
對川普政府來說，明智的做法就是將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維護美國領導地位必需的硬實力基礎上。為了扭轉對軍事實力的忽視，川普政府必須保證大幅、持續地增加國防開支，對國防工業基礎進行代際投資，加快美國開發新能力的速度，擴大盟友和合作夥伴獲得這些能力的機會。川普政府必須拒絕共和黨內部要求美國眼光向內，放棄世界主導地位的呼聲。美國必須關注所有的威脅，關切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的混亂，因為美國不應該忽視其對手的全球圖謀，美國必須信守對盟友和朋友承諾。隻有這樣，美國才會再次偉大。
以上是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 下圖 INDEPENDENT）對川普政府實行國策的期待。麥康奈爾2007年至2024年擔任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對如何治理美國有他獨特的見解。雖然不再擔任國會領袖，他仍然憂國憂民，尤其擔心川普會隻關注國內，隻想著如何把美國自己的事情做好。麥康奈爾在《外交事務》上撰文警告各界，美國可能會為放棄世界事務的領導權而付出沉重代價。以下為麥康奈爾題為“The price of American retreat”一文的主要內容。
援烏抗俄的意義
盡管最近幾屆總統都認識到中國大陸對美國利益構成了最嚴重的長期挑戰，但這些政府的實際對華政策往往前後矛盾，甚至未能就與中國競爭的基本目標達成一致。美中競爭難道僅僅是因為北京生產了太多出口到美國的小商品、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汽車？還是為了得到向北京銷售更多的美國大豆和半導體的機會？抑或是一場爭奪國際秩序未來的競賽？這是一場嚴重的地緣政治鬥爭，川普政府應該進行相應的投資。這樣，川普政府就可避免奧巴馬政府所謂的“重返亞洲”政策的錯誤。由於未給美國軍事力量足夠的投資，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政策並不成功 – 因為它缺乏硬實力基礎。削減國防開支，放棄了數十年來的“兩場戰爭”軍事規劃構想，這就顛覆了戰略與預算之間的傳統關係。
美國的亞洲的合作夥伴歡迎“重返亞洲”：因為在全球收縮的同時，美國將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強的軍事能力轉移到了亞洲（下圖 amazon/The Korea Herald）。但歐洲的合作夥伴非常不樂意，因為華盛頓忽視了俄羅斯的威脅。其實這是有前車之鑒的。當年奧巴馬過早撤軍伊拉克，留下了真空，伊朗和伊斯蘭國（也稱為 ISIS）趁機填補，於是就有了隨後困擾華盛頓多年的中東混亂局麵，以及2014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並占領克裏米亞。
對抗中國並不意味著川普必須放棄烏克蘭。因為俄羅斯的勝利不僅將迫使美國增加在歐洲的駐軍以保護北約盟國；還會鼓勵中國、伊朗和朝鮮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挑釁行為。2008年由於布什政府沒有對普京入侵格魯吉亞作出有力回應，讓俄羅斯認為自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非作歹。其後奧巴馬政府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重啟”加深了這一誤判，即西方不會對俄羅斯侵略行為作出一致回應。為與俄羅斯進行軍備控製談判，奧巴馬政府克製收斂，甚至對2014年入侵克裏米亞回應冷淡。但這些善意乃至妥協非但沒能讓俄羅斯適可而止，反倒使普京的膽子越來越大，盡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侵烏戰爭。
川普1.0政府推翻了奧巴馬政府對烏克蘭援助的限製，向基輔轉移致命武器。同時，美國對俄羅斯盟友敘利亞動武，執行了禁止化學武器的紅線，殺死了數百名威脅駐敘利亞美軍的俄羅斯雇傭兵，並增加了美國的能源產量，以對抗俄羅斯將其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武器化。川普1.0政府的這些行動值得稱讚。但川普向普京獻媚，對盟友和聯盟承諾的態度反複無常，2019年，他還扣留了對烏克蘭4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川普1.0政府的這些言行又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是否致力於對抗俄羅斯侵略的懷疑。
2021年上任後，拜登立即簽署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五年延期，放棄了對俄羅斯的影響力。拜登本可以利用這些影響力來談判達成更好的協議，全力以赴地與中國競爭束縛了美國的手腳。同年8月，拜登政府實施了從阿富汗的災難性撤軍，這無疑鼓勵了俄羅斯進一步測試美國決心的底線。顯然，拜登政府認為普京的帝國野心可以通過軍備控製和美國的克製予以管理，這與右翼孤立主義者遷就俄羅斯的錯誤並無二致。
普京全麵入侵烏克蘭入侵後，美國政府猶豫、限製和拖延對烏克蘭的援助，一再將主動權拱手讓給莫斯科，削弱了美國援助的有效性，延長了衝突，削弱了基輔的談判籌碼。還好，在關鍵時刻兩黨一致通過了“國家安全補充”法案。盡管對拜登的做法有合理的疑慮，但包括大多數共和黨在內的國會議員都同意對烏克蘭的支持就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投資。他們認識到，大部分資金都流向了美國的國防工業基地或軍隊，而這筆安全援助僅占年度國防預算的一小部分，卻幫助烏克蘭削弱了共同對手的軍事實力。
盟國優勢
圍繞川普身邊的孤立主義者，他們低估了美國盟友對美國繁榮的重要性，忽視了美國讓關鍵地區不選邊國家相信美國承諾的必要性，誤解了美國軍隊阻止或贏得各種衝突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他們忽略了敵人在拉幫結派，敵人可能會決定同時在多個戰線上與美國對抗，此時美國盟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川普將發現歐洲大陸的盟友表現令人鼓舞 - 現國防支出比一年前增加了18%，遠高於美國。超過三分之二的北約成員國達到或超過了北約將至少占GDP2%用於國防的目標（下圖 facebook）。但是，歐洲國家也受俄羅斯 - 以及中國和伊朗 – 的影響，如匈牙利等。
歐洲盟國認真地對待川普要他們增強硬實力和分擔負擔的呼籲 - 北約盟友自2022年1月以來已訂購了價值超過1850億美元的現代美國武器係統。川普鼓勵盟友需要做得更多。預計北約峰會將設定盟國的國防開支目標應占GDP的3%。歐洲盟友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和俄羅斯日益加深的聯係，並越來越多地將中國視為“係統性競爭對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在2023年訪問菲律賓期間指出，“歐洲安全與印度太平洋安全不可分割”。美國亞洲的盟友也明白這一點 - 蕭美琴2023年擔任台灣駐華盛頓代表時說，“烏克蘭的生存就是台灣的生存”。
“亞洲優先”派忽視了與盟友合作對抗中國對共同利益威脅的迫切需要，有些人以對抗中國的需要作為美國放棄其他地區領導地位的理由，以“亞洲優先”為借口實行孤立主義。這些人忽視了中俄日益加強的戰略聯盟、俄羅斯在亞洲的影響力（包括其日益強大的太平洋艦隊），以及美國與這兩個大國的競爭是全球性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一不容回避的現實。例如，俄羅斯多年來通過幹預敘利亞和與伊朗合作損害了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伊朗則投桃報李，讓普京在烏克蘭使用伊朗攻擊無人機，讓其成為中國和俄羅斯更強大的合作夥伴。此外，中俄還尋求深化與該地區傳統美國夥伴的關係，如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等。實際上中國一直試圖挑撥美國與其夥伴的關係，並在中東地區不斷增加影響力。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之所以為北京打開大門，是因為這些盟友先遭到了背棄。
國防預算與硬實力
美國政府每年近9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與美國麵臨的挑戰、在全球活動的軍事需求以及硬實力投資回報，是遠遠不夠。每年國防預算中用於支付武器以外其他事項的部分越來越多：近45%用於支付工資和福利。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估計，中國每年的軍事支出為7110億美元。2024年3月，中國官員宣布國防開支將增加7.2%。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則要求逐年削減實際軍事支出。如果國防預算甚至無法跟上通貨膨脹的步伐，華盛頓又如何能與北京“迫近的威脅”競爭呢？值得指出的是，北京的主要資源分配到自己國土及臨近的印太地區。而美國則需要在全球投射力量，這大大分散了美國可用於對付北京的國防資源（下圖 AEI/APRN）。因此，政府必須加大投資於美國兌現對盟友承諾所需的能力，否則，政治家們懵然訪問台北或對中國發表強硬言論就會遭到打臉。
如果美國的軍隊不能夠同時應對敵人各種協調一致的威脅，總統很可能將主動權或勝利拱手讓給對手，因為華盛頓手中的資源有限，隻能將其用於對付一種威脅而犧牲其他威脅。美國必須重新回到以戰略和軍事規劃結構為指導的預算中，以便讓政府可以同時應對多場戰爭。孤立主義者認為美國必須接受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而且美國影響力減弱也不會那麽糟糕。畢竟，軍事優勢成本過高甚至具有挑釁性。這完全是失敗主義論調。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植根於軍事主導地位。確實，保持美國這種決定性優勢的成本很高，但忽視它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事實證明，美國為保持軍事優勢和主導地位，應該，也有能力，負擔較高的軍事預算：二戰期間，美國國防開支占GDP的37%；朝鮮戰爭期間，這一比例達到13.8%；1968年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美國軍費為GDP的9.1%；。但2023年，美國國防開支僅占GDP的3%！
就在美國削減軍費致其硬實力衰退的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卻大力投資其非對稱能力，用於抵消美國的軍事優勢。如今，??他們的許多的彈藥射程都已超過美國，軍火生產速度也超過美國，更不用說他們在從導彈到水麵艦艇等關鍵平台上的數量優勢了。美國雖有質量優勢，但在與數量眾多的敵人對壘時，恐有寡不敵眾之慮。未來的戰爭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需要的彈藥遠超決策者的預期，以色列和烏克蘭的彈藥消耗率都表明了這一點。美國的庫存不足以滿足這樣的需求。多年來，各軍種一直在削減彈藥，以支持新的武器係統和平台。誠然，主要武器係統必須進行現代化升級，但決定國防預算時考量增加彈藥庫存也是必要地。政府必須未雨綢繆。否則某天當美國卷入遠離國土的戰區衝突，卻發現難以為其軍隊持續提供補給，那可就悔之晚矣。美國在後勤補給受到挑戰的同時，還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區作戰，因而需要建立更大的作戰平台和彈藥庫存，並確保在多個戰區部署此類能力。這也意味著需要確保美軍擁有基地、通行和飛越權 – 一個隻能由美國在全球各地盟友提供的條件。
2018年，由國會設立的兩黨國防專家小組國家國防戰略委員會強調，要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國防預算需要持續實際增長3%至5%。到2024年，國防戰略委員會稱國防預算年增長3%至5%隻是“最低限度”，並主張預算應“支持與冷戰期間美國國家努力相稱的努力”。川普政府必須聽從委員會的警言，增加國防預算。為此，政府可以削減非國防自由支配支出，並降低不可持續的強製性福利支出水平。它還應改革過於繁重的經濟監管環境，以更高的增長和收入抵消這些拖累。
民主武器庫
國防工業基礎在萎縮。這是因為國防部和國會向工業界發出的信號，阻礙了企業投資擴大生產能力和彈性供應鏈。政府必須提交足夠大的國防預算申請，以滿足美國真正的軍事需求，支持國防工業基礎成長。國會已授予五角大樓簽署某些關鍵彈藥多年期采購合同的權力，這種方法及其支持資金都應該擴展到其他遠程彈藥和導彈防禦攔截器（下圖 POLITICO/Defense One/DefenseNews）。為了擴大生產能力，五角大樓還可以使用《國防生產法》，允許政府優先考慮和引導資源用於生產國防物資。
但私營部門領導人應該清楚，對防空和導彈防禦攔截器、遠程彈藥和其他關鍵武器的需求正在穩步上升，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減弱。這種需求是不可避免的，工業界應該積極投資來滿足這種需求。川普政府則應該提醒五角大樓和國防工業采取行動的必要性。值得稱讚的是，國防部的複製計劃旨在加速采用新興軍事技術，整合顛覆性技術，並據以抗擊對手更智能、更便宜、更自主的無人係統。國防部長和國務卿需要提高效率，加快盟友購買美國武器的進程。川普政府應考慮大幅簡化常用彈藥的流程，或先發製人地建立出口庫存。軍方還應考慮維持更大的武器儲備，以便在危機時期更容易與盟友和合作夥伴共享。
為建立一個能夠無縫協作的尖端力量聯盟，美國還必須願意與盟友分享更多技術。美國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安全夥伴關係AUKUS可以成為與其他值得信賴的盟友和合作夥伴進行更多技術共享的典範。國防技術轉讓並非慈善行為，它越來越成為一種雙向奔赴 – 擁有美國技術的澳大利亞、芬蘭、以色列、日本、挪威、韓國和瑞典等盟友，讓美國為首的西方整體軍事科技能力大大提升。美國應該擴大與盟友的聯合生產，鼓勵他們生產可互操作的能力，從而降低成本、增加庫存、提高供應鏈彈性，並增強與中國競爭的集體能力。
領導國際貿易體係
經濟上美國不能以一己之力與中國單打獨鬥，那非常愚蠢。美國應當聯合盟友和合作夥伴，建立全球供應鏈 – 美國根本負擔不起在國內複製所有供應鏈（下圖 NBC/facebook/Linkedin）。奧巴馬倡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值得稱讚，該協議不僅降低貿易壁壘和擴大美國公司的市場準入，還為世界關鍵地區的國際貿易製定有利的規則。擬參加TPP的國家締占全球經濟的40%，但最後卻流產了 - 美國基於自己的原因退出了談判。這客觀上有助於中國擴大其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力。
大量證據表明，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樂觀主義是毫無根據的 - 中國和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沒有改變它們的政府或經濟，至少沒有以有利於自由世界的方式改變。非但如此，中俄兩國還都借此機會破壞這一國際經濟機構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的運轉機製。毋庸置疑，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是美國繁榮的主要原因。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和誌同道合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必須共同努力改革國際貿易體係，以保護美國利益免受掠奪性貿易行為的侵害。美國不應完全放棄現存的國際貿易體係，美國必須要領導該體係。否則，北京將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改寫貿易規則。美國應更慎重地將外援納入大國競爭， 推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可靠替代方案。
沒有時間內向
1934年1月，愛達荷州共和黨參議員、直言不諱的孤立主義者威廉·博拉（William Edgar Borah）在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下圖 TIME/Wiki）。博拉認為，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5年內一直處於和平狀態，全球軍費開支過高。他堅持認為，歐洲列強之間的緊張關係無法由局外人解決：“我敢說，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有必要或有理由參與對外戰爭。”但20世紀30年代末時，納粹對歐洲的征服使美國輿論發生了巨大轉變，遠離了博拉的孤立主義。到1940年5月，當德國軍隊入侵法國時，94%的美國人支持對國防進行任何必要的投資。到6月，超過70%的人支持征兵。
在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美國是否要重蹈覆轍，直到看見又一個親密盟友被征服後，方願更多地投資與國防需求呢？如今，孤立主義麵對的情況比二戰前夕更糟 – 美國現在的競爭對手比二戰前的軸心國更強大，更具威脅性。如果美國拒絕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那會比85年前拒絕承擔這一責任更加荒謬。如果烏克蘭失敗，對手會視其為美國衰弱的證據，盟友則認為美國的承諾不可信。美國必須直麵俄羅斯對烏克蘭/歐洲的威脅，美國兩黨迫切需要達成共識，接受硬實力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左翼對空洞國際主義的信仰和右翼對孤立和衰落的迷戀均不可取 – 真理隻在導彈射程範圍之內。
參考資料
Mcconnel, M. (2024). The price of American retreat.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price-american-retreat-trump-mitch-mcconn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