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留在記憶裏的關愚謙 ——— 替他說句話

 留在記憶裏的關愚謙 ——— 替他說句話                                                                        

   作者 金弢

我進單位處理的第一個卷宗就涉及關愚謙，他是我參加工作後認識的第一位海外華人。

先說幾句聊以背景交代：1977 級我進北外德語係，讀了本科又讀研，85 年 1 月進文化部。那年四月，中國作家協會將接待文革後來自西方國家的第一個作家代表團———西德作家代表團，其中有漢學家顧彬。中國作協文革後剛恢複工作，缺乏外事幹部，故來文化部借翻譯，候選人須具備兩條：德語口語和日耳曼文學，中國文學知識隻作參考。

因十年文革 “讀書無用” 加之對外交流的中斷，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十年沒有開口說德語，都已上不了口；工農兵大學生沒有日耳曼文學專業一說，碰巧我剛畢業，北外又是聽說領先，學了七年德語，口語正熱和，專業又是日耳曼文學，加上我酷愛中國文學，就被入選，跟文化部一位老大學生擔任中德文學研討會的口譯。我跟那位翻譯不一樣，我是從原單位全脫產，在作協外聯部協助工作，處理接團的日程安排，同時著手同年六月作家團的回訪事宜，組團參加 “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並順訪聯邦德國幾大城市，其中有漢堡。在漢堡的安排中，對方文化局的來函提到了 “關愚謙” 的名字。從文革以來至文革以後，關愚謙一直是個敏感人物。

我調來相關檔案，關鍵信息如下：關曾任職中國對外友協，從事外聯工作，文革期間利用工作之便，私取日本訪問團員的護照，冒名頂替蒙騙出關，逃離中國後先至開羅，後轉巴黎 ••••••

是時負責友協工作的是廖承誌，此重大外事事故發生後———據說是建國以來首例———廖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勒令廖必須圓滿處理此案。廖隨即通報外交部，其授權各駐外使領館，全權執行任務。廖大為光火，說：天大的責任由我承擔，就是出了人命也算我的！中國駐開羅使館去機場截人，未成；從而通知駐巴黎使館，但關在去巴黎的飛機上向法國政府提出了政治庇護。法國後來根據關本人的意願，關輾轉到了漢堡。

據悉，到漢堡後，關吃盡了 “人間苦 ”，什麽活兒都幹，在碼頭還扛過大包，身體力行了上海人特有的吃苦耐勞、堅毅認命的勁頭。到了八十年代初，乘中國改革開放的東風，關幾次想回國看看，都被拒簽。他到波恩不行，轉去美國加拿大照樣不行，據說沒有廖的點頭，這個 “叛逃分子” 休想回國。

因為改革開放的需要，政策變得寬鬆，內定與關的接觸不再是鐵板一塊，但不許過密，不能主動。陣容龐大的中國作家團，王蒙為團長，張潔、北島、舒婷、張抗抗等一行十六人到了漢堡，二十年過去了，關以為是接近國人親近祖國的機會到了，通過漢堡文化局向我們作家團發出了家訪的邀請，結果被拒。當天晚上大家在漢堡水塔高樓上觀焰火，關也來了，但彼此沒有靠近，相隔十幾米，互相望望，場麵很尷尬。

第二年王蒙當了文化部長，但續任作協副主席，因他來過西德，有不少德國人的賀電賀信，其中一封是關的。一般的外賓來信，作協外聯部就代為處理了，碰到特別來函，出於尊重，就先請示。因四個德語國家的文學交流是我的職責，所以信先到了我手裏。我電話請示，把信給王蒙讀了一遍，王蒙說：你們處理就行了。信的內容已記不清了，隻記得信的抬頭是：王蒙部長大人，落款是：小關在此有禮了。

1986年到1987年，作家團王願堅 （《黨的女兒》、《閃閃的紅星》的作者）、路遙等一行、詩人公劉團及其他的作家團到漢堡，關均未提過要跟我們見麵，不知是否因為第一次被拒絕的緣故。直到1988年，也是我來德國拿獎學金前最後的一兩次出訪，鄧友梅、瑪拉沁夫分別是團長，從維熙、王安憶、莫言、高曉聲、魯彥周等每次十幾號人參加漢堡舉辦的文化周， 留居海外的有劉索拉、高行健、馬德生等從巴黎或美洲前來，海內外作家在旅館一起吃專門定的中餐。這次關又邀請了我們，這回我們同意了，但是那些海外作家沒有被邀請。去他家之前，我和瑪拉先去了他的辦公室，進門時，瑪拉說，這是關教授的官邸，關回答說：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關在家給我們準備了意大利麵，飲品都是果汁一類的軟性飲料。見大夥兒來了，關用上海話對我說：嘠都儜，哈都哈煞了（這麽多人，嚇都嚇死了）。 我上海話不好，能說。 來賓濟濟一堂，中外參半，沒見到夫人出麵，或許在場，但不認識，沒有正式介紹。關公寓樓裏住著一對中男日女的留學生，學音樂的，餐畢，關請他們給客人表演古琴曲，還讓我即興翻譯了《平沙落雁》曲名。告別前，關讓作家們在客人留言簿上留言，高曉聲寫了：同是一個 “漢”；莫言的留言：“吃完麵條聽古琴” ，讓人不禁笑出聲來。

關的背景特殊，當時的國情特別，文革雖然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思想意識尚存，每個人出國都極為謹慎，跟關這樣的人打交道不事先請示太危險。80 年代，作家出國連看一場性電影都不敢，盡管大家都想看。人人心照不宣，回國閉口不談，事先捏估好，萬一被發現，就說不是蓄意，而是誤入不當之地；誰敢走漏了風聲，大家攻守同盟都說是他的提議。關的事件是曆史的產物，這種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成了一段史實，也就是曆史的本身，繞是繞不過去的，是不能再被人的意誌所左右。

關出國那麽多年，我們在中央單位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什麽對國家不利的話，沒有一點反動言行，包括剛到西方最初的那幾年，不同於個別流亡人士。說明他的心一直還是在中國，我們這文革過來的一代人都把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再者，國內對他的態度和事態的發展從開始的徹底抵製到後來的越來越親近，直到現在他成了國內的大紅人兒，成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座上客，中國作協舉辦的 《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還特邀了他。這些是否都意味著對他的過去以某種形式作了了結？是否算作一個官方的姿態? ——— 他在海外的一生細細品味起來，為常人所不能望其項背。

照他自己的話，當時如果沒逃成，中國便多了一個刀下鬼； 如果不走，他這個老右派文革中又受一茬罪，也難說能保全性命。那段經曆一直是關揮之不去的心病，看得出他最後的十幾年、二十年的文字風格，時而刻意言過其實、時而刻意矯枉過正的愛國姿態，都欲想表明那段曆史的反麵，以洗雪往事。最後是否真的完全解脫，還是個問號。這兩天我時時在關注、搜尋官方的消息，希望能看到一篇正麵報道，哪怕是一則短短的通訊，文中有那麽兩句美言足矣，這樣關的一頁就算翻過去了，逝者也可以安息九泉了。在此讓我們祝願他身心輕鬆，一路走好 !

或許鄙人孤陋寡聞，或許身處異域斷了內線，筆者以前似乎從未聽聞過關的某種官方正式說法的消息，沒有見過任何文字形式的書麵材料。是不是該給他蓋棺定論的時候了 ?

今天寫的這段早想寫、本該早寫的文字在腦海裏徘徊了十幾年，幾度舉筆又輟，想著畢竟這是人的一個痛處，是讓人不願回首的往事。寫早了，又何苦難為人呢 ？

笑到最後，笑得最好。終極關老的一生，是個重重的加號。

2018年11月23日 於德國慕尼黑

[劉大仁]

關愚謙不朽
他這一生與蘇武李陵相類，了不起